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活读书」与「死读书」
——从赵紫阳与温家宝读书之差异说起
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喜欢读书。二零零三年，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专访时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我的整个生活。」他曾坦言每天至少抽一些时间读书，他与网民交流时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温家宝不是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谁是读书人的敌人呢？是万恶的中宣部，他们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既有不准公开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作家和学者的名字，也有诸多不得触及的「敏感」领域，诸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革」与「六四」等等。温家宝也不是不知道，是谁将读书人刘晓波关进了监狱，并剥夺了刘晓波在狱中读书的权利。
「读书人温家宝」与「总理温家宝」是不可割裂开来的。读书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我们首先要看他读的是哪些书，他从这些书中汲取的是哪些内容，以及这些书籍与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赵紫阳晚年读什么书？
喜欢读书比不喜欢读书好，但更为重要的是读的是什么书。如果将赵紫阳与温家宝读的书和读书的方法及目标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便可以看出两人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之天壤之别。一言以蔽之，赵紫阳是「活读书」和「读活书」，而温家宝是「死读书」和「读死书」。
比温家宝年长一代的赵紫阳，出生于一九一九年，很早便投身共产革命，青少年时代在抗战的硝烟中度过，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赵紫阳一生都充满求知和求真之心，无论是在八十年代领导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惊涛骇浪中，还是在晚年幽禁的岁月里，他都手不释卷，尤其喜欢像金圣叹那样「雪天读禁书」。赵紫阳没有像温家宝那样接受过完整和系统的教育，这反倒让他拥有了自由之思想、开阔之视野和灵活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比较赵紫阳与胡温之差异，不能停留在简单地以学历论英雄的层面上。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岁月》和宗凤鸣记叙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赵紫阳读过的许多书，温家宝从未读过，或者即便读过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表露和推荐。赵紫阳在精读完《顾准文集》文集之后，大加赞赏说：「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在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他还称赞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真实。」在读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之后，他评论说：「这个作者写得比较成功，把周总理的内心动态、处世哲学写出来了，是从儒家思想臣对君不能不忠来叙述的。当年毛主席对周总理是不信任的，但有离不开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谓『反周必乱』。」赵紫阳还一直最终吴国光、杨小凯、王力雄、周其仁等学者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对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潮持批评态度，对九十年代中期畅销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非常不以为然，他指出：「这完全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人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他也许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后只有几年时间，「说不」类的书籍在胡温的鼓励和纵容之下再次大行其道。
赵紫阳还阅读大量的杂志和文献，其中既有国内公开出版的比较有锐气的刊物，也有港台和海外的「反动刊物」。比如，赵紫阳注意到康晓光在《战略与管理》（后来该杂志被中宣部关闭）上发表的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文章，由此他引申开去说，自己并非新权威主义者，邓小平才是新权威主义者。再比如，赵紫阳很欣赏李慎之的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认为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即中国的文化传统乃是专制主义，而儒法互补又是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所谓的道统」。他还注意到蒋彦永医生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焦国标的文章《讨伐中宣部》以及发表在香港《开放》等杂志上的刘晓波和我的文章等等。由此可见，他读书不是像温家宝那样是为了卖弄和作秀，而是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的真相，找到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带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方法。（待续）
温家宝是为作秀而读书
与赵紫阳的「活读书」和「读活书」相比，温家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死读书」和「读死书」。温家宝最喜欢在讲话中引经据典，香港中华书局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温家宝总理经典引句解说》一书，收集温家宝各种访谈、演讲、会议中引用的诗文、名句一百二十条。有一名教授经过专门的研究发现，温家宝引用的诗句百分之九十五教科书上没有。中国有那么多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没有人去研究，这个教授偏偏去研究温家宝引用的诗句和典故的出处，这种「文心雕龙」式的学问，实在是「中国特色」。作为纳税人，我们都不知道该教授通过这个课题，拿到了多少国家的科研经费。
温家宝尤其喜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中展示其读书之多，以激发他与文人们声气相通的情感。在二零零六年全国文联的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引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以及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还有左宗棠的对联、张载的座右铭、赵丹的遗言、康德的墓志铭和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温家宝深知台下的这批御用文人有多「酸」，在他们面前卖弄一下学识，是赢得掌声的最好方式。但是，文质彬彬有如何？学富五车又如何？作为诗人的隋炀帝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作为剧作家的唐明皇触发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若不能「因真理得自由」，知识越多人越昏庸。
然而，我们稍稍梳理一下温家宝阅读的书籍，便可发现大都是中国古典的著作，与现实中国无甚关系。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如同鲁迅所说的「带着血的蒸气」的著作。哪些著作对温家宝认识「活的中国」和「真的中国」有帮助呢？我可以推荐几本。温家宝曾经在甘肃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不妨读一读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这两本着作，它们写的是大饥荒时代发生在甘肃的惨绝人寰的群体性死亡事件，这两本书能够帮助其「温故而知新」；温家宝多次探视艾滋病人，显示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关爱，那么不妨读一读阎连科的《丁庄梦》，温家宝很喜欢展示「大国总理」的风度，但什么是「大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若有大国总理的胸襟，最应该读的是刘晓波所著的《大国沉沦》，那里面有他即便走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也看不到的真相；温家宝日前在天津考察时坦言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困境，此时此刻他最应该读的是赵紫阳与朋友们经常讨论的那本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这些书比读那些温家宝常常挂在嘴边的诗词歌赋强多了，在这些书中才蕴含着治国的智慧和赢得民心的秘诀。（待续）
温家宝从书中找到了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的秘诀吗？
在温家宝经常引用的西方书籍当中，颇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本是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所著之《沉思录》，另一本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所著之《道德情操论》。但是，温家宝真的读懂了这两本书吗？我看未必。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旬，温家宝在新加坡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时曾说：「这本书（《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读。」二零零八年九月，温家宝出席联合国会议，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三鹿问题奶粉的提问时，又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于是，《沉思录》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不同的版本来，以「总理的案头书」而突然畅销起来。
在《沉思录》中，贵为帝王的奥勒留再三告诫说，要善待那些冒犯了自己的人，因为「每一灵魂都不愿意自己被剥夺真理」。温家宝接受了奥勒留的这一忠告吗？如果按照奥勒留劝诫的那样去做，你的政府为什么将说真话的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判以重刑呢？更何况刘晓波的文章以及《零八宪章》，并非有意冒犯于你，而是深怀着对中国和平转型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期望，这一期望不正与你再三宣扬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吗？
奥勒留固然打造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尾声，但终其一生，都在各个行省之间奔波，作为帝国的救火队长疲于奔命——和北部及东部的蛮族战斗以保护意大利，忙于解决国内的瘟疫、饥荒和叛乱。温家宝的命运岂非与奥勒留一样？水灾、雪灾、地震、旱灾、经济危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延缓中共的崩溃，而不能将中国带向民主自由的未来。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沉痛地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温家宝却连「裱糊匠」都不如。
温家宝重视的另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在此书中，一向温和的亚当•斯密忍不住痛斥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这些人的权位是「通过欺诈和撒谎、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而获得的。温家宝有没有毕恭毕敬地将这几句话作为自己及其政治局同僚们的「资治通鉴」呢？二十一年之前，难道你没有亲眼目睹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吗？如果说那时你职位卑微，不足以反抗邓小平等元老凶残的杀戮之心，但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你已身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你已任满一届又一大半届的总理任期，为什么不能响应蒋彦永医生的呼吁，切实推动为「六四」正名的工作呢？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靠作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为了改革「虽然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要像奥勒留所说的那样「为了真理和正义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要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用法律的力量去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那么，还有两年结束其任期的温家宝，究竟还在等待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