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胡耀邦走马上任两助手探望小平
胡耀邦接到让他到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任命，已是中央工作会议后的事。
华国锋亲自和他谈话，神态大有领袖的风度：“中央党校很重要，是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那里高高飘扬。中央考虑再三，认为你最合适，还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自己。到了党校以后，把学习和研究任务恢复过来。你看呢？”
胡耀邦想了想说：“我非常感谢华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谈话，我没什么可挑拣的，坚决服从中央和华主席的安排。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的确是一件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是该系统地，准确地研究马列啦。”
过去，华国锋和胡耀接触不多，对他的为人和思想、脾气都了解甚少。一九七四年他调到中央以后，和胡耀邦在开会时有过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此人肯学习，有朝气，敢作敢为，办事果断，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善于权衡利弊，及时改变初衷。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去主持工作，并要求他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几点问题》的提纲，他给邓小平写信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拼了一点老命的。”邓小平提出修改意见后，他又很快召集人员讨论，拿出修改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篇在几个关键地方是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邓小平看后，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胡耀邦按照这些意见，广泛征求科学技术人员的看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数易其稿。到九月二十日，邓小平召集他和另外几个人前来汇报，大胆地支持他们一反文化大革命中的贯用提法，坚持整顿的这份文件，说：
“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小平还风趣地说：“你们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
仅仅一个多月后，邓小平的“辫子”就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人抓住，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经过深思，下了最后的结论；“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横竖看不惯。他要算帐呢，他要恢复他过去的老一套，还是白猫黑猫，不管他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此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这些谈话，经他们整理后，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于是，邓力群主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初稿），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钢铁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胡耀邦提出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被定为“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这时，胡耀邦也不得不检查，表示要同邓小平“划清界线”、揭发了邓小平历次同他谈话的经过和对他的指示，声称；“我要积极地投身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来，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作到正确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看到过他的检查，而且记忆犹新，所以老话重提：“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你过去写的检查还算数吗？”
“算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包括错误，我一辈子都要好好学习，正确认识自己。”
胡耀邦回答的很爽朗。
“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我们揭批‘四人帮’，不能揭批到毛主席头上。”他们正谈话，汪东兴也来了。他也照样是一副中央首长的架势，以内行的口气说；“华主席强调这一点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就有人揭批‘四人帮’而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胡耀邦故意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说：“还有这种事！不会吧？”
“有！”汪东兴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不能全盘抹杀。毛主席讲那些话时我亲自在场，讲得非常中肯、严肃。还有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那都是经过中央和毛主席看过的，就不能那么乱点名批评，只能是不点名地批评‘四人帮’的错误观点。”
胡耀邦待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指示。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汪东兴问。
“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讲的。”华国锋说。
“那么，有了问题我再请示华主席和东兴同志吧。”
华国锋、汪东兴将胡耀邦送到门口，神情依然很严肃：“党校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影响啊！”
“你们放心，我会正确处理好这些事的。”
无疑，华国锋和汪东兴对自己是不那么放心的。但胡耀邦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两个人虚张声势中，早已看出他们在中央没有多少政治基础。在清除“四人帮”
的帮派体系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上来的新权贵大多都受到牵连，已经调整了他们的领导岗位。他们除了依靠在文革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那批老干部，他们根本支撑不住局面。名义上看，华国锋重权在手，但如果老干部们，特别是邓小平站出来后，局面就会迅速改观。对此，他是信心百倍的。
自从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胡耀邦就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过去在他头脑里曾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活跃起来了，那些东西与文化大革命的提法进行了交锋的撞击。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他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批判东方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先哲都不那么迷信了。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和认识，那就必然和其他科学一样，也要经受实践和生活现实的无情检验。在实践这个法官面前，任何理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的许多具体预言、结论，包括对林彪的看法，都没有经得起检验，难道他还是一贯正确的吗？难道他就不会犯错误的吗？既然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正确、错误之分，那么为什么对他的每一句话都要坚决照办，句句都听呢？
他的思想，更多地是在最近这几年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在同许多老革命家们的接触中，共同思考和争辩中形成的。他不愿追求过多的时髦，只求自己的行动和观点能够经得起子孙后代们的检验，经得起未来的检验。
谈话以后，胡耀邦就走马上任了。
那天，他刚回家，就赶上从四川来京汇报工作的赵紫阳来看望他。赵紫阳是他心目中比较佩服的一位实干家。他到四川几年，改变了那里的农业面貌，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的谚言，不容易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能够得到人民发自肺腑的称赞，没有真正过硬的本事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赵紫阳得到了。
“紫阳同志，群众对一位领导的评价，光看在台上时的颂词是不算数的。更重要的是他下台或死后人们对他的态度。那时候的结沦才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可争辩的。”胡耀邦捏紧拳头晃悠着说。
“我承认，任何伟大的领导人都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这么快就被人民所正确认识。”
“噢，什么意思？”胡耀邦伸手点着他的脑袋，开玩笑地说：“你这话可是违反两个“凡是’呀，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
“没关系，我们彼此都一样，我想你不会去打小报告的吧？”
“我要不相信，就不来和你同流合污了。”
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你就那么相信我？”
赵紫阳问：“中央最近又有什么消息吗？”
“你是指哪一边？你都听到看到了，他们在拼命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对陈云也抱有戒心。我看吴德是别有用心，他想当人大委员长。汪东兴的思想僵化了，开口闭口毛主席，言必称过去老一套。”
“老一套是不灵了。换句话说，毛主席自己能用的办法，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
每个领导人用什么方法，得根据他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决定。所以我看到了他的悲剧。”
“一定是悲剧吗？”
“如果识时务点还可以。不顺应潮流就一定会走向反面。”
“我想问你，现在中央里，你最崇拜哪个？”
“我得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最佩服小平。”
“看来我们是所见略同了。”
“你说的是心里话？”
“要不怎么会来拜访你？”
“什么意思？”
“请你一块去看望一下他。”
“这个时候去见？”
“等他站出来以后再看望他，就有溜须拍马之嫌，我可不愿意落那样的名声。再说，到那时再求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拜访最好。”
“你是说现在就去？”
“怎么样？说干就干嘛！”
胡耀邦马上抓起电话联系，很快就定妥了。他摘下风雨衣，笑着对赵紫阳说：“今天可就要沾你的光喽，坐你的车去。”
“给你省下汽油啦！”
邓小平正在考虑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一封信。看来，还是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硬撑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华国锋、汪东兴他们扣得很紧，非要自己说几句检查的话不可，就像当年毛泽东对待自己那样，如果自己不保证永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决不会那么痛痛快快地让自己重新站出来工作的。现在他还是如法泡制，不过，一定要来点更为科学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赵紫阳来看望他的电话。这当然是好兆头！
一年多的光景，邓小平衰老了许多。他还是浅眉，眼睛不大，目光很锐利。额头上的线条十分有力，身板直，带有那股虎气，怪不得有些干部很怕他，他那股气势的确有点咄咄逼人。
“我们不是初交，算老相识了嘛。”邓小平握着赵紫阳的手说。
“你是个社会主义的实干家。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得有你这样的实干家才能干好，噢，还给我送来这么多家乡的土特产，我得好好谢谢你！”
胡耀邦在旁边说：“紫阳同志也在呼吁，要求你重新站出来工作。”
邓小平说：“谢谢大家。看来，光靠一两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非得大家一起努力不可。就是我站出来工作也得靠你们，发挥你们的作用，我已经老了，你们起码可以再干二十年。中国应该在你们手里建设好。”他的口气，他的神情，他说的内容都显示出他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
赵紫阳受到了鼓舞，他说：“现在主要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迫切需要从停滞的、凝固的、僵化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样才会出现有力的行动，而且必须有足够有力的行动，才能改变一个局面。功到自然成，这个功，就是大家的努力，急性病是不行的。”
这些话正说到了邓小平的心里，他望了胡耀帮一眼说：“其实，你们在一起搭班子是最好的。将来我要工作了，是会向中央建议的。”
“其实，紫阳同志来北京，可以直接到这里，不要耀邦引见也可以嘛。我们都是朋友了，我从你们身上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主要是请你指导我们。”
邓小平微笑着说：“彼此互相帮助吧。”
“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你出来主持工作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越早，中国革命越主动；迟了，只会使革命受损失。”
邓小平并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他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拖延部署已经流露出脑火和不满的情绪，但并没有发作。他懂得在自己处于明显不利的条件时如何应付上下左右的关系。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表现出足够的火候。
他说：“我准备再给华主席写封信，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一些宽松话表示一下我的态度，我对将分配的工作是无所谓的，让干什么都行。不过我得强调一条，这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我这话是具有双关语的。”
“华国锋不一定能理解。”胡耀邦说。
邓小平笑了：“只要历史理解就行。”
这时，赵紫阳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不但是个能处理各种政务的活动家，也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过去有些人的确太小视了他啊！就是现在依然有人还在犯同类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