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讳辩
这是一篇论说文。辩，针对明显的对手，重心在“破”。论，没有具体的对象，或只有潜在的对手，重心在“立”。
讳，忌讳，不能说，不能碰，不能做，隐藏起来。如成语“讳莫如深”、“讳疾忌医”，“虽有孝子贤孙不能为之讳也。”
中国传统有“为贤者讳”，公众敬仰的人，偶然过错，不要揭穿，不要宣扬，要为社会留下好榜样；“为尊者讳”，长官，长辈，有威望，大家需要他领导，他偶然犯错，大家帮他遮掩，以免妨碍体制的正常运作；“为亲者讳”，兄弟姐妹夫妻，有共同的荣辱利害，必须维持和谐团结，有人偶然犯了过错，要体谅，要协助善后。
有人把“讳”分成讳行和讳名。讳行，不说人家的过失，《古文观止》收了马援一篇文章，他告诫子侄：“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子女不能直说父母的名字，臣民不可直说皇帝的名字，就是讳名。
臣民不可直说皇帝的名字，称为“国讳”。荀卿改孙卿，避汉宣帝讳。民部改户部，观世音改称观音，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人风”本来是“民风”，都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王昭君改王明君，后来称明妃，建业（南京）改称建康，这些都是避“国讳”。
子女不能直说父母的名字，叫“家讳”，有学问的人说，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史记》中无“谈”字。直到今天，孝子为父亲办后事，发讣文，还要在他的父亲的名字前面加一个“讳”字，意思是，我本来不该说，现在不得不说，我只好犯讳了。
既然皇帝的名字不能说，父母的名字不能说，孔夫子的名字当然也不能说，这叫“圣讳”。孔子名丘，姓丘的人家因此改成姓邱。古人刻版印书，逢到“丘”字要缺一笔，表示我不敢用原来的那个字。
然后出现了“官讳”。县太爷的名字，那一县的人要避讳，刺史的名字，那一州的人要避讳，主人的名字，门下的人也要避讳。刺史的名字叫田登，在他治下，元宵节只能说“放火”，不能说放灯，于是产生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五代时，冯道的门客讲《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在讲解时，就将这句改口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韩愈的《讳辩》，就是议论这件事，他的重点在“名讳”。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hè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湜shí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李贺，中唐诗人，原籍河南。七岁能辞章。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艺术家的相。
李贺诗境诡异华丽，常用险韵奇字。不好懂，但给我们丰富的想象，所以我们仍然爱读，虽读来如坠五里雾中，也值得留恋。他描写音乐：云彩为之不流，声音如玉碎风鸣，像荷花的露珠那样圆润，又像香兰在微笑……诗人把月亮的幽光幻想成蟾、兔的泪水，把天空的云层描绘成琼楼玉宇。把明月在云雾中飘过说成是“玉轮轧露”，还有“呼龙耕烟种瑶草”、“羲和敲日玻璃声”、“忆君清泪如铅水”等名句。诗坛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也有易懂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仍然超出俗套，可助我们摆脱固定反应。诗文最忌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李贺的作风仍是我们今日的借鉴。
韩愈一向欣赏李贺，写信劝李贺考进士。李贺先去参加州县的考试，准备由州县选举而进献于朝廷，考试的成绩很好，取得进士资格的呼声很高。有人排斥他，说他的父亲叫晋肃，他考进士犯了父亲的名讳，很多人不明事理，随声附和。韩愈的学生皇甫湜说，如果李贺错了，老师也错了，李贺并没有错，老师应该出面说明。
先交代写这篇文章的缘由，表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子，男子的美称，第二人称代名词，可以指尊辈，如“子不语”。可以指平辈，如吾子、士子。有时也可以指下一辈，如舟子、二三子。韩愈对皇甫湜客气，让这个成了名的学生称他为“子”，没摆老师的架子。
韩愈把李贺的敌人定性为争名者，没说他们是小人、嫉妒、好事之徒……批评那些响应附和的人“不察”，没说他们愚昧无知，这是大家风范。
律礼记规定曰：“二名复名两个字不偏一个字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同音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邱’与‘蓲’qiū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
《礼记》规定，尊长的名字如果是两个字，不用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孔子说过“文献不足征也”，“某在斯，某在斯”，并不单独避讳“征”字或“在”字。《礼记》规定，不避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的人说，如果尊长叫“禹”，不用避讳“雨”，如果尊长叫“邱”，不必避讳“蓲”。
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不是去考“晋肃”，进士和晋肃只有一个字同音，可以不避讳，符合《礼记》的规定。
《礼记》是儒家经典，行为准则，引用《礼记》来支持李贺，这种办法叫“诉诸权威”。用质问的语气，采取攻势，咄咄逼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就“嫌名”设问，陷对方于两难之间。如果对方回答“父名仁，子可以为人”，等于承认“父名晋肃，子可以举进士”，失败；如果对方回答“父名仁，子不可以为人”，这是无理取闹，也失败。
把对方所设原则无限扩大，显示他的原则不周延，不能成立。“多难兴邦”，为什么许多国家会灭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为什么骆驼会压死？“人多好做活”，如果十人工作，百日可建一房，那么百人工作，十日可建一房？千人工作，一日可建一房？万人工作，两个半小时可建一房？
梁启超当年曾说“天下无绝对之自由，亦无绝对之不自由”。即是把“自由”无限扩大，指出此一主张的缺点。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
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周公的诗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春秋》谨严，一字褒贬严于斧钺，未批评康王钊之子为昭王。曾子是出了名的孝子，他的父亲叫“晳”，他没有避讳“昔”。
以上为“不避嫌名”举证，支持李贺考进士。
写议论文必须能举证。推理不是证据，联想不是证据，怀疑不是证据，比喻不是证据，文学作品不是证据。
情况证据，孤证，积极证据。
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
继续强调不讳嫌名。
“父名仁，子不可以为人乎？”为逻辑上不可讳。“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为事实上不能讳。
论辩时，逻辑是很重要的武器。例如说，上帝无所不能，但上帝不能自杀，因为上帝永生。这就是逻辑上的不可能。
皇帝求长生不死之药，一大臣献计，全国普查，找出哪一个家庭从来没有人死亡，他必有此药。皇帝听了，默然作罢。这是从逻辑上使皇帝觉悟根本没有这种药。
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
汉武帝叫刘彻，为了避讳，把彻侯改为通侯，吕后叫雉，为了避讳，把雉改成野鸡，到此为止，没有扩大。
唐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昺，玄宗名隆基，没听说要避讳同音的浒、势、秉、机。犯国讳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哪些字不能用，天下皆知，尤其在朝为官的人，绝对保持高度警觉，没听说有这些忌讳，那就表示没有。韩愈不断言没有，也是行文的技巧，增加抑扬变化。今天的白话文也常常有这样的句子：“有这件事吗？我不知道，如果有，请告诉我。”
这一段是说，即使要避同音字，范围也很小，不能扩大到“晋肃”和“进士”，中国的同音字这样多，任意扩大避嫌将造成混乱和瘫痪。
惟宦者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
唐代宗名豫，谕和豫同音。
只有那些做奴才的，千方百计缩小自己，本来没有这个规矩，他自己给自己立很多规矩，惟恐做奴才做得不足。韩愈这话够狠，这叫“辣手著文章”，为的是“铁肩担道义”，他觉得对李贺有道义上的责任。
贬低过度守讳者的身份，以示不足取法。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耶，为不可耶？
读书人希圣希贤，圣贤跟宦官宫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圣贤避讳到什么程度，我们就避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宦官宫女避讳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到那个程度。
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韩愈作一回顾，结论已经确立。但韩愈设问，要对方回答，这是逼对方在他画的棋盘上依他定的规则下棋，对方已无法逃出韩愈的逻辑，只有缄默，缄默就是承认失败。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shēn，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
做人子做到曾参那个样子，可以不受批评了吧。做人做到像周公孔子那个样子，也可以得个满分了吧。现在做人不去学曾参周公孔子，只有在避讳的时候一心超过曾参周公孔子，可见他们都迷路了！
圣贤教人顾大体，“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但世人不能立其大者拘其小，做官不能抓政务者抓事务，写文章不如人家强调人家的印刷不好，批评美女说她不会炒菜。
夫周公、孔子、曾参shēn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
韩愈这段话有三个转折：一、周公、孔子、曾参的德行，到底难以胜过；二、要想显得自己比周公、孔子、曾参更胜一筹，居然去学宦官、宫妾的避讳；三、圣贤避父母的名讳、出于真诚的孝心，宦者、宫妾避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遵守外在的形式，难道形式上超过就是德行上超过吗？
韩愈把对方所“立”者打乱，重新组织起来，产生“破”的效果，这种写法，对白话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鲁迅做得更多更好。韩愈穷追猛打的战术，对后来的白话文作家也有启发。
韩公学问大，材料多，此辩随手插花，稍嫌杂乱，我们替他整理一下，他要说的是：
律不讳者，行亦不讳。
古人不讳者，今人亦不讳。
圣贤不讳者，常人亦不讳。
君主不讳者，百姓亦不讳。
逻辑不能讳者，理论亦不设讳。
事实不可讳者，行为亦不必讳。
如果今人写论文，大概会列出大纲来，把材料归类纳入。（那样，文章也许没有这样灵活。）
从前《讳辩》是生活教材，推广了有关“讳”的知识，从而学习如何不犯讳。汉唐以后，避讳的规定越来越严格，犯讳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到了清代，可能严重到杀头抄家。现在学习是为了吸收辩论技巧，避讳已无关紧要。
韩公做文章虽然精彩，没能改变官署的态度，李贺来考进士，依然不准他报名。据说，元稹从中破坏。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当年曾经希望结识李贺，李贺年轻气盛，拒绝见面，因而结怨。后来元稹在京做官，有些朋友，念出“父为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的咒语，报仇雪恨。
假如这是真的，韩公要帮李贺，写文章不如请元稹喝茶。如果韩公姿态高，那就干脆给皇帝上奏章。韩公当时的修为，单凭一声咳嗽不能把这件事摆平，说不定还有反效果。
李贺中不了进士，终生不得志，只能做小官，做幕僚。作诗倒是一把手，是经常骑着驴子出游，在驴背上苦吟，一个小僮背着布袋，跟在旁边，李贺想到句子，随手写下来丢在布袋里，晚上回家，从口袋里倒出来，一首一首完成，“吟诗一夜东方白”。他的母亲告诉人家，这孩子要呕出心肝才停止。天才如彗星，二十七岁就病逝了，比济慈多一岁；比雪莱少一岁。据说他死前有个穿红衣服的人进来，手持一块板，上面写着古篆。红衣人告诉李贺：天帝召你去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