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徐文长传
徐文长，徐渭。晚明书画家，诗人。浙江绍兴山阴人。绍兴是许多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的故居或故乡，《古文观止》收录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背景就在山阴。单说近代，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蔡元培，以及俞大维、邵力子、周恩来许多人。绍兴出产的黄酒也非常有名。
徐文长一生穷困潦倒，死后没有正式的传记，袁宏道在徐文长死后二十年读到徐文长文集，整夜“读复叫，叫复读”。佩服他，为他立传。这是一篇文学传记，不是史学传记。
袁宏道，字中郎，神宗进士，湖北人。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文学家，并称“三袁”，世人以中郎的文学成就最高，可惜四十三岁就死了。
当时的文坛领袖主张摹拟古典，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书不读秦汉以下。袁氏反对摹古，鼓吹作家要发挥自己的性灵，今人的心情感受跟古人不同，今人的文章当然也跟古人不同。他是湖北公安人，他的主张号称“公安派”。公安在湖北省中南部，靠近长江，资源丰富，风景美丽，现在工业也很发达。境内有三袁墓，屈原、柳宗元、范成大也和此地有文学因缘。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今浙江绍兴诸生秀才，声名籍甚极盛。薛公蕙校主持考试越绍兴府时，奇其才，有国士全国推崇之士之目称呼、看待。
山阴位在今浙江绍兴，境内山水美景甚多，“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应接不暇”后比喻事物繁多，使人忙于接应）。依中国历代相沿的说法，这样的风水正是产生大天才的地方。
薛蕙，当时一位有学问的人，他奉命到绍兴主持考试，发现了徐渭。春秋时有一个越国，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又有一个吴越国，绍兴都在这两个越国境内，所以称绍兴为越，绍兴戏叫越剧，越也是浙江省的别名。
国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一级的人才。士曾经代表社会阶级，卿、大夫、士。国士可以说就是“士”里面的尖子。
简单几句话，写出少年徐渭的黄金时代，好像是搭了一座高台，让我们看见徐渭从高台上坠落，特别惊心。
然数奇jī运气不好，屡试考试辄常蹶失败。
古人认为命运是可以用数字推算的，称为命数，命运气数。诗人咏叹刘备伐吴失败：“纵不连营七百里，其奈数定三分何！”
单数叫奇，双数叫偶。“数奇”，时运不顺利。王维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古人参加考试讲究“考运”，能不能考取，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一运二命三风水四祖德五阴功，最后才是文章。”
许多天才很高的作家都被科场淘汰，分析起来，像金圣叹、蒲松龄，他们才气纵横，不甘在八股文章的条条框框里打转，他们是性情中人，对官场文化也有几分蔑视，阅卷官主考官往往能从他们写的卷子里“嗅”出某种气味，认为这个考生不能成为朝廷的驯服工具。还有，科场文章（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格式错了，即使是很小的错误，叫做“违制”，文章再好也得淘汰，徐渭应试的文章常常“不合规寸”，恐怕与“违制”有关。这些都不必说了，袁中郎以“数奇”二字了之，让上天去负责吧。
蹶，跌倒。据“柯桥网”盛鸿郎徐文长先生年谱，文长八试落第，成语说“一蹶不振”，他七蹶七起，由二十岁考到四十一岁，“八蹶不振”，有志者事“竟”不成！为了这八次考试，徐文长要如何牺牲他的个性，他要研读多少他不愿意读的书，他要应付多少他不愿意应付的人，他要写多少次他不愿意写的文章，对他这样的人，这是多残酷的折磨！最后徒劳无功，难怪他要发疯。
中丞巡抚胡公宗宪闻之，客聘请诸之于幕首长办公室。文长每见，则葛布料衣乌黑色巾头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
胡宗宪，当时的浙江巡抚。大官办大事，要请各种人才来做帮手，大官对这些人很客气，称为幕宾。幕，把帐篷或房间隔开，请来的客卿在幕里面开会办事，称为入幕。胡宗宪聘用徐渭参与军务，平定南方海岸的倭寇之乱。
“葛衣乌巾”，平常百姓服装，在文武官服中形象突出。可以想象，徐渭见胡公，也不甚拘守官场的礼节。大官对幕宾，这些都不计较。
是时公督督导数考核边驻守边强兵，威镇东南；介甲冑盔之士军人，膝语蛇行低姿态，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不屈居其下，有骨气之；议者方相比之刘真长刘惔、杜少陵杜甫云。
“督数”：督，督其勇怯勤惰；数，上声，检查校阅，数其功过。“边兵”，防卫边疆的驻军，明代东南沿海有倭寇之乱。军队作战，将在外，权大，扩张意志。官兵披甲戴盔，往往有恃无恐，得意忘形。所以战地难免将悍兵骄，有人说这是士气的一部分。胡公能慑服他们。以胡公之威严，看出对徐渭之礼遇，也可以衬托徐渭之傲骨。
刘真长，东晋名士，入简文帝幕。杜甫，唐代大诗人，入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幕。都是“布衣傲王侯”的人物。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徐渭可以与这两个人媲美。
会恰好得白鹿，属嘱文长作表写公文奏报皇上。表上，永陵明世宗喜。公以是因此益更奇之，一切疏计奏章报表，皆出其手。
胡宗宪打猎捉到一只白鹿，嘱托徐文长写奏章向皇帝报告。古人写文章常常省略主词，今人写白话文不可效法。白鹿是稀有品种，古人认为代表国家的祥瑞，证明当今皇上是有道的明君，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或者说预示皇朝永远昌盛，前途光明。臣子有这样重大的发现，要把祥瑞之物献给皇上，并且用书面向皇帝郑重道贺。
徐文长虽然是名士，搞这一套也是高手，皇上看到胡宗宪的奏章很高兴，皇帝高兴胡公更高兴，就把一切写给朝廷的文件都交给徐渭起草。这是明世宗在位时发生的事情，袁宏道为徐渭立传的时候，明世宗早已死了，世宗的坟墓叫永陵，袁宏道用永陵做世宗的代称，在字面上和正在活着的皇帝有明显的区分。这一类君主时代作文的秘诀，今人偶尔用得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蒋介石死了，灵柩停在慈湖，蒋经国继位，两位都是“蒋总统”。主笔行文，有时在一篇文章里需要两蒋并举，就用“慈湖”代替死者。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应验。视一世事无可当意满意者；然竟不偶奇jī的反面，时来运转。
徐渭在胡宗宪幕中并非朝廷任命的官吏，用今天的说法，他们是临时组成的工作班子，胡巡抚任务完成了，或者职位调动了，工作关系就结束了。再也没有第二个胡宗宪来找徐文长，古人称为“不偶”，“不偶”就是不遇，买金的遇见卖金的这才成偶，有才的遇不到用才的，大概就是“数奇”了。
人之一生，生命的轨迹是一个弧形。由薛蕙赏识到胡宗宪重用，可以说是徐渭生命的升弧，白鹿事件可以说是顶点，自此以下，进入降弧。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官场，遂乃放浪不受拘束曲qūniè，酒，恣任意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北方漠沙漠地带。
“有司”，政府分官设职，每个人负责管一部分事情。“不得志”，找不到自己的舞台，没有机会一展长才。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迁就世俗观点呢？为什么还要向上流社会认同呢？他改变生活方式，饮酒没有节制，旅行没有目的，冲破一切限制，包括空间给他的限制。厌恶人境，投入大自然，他“穷览”，他要看清看遍。
这时，徐文长决心活得像一个艺术家了！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这篇传记写到文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山本来不动，海本来是平面，雷声隆隆而过，本来没有形迹，如果山向前跑，海面竖起来，雷声经过在地上压出辙痕轨道来，那是何等景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本来我们看山看海的感觉，人人大致相同，这叫“固定反应”，看明月而思乡，见落花而伤别，都是固定反应，作家力求打破固定反应，今天的白话文作家仍在如此努力。
“山奔海立，沙起雷行”是名句，至今为白话文学作家引用，形容大自然给人的震撼。对大艺术家而言，外在为内在之投射，徐渭的生命力既然受到极大的压抑而又无从解脱，内心的鼓荡奔腾，喧哗骚动，化为外在的艺术形象，当然超出一般人口耳相传的宁静和谐。只有艺术家始能对另一个艺术家的境界造诣作出这样的描述，所以艺术家的传记最好由艺术家（或艺术评论家）执笔。
世俗生命的降弧，反而是艺术生命的升弧。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立身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chēn怒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jī人奔波在外者之寒起。
六“如”，比喻风格。令人联想蒲松龄的“惊霜寒雀，抱枝无温”，孟郊的“清奇悲凄，幽峭枯寂”，金圣叹的“诗者，妇人孺子夜半心头之一声耳”。在袁宏道笔下，徐渭的气派更大。到此，我们看到徐文长艺术生命的顶点。
前贤论风格多用比喻，加上用字精简，令我们不易揣摩。西洋的艺术理论说得很清楚，唯其清楚，又往往不够精微，最好两者互相参看，寻求互相补充。
虽其体体裁制作格格调时有卑低下者；然匠制造者心独出，有王者开创者，统帅者气，非彼巾帼妇女头巾发饰而事伺候人者所敢望也。
文坛标榜高雅、高古，徐谓反对，有时宁愿失之俚俗，袁宏道也认为是缺点。但是，袁宏道说，他的优点更多。“匠心独出”，能创新，“有王者气”，创新能引起模仿，这实在是对一个诗人无上的肯定。那时女子依附男子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袁宏道用女子比拟那些没有自己风格的作家，今天看来，公然性别歧视。我们读古人的作品要能轻松绕过这一类历史残垒。
文有卓高超识见解，气文气沉充实而法技巧严，不以模拟继承前人损才，不以议论伤破坏格调，韩韩愈曾曾巩之流亚同类也。
现在评论徐渭的文章。气，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名词，大意是指在语言文字之外，又充沛于字句篇章之中的动力，可能是作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互相呼应契合的表现。文气和文章技法有某种程度的矛盾，比方说，气沛，一泻千里，可能使结构不均衡，精雕细琢可能使文章气弱。徐渭“气沉”，仍然法度谨严，文气没有破坏法度，技法也没有妨碍文气。
任何作家都要继承前人，大作家在继承之外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徐渭模仿中见自己的才情才力才气，不是力穷才竭倚赖前人。作家用叙述、描写、议论诸般手段行文，议论暴露作者的识见境界，有些文章叙述顺畅，描写生动，到了议论的时候，露出作者的狭隘、鄙卑或性情凉薄，所以现在有些作家竭力避免议论。袁中郎认为徐渭的文章没有这些问题。
韩愈、曾巩，唐宋八大家。
文长既雅向来不与时流行的调腔调、风气合，当时所谓骚坛文坛主盟领袖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骚，诗体。“骚坛”，诗坛，古人常以“诗”包括文章，也常以“文章”包括诗，此处骚坛也是文坛。
当年印刷术不发达，没有大众传播的媒体，诗人的名气大半来自互相标榜，你说我好，我说你好，慢慢扩大影响。文坛领袖是“意见领袖”，众人以他的意见为意见，因为多数人不能自己独立思考。绍兴文坛封锁徐渭，远距离的人不知道徐渭的名字。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苍老有力中姿媚柔美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迷人的美女，老自有余态仍然剩下一部分美”者也。间偶而以其余用不完的才情，旁溢才情流露为花鸟，皆超高逸不俗有致神情姿态。
“笔意奔放如其诗”，艺术各体根本上是相通的。
最后谈到徐渭的画。袁宏道认为画是徐渭的副产品，是他的剩余才情。也许因为中国画以山水为首，徐渭的画多半取材植物和小动物，也许因为徐渭自己说他的书法第一，诗第二，字第三，画其余。可是近世评论家都说徐渭的成就以画最高，影响“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还有一个李山。吴昌硕尊徐渭为“画圣”。据说郑板桥有一方印章，印文是“徐青藤门下走狗”，徐渭别号青藤道人。齐白石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至于诗，我怀疑并没有袁中郎说的那样好。
卒最后以疑杀其继室续娶的妻子，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
有一天，徐渭夜归，自称眼见妻子与和尚私通，他杀死了妻子。官府调查并无私通行为，这是“无故杀人”，按律要抵命。今人认为他凭幻觉杀人，他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今天身心丧失是免罪的理由，当年“丧心病狂”却是判罪的理由。
张元汴，徐渭的小同乡，在京做官，赖他营救，徐渭只坐了七年牢。
晚年，愤益深，佯假装狂益甚；显者著名的人物至门，或有时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身份低贱的人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九次自杀不死，寿七十三岁。这一段写得很恐怖，尤其“揉之有声”。袁崇道使用常见的词句，并没有在语言上刻意经营，他也没使用形容或判断（什么惊心动魄、惊世骇俗、使人做噩梦、使人不需要再看见刑场或地狱之类，等等）加强效果。这种叫做“白描”的功夫，也是今天的白话文作家要锻炼的。
看徐文长的症状，今人以为他生了“躁郁症”。郁，忧愁伤感，沮丧绝望，嗜睡，想自杀；躁，兴奋焦虑，不能自制，产生幻觉妄想。这两种情绪轮流来，如果很严重，那就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天才艺术家如果生了这种病，他会在“躁”期疯狂的工作，创造出杰出的作品来，他也会在“郁”时自杀或自残。因此有人说，天才都是疯子。
周望陶周望言：晚岁老年诗文益更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一同考取功名的人有官越在绍兴做官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遗漏缺少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终于以不得志于时当代，抱愤而卒去世。
石公袁中郎号石公曰：“先生数奇jī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作传者在传记末尾写一段评论，古代文人的习惯。
“牢骚”，精神痛苦；“困苦”，物质匮乏。
虽然，胡公闲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杂草丛生，土地荒废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古人刻印的线装书，总是把“间”刻成“闲”。间世，两个世代，像胡宗宪这样的人物，每一个世代只能出现一个。袁中郎从另一个角度看遇和不遇。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qí者也；无之而不奇qí，斯这才无之而不奇jī也！悲夫！”
利用“奇”这个多音字的两个意义，巧妙地作出总结。徐文长，同一个人，好比“奇”，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义，既相生又相克，这个人的行为经历，既完成了自己也毁坏了自己，存则俱存，废则俱废，不能选择。对作家，这样修辞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倘若一旦遇上了，要懂得怎样捉住机会。
文长因“奇（qí）”而“奇（jī）”，悲剧人物是因为他的优点而失败，这是近代作家常常使用的题材。
文学性的传记，把传主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文学作品的人物要有明显的个性，他的个性要通过许多行为、事件表现出来，不是用形容词或论断式的语句说出来。
徐文长的个性明显突出，人群不能掩藏。他高傲，需要社会包容他，而他不能（或不屑）包容社会。他倔强，他和社会碰撞，失败，和社会对立到底，决不妥协投降。他善良，在极大的挫折感中失去控制，有毁灭的冲动，但是只残害自己，不妨碍别人……这些话都是直接说出来，文学传记不需要你这样直说，它需要你把传主的言行记下来，把传主怎样面对挑战作出响应呈现出来，人的生命是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哪些事件最能看出他的个性？你要拣出来，一如袁中郎的这篇文章。
写这些小事件要用记叙的语言，描绘的语言，轻易不用判断的语言。语言有三种功能：记叙、描绘、判断。一个文学爱好者到了读古文而观止的程度，应该对语言的功能很熟悉，然后就是如何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