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影帝的配角们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有诗云：「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一语道破天机，今天的朝廷，从堂堂宰辅到九品芝麻官，都在忙着演戏。影帝固然演技炉火纯青，但偌大的舞台上，如果仅有影帝一个人出场，亦不足以打动观众。所以，影帝身边，必须有大大小小的配角，起烘云托日之效果。温家宝喜欢的是哪些配角呢？
误将李鬼当李逵的吴仪
「铁娘子」吴仪先后在朱内阁和温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先是温家宝的工作伙伴，后是温家宝的得力副手。有一次，吴仪到上海考察的时候，在会议上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很差。
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批评，被各大媒体大幅报道。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本就没有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李鬼店」。林老板强烈要求「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但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说吴仪副总理弄错了吧？」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会犯错误的、有限的人，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既然犯了错误，就应当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然而，被誉为「开明派」的吴仪，在这一点上也和中共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之后，为了面子的缘故，不向被冤屈者道歉。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独占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烈。
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自己施政不佳的惩罚，希望以此获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致使中华大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却从来没有公开承认错误，更是拒绝向民众鞠躬道歉。
吴仪不仅应当向「永和豆浆」道歉，还应当向所有的消费者道歉。当时，吴仪刚刚接替死去的第一副总理黄菊，并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当然有责任确保老百姓都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吴仪焦头烂额、防不胜防。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吴仪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老百姓又焉能分清呢？而且，她在没有经过调查和甄别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伤害的是一个名牌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自己担任的副总理的职务。
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人对温家宝内阁中的「女一号」吴仪赞不绝口？连香港评论家董桥也盛赞吴仪魅力无穷，赞誉之语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我左看右看、前思后想，怎么都没有在吴仪身上发现有丝毫的个人魅力。在其任上，吴仪可曾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可曾向数十万计的因政府不作为而染上艾滋病的的患者表达歉意？她接见过为艾滋病人的人权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当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她本可出面干涉，却不闻不问，使得高医生不得不以八十高龄出走美国。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变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不敢流通的假货。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温家宝政府有能力实现禁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故意的「一手硬一手软」吗？（待续）
作为法盲的司法部长吴爱英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这也表明了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失职与无能。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之差别。单单将某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律师参与辩护的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何谈「依法治国」？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练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孩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这些「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呢？吴部长的这篇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师，便会被敲掉饭碗，便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便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一地便有五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那样，对律师群体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有三分的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大陆，共产党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反正法律是他们一手制定的，他们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谁敢有怨言呢？
吴爱英部长便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进反退，从严管律师到掀起「严打」运动，法律成为「维稳」的工具。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但从温家宝到吴爱英，均不信仰法律。在今天的中国，宪法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已。温家宝和吴爱英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常识：律师不独立，司法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待续）
「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
看到这个题目，看官莫误会我在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我是在写本来索然无味的「两会」上出乎意料地上演一出精彩话剧。日光之下无新事，中共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两会」，从来都平淡如水。那些习惯于说「假大空」的废话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现任的或退休的官员。所以，「两会」历来既与人民无关，也与新闻无关。
在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惟一引起草民关注的事件，不是温家宝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告和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承诺，而是「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两个新式成语。
玉娇者，邓玉娇也，为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一洗脚城的服务员。刀者，修脚刀也。野三关镇，镇如其名，似乎本来就是一处化外之地，不在温家宝的统治之下。这里的十二品小官，却个个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酒足饭饱之余，居然想强暴无辜的邓玉娇。为反抗淫官的施暴，弱女子邓玉娇怀着同归于尽之心，以修脚刀格杀之。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她最终获得从轻发落，这也算是近年来民意的一次罕有的胜利。
鸿忠者，李鸿忠也，为湖北省省长。笔者，录音笔也。三月七日，湖北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李鸿忠步入贵宾厅接受采访。李巡抚洋洋洒洒，大谈湖北发展势头良好。《京华时报》（属人民日报系统）女记者刘杰最后发问：「省长，您怎么看待邓玉娇？」李鸿忠勃然大怒，脸色阴沉，怒视女记者。然后，猛伸出魔爪，夺其录音笔，「你是党报的！党报怎么舆论导向的？我找你社长去。」女记者遭此辱骂，唯有以泪洗面。
一夜之间，此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统治湖北数千万民众的李鸿忠，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却成为众矢之的。「鸿忠抢笔」成了一个网民创造的汉语新成语，与「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并列，未来一定可以收入汉语词典当中。
紧接着，数千网友发起罢免李鸿忠的联署信，民众在网上呼吁罢免省长，自中共建政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李鸿忠抢笔之举乃是一时失态；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他的「常态」，而非「失态」。独立评论家冉云飞指出：「李鸿忠这种官员面对媒体时的拙劣表演，不是他个人的独得之秘，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他们长年累月浸润到骨血里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们要明白权力受限、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从江泽民用英文怒斥香港记者张宝华「年轻、愚蠢、无知」；再到前广州市长林树森呵斥香港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并警告说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拿到内地来；接着郑州规划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再到广州路政官员用粗话应对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中国特权阶级之蛮横粗暴，堪称世界第一。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大人的话音未落，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忠便给了上司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不罢免公开与之作对的李鸿忠，温家宝这个总理如何继续干下去呢？
然而，李鸿忠仍然安居其位。在二零一零年夏天中南部抗洪抢险的会议上，温家宝在台上侃侃而谈，李鸿忠就坐在第一排侧耳倾听。温家宝看到戏班子中的这个不称职的配角，不知是「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待续）
是「造城市长」，还是「破城市长」？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的显赫政绩。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每个地方的「父母官」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这个土皇帝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长大人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市长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化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强势作风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疯狂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彰显政绩的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强迫拆迁成为今天中国公权力与私权利最大的对立和冲突。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缺乏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
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可是，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他们的手下们，却非得将中国的老百姓「折腾至死」不可。（待续）
该补习数学课的监察厅副厅长
在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背景下，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却对媒体说，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中国的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数据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象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温家宝早已被绑上了权贵集团的战车，首先他自己就不敢公布个人和家族的财产。
赵大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大地震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谭作人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来到成都作证，亦遭到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直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成熟」不了。比如，北京方面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有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率先公布个人财产的陈勇，比摀住真相的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厅长，乃至中纪委书记，正所谓「当官如不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市民愿意公布个人财产，官员却避之惟恐不及。还是赵厅长说出了温家宝的心声：让官员公布个人财产，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