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施
这个星期天，汪东兴是在郊外密云水库那度过的。深秋的天
空，格外绚丽，秋雨洗刷过的大地，像大海一样升腾起一股股薄散的雾气。几叶轻舟在湛蓝碧透的水面上宛如扬帆起航的舰艇，那样气势昂扬。成行的大雁，像向胜利进军的队伍。展翅南飞，勇往直前。尽管一往无际的草滩上，草儿都变黄了，但那密密丛丛的枯草，却像给沙窝里铺上一块块金色的大地毡，依然给了来此的客人以极大的诱惑力。
为了严格保密起见，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三个最亲近的人员开车前来接他。
他的话引起了沉思：
如果党的十二大再提前召开的话，他决心在选举中苦挣一番，连任副主席。政治分析表明，现在他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并伴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那股西方民主墙的年轻人的浪潮，很可能产生极端。他倒希望能让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状况重演。那时，也可能使现在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觉醒，邓小平的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他们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华国锋的威信仍然高涨。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想盼，在民众中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总之。他希望能有一次行动，一次当机立断的行动，这个行动能确使为刘少奇平反的活动流产，使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众怒难犯而停止他们的活动。
他使得他的同事们沉默不语。当年那种豪气壮语很难再见到了。只有远处，树影婆娑，林涛阵阵，草丛里的蝈蝈，领头开起了音乐会。
“你们知道吧？”汪东兴仍激愤不已：“邓小平现在公开树起旗帜，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了。据说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怎么能这样干呢！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居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
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证据，难道能推翻吗？他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难道不是事实？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难道也是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这些铁证难道都能推翻吗？”
跟随他多年的一位部下说：“可中央相当一批老同志竭力主张给他平反，我们有什么办法？”
“什么人？”汪东兴远离城区，压抑胸间的不满暴露无遗：“都是像彭真、薄一波那批曾定为“叛徒’的人最积极。叛徒给叛徒平反昭雪，这有什么稀奇？反正我是不会举手的，杀我的头我也不同意！哪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我不能自己抽自己耳光！那种滋味好受吗？”
不欢而散。
就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汪东兴一路上无精打采地刚回家。警卫参谋就进来禀报，说黄克诚要来拜访，有要事相商。他皱着眉头正要拒绝又改变了主意。
黄克诚一生刚毅正直，命运坎坷，原先就因敢讲敢说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资格很老但因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始终得不到重用。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他平反而又提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书记的话。也许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还在战争年代，汪东兴与他有所接触，曾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大加佩服和赞赏过，所以他重新工作后。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印象还不错。
尽管黄克诚不断挺起胸，显得腰板很结实，但还是掩盖不住他那虚弱的身子，就从耷拉的眼皮和那一头又厚又密的白头发看，当初英俊。魁梧的将军形象早已消失殆尽，留下来的完全是一副不甘心衰老的钢强躯壳。
“我还得叫你汪副主席。”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刘少奇同志案子的事。”
“这事不是我分管。”
（短暂的春秋33l）
“这我知道，但你当初也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有些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黄克诚音宏声亮地加快速度，生怕汪东兴再来打断他的话，突然他声泪俱下地哀嚎一声：“少奇同志冤枉哪！”
汪东兴吓了一跳：“你、你怎么了？”黄克诚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位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从一九六六年冬被隔离和批斗。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临死都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处理决定和证据。这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啊！”
“你冷静些。”汪东兴的面孔很僵硬，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现在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只讲事实就行了！”
“他们说少奇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给日寇当保镖。其实，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定的，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把这些当时见诸报端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少奇“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歪曲历史……”
“黄老啊！”汪东兴拉长声调说：“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的右倾口号不是少奇的发明，但他总是执行右倾路线的。这一条总有责任吧？还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和献计献策的事……”
“这些我们都详细调查了，那完全是靠逼供信，让丁觉群一个人信口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吧？”
“没错！就是丁觉群一个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运动小组长，一九二八年被捕
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他的口供完全是被迫编造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同志对这个只有一名组长、一个组员即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反复了解，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个机构。当然刘少奇被定为小组长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
“那丁觉群为什么会揭发呢？”
“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丁觉群不诬陷刘少奇，他就过不了关。我们的同志经查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狱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实事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丁觉群四次翻供和申诉，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人揭开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于是，他按专案组的指供诱供，写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笔供。”
汪东兴心烦意乱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脱口而出：“这些叛徒、特务。实在可恶至极！”
黄克诚又说：“我们的同志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觉群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再三说，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嘛。”
“但是。你们能全信丁觉群的话吗？”
“但是，当初专案组不是完全凭他的话定案吗？”
“刘少奇指示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也是假的吗？我们当时定刘少奇是工贼，依据了大量的事实。不仅仅是丁觉群一个人的。”。
“好，我回答你缴枪的事。”黄克诚耐着性子说：“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调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更显然是栽赃诬陷。”
“但我们不能只凭想像，而要看事实。”
汪东兴冷笑着坐下来：“就按你们讲的这些，刘少奇也是有问题的，起码他是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他也不是什么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也不是什么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家，回到当时的情况看，他的问题也许会更多……”
“是的，事实上难道没有和国民党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吗？”
“没有！”黄克诚大声说：“少奇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擘）工作的林棣之、陈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见到和听说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第二，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少奇同志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
“你这种说法很勉强。难道国民党当局抓人不抓主要的工会领导人，而抓一般干部吗？”汪东兴连连摇头：“也许正是因为抓了他们，刘少奇才向武汉当局报告，要求保护嘛！”
“但是。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都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的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去。今晚军队已撤出，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等等。”
汪东兴听到这里，失声笑道：“当时报纸的说法都不可靠，都是道听途说嘛。所以。除了经各种渠道都能证实的事外，其他的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毛主席
当时就一再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
黄克诚叹口气道：“你说完全正确。但事实却和我们有些人想像完全不同。比如，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但经中纪委同志现在复查，特别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照这种逻辑，虽在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巡捕房就想在一九六六年诬陷刘少奇了！”
“汪东兴同志，我不愿听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言论。”
“事实本来如此嘛！原来调查的证据，被你们百分之百的推翻，连历史档案也被你们说成是假的，好像唯有你们说的才是真的。那刘少奇的逮捕苦肉计又有人证，该怎么说呢？”
“苦肉计之说，其唯一的来源还是被引用了多次的那个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按他所说：刘少奇为了掩盖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工人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派小汽车密送刘少奇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是的，请你用事实驳斥。”
“事实已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中央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鉴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你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事实，难道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黄克诚坚定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复查就是抱着让子孙放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还有说少奇同志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原审查报告除了以那份丁觉群编造的书面交代为依据外，别无任何旁证。而根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离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在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汪东兴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了：“聂荣臻此刻证明这一点是很不严肃的。审议刘少奇问题报告时，聂荣臻同志是中央委员，各种会议和材料他都看见过而且也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时间他不
站出来讲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发表过，而且同样揭发、批判过刘少奇的，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所以你讲了这么多，老实说，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既然你没有能把我说服。那么我对你们搞的这个复查报告不能负任何责任。”
黄克诚也严肃了：“你觉得这种态度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汪东兴说完，突然又改变了口气：“请问黄克诚同志，你今天来，是以个人名义和我谈话，还是受组织委托来专门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东兴这时又换了副面孔：“假若你是个人来和我交往，我们只是私自交换意见，你得陪我好好喝两杯，我这里有上好的茅台酒。你如果是代表组织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我就不能奉陪了。我建议此事到会议上研究。此事不宜在家里讨论。”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剑英同志商议后。委托我来给你吹吹风，当然也是听取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也是参与刘少奇同志专案的人嘛。”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我还要吃饭！”
“我看这个问题等华主席回来以后再研究、讨论吧。”
吴德感到很奇怪。华国锋刚刚出访，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薄一波等人就忙得白天黑夜到处开会，相继出笼了一系列的文件草案，好像他们就是专门背着党中央主席要干什么事似的。
陈永贵是他搬到新居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
“你终于给彭真腾房子了？”
“不腾能行吗？人家就是要出这口气嘛。”
陈永贵撇了一下嘴：“没意思！”
说着，他背操着手看起新的居住地来了。这套院子比原来低了一些，水泥青砖砌成、挂瓦屋顶，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进了客厅，稍事寒喧几句，吴德便示意陈永贵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华主席这个人很老实。不会和人斗心眼。要搞阴谋诡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还是很有感情的，对他们那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狼藉的人哧之以鼻。”陈永贵也学会了几句文皱皱的成语，不过说起来很蹩脚，老是念错字：“我回到山西，大部分农村干部都对他们那套包产到户不满意，说这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寻求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使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他们那一套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实践上也证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广大农民都抵制嘛；第二个是只有拥护华主席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唯一正确的选择。”
“你呀，大概还不知道吧？陈云、胡耀邦他们已经把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吴德极其神密地说：“人家专门乘华主席不在时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造舆论。”
“好狗日的，公开为刘少奇平了反，岂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陈永贵好像被人用对空导弹轰了一下。吴德看到了这位大寨英雄的心情，摇了摇头。陈水贵看到了吴德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七斗八斗难道就斗出了个这？现在，中央的大多数确确实实是说不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到了这时候了你还信不过我？”
吴德“唉”了一声说：“事实证明，我们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动摇，你看仅仅几年，实践全部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华主席恐怕也……”
”什么意思？”
“我想，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现在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也休戚相关。”
“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我也得被他们干掉。”吴德说到这里，站起来，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几棵树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就出现了大的剧烈斗争。江青、张春桥等人刚刚粉碎，邓小平就掌握了权力，而且迅速控制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看来，他在余生之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痕迹，来个底朝天。
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你知道了吗？老陈哪，听说胡耀邦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要恢复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党的总书记。”
“让谁干？八成又是让老邓兼！这岂不是要把华主席彻底架空吗？”
“他们还在制定什么党的准则。规定了许多纪律，”吴德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他们想把他们那一套用党的纪律固定下来，封住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嘴巴。不让人们提意见嘛。”
他们正说着话，秘书进来给吴德放了一份文件就退出去了。吴德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份文件。像电打似地叫出了声：“哎呀。好快哪！”
“什么事？”
“你看。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意见出来了！”
陈永贵急忙凑过来，和吴德一字一句抠起了那份征求意见稿：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政治
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吴德几乎是一口气地看完了这个复查报告的初稿。他的脸色蜡黄，这时他隐隐感觉到。政治这玩艺好像纯粹是胜利者玩弄的游戏，只要手中有了权力，一切事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
“这回，一切祸水都得往江青，林彪、康生他们身上推了，好像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似的，其实把刘少奇的事推在他们身上，倒高抬了他们。”吴德说。
陈永贵两眼红红的。把这份文件往桌于一扔，说：“我真担心，下步党的历史该怎么写呢！”
吴德比陈永贵大几岁，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后。吴德对他很好。经常像老大哥那样帮他出主意，解决点家庭或个人的困难什么的，所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知道，江青、张春桥虽然表面上对他也很尊重。其实骨子里根本看不起他。只要经常听听他们那副顺带教训人的口气就明白了，而吴德则是和他平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竟然无话不谈。毛泽东逝世以后，吴德比过去对他更加热情。
“我问你，永贵同志，你过去说过谎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你认为有道理吗？”
“不，我认为完全错误。”
““你，你没说真话，也就是你的心里话。”
“哪儿的话呢？”陈永贵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吴德仔细地考虑着他们的话，说：“你干嘛不好好想一想。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说得多么好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不翻案’呀，“什么坚决同过去那个反动的我，彻底决裂’呀，可是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全部变了卦。你说，他们过去的话不算谎话吗？”
陈永贵迟疑了片刻，点点头：“算！”
“可是，现在有谁指责他们呢？”
“谁敢哩，他们一个个都掌了大权。”
“对了！”吴德高声地说：“所以，我们也可学他们，也说假话。”
“怎么个学法？”
“比如，同意他们的一切决定，跟他们跑，给他们唱赞歌，他们说狗吃过老虎，你就说亲眼见；他们说蜂蜜是苦的，你就说我亲口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永贵火了：“让别人听见，不把大牙笑掉才怪呢！人家一定认为你神经出了毛病。”
吴德笑道：“好了，你良心上下不来吧？你不会顺竿子往上爬，逢场作戏吧？好，那我估计你一定会给他们拨拉下来的。用不了多久，政治局里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陈永贵想，吴德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自己一时还想不到。他探过身来，说：“等华主席出访回来，事情也许会好些。我敢打赌，华主席也一定不会同意给刘少奇平反的。”
吴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市对管制的那些走资派和被打倒、被专政的人物的敌情动态基本上他都能参与，都能了解。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事件前夕，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全市重点加强侦察活动，镇压那些人的反抗。现在。负责监视他们的人还免不了给他汇报些了解到的材料。
当然，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像自己突然从光明世界一下子坠入黑暗中，自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几乎与世隔绝了。就凭这一点，他也能感受到权力对政治家的极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