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北大沦为亚洲二流，温家宝该负何责？

二零一零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语录」呢。温家宝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独的异议者吗？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吗？

如果温家宝说的是实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让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此上书迫使国务院作出响应，有关官员邀请几位教授座谈，似乎颇有纳谏的度量。然而，他们服务的研究中心随即被关张，在网上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的帖子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郭建梅说，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别了，北大，但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难道北大校方有胆量跟「人民的好总理」对着干？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NOG机构，显示出北大校方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面孔。这一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如今，北大已经沦为亚洲二流。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前两百名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外。北大的沉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学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今天热衷于向官员和富商卖文凭的北大，打压在课堂上说真话的教师的北大，还有什么颜面以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居呢？

中国教育的沉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向大学各个层面蔓延，教育的败坏是政治的败坏的首要牺牲品。而北大的败坏则是整个教育败坏的先锋。温家宝不会不知道北大的沉沦，他也像李敖造访北大的时候那样，对北大校领导说了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北大校方关闭若干研究中心的恶劣决定。这就表明他对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温家宝的不作为，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职位看得比中国的未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