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侯问曰：“用兵之道何先(1)？”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2)。”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3)。明知险易，则地轻马(4)；刍秣以时，则马轻车(5)；膏锏有余，则车轻人(6)；锋锐甲坚，则人轻战(7)；进有重赏，退有重刑(8)。行之以信(9)。审能达此，此胜之主也(10)。”

【注释】

(1)用兵之道何先：朱墉引陈孝平曰：“不徒问用兵之道，而问用兵之道何先，正有励精图治，向吃紧处着力意。吴起终日讲先教先和，讲礼义，讲料人，犹觉迂阔不切。故武侯振起精神，要求个预先下手处。”又引尤尺威曰：“武侯以何先为问，有时势不得不用兵意。”又引胡君常曰：“为将莫不以审察敌情为先，而未知所以为先者，不在敌而在吾致用之道也。”

(2)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意谓要掌握用兵的方法，首先是要清楚什么是“四轻”“二重”“一信”。施子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谓先务者，况于用兵乎？兵之所谓先务者，不一而足。兵之所资以为用者，必使其便。兵之所资以为权者，必欲其诚。惟便故可以制敌，惟诚故可以驭人。兵之所先，其在是乎？‘四轻’者，必兵之所资以为用者也。‘二重’‘一信’者，此兵之所资以为权者也。”朱墉引周介生曰：“大约以信为主。无信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徒有‘四轻’而人不为我用。惟以信治兵，则赏罚自足以服人，而趋事于‘四轻’者，勇往争先，胜势自我操矣。用兵孰有先于此者？”又引邓伯莹曰：“单重‘信’字固是。盖‘四轻’非信无以联束，行赏非信无以言明，但吴子从‘四轻’说起，原有个次序。所谓信者，非诚一不二之说，不过谓当赏即赏，当刑即刑而已。”

(3)“使地轻马”四句：意即使地形便于战马奔驰，使战马便于驾车，使战车便于载人，使人便于战斗。轻，轻便，便捷。陈宇说：“战国初期，虽然在战场上出现了步战和骑战，但车战仍然居主要地位：‘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由此战争规模看，有许多战马参战于其中。既然如此，讲用兵就不应仅考虑人的因素和武器的‘锋锐甲坚’，还要考虑到‘车’和‘马’，甚至还要考虑到‘地’。所以，吴起在本篇中有‘四轻’的说法：‘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这种把马作为战争重要要素来论述的观点，在战国以前的兵书中很少涉及，反映出在吴起生活的战国前期有一个新的兵种——骑兵出现了，也说明骑兵驰骋于战场的数量在逐步增多。”

(4)明知险易，则地轻马：意谓熟悉地形的险峻与平易，就能便于战马的奔驰。险易，底本作“阴阳”，《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险易”，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惟轻故便，惟信故诚，地有异形，明知险易，则为得地之利矣。故地轻于马。”刘寅曰：“明知地之险易，则利于驰逐，故地轻便于马也。”

(5)刍秣以时，则马轻车：意谓按时给战马喂饲料，就能使战马便于驾车。刍秣，喂养战马的饲料。施子美曰：“马有常饩，刍秣以时，则马轻于车。”刘寅曰：“喂饲刍秣不失其时，则力有余，故马轻便于车也。”

(6)膏锏有余，则车轻人：意谓用油脂充分地润滑战车的车轴，就能使战车便于载人。膏，油脂。锏，指包裹战车车轴的铁皮。施子美曰：“膏者，所以脂车也，膏之欲其利。锏者，所以为键也，锏之则车坚。膏锏有余，故车轻于人。”刘寅曰：“脂膏锏铁常不缺少，则轴滑泽，故车轻便于人也。”

(7)锋锐甲坚，则人轻战：意谓锋刃锐利，铠甲坚固，就能使人便于战斗。施子美曰：“励乃锋刃，则锋必欲其锐；穀乃甲胄，则甲必欲其坚，故人轻于战。此兵之所资以为用者，既得其便，而所以为驭人之权者，又不可废也。”刘寅曰：“兵刃锋锐，铠甲坚固，则无所失，故人轻便于战也。”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为了易于使人们领会，吴子用‘四轻’之说阐明了一个组织的层层节制和有效运转之间的相互关系。‘轻’指什么？是指轻易从事。放在这里，就是说在两个相关部位之间建立起‘调适’或‘适合’的关系。《吴子兵法》里说的四轻是‘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也就是使地适合于马的行进和作战，马适合于拉车（拉车而不觉得累），车适合于载人，人适合于作战（个个奋勇争先，不以战事为畏途）。连贯起来，就是在地、马、车、人、战这几个环节之间建立起既相互节制而又彼此调适的关系。如何调适，当然应采取许多办法。吴子举例说，要使地形适合于马的驰逐，应事先审视所经地形的险易程度，有选择地加以使用；要使马适合于拉车，就要依季节变换调整马的饮食，使其膘肥体壮；要使车适合于载人，就应在车轴上涂上膏油，使车轮和车轴之间能滑润坚牢；要使人适合于作战，就要使士兵所持的兵器锋利，披戴的衣甲坚实，又经过良好训练。总之，地、马、车、人、战之间是一个制约一个，连环套结的，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未加调适，整个统御系统就将被破坏。”

(8)进有重赏，退有重刑：意谓“二重”指的是前进杀敌就有优厚奖赏，后退逃跑就有严厉惩罚。施子美曰：“进有重赏，所以示之劝；退有重刑，所以示之惩。二者之用，非诚不可也。”

(9)行之以信：意即“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张少瑜说：“吴起主张军中法要约省，但在执法上必须严格、守信。他的名言是‘进有重赏，退有严刑，行之以信’（《治兵》）。他认为，将领必须做到‘施令而下不敢犯’；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同前辈兵家一样，强调军队行动的一致性，认为只有全军整齐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对那些不顾命令、只图一时之快的‘勇士’决不姑息。《尉缭子·武议》曾记载一则吴起执法事例：‘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为什么这样强调严格执法？这来源于他对刑罚目的的认识。他认为‘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论将》）。刑罚的目的既然是让士兵心中感到军法、将令的威严，因而不能不严格。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全军一致，服从指挥，才能做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如果‘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论将》）。这样乱哄哄的军队打仗肯定要失败。”

(10)审能达此，此胜之主也：意谓确能做到上述“四轻”“二重”“一信”，就能成为胜利的主宰。审，确实。胜之主，胜利的主宰。审能达此，底本作“令制远此”，意不顺，《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审能达此”，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行之必以信，用既得其便，权既参其诚，以是而待敌，何往而不克？此能审乎此者，所以为胜之主也。谓之胜之主者，盖胜之本在是也。求之于成周之际，司马之职有所谓‘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此则知险易也。趋马齐其饮食，圉人掌刍秣之事，此则刍牧以时也。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轻车之萃，与夫轮人之为轮，辀人之为辀，则其膏锏必有余也。函人之为甲，犀甲七属，兕甲七属，合甲五属，与夫桃氏之为剑，与夫庐人之为庐器，其锋锐甲坚之可知也。不独是也，获则有小禽之私，徇则有斩性之誓。率之皆坐皆噪，而无不如令者，必其行之信也。成周之制若是，一有用焉，又何患其不胜哉？”刘寅曰：“为将者能审察晓达此理，乃制胜之主也。”朱墉引汪殿武曰：“‘主’如‘主宰’之‘主’，言兵之用虽千变万化，而其致胜之主，不过节制合宜，赏罚必信耳。”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兵道所先，在明轻重之衡，而本之于一信。”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如果说，治理是吴子提出的统御意识的基本措施或主要内容，那么，赏和罚便是执行这些措施的必备的手段。把前者比作是一把刀，后者则是锋利的刀刃。在《吴子兵法》里，关于信赏信罚的内容论述颇多。如《料敌》篇里，当说明军队有六种情况应当撤退时，两种便与赏罚有关。一是当敌对一方的君主很会用怀柔政策，其恩惠所赐遍及各个阶层（‘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二是当对方将领能做到有功者必赏，赏能守信，有罪者必刑，刑能明察，而且又赏罚及时（‘赏信刑察，发必得时’）之时。又如在同一篇里，当说明对于出类拔萃者应给予特殊待遇时，又进一步阐述了赏善罚恶的重要。……再如，吴子在《图国》篇里表示了对秦国奖励军功、信赏信罚等办法的极度赞赏。……基于上述种种的观察，吴子把信赏信罚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关节。”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最先应该掌握的用兵方法是什么？”吴起答道：“最先应该清楚何为‘四轻’‘二重’‘一信’。”魏武侯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答道：“‘四轻’指的是：使地形便于战马奔驰，使战马便于驾车，使战车便于载人，使人便于战斗。熟悉地形的险峻与平易，就能便于战马的奔驰；按时给战马喂饲料，就能使战马便于驾车；用油脂充分地润滑战车的车轴，就能使战车便于载人；锋刃锐利，铠甲坚固，就能使人便于战斗。‘二重’指的是前进杀敌就有优厚奖赏，后退逃跑就有严厉惩罚。‘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确能做到上述‘四轻’‘二重’‘一信’，就能成为胜利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