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
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
“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
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
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
“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
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
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定于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是三百万份。九月六日和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消息。十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期的目录。
其中，这期杂志将介绍一位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被逮捕入狱后又顽强抗暴，拒不屈服的青年工人事迹，他的名字叫韩志雄。文章的题目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在相当一批人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至今仍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作用明眼人一看即知。汪东兴调审了这期杂志的文章后，大为恼火，便于当天下午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的韩英打电话，问道：“你看过《中国青年》第一期稿子了吗？”
“我，我进没来得及仔细看。”
“问题不少！”汪东兴的口气很严历：“第一，为什么他们只发叶副主席题词，而没有华主席题词？第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我已经批评过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啊？第四，这里面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所以。你们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
韩英心凉了半截。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中国青年》编辑部原话传达。
世界上再没有比凭藉权力乱封乱停刊物和报纸更为可恶的事了。这既等于封别人的口，又暴露了自己独裁、专制的嘴脸。编辑部研究了汪东兴的指示后，一一予以回答：第一。编辑部早在七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八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九月二日付印。付印前，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华国锋又正在外，这样只发叶剑英的，也不会影响什么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还被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代表，其事实经多方调查，一点虚假也没有。你汪东兴有什么根据说他有问题呢？第三，刊登童怀周的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江青等人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本来准备刊登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刊发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逝世并没有疏忽。据此。他们表示难以接受汪东兴的批评。
九月十一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同时也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九月十二日晚上，韩英找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在传达中特地念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此时，编辑部的决策人士们已经有底。所以并不惧怕那位堂堂的中央副主席了。九月十三日晚上，他们接受了前两条意见，对后面两条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四万多份发到读者手中，改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他们的要求。被团“十大”筹委会拒绝，这就只得使他们再次上书华国锋和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那两篇文章。
这下。汪东兴可是真正坐不住了。
九月十四日晚八点。他把《中国青年》组长以上的干部叫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指着他们的鼻子质问：“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吗？我翻了这期杂志，以为是清样，谁知你们已经正式出版。出版了还让我审查什么？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既然让我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杂志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杂志杜的编辑们还能沉得住气，他们当着他的面再次申诉他们的意见。
汪东兴仍然余怒未息：“你们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又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你们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不听华主席的？华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讲话。为什么有的人还在这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
“我们还是愿意请你提意见的。”
“可是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汪东兴语无论次地说了又说，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还是那几句老话。“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个举法！你们为什么不发华主席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第一条，不动了，照你们的办。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改一个字也不必要。”
他已经感觉到了众怒难犯。虽然他开头调子喊得很高。
一场很紧张的冲突便以双方都让了点步而解决了。他们听得出来。汪东兴的声音，其实是很沉重的。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分管这项工作的汪东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到会。邓小平、李先念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祝贺大会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词。
这件事，与先后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坚决支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四川、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一样，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震动，造成了一种必须扭转乾坤的压力。
华国锋再也承受不住了。
汪东兴也感到难以招架了。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脸上转动，他明白。他的意见是根据同华国锋谈话妥协的现实提出来的，不可能不被常委们采纳。“鉴于这是党改变重心的战略决策，我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越。”
汪东兴打了个沉：“怎么又要开会？”但是当他的目光瞅向华国锋时，华国锋却有意避开了。他说：“请其他常委发表一下意见。”
叶剑英喝了一口茶水，笑了笑，指着邓小平说：“你呀，一天价啄磨一些新道道，当然都是好意。看来你研究了不少东西呢。”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啊！”邓小平也开着玩笑说：
“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记着毛主席的一些话，而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些话。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体现了真理。”
汪东兴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好，让全党讨论这个问题吧！”
李先念接着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也只有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比较合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党的重心应该转移了。现在不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还在纠缠一些空洞的口号，就会误大事。”
“我看，会要开就早点，不要超过十一月上旬。你看呢？”叶剑英转过身来，征询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说完就宣布散会。
华国锋说：“那就在十一月上旬开吧。具体时问由东兴同志根据会议安排的情况决定。我重申一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
其他的问题一律不议！”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会议开起来，当一种意见变为群体意识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难遏制住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撑二十多年的信仰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会议极其保密，但北京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央的动向，有人预料他们久盼的特大喜讯即将到来。意味探长的是恰恰开幕式的头几天里，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巧妙地制造了另一种表面现象。
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开幕词里再三强调：会议要着重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一到讨论会上，各组几乎都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情提到了首要议程上。
“天安门事件中。究竟有没有反革命？”
“这么重大的事都得不到公正的结论，北京市的人民怎么能完成转变重心的战略使命？”
“天安门事件里，“四人帮’搞了那么多鬼。为什么迟迟不敢公布？”
特别是吴德，走到那里，都会变成众矢之的。有些人把这一事件迟迟得不到平反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的身上。这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他早已批准公安局放了因参加此事件而所有被捕的人们，一共三百八十八人。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声浪，反而更激起强烈要求为该事件彻底平反的汹涌浪涛。
十一月二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陈云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除要求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事。他说得很激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此事，我们再不顺从民心还待何时？而且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讲到这里时。东北组的与会者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杨易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应该单独出简报！就说我们全组同志一致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再不为这一革命运动平反，那就天理难容了。”
陈云在群情振奋中又讲了几句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番发言一出来，立即旋风般地吹到各组与会者中，成为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
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追究有些人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被他们颠倒了的许多是非还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个别人本身就和“四人帮’一样，他们参与镇压了群众，迫害了干部，而且至今不肯作自我批评。”
“对这些人，早该撤换了！”
“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头脑里还是“左’的那一套，口口声声尊重群众，开放民主。
可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他们至今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
……吴德实在挺不住了，连夜找到华国锋，诉说苦衷：“华主席，我看还是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吧。不然我们就没法见群众，没法向会议交代了。弄不好，还会发生……”
其实，华国锋比他们还要明白眼下的局势。
他不敢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摆架子。但在吴德等人跟前还是很有权威的，他说；“他们马上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交上来，我马上召开常委会批准。报告的措词你要好好推敲一下。”
十一月十四日的常委会是异乎寻常的。除华国锋以外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会议的议程，而邓小平则是刚出访回来就被通知来开会。为了防止意外，叶剑英临来时还作了一些必要的防范。他们似乎觉察到。一定是出了紧要的事情才召集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恰恰是两年前智擒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方。
华国锋等人都齐了后才把吴德叫进来。他脸上露出强挤出的笑容：“同志们，还在去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了。吴德同志早就起草了一个报告，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的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建议今天的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
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让汪东兴感到吃惊，连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也颇感意外。
吴德慢吞吞地念完了那份报告和决定。他的神态和口气与他两年半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讲话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作了总结。
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一～评话剧〈于无声处〉》，指出：宗福先的话剧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两天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
一霎时，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在上演《于无声处》这出话剧。于是，舞台上的剧和生活中的剧，都交融到了一起，而那几位政治家们，既是生活中剧的导演，又是剧中最杰出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