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
——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公安机关将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送达检察院，即意味着在未来数星期之内，该案将开庭审理。对此，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该声明指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也是《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我们欢迎它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解放，并将继续把它视为一个珍贵机会，以启动讨论其提出的关键问题。……令人遗憾和关心的是，我们收到官方镇压宪章代表人物和签署者的信息，使人联想起一九七七年后捷克《七七宪章》签署者面临镇压的情况。」捷克虽然是一个中欧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无法制衡多财善贾、踌躇满志的中共，但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国纷纷放弃对华人权外交、为了自身利益而「与狼共舞」之际，这份声明对于所有追求自由与公正的中国公民而言，都是寒冬里的一丝暖意。
这一声明当然难以收到促成刘晓波获释的实质性作用，但它再次显示出《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在被背叛、占领、欺骗或侮辱的情形之下，仍然可以做出「脱颖而出」的选择，这种「脱颖而出」的精髓就是「对邪恶的抵抗、不顾一切的抵抗」。哈维尔说过：「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一个不坚守心灵的真理的人，是不会真正去仰望星空的。如今，为了看到满天的繁星，刘晓波下到了最黑暗的井底。
用尊严来换取面包的捷克
「七七宪章」诞生于捷克的「面包时代」。那时，苏联东欧诸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现颓势，实际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产根本不能支撑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全民福利国家的诺言」。不过，这种经济水平反倒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当局可以利用短缺经济来达成对民众的精神控制，用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权力自我合法性的「父爱主义」，他在巨著《社会主义体制》中指出：「当权者坚信他们比被统治阶级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可以分配到面包吃；如果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就没有面包吃——不仅如此，你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直到你流泪告饶为止。
这就是列宁的承诺：面包会有的。对此，法国思想史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发掘中欧持不同政见者思想的《欧洲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洗运动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时代。在当时无人为这一时期命名，但后来，长于黑色幽默的捷克人把它形象地称作「面包时代」——在恐惧环绕四周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面包便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目标，成了为惟一追求的对象。」这是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
对于「面包时代」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目光如炬的哈维尔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布拉格某水果店的经理在橱窗上张贴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这个经理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对全世界无产者是否团结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即便他不这样做，也不会立即遇到麻烦。但他仍然要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主动向当局效忠的方式，至少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完全接受你们定下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张挂在脖子上招摇过市的「良民证」。由此，他扼杀了自己的良知，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伪装起真实的一面。在哈维尔看来，这样的「不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他们正在一边腐蚀又一边建设着这一系统。他们只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更加安逸，而放弃了自由与道德原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其他公民的压力，致使更多人仿效这样的做法。由此，权力大获全胜：「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变得隐蔽而又无比强大，强大到可以深深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那么，有没有人从「面包时代」的辖制中「脱颖而出」呢？在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的冷漠、虚伪、利己、怯懦和对物质利益的狂热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群「拥有改变世界能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实和自由，而非对自身温饱的关切，并非满足于日常生活所给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他们坚定地认为，「那些被人们抛在脑后的东西：尊严、责任、团结以及精神生活，才是构成欧洲文化的真正价值」。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就必须肩负责任，不计较得失。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有人亲身经历到了这种改变，比如，昔日在狱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徒哈维尔，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统；也有人没能活到自由降临的那一天，但他们安心地瞑目而逝，因为他们为那个无比美好的愿景承担过、付出过、战斗过，他们的不幸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找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不幸又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中的一员，就是哈维尔的老师、哲学家帕托什卡。
帕托什卡：为了真理，受苦是值得的
帕托什卡不是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功地扮演了「哲人」的角色，一边向权力暗送秋波，一边又故作高深莫测状，让自己在纳粹时代和战后同样享受尊崇，这需要一种怎样的「聪明」呢？而帕托什卡是一位「笨拙」的哲学家，甚至是一位「失败」的哲学家，他在纳粹时代被禁止教书，在共产党政权下更是自贬为社会的最底层。由于选择不背叛，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失去了一切：被禁止使用护照，禁止出国访问，作品被共产党政权列为禁书。他想要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只能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担任保管员、操作工以及翻译。他没有公开的课堂，只能在自家的地下室中秘密地给几名学生上课，学生们蹑手蹑脚地来，蹑手蹑脚地离开。帕托什卡的女儿回忆说：「在七十年代，每翻译一页的收入只有二十克朗，约合四法郎。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宁愿选择翻译那些愚蠢的文章也决不做出任何妥协。」因为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坚信：「作为一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哲学家，其使命并非跳出自己的领域去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应将哲学与国家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哈维尔邀请帕托什卡参与《七七宪章》的工作的时候，这位年迈的老人慨然同意。他意识到，现在是该走出象牙塔的时候了，在一个被权力所异化和扭曲的社会中，所谓「价值中立」的、「抽像」的学术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并不能阻止人们的道德水平跌破底线。很快，帕托什卡全权负责《七七宪章》的组织工作，探访所有需要联络的人，四处搜集签名，虽然忙得无法负荷，却固执地拒绝将哪怕一丁点事务交与他人。当有人建议他寻求一点帮助时，他总是愤怒而坚定地回答：「我是发言人，我还能动。」对于帕托什卡的贡献，多年以后，哈维尔深情地回忆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份事业。我难以想象，如果在运动一开始缺少了他光明的人格魅力的引导，宪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帕托什卡精心修改了《七七宪章》的文本，使得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中，签署者们的视角已不再局限于对道德必要性的诉求，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责任感的普遍丧失、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以及所有那些让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为者和受害者的陈规陋习。《七七宪章》跟政治有关，但又超越了具体政治事务，《欧洲精神》一书如此概括其精神立场：「诚然，所有这些关于深刻问题的思考是在受到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狭窄的范围：不同政见思潮不断地深入，已经触及到伦理学问题，其基本观点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或许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它关注的焦点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有关。
当初，帕托什卡答应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危险。与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抗争与周旋的经历，让他深知一份具有精神性的文本比一份单纯的政治性的文本更让当权者心惊胆战。正如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让那个崇拜希特勒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一样：「所有这些关于「精神秩序」和「存在秩序」的废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惟一秩序就是监狱秩序的规矩！」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正义与善的力量。即便典狱长看不懂，他也感到害怕。果然，《七七宪章》刚一发表，帕托什卡便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狱中他经历了无数次漫长而痛苦的审讯。最终，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问询之后，他再也无法坚持，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因脑溢血逝世。
在帕托什卡最后的日子里，完成了一篇具有墓志铭意义的绝笔，其结尾处这样写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这些高尚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只剩下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了。」是的，没有像帕托什卡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战斗与牺牲，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不会水到渠成。上帝并非对捷克人偏心，上帝并非遗忘了中国人，上帝的恩赐从来都是给予那些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
用自由来换取蜗居的中国
如果说昔日的捷克是一个「面包时代」，那么今天的中国便是一个「蜗居时代」。就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比昔日的捷克人要充裕和丰足得多。昔日的捷克人面临着如何用足够的「面包」填抱肚子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人则面临着如何寻找一个「蜗居」栖身的问题。以权势熏天的市长秘书和他包养的二奶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一时间万人空巷。这部电视连续剧以一种几乎等同于复制的方式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搬上了屏幕，虽然遭到审查部门的删节，仍然具有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罕有的一种质量，那就是真实。人们不再义正词严地谴责「二奶」和「小三」们了，反而对她们充满了同情甚至艳羡，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呢？
年轻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连「蜗居」也争取不到，便只好沦为「蚁居」了——北大社会学博士廉思经过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处于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之后了第四个弱势群体，即「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并以「蚁族」命名之。而「蚁居」要升级为「蜗居」，做「二奶」与「小三」便是一条终南快捷方式。喜儿何妨嫁给黄世仁呢？
从蚁居到蜗居的路有多长？署名「落雪是花」的媒体人在凤凰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零后女人急于寻找有钱有权男人？》的评论，文章说：「这年头，尊严能值几个钱？还不是物质跨下的玩物？只要做了「二奶」，所谓的爱情、友情、人格、廉耻等就统统被严重扭曲了。……当调查都市女白领「傍大款」、「周末二奶」现象时，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人表示「应该及时享乐」，言外之意就是认同这些现象，只是如此「好事」没机会碰上，如若碰上了那还不是趋之若骛、纷纷效仿吗？」而另一位作者梁丁在《从「蜗居」开始社会重建》一文中写道：「像道德沦丧和价值解体，每个时代都有。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连做房奴都需要很拚命，否则你连房奴都做不了，不信，你就想想很多农民、矿工、农民工的遭遇吧，于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可你即便拚命了，甚至说你还很有能力，你也可能被人家权二代富二代轻易地黑下来，于是，这个奋斗就成了一个「斗智斗勇」的话题，「不择手段」只是很基础的要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正直且勇敢地生活，不但是得不到奖赏，而是时刻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还如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德呢？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的在使坏，可每个人又能轻易发现大面积的社会之坏，然后为自己提供持续使坏的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谁在其间有幸福和尊严呢？
中国的「崛起」，是以大部分人不得不「蜗居」乃至「蚁居」为代价实现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为什么要去傍那些并不英俊和年轻的男人呢？一言以蔽之，那些男人有钱有势，而钱又是来自于权，所以她们实际上是依傍于权力。而其他人呢？在今天的中国，谁没有依傍于权力呢？在权力面前，哪个商人、哪个大学教授、哪个电影明星不是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呢？秋雨含泪，故而有资格入股国企，熬成亿万富翁；兆山哭鬼，故而能入选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家代表团，花纳税人的钱周游世界。这个时代，其实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尤其是选择作恶的自由。余秋雨和王兆山，孙东东和孔庆东，并没有人用刀枪逼着他们作恶，他们作恶乃是自觉和自动的作恶，乃是一场向着权力的裸奔。
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新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位于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馆长透露，他们修建的「中国领袖广场」即将完工，雕塑家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个领袖塑造了巨型塑像，每个塑像重达十多吨，选用四川上好的晶点花岗石，红色背景墙上，还配有六篇《人民日报》社论。房地产商樊建川曾投入巨资兴建抗战博物馆，呈现国民党抗战的功绩，深受民众之赞誉。然而，这一次他却赫然「转型」，塑造领袖塑像、修建领袖广场，这是什么原因呢？身为国民党将领的后人，樊建川在毛泽东时代受过不少折磨，他在内心深处未必敬重与缅怀毛泽东。但他仍然以此表达「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一做法与哈维尔笔下的水果店的经理何其相似！那个经理只想平平安安地经营一个小店，故而只需挂出一幅横幅就足够了；樊建川则要确保已有财富的安全，甚至继续赚更多钱，故而要打造规模宏大的领袖广场。
在今天的中国，越是有钱和有名的人，这种「效忠式」的表态就越是要高调，这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潜规则」。所以，「神州亿万皆小三」：《蜗居》里的女主人公海藻如是，「文化大师」余秋雨如是，作协主席王兆山如是，地产巨子樊建川亦如是。
哈维尔和刘晓波的光荣荆棘路
然而，为面包而活、为蜗居而活，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七七宪章》的横空出世戳破了「面包时代」是一个「福利社会」的谎言，它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面包来生活的动物；那么《零八宪章》的应运而生则揭穿了「蜗居时代」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大话，它也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蜗居而活的动物。当年捷克的帕托什卡、哈维尔们，只要稍稍抹煞一点良心，共产党当局就会按照他们的地位和才华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而曾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曾担任过国务部长的匈牙利哲学家毕波，完全可以凭借各自的民望继续在政坛上长袖善舞，但他们意识到这个制度不公正性，便毫不留恋地与之决裂：或走上流亡的之路而成为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咒骂的「祖国的叛徒」，或留在国内成为「内心的流亡者」并被所有的公共媒体「消音」。哈维尔多次被捕，没有在监狱中的时候，警察则寸步不离地跟踪他。警察在他郊外的农舍的外面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视哨——它看起来像一个建在椿柱上的可移动的小教室，他们还故意弄坏他的汽车并宣称是「爱国群众」的「义举」。
当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一切，今天在中国继续上演。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许多签署者一样，并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乃是出于良心的自发选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次坏」的社会、这个纵容人们升官发财的欲望的时代，如果他们将个人的才华与学识「卖与帝王家」，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当年，在大学里才华远不如刘晓波的、他的同学和同事们，现今多半已经成为学界名流，或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为帝王将相唱颂歌，或对漂亮的女研究生实施「潜规则」，或挂名主编利用学生的无偿劳动编写教材，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而刘晓波选择的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对生活的理解超越了「面包」和「蜗居」的层次，他是为人的自由、尊严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活。在刘晓波家的楼下，中共当局也设立了一个简陋的岗亭，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都有穿警服或穿便衣的人呆在里面。在被捕前夕，刘晓波与刘霞正在准备搬家，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是刘霞一个人搬完了家。虽然刘晓波还在狱中，但在他们新家的楼下，一个崭新的岗亭又建立起来。
与帕托什卡并非《七七宪章》的最初起草人一样，刘晓波也不是《零八宪章》的最初酝酿者。但是，后来帕托什卡和刘晓波都成为各自国家的宪章运动的灵魂人物。我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与刘晓波和其他几名朋友在一家餐厅中谈论这份文稿时的场景。那时，这份文稿连名字都还没有确定，是叫《人权宪章》好呢，还是《零八人权宪章》好？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说出了《零八宪章》这个名字，既简洁明快，又直接与《七七宪章》呼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份文件会让中共如临大敌，并丧心病狂地将刘晓波抓捕入狱。这份文件已经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作比这份文件的措辞更加尖锐的文字。我们虽然生活在不自由的大环境下，但早已「假装」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下。我们点名批评胡锦涛的时候，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民权利；就好像一个美国的批评家，当他点名批评美国总统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感。我们不认为批评胡锦涛或共产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并未将《零八宪章》放在心上。但是，比我敏感的刘霞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她建议晓波不要卷入太深。晓波说，这些事情必须去做，即便为此坐牢，这是他对「六四」亡灵欠下的债。他始终将自己当作一名「赎罪者」。一旦晓波做出此决定，刘霞便完全支持他。二十年以来，此前晓波三次入狱，她均是如此默默地承受告别与重逢的煎熬。
不值得颠覆的政权与为救中国而努力的刘晓波
刘晓波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刘晓波对权力没有任何兴趣，自然也没有颠覆它的兴趣。就好像当年哈维尔反对共产党并不是为了「吾可取而代之」，虽然后来他成为民选总统，但他的精神气质始终与权力结构格格不入，他的总统身份更是象征意义上的。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圈子里被大家认为像孩子一般透明，其人格魅力正在于直言不讳。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蔑视权力的中国人，并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权力的喉头。「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他持之以恒地用墨写的文字捍卫渐渐淡去的血写的真相，他如杜鹃啼血般告诉国人和世人，侵犯人权、耗尽能源、破坏环境、纵容腐败，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死胡同。如果整个世界都被迫依附于中共的这一「梦想」，那么人类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近年来，刘晓波的许多文章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判权力的运作，而进入到精神和价值的反省与重建的层面。在他的思想和写作中，有一个即便在独立知识分子当中也罕有的维度，那就是「对批判的批判」和「对异议的异议」。换言之，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恶魔或怪兽，「共产党」就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当中，就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当中。经过六十年的统治、教育与宣传洗脑，我们已经被共产党全部或部分地「克隆」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像哪咤那样「剔骨还父」，像关公那样「刮骨疗伤」。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的文字并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引导同胞完成对被奴化的精神结构的颠覆与重建。
刘晓波被捕之后，我所能做的事情，除了撰写若干篇关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文章并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之外；便是为刘晓波编辑一本名为《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的文集，并在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在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当中，我重新仔细阅读了刘晓波这几年间撰写的数百篇文字，不禁感慨万分。刘晓波的作品理应选入中学和大学的公民读本之中，因为这些文字堪称如何成为「好公民」的简明说明书，让我们摆脱「蜗居」这种可悲的生存状态，让我们眺望到温家宝眺望不到的灿烂星空。而温家宝悍然将为这个国家寻找灿烂星空的刘晓波逮捕入狱，正表明他的内心何其黑暗。
三十多年之前，帕托什卡的文字在捷克只能得到相当有限的传播，「所谓地下传播的方式，通常就是一小堆人躲在一处隐蔽的地方，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慢慢拼凑出一本书。那时候的一张碳纸只能复写出四五份文稿来。」三十多年之后，刘晓波的文字虽然在中国大陆不能公开出版，却通过互联网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广为流传；他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著作，亦有不计其数的盗版和复印本在中国大陆悄悄流传。可以说，刘晓波比帕托什卡要幸运得多。我在香港机场的很多书店里，都看到《大国沉沦》一书被摆放在显着位置，我也看到香港作家倪匡先生在《苹果日报》上对该书的一段评论：「刘晓波。记住这名字，他是当代伟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为救中国而努力。他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勇，以文章为战斗工具，对抗种种来自极权的迫害，「不识时务」至于极点。以人性的光辉织出他身上的光环，是黑地狱中少见的明灯。」
今天，如果中国的街头遇到一名路人，如果他们看过电视剧《蜗居》，如果他们读到过《零八宪章》的文本，那么询问他说，你愿意活在《蜗居》中的中国，还是实现了《零八宪章》的中国？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后者。是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关得住刘晓波的身体，却关不住他的灵魂和思想；胡锦涛和温家宝可以动用举国之力封杀和围剿《零八宪章》，却不能阻止《零八宪章》的理想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