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兵法
前言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如果说孙武是最伟大的一位军事理论家的话,那么历来唯一能够与孙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吴起,由此殊荣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地位。早在战国后期,人们便已将孙、吴连称,如《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吴子》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兵书经典。西汉以后,《吴子》仍保持着这种“顶级”兵书的地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史记·孙子吴起传》)。隋朝大将军韩擒虎曾叹服李靖的军事才能道:“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新唐书·李靖列传》)北宋神宗期间,《吴子》被列入《武经七书》,其经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将孙、吴思想远播东瀛。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把《孙子》《吴子》译成法文,使孙、吴的影响辐射到了更加遥远的欧洲大陆。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和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一生辗转多地,充满传奇色彩。吴起事迹见载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最早的吴起传记,则见载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孙子吴起传》,其中的《吴起列传》堪称记述吴起生平的最重要的史料,现摘录如下。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起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能打胜仗、战功显赫的军事家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吴起身为军事家的才能体现为“善用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深得士卒拥戴,官兵关系和谐。军事家吴起的神采在兵书《尉缭子·武议第八》中也有呈现。该书描述吴起在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左右进剑”,吴起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将领无须在战场上展示剑术,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一席话显示了吴起在战场上镇定冷静、深明职守的大将风度。该书还记述吴起率兵与秦人作战,两军还未正式交锋时,便有一个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杀敌冲动,不顾战场纪律杀向敌阵,斩获两个首级后返回。吴起闻讯下令立刻斩杀这个士卒,军士劝谏道:“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斩钉截铁地答道:“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这则轶事展示了吴起的严明军纪、治军有方。
吴起对魏文侯说“魏国之宝”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从吴起所阐述的“在德不在险”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君主是否有德将关乎国家的兴亡,彰显了他身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见地。到了楚国之后,他被悼王任为楚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对于吴起辅佐楚悼王所施行的变法内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还记述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的变法成效卓著,但因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们趁楚悼王去世时发动政变,竟将吴起残忍射杀。
吴起撰述的《吴子》一书,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却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四库馆臣针对这种卷数的巨大差异,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四十八篇”,“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九》)。今本《吴子》共三卷六篇,定型于北宋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关于此书的作者,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如胡应麟、姚鼐、姚际恒、章炳麟、梁启超、郭沫若等),或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篇,或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参读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一书的第一节),总之认为今本《吴子》非吴起自著。关于此书的创作时间,则有战国、西汉中叶、魏晋以后等不同说法。而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成书于战国前期,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
今本《吴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紧紧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展开,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张,又有丰富多彩的“武备”理念;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在不少方面丰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成果,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修文德”的治国理念。
在《吴子》全书首篇《图国第一》的第一节文字,吴起便拈出了统摄全书的核心观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精辟地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紧密关系,认为要统筹处理好治国与治军的相关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军队。吴起继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念。他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要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教导君王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指出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道、义、礼、仁“四德”,营建上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这样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还以慎战思想为前提,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认为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若要巩固胜利,不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强调了较之于加强武备,修明政治尤为不易,因而尤为重要。
二是对战争起因的思考与对战争的分类。
吴起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实际,前无古人地将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基于此,吴起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并分别定义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第一》)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吴起还给出了应对上述五类战争的方法,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战争视为维护礼制的工具,吴起所谓“义兵”,以及“义必以礼服”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儒家战争观的某种认同。吴起的这些思考获得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称赞吴起“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三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一书阐述了极为丰富的治军思想,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介绍的就是“以治为胜”与“教戒为先”。这两条治军原则均载于本书《治兵第三》。
吴起认为要建设好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首先要遵循“以治为胜”的原则,并说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认为只有严格治兵,严明法纪,士卒才会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吴起在这里还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只有将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吴起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指出了“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军队是由一个一个士卒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吴起在《吴子·论将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论,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鼙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吴起还非常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视激发士卒的士气,在《吴子·励士第六》提出了“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而要激发出士卒的“三乐”,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军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论。
吴起的将帅论,集中体现在《吴子·论将第四》。该文一开篇就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将领应该“总文武”“兼刚柔”,不但要懂军事,刚柔相济,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孙武认为将帅要符合“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对于其中的“勇”,凡人论将往往格外看重,而吴起却匠心独运地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
除了“总文武”“兼刚柔”的总体要求之外,吴起还对将帅提出了“五慎”“将礼”的具体要求。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其内涵分别是:“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意即要求将领具备以下要求: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所谓“将礼”指的是“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指出良将要坚定破敌使命,树立正确荣辱观,绝不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畏惧逃避。
“四机”与“四德”,也是吴起将帅论的重要范畴。“四机”指的是“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其内涵分别是:“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意即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说“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强调“四机”是将帅的必备素质。至于“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将帅具备了“四德”,则“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吴起高度肯定良将的价值道:“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指出良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五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术指导思想。
《吴子》的战术指导思想也极为丰富,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审敌虚实”论与“因形用权”论。《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诫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虚实篇》提出了“避实而击虚”与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的用兵原则。吴起将孙武的上述思想浓缩概括为凝练醒目的一句话——“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第二》),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用兵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论将第四》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命题,指出用兵者应根据战场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达到“不劳而功举”的作战效果。《吴子·应变第五》在阐述如何针对不同敌情而采取相应战术时,便具体贯彻了“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今本《吴子》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论述,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今本《吴子》的版本主要有宋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清朱墉《吴子汇解》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及《四部丛刊》本等。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参校以《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引文、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等,同时还借鉴、参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在注译、整理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吴子》的浅见外,还较为重视吸纳、采录古今研究成果。本书引用的书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共两册,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李硕之与王式金的《吴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傅绍杰的《吴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吴如嵩等的《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钮先钟的《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少瑜的《兵家法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解文超的《先秦兵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陈宇的《吴起兵法破解》(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薛国安与杨斐的《吴子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黄朴民的《黄朴民解读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在此笔者对诸位前贤时彦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陈曦
2017年10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这是第一篇图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