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北京火车站彩旗飞扬，面带笑容的少先队员挥舞着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国旗，喜气洋洋地站在贵宾台前，他们早己训练完毕，等候在五四青年节的这天欢送华国锋乘专车到朝鲜访问。
各大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早已接到通知，提前两个小时进入火车站。这里解解放军战士对外戒严，一般行人的旅客是绝对来不到现场的。车队比预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早到的大使们纷纷推测，一些前来送行的官员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伸出手臂看丧。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露面的拍下了镜头。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国家所需要或能够引起注视的。
忽然，十儿辆高级轿车沿着贵宾通道鱼贯而来。等候在两旁的人们立刻有组织地变得欢腾起来。一些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纷纷腆起肚皮，摆好姿态，以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有伤大雅。
按礼节，邓小平、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领导人先从停留的轿车里出来，排成一行。然后，华国锋和其他随行人员才下了轿车，向欢送的人起过来，一一和他们握手。
“华主席，祝你一路顺风，访问圆满成功。”邓小平有力的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
“国内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可能处理好的。”
“华主席，多保重啊！”
“谢谢。”华国锋摆出最高领袖的姿态说：“国内的事就全靠你了。”
华国锋瞟了吴德一眼，发现他的表情很勉强，话音有点伤感。他来不及和他们叮嘱什么，一一握手后便登上车厢。
在车厢门口，华国锋转过身来，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邓小平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鄙视机笑的意味。是自己太多疑？还是看花了眼？或者只是对方习惯性的动作？华国锋的脸倏然一变，现出阴云。
就在这时，列车徐徐开动了。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华国锋访朝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平壤发回的电讯或专发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华国锋和金日诚的讲话。
《光明日报》
的总编辑和其他人员忙着发表一篇足以震撼中国政坛的“精神原子弹”。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来得正好，军委儿位大帅都到了。”叶剑英打趣说。
韦国清连忙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是什么帅，而是几位老帅下的兵，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听调遣。”
罗瑞卿腿不好使，坐在轮椅里拍着扶手说：“有这一条就好办，一定能打赢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刚才和叶帅谈了，真正搞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我们这批老家伙根本没门！”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
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
韦国清也从邓小平那儿看到了文章的小样，他说：“我看全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许多党的干部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没懂。那篇文章说得很好：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和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证明，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叶剑英不知道这番话是照着那篇文章的小样讲的，还以是韦国清自己学后得出的结论，翘起大拇指说：“国清同志不愧是总政主任，理论水平就是高，老夫弗如也。”
“你难道不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凡是派会找麻烦吗？”
“说这话为时过早，小平同志。现在的老百姓已非昨日的群众，特别是那班青年人简直是什么都敢说。相比来说，从理论上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应该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叶剑英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越及早准备越好。”邓小平说道：“这一件事，叶帅啊，我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他们要搞突然袭击的话，我们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危害。”
叶剑英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逮捕江青集团以来，他曾致力于国内的安宁和稳定，他不希望国内再出现混乱。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通过讨论商量，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再采取对付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手段对付反对派，那将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于是，他们四个人再次研究了文章发表后的若干细节问题。
华国锋在朝鲜的每一天，生活得都很开心。
十几万男女青年用鲜花组成的欢迎长廊，金日成和朝鲜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盛大国宴，安排得极为周密和舒畅的参观路线，以及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热情与友好。再加上五月的朝鲜，奇花争艳，异草翠滴，碧波湖泊，奔腾流泉，景色秀丽，峰峦多姿，使华国锋一行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金日成认为他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十亿人的中国，最稳固、最牢靠的接班人和领导者，把发展两国关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使用了有史以来最高级的礼仪欢迎华国锋，接待华国锋，甚至在宴会的讲话中，金日成几次高呼“华国锋万岁！华国锋万岁！”
这使华国锋受庞若惊，激动万分，连陪同他的官员们都看出他已经难以自制了。
“金日成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只要有金日成同志的领导，有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犯。任何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国锋对金日成说。
“华主席讲得完全正确！让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这种友谊。”
金日成和华国锋握紧手，又高高地举起来，让数十名记者们争先恐后拍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他俩作了这番姿态后，继而又亲切的拥抱和象征友谊地摇晃着手。
“华主席，国内的局势怎么样？”
“人民生活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权非常稳固。“四人帮’不仅不能东山再起，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敌人也将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
“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有分歧吗？”
“不，我们团结得很好。”华国锋说：“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团结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班子，这是我们在本世纪内实现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很好，这对朝鲜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件特大的喜讯。”金日成用中文说。“谢谢！”华国锋和金日成再一次握手。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机回到北京。
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十分矫健地走上前，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热烈祝贺您访朝圆满成功！华主席，你们辛苦了！”
华国锋也说：“你们也很辛苦。”
“国内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和朝鲜签订的那些协议和公报，大家基本满意。”
“好，好，这样很好。”
不知是华国锋没有听清，还是有意应付，他一点也没露出异常神色，还是像入朝那样同前来欢迎的其他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走向轿车，钻了进去，直驶中南海。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殊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文章的开头霹雳而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怎件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上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已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假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
《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
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吴冷西没来电话前，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
“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汪东兴放下电话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像洪水般地涌进中宣部；然而，那些接电话的官员们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听对方的意见外，对所提的一切都无可奉告。
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进行
平反，尽快打破“两个凡是”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所表示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要求中宣部给该文的作者封功授奖，甚至一位年轻人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白天盼，黑夜盼，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终于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
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
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
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问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着，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
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
“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
“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祥？暴露了吧？”
“所以问题棘手。”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
“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
“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
“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
“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
“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
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
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丰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
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
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现在起，他们已经不指望度过一个个幽静的夜晚，呈现在头顶的虽然是风和日丽的蔚蓝色天空，但那片浮飘的白云里似乎隐藏着一颗百吨级的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淋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