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1)。兼刚柔者，兵之事也(2)。凡人论将，常观于勇(3)。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4)。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5)。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6)。理者，治众如治寡(7)。备者，出门如见敌(8)。果者，临敌不怀生(9)。戒者，虽克如始战(10)。约者，法令省而不烦(11)。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12)。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13)。”
【注释】
(1)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总文武，意即文武兼备。总，总括，总揽。施子美曰：“才足以兼资，然后可以统军。术足以相济，然后可以治军。文武者，材也。总文武而后可以为军之将，非才足以兼资而后可以统军乎？”刘寅曰：“夫总文武者，三军之将也。文以附众，武以威敌，缺一不可。”朱墉引周鲁观曰：“文非《诗》《书》六艺之文，指附民御众之德；言武非血气勇猛之武，指克敌制胜之略。言‘总’字则重武有其文上。”
(2)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意谓刚柔兼济的人，才能尽知兵机。兼刚柔，意即刚柔兼济。施子美曰：“刚柔者，术也。兼刚柔而后可以尽兵之事，非术足以相济而后可以治军乎？陆机识能辨亡，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免鄢陵之奔。才不兼资，如统军何？子玉刚而无礼，卒至于败。李广行无部伍，终于失道。术不兼济，其何以治军乎？昔田穰苴可谓两尽乎是矣。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则其材尽矣。于将军也何有？庄贾可斩，则斩之而不贷。士卒可恤，则抚之而不以为过。是又术之兼尽也。其于军事，亦优为矣。古之择将，必欲材与术两尽而不偏，然后为得。”刘寅曰：“兼刚与柔者，用兵之事也。大刚则折，大柔则废。《三略》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3)凡人论将，常观于勇：《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太平御览》卷二七三“人”下有“之”字，“常”作“恒”。《太平御览》卷二七三“观”下有“之”字。施子美曰：“凡人论将，则先乎勇。夫岂知独勇不足以尽其材也。且《孙子》之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太公论将则曰：勇、智、仁、信、忠。五材兼备，然后可也，可独勇乎？勇非不足取也。白衣自显，仁贵所以为虓将；锦裘自表，李晟所以敌万人。勇固不足取耶？”
(4)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意谓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不过是考察其素质的诸多项目中的一项罢了。《太平御览》卷二七三“数”作“万”字。施子美曰：“勇虽可取，特数分之中一分耳。办大事者非勇者所为也。才气无双，李广非不勇也，而终于失道。被羽先登，贾复非不勇也，而不得别将。勇其可独任乎？”李硕之说：“关于将领的勇敢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纵有天大的指挥才能，也决然不能在战争舞台上成为涉冠称雄的胜利者。纵观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家、优秀的将领，勇敢是首先必须具备的素质。吴子对将领的‘勇’，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论述为将标准时，认为‘勇’只是将领必备条件的数分之一，反对有勇无谋的轻率之‘勇’，更为强调将领在临敌作战中的英勇献身精神。因此，他所说的‘勇’，含意更深，要求更高，认为‘良将’必备这样的‘勇’。”傅绍杰说：“‘勇’，在一般军人而言，毕竟是个主要基本条件。具有血气之勇的底基，再加以学问修养上的锻炼，自能提高境界更上一层。那是最为理想的要求。但如不具此底基，一上战线，手软心颤，魂飞魄散，还那里有什么余神余力来谈运用指挥？大勇？小勇都不知何处去也，大勇早已丢得一干二净了。一个人的禀赋、气质，和先天遗传、后天教养都有关系。一个民族亦复如此。血气之勇，历来论兵者无不以之为将领之大戒。但是我们读史所及，外国姑不论，遍观所有名将，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满腔忠义，浑身是血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是家常便饭。甚至因血气方刚之故，而有逾越常轨的行为。至于以后的作为、成就，那都是不是经过名家指教，就是自动悔改折节向学之后的事。汉初张良故事，不须再说。唐代李曾对人说：‘余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敌；二十为大将，常用兵以救人于死。’真是英雄自白，快人快语。……注译者并无意提倡动手动刀的意思。讲的是气质问题。养气是要紧的。如果根本没气，你养什么？个人如此，国族亦然。”解文超曰：“《尉缭子》一书不但有其内容与《吴子》相吻合者，还有的直接来自吴起的言论，如《尉缭子·武议》云：‘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尉缭子》引用吴起论述将领之责的言论，可能是《吴子》的佚文，因为这段话与《吴子·论将》的‘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有着承传关系。”
(5)“夫勇者必轻合”三句：意谓光有勇敢，这种将领必会轻率地与敌交战，轻率地与敌交战便会不懂利害所在，这不值得称道。轻合，指与敌轻率交战。《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前两句作“夫勇者轻命而不知利”。施子美曰：“勇之所以不足多者，谓其轻合也。轻合则不知利之所在，其可乎？昔子路问夫子曰：‘行子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将之道，非勇所能尽也。”
(6)“故将之所慎者五”六句：朱墉引王圻曰：“‘慎’字只是不敢怠忽之意，就将心里言。”又引徐象卿曰：“即孔圣‘临事而惧’之旨，总是以心战为主。治众恐其不知理，出门恐其不知备，临敌恐其不知果，克敌恐其不知戒，法令恐其不知约。”杨斐在《融会儒法兵，通合政经军——〈吴子兵法〉军事思想论析》（载《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说：“吴子‘五慎’论的特点，一是系统，了了五字，内涵甚丰，涉及建军治军、作战指挥、思想修养等多个方面；二是实用，后学将帅拿来即可作为行动准则。若将吴子的‘五慎’与孙子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相比较，则正如钮先钟先生所言，‘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两者各有侧重，相得益彰。”薛国安说：“许多古代兵家经典都对将帅应该具备的素质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如《孙子·计篇》把将帅素质总结为‘智’‘信’‘仁’‘勇’‘严’等‘五德’。《六韬·论将》提出将帅必须具备‘五材’：‘勇’‘智’‘仁’‘信’‘忠’。吴子则在《论将》篇提出‘五慎’论，认为将帅必须做到‘理’‘备’‘果’‘戒’‘约’。‘五慎’论对后世颇有影响，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也是别具一格。”
(7)理者，治众如治寡：意谓理指的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众，指人数众多的大部队。寡，指人数少的小部队。施子美曰：“所谓理者，盖统军之际，其人虽若难治，而吾能治之以易治，故虽众犹寡也。如韩信之多多益辨，非理者乎？”刘寅曰：“理者，治众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朱墉引邓伯莹曰：“‘理者’二字极重，‘治众如治寡’，只解明‘理者’二字之意。盖‘治寡’与‘治众’不同，而曰如‘治寡’，正以其理也。条分缕析，总其大纲，而纷纭不乱，何众之不如寡哉？”薛国安说：“是指将帅必须能够像治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地治理大部队。‘理’是一种将帅必备的治军能力。‘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孙子·势篇》），要想做到‘治众如治寡’，关键在于合理、明确、严格的组织编制体制。吴子主张把军队的编制体制与地方行政组织紧密结合起来，使‘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从而达到‘治众如治寡’的目的。古人对‘理’莫不重视。韩信与刘邦讨论带兵能力，自云‘将兵’‘多多而益善’，就在于‘分数之明’。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束伍篇》中认为‘分数者，治兵之纲也’，在同书《严节制》中又指出‘舍节制必不能军’，都是强调‘理’对治军的重要。”
(8)备者，出门如见敌：意谓备指的是部队刚开拔就像遇见敌人一样保持高度警惕。施子美曰：“所谓备者，盖预防之术。虽无所畏而常若有所畏。故虽出门之际，常如见敌。如冯道根之远斥候，有若敌将至者，非备者乎？”刘寅曰：“备者，一出辕门如见敌之在前，言其预备之谨也。”朱墉引汪殿武曰：“如见敌者，总是不见敌以目，而见敌以心意。”又引方虞升曰：“‘出门’二字不要死讲，精神只在一‘如’字，总是极形容其慎耳。无时无刻非出门之时，即无时无刻非见敌之时，不备于外而备于内，不备以事而备以心，当未有敌之时，而能存见敌之心，则不必备之时，必能周无所不备之虑，有敌固备，无敌亦备，斯称善备敌者矣。”薛国安说：“‘备’首先是对将帅指挥行军作战的要求。古代行军打仗，通常都要派出‘斥候’——警戒分队，以便及时发现敌情，使主力部队能够及时应变。比如《六韬·虎韬·绝道》指出：‘凡帅师之法，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这种做法就是‘备’的表现。当‘备’成为一种习惯，就内化为将帅一种基本素质和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素质和修养，才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充分估计和侦知各种情况，并预先制定和及时实施各种应对方案，才能真正做到《孙子·九变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将李愬利用雪夜，偷袭反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吴元济缺乏戒备，直至听到唐军号令才登城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最终城破被俘。历史上像吴元济这样因无备而战败的战例是不胜枚举的。可见，‘备’确为将帅必备的修养之一。”
(9)果者，临敌不怀生：意谓果指的是临敌交战时不贪生怕死。《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临”作“迎”。施子美曰：“所谓果者，盖有敢为之志者，虽有可畏而常若不足畏。故临敌之际，示以必死，而无贪生之心。如田单之在即墨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是也。”刘寅曰：“果者，临敌有必死之志，无怀生之心，言果敢于战也。”朱墉引尤尺威曰：“果与勇不同。勇者不惧，果者能断。”又引唐顺之曰：“临敌不怀生，非轻生也。盖当临敌之时，不难慷慨捐躯，从容就义，这是何等明断刚决，然此大非易事。”薛国安说：“将帅临敌作战时就要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尉缭子·武议》提倡将帅要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为将者能够‘临敌不怀生’，与全军同生死，共进退，既可以激励部属士气，也可以使自己的决策更坚决果断。反之，过于考虑个人安危，指挥作战枭视狼顾，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导致战败，所谓‘必生，可虏也’。不言而喻，指挥员是否具备‘果’的素质和修养，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绝大多数各级指挥员能够不怕牺牲，坚守岗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果敢，这无疑是构成人民军队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陈宇说：“‘勇敢’这两个字，对于出生入死的军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战场指挥员尤为重要。……而勇敢可以避免牺牲最终赢得胜利。因此，善于带兵的将领要懂得‘必死则生，幸生则死’的道理，要有‘必死’的决心，‘临敌不怀生’（《论将篇》），才会有果敢的行动，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冲锋迎敌，使我方士卒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10)戒者，虽克如始战：施子美曰：“所谓戒者，谓善虑事者，虽已胜而常若未胜，故虽克战而如始战。郑败楚师，国人皆喜，唯子良独忧曰：‘是国之灾也。’非虽克如始战乎？”刘寅曰：“戒者，以胜敌如初交战之时，言戒之至也。”朱墉引张泰岳曰：“为将者得胜之后，必不如未胜之先。盖未胜之先，常存危惧。及到克敌之后，便生骄惰。此皆是不戒之故。”又引陈明卿曰：“戒于未战易，戒于既战难。戒于既战之时固难，而戒于既克之后则甚不易。此云虽克如始战，分明是无时而不惕虑矣，如此方谓之戒。”又引叶伯升曰：“人当临战之始，则胜负未分，孰不兢兢戒之？惟于既胜之后，犹如始战之时一般，毫不敢骄肆怠忽，斯真为能戒者。”又引李静园曰：“将不慎戒，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薛国安说：“将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保持战斗开始时的谨慎。因胜而骄，因骄而失于谨慎，便会导致下一次的失利，这是战场上一般的道理。知易行难，同许多战争规律一样，‘虽克如始战’的道理易于理解却难以做到。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便是一例。当时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向福建进军，一路连战连捷，接连攻克福州、漳州、厦门等地，但也因此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受这种错误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前线指挥员在对守岛敌军情况不甚明了，渡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总攻，导致作战失利，登岛的9000官兵壮烈牺牲。毛泽东深刻指出金门之战失利‘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并告诫全军‘……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解放军吸取了金门失利的教训，戒骄戒躁，认真备战，在接下来的作战中顺利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战争史上常有这样的战例：一方示弱佯败，在将敌人诱至预定战场的同时，也助长敌人的轻敌情绪，使其放松警惕，然后后发制人，一举战而胜之。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能而示之不能’的战法，可以视为吴起‘虽克如始战’思想的反用。”
(11)约者，法令省而不烦：省，简明。烦，繁杂。施子美曰：“所谓约者，盖得治军之要者，不欲使之苦其劳，而使之乐为用。李光弼之代子仪，一无所更，非约而不烦乎？”刘寅曰：“约者，法令减省而不烦苛，言令之简也。”朱墉引《大全》曰：“约束其下者，惟减省不烦，则人易明而易从。”张少瑜说：“同其他战国早期军事家一样，吴起主张军中法要简明扼要。他提出军中之法要‘约’：‘约者，法令省而不烦。’（《论将》）《吴子》全书中记其军令只有一条：‘先（与秦）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都听着）：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励士》）军中法为什么要约而不烦？约到什么程度？《吴子》中没有论述。纵观全文，以理推之，这可能与吴起重将、重德的观念分不开。吴起认为将是军队的中心，要能‘总文武’‘兼刚柔’，‘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既然将是最高的，那么法就只是他统军、治军的一种手段了。这种手段只为贯彻军令、完成军事行动而使用。为了保证将的权威的确定性和应付千变万化的军事形势，军中法就必然要简明扼要。另外，吴起重德教，认为士气主要来自于杀敌立功的物质诱惑和将领对士兵的‘爱护’，因而也没有必要制定太多的法，更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压服人。”薛国安说：“这里的‘法令’当然是军队适用的军法和军令。吴子认为，一名优秀的将帅应能够做到颁布军法，发布命令时简明而不繁琐。而他本人即能做到‘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对士卒来说，军法纪律越简明，则越利于记忆贯彻；命令越简单，则越利于下级得其要领，正确执行。军法军令既要简明，又要切合实际，产生效力，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对为将者的要求。刘邦攻入秦都咸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秦民的拥护。虽然刘邦所约三章并非军法军令，但却十分贴切地折射出‘法令省而不烦’的意义。再如，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把最重要的纪律以最简明、通俗的语言总结出来，从而便于全军指战员，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指战员们学习和遵守。”
(12)“受命而不辞”三句：意谓接受上级命令时不避重担，战胜敌人以后才班师返回，这是将领应遵守的军礼。《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辞”下有“家”字。施子美曰：“志在奉公者，必不避难；志在克敌者，必不怀生。受命而不辞，此志在奉公也。一有命焉，即就道而往，吾何以避难为辞。敌破而后言返，此志在敌者也。敌未亡则无还期，吾何以怀生而思返乎？为将之礼，其在是矣。郭子仪之为师也，诏至即引道，纤芥顾望，此受命而不辞也。裴度之为师也，谓‘贼未授首，臣无还期’，此敌破而后言返也。为将之礼，必裴晋公、郭汾阳而后可也。”刘寅曰：“旧本‘辞’下有‘家’字。”
(13)“故师出之日”三句：《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之”作“而”，“辱”下有“也”字。施子美曰：“师出之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宁死以为荣，无生以为辱。此白起所以不为辱军将，而严颜谓有断头将军者，诚以幸生为可愧也。”刘寅曰：“故师旅出行之日，将有进而必死之荣，无退而幸生之辱。”朱墉引《大全》曰：“此节言为将之道，而并及为将之礼。”《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的军事人才思想，要求指挥人员‘总文武’‘兼刚柔’，即政、军兼备，勇智双全。它反对‘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认为指挥官主要是‘临难决疑’的，持剑冲锋不是主要任务。这是战争由力量制胜发展为谋略制胜的必然结果。因而，《吴子》对将帅品质的要求，较春秋更高。认为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条件。即‘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奉献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和‘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质，并要作到‘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
【译文】
吴起说：“文武兼备的人，才能成为军队的将领。刚柔兼济的人，才能尽知兵机。一般的人论述将领，常会仅仅考察勇敢这一项。但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不过是考察其素质的诸多项目中的一项罢了。光有勇敢，这种将领必会轻率地与敌交战，轻率地与敌交战便会不懂利害所在。这不值得称道。所以将领需慎重对待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指的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备，指的是部队刚开拔就像遇见敌人一样保持高度警惕。果，指的是临敌交战时不贪生怕死。戒，指的是即使战胜了敌人也要像刚开始打仗一样心存戒备。约，指的是法令简明扼要，不繁杂琐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避重担，战胜敌人以后才班师返回，这是将领应遵守的礼节。所以在军队出征之日，要怀有光荣战死的决心，绝不屈辱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