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做官与做事

——笑看温家宝与浙江大学学生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舆论也都对迫在眉睫的种种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贴切。尽管有那么多「八宝饭」为温家宝鼓吹，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有哪些「可爱」之处。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成为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你放开眉眼做；世事原来多假局，装模做样，凭吾脚踏实地看」。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同学们正在看书学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结束在杭州一天的视察走访，从天而降，走进图书馆。新华社如此报道当时的场面——

温家宝说：「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袭击。」

一名学生说：「太突然了！」

温家宝说：「我六点多才回来，书记省长问我有安排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吃完晚饭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记你们，来看望你们。」

温家宝说，浙江大学的老校训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求实是基础，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学们要有无穷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实的功夫。不骛虚声、不求虚名，惟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解你们校训的格言，终生受益。

大三学生汪寅龙对温家宝说，他想从政，想做像总理一样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想请总理给他一些建议。

温家宝说：要做事不要做官。

这段精彩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一个多月前，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造访北大，在北大图书馆中对学生们说，他知道到场的学生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党员，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他在浙大见到的这些学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书记省长，下至校长院长，就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温家宝的「突然袭击」，一点也不「突然」。

这名梦想从政而向温家宝寻求建议的大三学生，倒是说出了心里话。这年头，当官是青年学子趋之若鹜的终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出现千人报考的奇观，真是鲤鱼跃龙门。

而温家宝的回答则一点也不够坦诚。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称「巨混」之一的曹振镛就比温家宝真诚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温家宝从中办主任爬到总理的位置，是中共历届中办主任中少数「修成正果」者。宦海沉浮数十载，服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总书记而「不倒」，温家宝必有一套心得体会。但这套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看不到的权谋术，温家宝没有像曹振镛和曾国藩那样轻易示人。面对这名求知若渴的学生，温家宝不说人话，专说官话和套话，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个字来搪塞之。

这七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李鸿章谈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为首席公务员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温家宝，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小官员，大都是些不做事、白吃饭的「残次品」而已。此时此刻，温家宝劝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让大学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其中也暗含了忏悔之意呢？（待续）

温家宝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

温家宝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反驳过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领导人都很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谈民主则已，一谈民主必定一鸣惊人。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学生的疑问的时候也说过，是人民选他当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我也是「人民」之一员，怎么从来没有投过票呢？我总算明白了，中国不是一个冉云飞所说的「比傻帝国」，而是一个比赛谁更无耻的国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

有人说，我们不能对温家宝「这一个人」作过高要求，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归咎于体制；但是，既然温家宝自己搬出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自诩，我们当然也可以拿这个高标准来要求他。体制固然僵硬，但温家宝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比如尽可能地少说谎，比如尽可能少地用莫须有的罪名审判良心犯，比如向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温家宝做过这些并不会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吗？迄今为止，他一件都没有做过。那么，批评这个如此不尽责的总理，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在。

又有人说，温家宝是一个老好人，只是有心无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这种貌似宽容的说法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一个邻家的老大爷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观，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是他的个人的选择与权利，无须指责之；但是，作为正在「出三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的大国的总理，如此庸碌而伪善，任意挥霍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转型的最后机遇，则必须接受民众之质疑与批评。

「于己不欲，勿施于人」，温家宝所做的，与他所说的截然相反；温家宝期望年轻学生们去做的，也与他当下正在做的南辕北辙。胡温当权以来，民众的权益受到强权变本加厉的侵犯。当局钳制舆论，纵容暴力拆迁，以巨资维稳，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现。温家宝是这个庞大的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大齿轮，他的「要做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让我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联：「你也挤，我也挤，此地几何立脚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台时。」可惜，那个向温家宝索取「当官锦囊」的、不谙人事的大三学子，无从领悟个中之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