1.2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口吐真言，永远竖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圣经《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有网友问，二零零九年房价涨得有些离谱，二零一零年高房价的问题会缓解吗？

温家宝表示，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应当按现在的条件来改善群众的住房。其实，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的住房都有相当的改善，大概是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五倍，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三倍。」

马屁记者不小心泄漏天机

既然总理主动忆苦思甜了，下面的宣传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于是，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杰撰写的《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一文，考据出温家宝颇为清贫和艰辛的幼时生活，其中第一部分《小巷里的旧居》是这样写的：

温家宝，天津市人。温家世居今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后迁入城内。

「你找温家宝的家？」记者在天津市旧城南开区寻找温家宝中小学时代居住的房子。狭窄的达摩庵前胡同，拐角杂货铺的一位大婶指给记者，「那就是，他前几年回家时，我见过他」。亲切的口气像讲邻居家的大哥。

达摩庵，「文化大革命」前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家宝曾居住的是达摩庵前胡同九号院，推开年代较远的院门，面前是十分拥挤的小院，左侧翻修后房子就是温家宝过去的家。房屋的新主人刘志杰大爷、刘玉英大娘老两口，原住九号院对门，七八年前买下温家的老房。温家宝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上大学前就在这里成长度过。邻居们说，温家宝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家境很不宽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洼洼，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非常简朴。老邻居敬重温家书香门第，至今称温家宝的父亲为「温先生」。在他们的印象中，温家宝很聪明，功课很好，做事稳稳当当。人们记得，他与小伙伴一起卸下院门当乒乓球台。母亲上班把房门钥匙留在邻居家，温家宝放学去取，「刘娘，我妈把钥匙放您这了？」言犹在耳。

温家宝到中央工作后曾几次回到这条胡同，看望父母，走访老邻长辈，亲亲热热拉家常，在众人眼中，他还是隔壁的孩子，没有一点官架子。有时，温家宝的母亲炸好面酱，托跑运输的邻居带到北京。

徘徊在这条有些破旧的胡同，站在温家老屋的原址，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让人感到与历史贴得这么近，「平民情结」一定植根在他的胸中，他时刻惦念像儿时邻居一样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百姓，与他们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先不说这篇文章中的种种吹捧和谄媚之词如何让人肉麻和恶心，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不小心之间揭穿了温家宝的弥天大谎，就此而言，这名拍马屁的记者可谓功莫大焉：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之中，但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却透露，温家宝一家拥有的是两间共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九平方米与二十一平方米之间，足足相差了两倍多！即便是总理日理万机造成记忆有一定的误差，但也不至于相差到这样离谱的程度吧？更何况温家宝是学理工科出身的，讲究以「科学发展观」来治国。科学的原则在于尊重事实、在于一丝不苟，科学不是写诗，诗人可以将二十一平方米想象成九平方米，但一个科技工作者不能如此篡改数据，一名大国总理更不能如此瞒天过海。（待续）

从达摩庵到中南海的路有多长？

这名妙笔生花的记者竭力营造温家宝此刻仍然「临在」达摩庵的幻想。但是，我想说的是，达摩庵的老百姓们，温家宝早已不是当年的「邻家少年」了。你们继续蜗居，他已登堂入室。温家宝的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演技，是说谎不脸红的演技。中国政府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刀阔斧、根植痼疾的良医式的宰相，而是一个精通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技术的首席演员。于是，上行下效，既然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理，连自己少年时代居住过的住房面积都要公开造假，他所领导的政府如何疯狂地造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国家统计局才敢于拿出房价只涨了一个百分点的报告来；所以，山西省卫生厅才宣布不存在有毒疫苗的问题；所以，外交部发言人才敢于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只有罪犯而没有异议分子。温家宝政府，算不算是一个谎话大王领导一群贪官污吏的政府呢？

温家宝的话，常常说出了中国现实的反面。或者说，中国的现实很快就给他刚说出口的话一记响亮的耳光。果然，温家宝刚刚表白说他对人民群众蜗居的处境「非常理解」，北京立即就出现了天价地王，房价再度飙升。以北京房价的均价两万而论，如果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为两万，一年的收入只能购买一平方米的住房。换言之，如果他购买六十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掉工作六十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但一个人实际的工作时间大致为四十年，且还需要诸多日常开支、养家餬口，所以一套小小的住房足以压死一家人。面对此种处境，温家宝除了安慰性地说几句「理解」的话，简直束手无策。这样的人适合出演言情片，而不适合当大国总理。

当然，如果抱着「同情之心」去理解温总理，即便是他们一家当年居住的不是九平方米而是二十一平方米的住宅，也算是蜗居，也足以表明温家宝的平民出身。但是，无论是昔日的蜗居，还是今日的蜗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怪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不争气、自己太懒惰吗？毛泽东时代全民贫困的局面，是因为党垄断一切资源，党控制全民的生活，党是刀俎，百姓是鱼肉，百姓只能任党宰割。在「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土地和房产都被收归国有，所有的住房都由政府分配。如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很多时候，大饥荒的蔓延不是因为物资的匮乏，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同样的道理，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包括温家宝一家）住房条件的恶劣，也是由于毛泽东政权对民间社会的挤压、对民众劳动成果的剥夺造成的。毛泽东可以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座超过昔日帝王的奢华的行宫别墅，老百姓却只能「四代同屋」，看看方方写的《风景》，就知道那样的生活有多么「幸福」了。（待续）

温家宝为何无法遏制房价的上涨？

而「毛后」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仅仅由于当局少作一点恶，少对民众少作一些束缚，蕴藏在民众之中的、自发的力量与激情，便如火山岩浆般迸发出来。是民众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绝对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造福与恩赐。然而，当权者看不得老百姓过上一天好日子。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局再度以抬高地价的方式，第二次向民众征收隐形的重税，以此达成掠夺民众手中刚刚捂热的一点血汗钱的目标。所以，正是政府的「卖地」财政和「房地产」GDP，才让新一代的中国人深陷于蜗居的漩涡之中。人性都是卑微的，像《蜗居》中的女主人公海藻那样，不惜出卖爱情、青春和尊严，换取「告别蜗居」的生活，遂成为一种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不知一惯都作道貌岸然状的温家宝总理，是否也会「理解」这样的生活选择呢？

温家宝大肆标榜当年的蜗居生活，是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吗？可惜，这个距离早已遥不可及：一入中南海，皇宫深如海，中南海里面的人，又怎么会跟蜗居里的人有共同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呢？但我还是想建议温家宝先生，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就应当反思毛时代的人民的蜗居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就应当彻底批判毛泽东时代奴役人民、戕害人民的种种罪恶；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应当对当下普通民众蜗居的现状对症下药，仅仅让部分央企撤出房地产行业只是杯水车薪，剩下的那批央企仍然占据着房地产行业九成的份额，各地政府仍然在乐此不疲地通过卖地拉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并加剧经济的泡沫化，你敢于触动这个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吗？你当然不敢「壮士断腕」了，因为你的弟弟温家宏便是一个大房地产商，你们的家族也是从猛涨的房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吃到嘴巴里的糖你们愿意吐出来吗？

一个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的处境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逆向的血统论。其实，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子弟，一旦进入中共一党垄断的权力体系之中，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像温家宝这样平民出身的高官，有一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于连式」的人格模式，知道苦日子是什么味道，为了彻底告别苦日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尊严。正因为目前的饭碗来之不易，这类人比起从小养尊处优的太子党来，更是念兹在兹、战战兢兢。温家宝看到了赵紫阳的「前车之鉴」，遂奋不顾身地投入特权阶层，去瓜分属于自己的份额。所以，寄希望于温家宝出手遏制房价的上涨，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继续蜗居下去，老百姓在蜗居中所付出的代价，正是温家宝和他的政权存在的前提。

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与行政院长有多年轻？

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已经初步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江李与胡温之间的顺利交班和不成文的退休年龄的划线，大致避免了当年苏共让「垂死者」上位掌权、「病夫治国」的危机，但论资排辈的「老人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干部年轻化」只在基层和中层部分地实现了。在中枢层面，胡锦涛当年在「六四」之后被「破格」提拔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邓小平相中的隔代交班的人选，但那时胡已经接近五十岁，等到与温家宝一起「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则已经六十多岁了；如今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也是如此，在「候补」阶段，就已经不再年轻了，再经过五到十年的打磨，他们必然未老先衰，根本就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意志。

回顾历史，在中华民国时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类似的职位，前后有两个：一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二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行政院长。他们与共产党时期的周恩来、温家宝等人一样，虽然不掌握最高权力，却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因此地位也十分重要。那么，这些人的年龄大致如何呢？一翻史书，我才大吃一惊：如果将温家宝放在这个序列当中，绝对是一个高龄的「老大哥」。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清末即在外交界崭露头角的唐绍仪。唐出任总理之初，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其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那时，他年仅五十岁。

其他一些在北洋政府中颇有名望和政绩的国务总理，年龄也大都为四十多岁。比如，进步党人熊希龄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家颜惠庆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法学家王宠惠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网罗一批留学英美的、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组建「好人政府」；而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在代理国务总理并兼任外交总长的时候，居然年仅三十八岁——即便在今天的省部级官员中，都找不到如此年轻的人。

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依照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思路来组建政府部门，行政院是行政分支机构，历届行政院长也都比较年轻。比如，第一届行政院长、作为「革命元老」的谭延闿，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十月转任行政院院长，此时他年仅四十八岁。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一九三一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岁。

民国时代的这些行政首脑，大都具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他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便脱颖而出、为国效力。仅仅从这一个指标来看，民国政治并非后来人们想象和描述的那么不堪。（待续）

何时我们才有像奥巴马与卡梅伦一样年轻的领导人？

二零零八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是他比共和党的对手麦凯恩年轻许多。共和党错误地推出年龄过大的麦凯恩参选，麦凯恩已经七十开外，满头银发，虽然他是越战英雄，却让人怀疑他是否具备充沛的精力领导美国冲出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惊涛骇浪；而作为参议院的新面孔的奥巴马，出人意外地战胜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奥巴马只有四十出头，身手敏捷，充满激情。有人说，麦凯恩代表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而强调「变革」的奥巴马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和希望。有学者统计过美国的历次总统大选，发现有七成左右的结果是比较年轻的一方获胜，而比较年长的一方获胜的时候只有三成左右。可见，在民主社会，大家的选票会天然地倾斜向年轻者一方。

二零一零年的英国大选也是如此。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党魁克莱格都只有四十出头，大选获胜之后组建联合政府，卡梅伦成为两百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作为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赋予这个被认为比较刻板的党以朝气和活力。他虽然出身贵族，在牛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却经常骑自行车上班，到平价商店购物，极受年轻人的喜爱。此次英国大选首次采用在美国早已流行了半个世纪的电视辩论的形式。英俊潇洒、思维敏捷的卡梅伦和克莱格大出风头，而比他们年长二十岁左右的现任首相布朗则被映衬得暗淡无光，英国《苏格兰人报》幸灾乐祸地描述道：「布朗似乎在一个星期内头发都变白了，他看上去好像已有一百多岁。布朗的言论就像一位老校长令人头疼的长篇演讲，这不是人们想听的。」

美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奥巴马，英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卡梅伦？这是因为英美是民主社会，是多党竞争，是全民选举。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年轻人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社会的专制化程度越高，老年人把持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前后的台湾，在这一点上对比强烈：两蒋时代的台湾，用孙隆基的话来说，「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那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的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是六十几岁，却被称作是『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台湾民主化之后，即便是「百年老店」国民党也不得不适应时代变化，「少壮派」的马英九才可能摆脱「连战连败」的连战等元老的挤压，出马带领国民党打赢选战。

与之相反，只要中国一天处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之下，中国一天就不可能出现自己的奥巴马和卡梅伦。中国人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可惜，我们手上没有选票，所以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意愿。在民主匮乏的中国，温家宝们既然可以「自动当选」，自然要「再接再厉」，非得做到不能动弹才让位。而一切的辛苦与疲惫，反倒成为他们向民众炫耀的资本，和向民众索取崇拜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最为吊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