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1)，城邑既破，各入其宫(2)。御其禄秩，收其器物(3)。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4)，示民无残心(5)。其有请降，许而安之(6)。”

【注释】

(1)凡攻敌围城之道：朱墉引《大全》曰：“‘攻敌围城之道’，此‘道’字即汤、武安民恤众，诛暴除残之道也。”傅绍杰说：“类似吴子于此段中所论的原则，在姜太公《六韬》的《虎韬》中，以及《司马法》的《仁本》第一中，均曾有所述及，意义极为近似，而发挥较多，文句亦较清爽。但是《吕氏春秋·孟秋纪·怀宠篇》中所论，却又有集其大成而后来居上之势。兹引述如后以供参考。‘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我们读到这一段引述文字，更可以了解其内容的义理旨趣。就战争立场而言，这一大段，简直就是王者之师的行军基本原则。其中‘先发声出号曰……’那一节，岂不就是吊民伐罪的讨暴檄文？”

(2)宫：指敌人的宫殿、官府。

(3)御其禄秩，收其器物：意谓控制敌方的大小官吏，收缴敌方的各种器物。御，驾驭，控制。禄秩，俸禄和爵位，这里指的是各级官吏。刘寅曰：“旧本‘御’作‘衔’。”朱墉引《醒宗》曰：“攻敌围城之事，得道者少，失道者多。城邑既破之后，入其宫，皆以子女玉帛为重，何暇御其禄秩、收其器物乎？‘军之所至’以下一段，真帝王仁义之师也，谓非有道之兵不可。”

(4)刊：砍伐。发：刘寅曰：“旧本‘发’作‘伐’。”积聚：指敌人储存的各类物资。

(5)示民无残心：薛国安说：“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又说：“柏举之战距吴子时代不到百年，以其影响之巨，自然会对吴子思想有所影响。吴子时代，《孙子兵法》业已问世百年，孙子‘战胜修功’的警语也应该为吴子所知了。可以说，孙子的军事实践——孙子亲身参与了柏举之战——和理论，是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思想也密不可分。儒家反对争名夺利、戕害人命的‘不义’之战，而支持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为‘仁政’开辟道路的‘义战’‘仁战’。强调战争对政治的从属性，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在儒家看来，‘义战’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如果能够将一切军事活动始终置于道德自觉和政治自律的基础之上，约束暴力，爱惜民命，‘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这些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人道主义的重要内涵。它们对曾在青年时代师事曾子的吴子，有着深刻的影响，吴子在其兵书中，强调‘仁’‘义’、爱民即为明证。”

(6)其有请降，许而安之：意谓敌军如果有请求降顺的，就应当准许，妥善安置。施子美曰：“《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法之所言，盖仁人之师，本欲吊民伐罪，岂以残民为心？齐之伐燕，孟子劝之以反其旄倪，归其重宝，亦此意也。吴子战国之将，岂意所言乃有仁人之举耶？谓凡攻敌围城之道，破其城邑，入其宫室，非利其物也，为之御其禄秩，收其宝器而已。军之所至，无刊其木，无发其屋，无取其粟，无杀其六畜，无燔其积聚，凡若是者，所以示民以无残害人之心也。盖林木者，民之所资以用；屋室者，民之所托以居；粟、畜、积聚，又民之所资以养。此而无所害，则其不残民也可知。其有降者许而安之，盖人既不我敌，则我亦不人杀。且人已降，杀之不祥，宜有以许其来而安定之也。项王羽入关之初，烧秦宫室，坑秦子弟，秦民失望。嗟夫，羽剽悍贼也！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惨怛之容，略不形于色，何其忍也？其死垓下亦晚耳。”朱墉《全旨》曰：“此章篇名《应变》，盖敌之与吾相遇不一其方，吾御敌之道与为转移，不一其术。所谓决机于两阵之间，裁制于一心之内者也。若用兵而不知变通，则胶固执滞，敌至而莫能应矣。吴子约举数节言之，非以尽应变之法也。从节制说起，是用兵之本，而归重于无残，亦孙子全军全国之意。但应众者，当知邀击厄隘之利；应强者，又必设五军交袭之谋。应诸迫近者，相敌而分合可也；应诸险阻者，力战而亟去可也；应诸山谷者，多设疑兵可也；应诸水泽者，先得水情可也。若阴雨之变，则高迹可从；暴寇之变，则归途可掩。临时运用，乌可拘执于定见而以冥冥决事哉？”陈宇说：“在战场临敌作战中，吴起十分强调部队要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在本篇中，主要体现在最后一个段落中，他在此主要讲了攻破敌人城邑之后应遵循的一些原则。（1）‘各入其宫’；（2）‘御其禄秩’；（3）‘收其器物’；（4）大军所到的地方，禁止‘刊’‘发’‘取’‘杀’和‘燔’；（5）如果有请求投降的，‘许而安之’。这几条原则，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攻破敌人城邑后应注意的事项。”又说：“司马穰苴曾说：‘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无取禾黍，无取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司马兵法·仁本篇》）吴起继承了司马穰苴的这些思想，规定了军队在攻破敌人城邑后应执行的政策和应遵守的纪律，是为了‘示民无残心’，便于瓦解敌人而壮大自己，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重视争取民众的政治诉求。”

【译文】

吴起说：“攻敌围城的一般方法是：城邑攻克之后，部队分别进入敌人的宫殿、官府。控制敌方的大小官吏，收缴敌方的各种器物。大军所到之处，不准砍伐树木、毁坏房屋、抢夺粮食、宰杀牲畜、焚烧库存物品，向民众表明我军绝无害人之意。敌军如果有请求降顺的，就应当准许，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