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温家宝为何学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当年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胡耀邦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一个「敏感词」，虽然胡耀邦的敏感程度不及赵紫阳，但他还是基本上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尽管如此，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意愿相反，胡耀邦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际，身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撰写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纪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显着位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发表纪念文章，被外界解读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篇四平八稳、空洞无物的文章，被某些海外学者「过度阐释」为胡温连手战胜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派、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在我看来，此看法谬之千里。在今日的中共党内，究竟谁是保守派呢？我认为，保守派并不是已经衰落的江系，而是掌权的胡温。比如意识形态上的严密控制，比如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比起江泽民时代来都是巨大的倒退。此次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无非是想利用胡耀邦的威望挽回日渐衰微的个人形象罢了。温家宝幻想从胡耀邦身上捞取最后的一点政治资源和民意皈依，跟人们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
胡耀邦晚年曾经对妻子说，他绝对不入八宝山，这句话表明他对中共体制完全绝望，这其中也包括对温家宝的绝望。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职后，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卫待遇都要降低规格。香港《明报》后来报道说：「正是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布中共高层的有关决定。温家宝的表情相当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去世之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邓小平决定低调处理。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既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七人小组成员，亦受命起草讣告。温家宝还到胡家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其表情也一如八七年时的冷漠，全无任何同情的表示，胡家人因此觉得他不近人情。由此可见，温家宝只是一个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政客。
温家宝缺乏胡耀邦的求真之心
这些年来，关于胡耀邦的出版物中，比较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所著之《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改革派元老所著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前者描述了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改中国的宣传机构将领导人塑造得「高大全」的传统，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胡耀邦呈现在读者面前。温家宝离胡耀邦的真精神有多远呢？
身居高位的胡耀邦，最让人敬佩之处就是其求真之心。在如同鲁迅所说的中国源远流长的「瞒和骗」的传统之中，在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情报反馈体制之下，「处宫禁之深」的高层领导人，一般无从了解「江湖之远」。领导者要想获得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非常不容易，除非他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些「老（老区）、少（少数民主地区）、边（边境地区）、贫（贫困地区）」的土地。
胡耀邦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下基层最多的人。而且，他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对身边的人说：「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他外出视察总是尽量避免惊动地方官员，常常一两辆面包车，几个工作人员，就悄无声息地跑上了千里地。
满妹在书中写到一个「首长失踪」的小插曲：一九八五年秋天，胡耀邦在西北视察时，晚上住进一个兵站。大家休息后，秘书来到胡耀邦的房间，发现里面没人了。大家四处寻找，仍然不见踪影。于是，跑到门口问哨兵：「看见总书记出去没有？」哨兵摇摇头说：「没有。」大家继续再找，还是没有人，便又去问哨兵：「看见个小老头出去没有？」哨兵说：「看见了，一个人往那边去了。」大家沿着外边的小路追出去一里多地，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看见总书记正盘腿坐在一户人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正聊得兴高采烈呢。
这样的小插曲是不会发生在温家宝身上的。温家宝也自诩为跑过两千个县，并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来展示自己爱民如子。然而，温家宝到过的地方虽然有可能超过胡耀邦，但他看到的大都是类似于「横店影视基地」那样的布景。有网友透露说，温家宝二次去玉树时，某灾情严重的学校，其废墟本来已经清理，夷为平地，但为了让温站在废墟上讲话，有震灾效果，救援队又连夜将瓦砾石块等运回原址。次日，温家宝做艰难状爬上废墟发表讲话。由此可见，温家宝一边卖力地作这样的表演，一边撰文纪念似乎很真诚地胡耀邦，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待续）
将自由还给人民，人民才能活得有尊严
在一批党内开明派老人眼中，张显扬认为将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杜光则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支持上面的结论：八十年代初，「父亲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时，有人谈到多年来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当地，认为是『盲流』，主张『清走』。而父亲认为，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是其必然，政府要做出相应安排，而人为地堵是不对的，也是堵不住的；流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那个时候，当局还在使用「盲流」这个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流动人口」，这是毛泽东时代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统治思路的延续，即便在大饥荒的年代里，毛泽东亦不惜派出军队和民兵把守各地村庄，不允许农民外出逃荒，其统治手段之暴虐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遗风所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因为中国的宪法中缺乏对公民的迁移自由的保障，官员们仍然将那些背井离乡寻求活路的农民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胡耀邦说的虽然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但这种「将自由还给人民」的想法却相当可贵。不是将自由赐予人民，而是将自由还给人民，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
与之相比，常常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名言挂在嘴边的温家宝，倡言「让人民活得尊严」的温家宝，却始终不明白自由与尊严的关系。为什么富士康公司连续出现「十三跳」，为什么这些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生活的农民工会「自愿」放弃生存权？这究竟是一家血汗工厂，还是一家设置在血汗国家的工厂？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平居然举重若轻地说：「这是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转型期，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农民工只能跳楼惨死？据李平说，多位中央领导对富士康事件作出了批示。那么，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不敢将这些批示公诸于众呢？这些批示又不关乎所谓的「国家安全」。环顾全球，富士康公司「集中营」式的管理模式以及保安所行使的警察权，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畅通无阻。因为视GDP为统治合法性来源的温家宝，在本质上与郭台铭是一样的：郭台铭控制的不过是服务于富士康等各大工厂的近百万员工，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控制的则是十三亿中国人。中国人即便出得了富士康这个小监狱，却出不了中国这个大监狱。
中国人有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吗？高耀洁、万延海、胡佳三人，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艾滋病救助人士，却因为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的真相以及地方政府的玩忽职守，而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与迫害。高耀洁和万延海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方能畅所欲言；胡佳被关押在狱中，身患重病而不得保外就医。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露农村妇女被强迫堕胎的血淋淋的个案，亦被投进监狱并遭致虐待，其妻子和家人长期被监视、骚扰和限制自由。这些个案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在一次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还向他问及胡佳一案，他虚伪而冷酷地回答说，「此案是依法处理的」。这不是一个愚人国的玩笑吗？中国人连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了，又如何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待续）
改革之难是不改革的理由吗？
温家宝的雄文发表之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题为《改革路漫长，重温胡耀邦》的社论中说：「无论世人如何评判，胡耀邦早已走入历史。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人们至今对他尊崇有加，应该与当前改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停滞不前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胡耀邦唤起中国曾经具有的改革勇气，但在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撼动、改革缺乏共识、举步维艰的当下，重温胡耀邦或许能为改革造些声势，要翻起当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那样的改革大浪，恐怕就是一个字：难！」这篇社论的着眼点在于一个「难」字上，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蜀道之难难于上前天」，也要知难而上。因为越早改革，难度越小；越迟改革，难度越大。
胡耀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者。对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他立下了两大功劳：一是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等政治运动。那时，毛的神话尚未破灭，挑战毛和「文革」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后，胡耀邦在一线工作的六年间，大力倡导改革，虽然受到八大元老的干扰而最终功败垂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更何况所谓的「错误」，乃是八大元老对他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毫无疑问，改革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让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获得「双赢」的结果，而不改革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中国社会亦将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国际环境也堪称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改革的条件优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百废待兴的那些年月。然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无意于重启八十年代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无论是几年前胡锦涛允许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大会，还是如今温家宝发表追忆胡耀邦的文章，都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罢了。记者、作家高瑜在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中说：「胡温接班之后，胡耀邦几次被高层纪念、被回忆，胡耀邦简直成为了资源，多方抢夺，都要争当胡耀邦的传人。但是真李逵、假李逵一比武就分出真假来了。」一味作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不就是所谓的「假李逵」之一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