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中国的国情根本不特殊

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或者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经常为中国的「不民主」辩护。他的两大论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情很特殊，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第二，中国的民众素质很低，所以不能着急，要慢慢来。看来，在他心目中，「中国特色」还是高于「普世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的独裁地位还是高于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毫无疑问，温家宝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地位。

温家宝拒绝给出一张人大直选的时间表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问温家宝说：「有人说问这个政治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回答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还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又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是中国官场必须具备的特殊本领。被许多人认为敢说真话的温家宝也不例外。人家问的问题清清楚楚，十年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能实现直接选举，你的回答应当简单明了，一个字就可以了，「是」，或者「否」。温家宝却刻意回避该问题的实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大话、空话和套话，最终还是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温家宝最害怕的就是给出一张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因为他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根本不敢对现有体制实施伤筋动骨的手术。

在另外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温家宝拿出美国的例子来搪塞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一八六三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中国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这里等于间接回答了巴伯的那个问题：十年太短，我们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大选举，至于党政系统的选举，等个五百年也不算长吧。

温家宝本人的职位就不是由人民选举的。选举他的那些人大代表亦非由人民选举的。温家宝说过：「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那么，为什么当年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解放区农村，中共都敢搞「豆子选举」；如今在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平已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共反倒以民众素质低和国情特殊来抵制和延宕选举呢？为什么积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被你们关进了监狱，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吴南生给了温家宝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温家宝的「国情特殊论」和「民主素质低论」，即便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吴南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另一方面，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都是《零八宪章》论述的重点。温家宝不愿意接受《零八宪章》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连吴南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忠言都听不进去呢？

「国情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

卑之无甚高论，中国的国情并不特殊，中国人的人性也不特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一样，都是本能地热爱自由、民主和法治，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说，「人不能够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权力」，这乃是「上帝的伟大设计」。本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胡锦涛、温家宝偏偏喜欢说违背常识的话，喜欢做违背常识的事，以「国情特殊」和「人种特殊」来否定中国人需要民主的事实，甚至用「一搞民主就乱」来恐吓国人。中共当局经常污蔑那些呼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是卖国贼，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自我种族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将中国人看得低人一等，根本不配拥有民主。如果民主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公园的话，那么温家宝会挂出一个牌子来宣布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对此，吴南生指出，民主并没有那么可怕，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遗憾的是，吴南生是在退休之后才悟出这些道理的，而且是在退休之后才敢说出几句真话来。即便如此，如果说中共党内还有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话，吴南生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了。如果我们将吴南生的观点与温家宝的答记者问一对比，就能清晰地发现，温家宝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期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温家宝最多就是一个「维持派」。

人们对温家宝的期望并不高，他只要像吴南生所说的那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改革，就可以在历史上赢得与胡耀邦和赵紫阳近似的崇高地位。但是，温家宝做过什么呢？他上台之后，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做过什么有益于民主改革的事情。他固然不像某些僵化派那样常常对民众喊打喊杀，对民主自由「污名化」，相反，他经常为某一民众的遭际而动情甚至垂泪，但他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坐视中国这艘大船慢慢地沉没，而不愿以牺牲自己及其家族的利益为代价，做出力挽狂澜的抉择。难道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才导致温家宝无所作为吗？不，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个人的信仰与信仰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温家宝跟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同僚是一致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维持特权地位。温家宝与政治局同侪的差异，仅仅是他作秀的本领高出一筹，「九人帮」便推举他出面来扮演「不和谐社会」的「吉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