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总理点石成金，小民脱胎换骨？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农妇熊德明的家门口，一时兴起停下来与之聊天。这一举动让地方干部猝不及防。一片沉默之后，向来直言直语的熊德明，不顾此前村干部的封口令，鼓起勇气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她告诉温家宝说，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工资被长期拖欠，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一直没有拿到。温家宝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六个小时后，熊德明拿到了被欠的工资，这一速度与此前的马拉松式维权相比，可谓神速。

作为被拯救的对象的熊德明，有能力拯救别人吗？

在官方媒体上，这张照片显得无比温馨：温家宝伸手握住农妇带着泥土的手，两人都开心地笑了。对于熊德明而言，几乎是「一句实话、一夜成名」；对于温家宝政府而言，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清理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老大难问题。

然而，熊德明的丈夫被拖欠工资仅仅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被拖欠了数百亿工资，而拖欠环节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各级政府机关。因此，温家宝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党政领导依然为所欲为，解决了一笔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新的被拖欠的工资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

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完全解决农民工薪水被拖欠的问题，根本是不现实的。堂堂一位政府总理，居然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足见这套制度的运作是何等低效乃至无效。李庄案的辩护律师陈西说：「从这里看出什么？律师是没有用的，法院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体制设计就是权力是最有用的，一个官司一年零三个月判不了，拿不到一分钱；总理一句话，钱就送上门了。这样的国家，谁还相信法律？相信律师？」

与温家宝总理的几句对话，让熊德明成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评出的「二零零三年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之一，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总裁和口吐莲花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登上了领奖台。然而，熊德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困惑：每天都有大批访客来到她的家中——有七十余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有络绎不绝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慰问，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她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伸冤的农民兄弟。熊德明真还风风火火地跑到温州去帮农民工讨薪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替人维权。维权受挫之后，她甚至不够路费回家。

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熊德明对《重庆商报》的记者说：「从去年十月电视播我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六百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十二个。」她说，那些民工一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包青天一样大声喊了起来：「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熊德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们的陈述，然后告诉他们说，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正如她在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社会公益」的颁奖现场所说：「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你能不能帮我追工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钱还是总理帮我追的。」

谈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来访的农民兄弟们有的来自遥远的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来自巫山，熊德明还得安排他们的食宿。她用完了家中的两斤面条，还从邻居家借了五斤。然后，她跑了一里多路，在八个乡亲家借来十床棉被，为客人们安排好地铺。最近几个月来，丈夫每月寄回的七百元人民币几乎全部用在了接待来访的农民身上，由于不堪重负，熊德明不得不像丈夫一样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对于熊德明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而是无法为那些比自己更加困窘的农民兄弟帮上忙，她对记者说：「那些没有拿到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好过。」很多时候，「我很想哭」。（待续）

李昌平远走他乡，自身难保

熊德明的这一困惑，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曾经历过。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他一夜成名。后来，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成为当年中国大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然而，这些耀眼的光环并没有让李昌平获得上级的授权，启动当地的改革。棋盘乡百姓面临的困境依然无法解决。

朱镕基的批示被省市县的领导们轻易地糊弄过去了，尽管朱镕基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明察秋毫的铁腕总理，但地方官员敷衍塞责仍然让他陷入了「无物之阵「。不久之后，李昌平不得不辞去公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事实，既是作为堂堂一国总理的朱镕基耻辱——朱镕基不是不知道李昌平的下场，他却对此沉默不语，因为他深知自己改变不了官场「劣币淘汰良币」的潜规则；更说明即便是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也对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束手无策，而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朱镕基任满之后，带着他的一长串没有实现的大话作「逍遥游「去了，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交到了能力比他差一大截的温家宝手上。到了温家宝担任总理的这几年，在各地的基层干部当中，就连李昌平这样良知尚存、敢于说几句实话的人都找不到了，温家宝就没有再收到过类似李昌平的上书。因为李昌平的说真话、惹大祸的「前车之鉴」，所以基层官员大都竭力适应谎言，支持官场之「潜规则」。

背井离乡的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零年年度人物，却成为体制外的「多余人」。尽管如此，许多上访者还是认为他有「通天」的能力，抱着一线希望找他解决问题。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期间，李昌平每天收到三十多封信件和五十多个电话，访客平均每天也有二十多人。幸亏《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请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应付这些事务，否则他即便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都入不敷出。

在新作《我向百姓说实话》中，李昌平写道：「我仔细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委屈的身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力给予帮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唯一一位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那些找不到总理的上访者，居然将给总理说过实话却被总理抛弃的的李昌平也当作大救星，这是何等大无奈与可悲啊。而李昌平的命运，再次在熊德明的身上重演了，可见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均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诚意。（待续）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如果说李昌平和熊德明是失败者，那么朱镕基和温家宝更是失败者。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的失败，彰显出了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复杂性，更显示出中国社会离法治社会尚遥不可及。对此，就连比较亲北京的香港媒体《亚洲周刊》，都在社论《「法治倒退」引发上访潮？》一文中追问道：「难道中国所有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所有遭遇不公有冤情的人都只能等总理去帮他们讨回公道？」

在传统的体制框架之内，农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如上访、诉讼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们对「正常的渠道」失望乃至绝望，不再对「三个代表」的政府有丝毫的信任。而李昌平和熊德明可以说都是以某种「非常规操作」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反应问题，他们的呼吁获得了总理的正面响应，并因此而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道义资源。因此，广大农民兄弟便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在中央有关系」，一定能帮助自己解决难题。殊不知，李昌平和熊德明本人尚且处于重重困境之中，哪里有能力帮助他人呢？

总理点石成金，小民并不能脱胎换骨。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在农村改革方面所能做事情的并不比李昌平和熊德明多。他们根本不敢实施实质性的改革：比如改变农民作为「无权者」和「贱民」的悲惨身份，取消户籍对农民的束缚，赋予农民以基本的国民待遇，精简庞大的乡级党政机构等等；比如赋予司法系统以独立地位，使得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得到有力的保障，成为弱势群体的信仰所在，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想起的是去法院维权，而不是只有偶遇总理，沉冤方能得雪。这样的改革，需要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共不会真正启动「伤筋动骨」的政改，朱镕基和温家宝除了作亲民状之外无所作为，所以李昌平和熊德明们注定了是悲剧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