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兵第三
【题解】
本篇题为“治兵”，叙述了治理军队的一些基本原则，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共分以下八节文字。
第一节提出了“四轻”“二重”“一信”的概念。“四轻”指的是在作战时要重视地形的险易、战马的喂养、战车的保养，以及兵器的锋利、铠甲的坚实，做到“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四轻”将诸多战争要素勾连为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人”，不仅极大地凸显了“人”的重要性，也凸显了与“人”的作战状态密切相关的军事地形、战马战车、武器装备等战争要素的重要性。“二重”指的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两个“重”字，强调了战时奖赏要优厚，惩罚要严厉。“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只有落实了“二重”与“一信”，军队才会法纪严明，服从指挥，取得胜利。
第二节承接“二重”“一信”，继续申说法纪问题，提出了“以治为胜”的主张。吴起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军人不听号令，这样的军队“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还指出了治军的内容与目标，就是把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这一建军目标的核心内容就是法纪严明，军人只有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
第三节指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驻扎与宿营时将领应掌握的原则，防止“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鞍”。
在第四节，吴起彰显了战争的极端残酷，说战场是一个“立尸之地”，军人要想活着走出战场，就要拥有不怕死的品性。他揭示出了一条关乎军人生死的至理名言——“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越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忘我杀敌，就越是能活下来；如果心怀侥幸，贪生怕死，反而会命丧疆场。这启发军人应悟透极端环境下的生与死，战胜死亡恐惧，大力培养不怕牺牲的职业素养。这一节的至理名言还有“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几句话启发将领及时抓住战机，当断则断，不可胆怯狐疑，造成兵败灾难。
第五节先是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所谓“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并给出了如何“教成三军”的基本方法。接下来重述了孙武“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指导原则，交待了阵法训练的基本程序。
第六节叙述了军事训练的一些基本条令，内容包括：如何根据士兵的体能与智力，颁发适合他们使用的武器，分配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何将同乡同里的士卒编在一起，让同什同伍的士卒相互担保；如何让士兵掌握各种鼓声所蕴含的不同军事命令等。
第七节交代了军队行进、驻扎时所应遵循的宿营原则，以及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所应分别使用的旗帜是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招摇旗。还叙述了即将作战时要注意风向顺逆，顺风时乘势进攻，逆风时坚守阵地，等待战机。
第八节叙述了驯养战马的基本方法。战国前期新兵种骑兵的出现，使战马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然而在当时却少有这方面的理论。吴起对马政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既说明他的军事理论来自于战场实际，更说明了他的与时俱进与远见卓识。
综观八节内容，可见本篇内容主要是围绕“以治为胜”这个中心展开的，而其中讨论最为充分的是关于军队教育训练的问题。李硕之总结分析本篇所体现的吴子军队教育训练思想说：“吴子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教育训练是首要的。我们知道，严格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缺乏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而且训练只有符合实战要求，军队才有较强的战斗力。吴起对军队训练的一整套方法，是他从事建军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吴起所说的教育训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军事基础训练包括单兵技术训练、战斗队形训练和阵法训练。战备行动训练，他强调‘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和‘驯养马匹之道’。主张按照‘四轻、二重、一信’的进兵原则，根据实战要求和各种地形条件，进行行军、宿营、通信联络、部署兵力，以及临阵对敌的训练等。训练方法主要有两点，吴子强调‘学战之法’和‘教战之令’。所谓学战之法，就是从‘一人学战’，推广到‘教成三军’的办法，先学单兵格斗、拼杀技术，尔后学战术，熟练各种阵法。所谓‘教战之令’，是指在组织训练上，根据士卒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应的分工教练；并规定军队一天训练活动的内容和程序。这些训练方法，虽然显得有点机械呆板，但确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又，本篇中有“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一段，郭沫若先生曾在《述吴起》一文（载《青铜时代》一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据以论定“《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他说：“（这数句）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曲礼上》）‘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淮南子·兵略训》）。四兽本指天象，即东方之角亢为青龙，西方之参井为白虎，南方之星张为朱雀，北方之斗牛为玄武，而《吴子》所说则似乎已转为地望。像这样的含混不明，则语出剿袭，毫无可疑。且此四兽之原型始见《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谓：‘春……其虫鳞。’‘夏……其虫羽。’‘秋……其虫毛。’‘冬……其虫介。’《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是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睹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郭氏的这一说法颇有影响，然高文、何法周、李学勤等根据出土文献与海外文物，对此做了有力驳正。高文、何法周在《〈吴子〉考补证》一文（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中说：“先秦古籍之《右官篇》虽然已经说明‘五方之兽均为龙’‘演化而为四兽’已经完成；但遗憾的是，郭老未能见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兽的具体名称。他见到的只是倮兽、羽兽、毛兽、介兽、鳞兽等名称。现在银雀山西汉墓《六韬》竹简的出土，证实先秦时代已应用四兽具体名称；随县曾侯乙墓天文图像上，更绘制有青龙、白虎图；因此，关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的结论，我们就可以代郭老修正了。”李学勤在《〈吴起传〉序》一文（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3期）中说：“（《吴子》）书中某些看起来较晚的词语，有的未必晚出。例如‘左青龙，右白虎’等语，《礼记·曲礼上》和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所出帛书中都有。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一件漆衣箱，上绘青龙、白虎，并写有‘斗’及二十八宿名称。墓的年代是公元前四三三年，比吴起的活动年代还略早一些。事实上青龙、白虎等四神的观念至少西周初就存在了。最近我们在海外见到的周初饕餮纹四神尊，是一个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