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连御用文人余秋雨都知道「含泪劝说」，温家宝不能停留在跟余秋雨同样的水平上。否则的话，温家宝不妨辞去总理的职务，干脆去当一名「文化大师」算了。或者，如果担任总理只需要具备言辞绚烂、演技突出、随时流泪的本领，那么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的余秋雨才是总理的最佳人选呢。
更为吊诡的是，贵为政治局第二号人物，温家宝却没有安排影响力比凤凰卫视大若干倍的央视前来采访，而是选择大部分国人都无法收看到的凤凰卫视来「表露心声」。国内各大媒体转载这一消息的时候，只是泛泛称之为「接受媒体采访」，故意隐去凤凰卫视之名字。究竟是温家宝无法控制央视、甚至不能通过央视来传递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得不将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临时的「透气孔」；还是温家宝严格遵循中共内部的宣传纪律，只有在面对那些国人基本上接触不到的媒体的时候，才敢说几句真话呢？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温家宝在这段讲话中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连医生都知道，必须对症下药，温家宝连病根都没有找到，为什么就有药到病除的把握呢？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胡温执政以来，当局腰包越来越鼓，财大气粗之后，以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殊不知，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模式」，不仅不能拯救世界，甚至也不能将中国带入繁荣自由的彼岸。中国当下的境况，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病入膏肓。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在学校就读的、青春期情绪波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然出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近期屠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杰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俄社会的特征，即「飞地发展」。他谦虚地说，这是「一个笨拙的术语」，其实这个术语非常形象且极为准确。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平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干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脏、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的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于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比之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呢？即便温家宝权力有限，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待续）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采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支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这类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其口气中充满杀气腾腾的味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采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也以此为借口，展开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性管理，甚至是强制救治和关押。这种只要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员，都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救治」的思路，在目前人心惶惶的情形之下，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支持。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屠童案件反倒成了警方为所欲为的借口，又一批公民的基本人权将遭到粗暴的侵犯和践踏。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镜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只有当民众具备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才会自觉地抵制犯罪的诱惑。可惜的是，温家宝和武和平们闻「自由」而色变。这些习惯上占有权力的人，很难理解自由精神，也很难承认和顺应历史的主流。他们总是以为人可以驯服于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可以压倒，可以臣服，可以由外来的强力（包括心理暴力如意识形态的复制）来改变。于是，中国的屠童案件愈演愈烈。（待续）
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于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采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的「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利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别无他法。温家宝明明知道专制制度无法给予民众尊严，却紧紧抱着专制制度不放，这就是知行的脱节乃至对立。
普通民众有没有尊严感，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根本差异，也是英国为何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宪政改革，而法国者深陷于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的根本原因所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亨利王子的老师福蒂斯丘在《英格兰政治法通博评传》一书中指出，法国属于绝对君主政体，国王是一切法律的滥觞，人民是国王的臣民；英格兰却属于有限君主政体，建立在人民自愿默许的基础上，国王本人和他的本国同胞一样，受制于同一批法律。英格兰是自由人的联盟，他们是自愿决定组成王国的，且最终的目的乃是「获得前所未有之安全保障，然后得以生息并享受其财产，得免受各种祸患及损失，从而解除内心之忧惧」。所以，英国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分野，却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他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更像当年的法国而非英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不仅没有尊严，连中共长期标榜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