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
几天后，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紧紧裹住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尽管铜钱大的雨点哗哗地下着，但怀仁堂里仍灯光通明。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列席常委会的彭真围拢在一起，正在召开全党全国下一步工作的战略会议。
由于叶剑英正在广东各地视察，所以没参加会议。但是他对会议的议题早就了解了，并委托赵紫阳转达了他对对外引进议题的意见。
跟往常一样，华国锋主持着会议。邓小平却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由公安部受理并进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侦察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按照今年生效的刑法、刑诉法的程序和条文，应该对这两个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他曾提出中央应成立一个审判工作指导小组，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组成。尽管他提出这个建议后，中央许多人怀疑这样做的效果是否好。但是，他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对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怀疑过，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
所以，他讲起话来，总是信心十足。
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和评论。但从统计和民意测验上看，大多数人是支持他的。
“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是路线斗争范围内的事，所以解决的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是党内的处理，而只能动用法律。”他说：“依照法律判他们的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现在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时候了。”
这就意味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不会再由他个人来决定该怎么办，也不会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怎么定，而是由法庭全权决定。如果那样，一旦他门真正行使独立审判权，后果将真的是不可预料的。
邓小平又说：“我们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实际上牵扯到林彪、“四人帮’的大量问题都属于法律问题，比如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安门广场镇压人民群众，将那么多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迫害致死，那不是都是犯罪吗？只要我们知道一些，都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可是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觉悟，还要坚持那套“左’的认识，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果然有很多优点，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还想再搞一次那样的运动。你们说有没有那样的人呢？我看是有的！”
这时，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眼光相撞了，华国锋心头一阵颤抖，知道他的这番话包含着极大的含义。他本想当场再解释几句，但他没敢再冒风险。在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被迫辞职以后，他就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尽量避免与这位被尊为“绵里藏针”的老政治家发生对抗的局面。
但是，他觉得自己老那么沉默也太窝囊了，就说几句：“凡事都要具体分析。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既要审判，就要在人大会议上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特别审判庭，特别检察庭一类的审判组织。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国内的大事嘛。”
这几句话果然把常委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李先念、陈云、赵紫阳纷纷发表意见表示赞成，连彭真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于是，胡耀邦也讲话了：“我们提出的设想，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审判江青和林彪，这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这样的事，在我国还从未有过先例。所以，干这项工作，当然要首先解决立法问题才能使审判工作合法。这点，小平同志早就估计到了。”
陈云说：“国锋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意见都对，我刚才想了想，就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此事。”
“不，应成立审判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彭真说：“自从小平同志提出要对两案实行公开审判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许多同志碰头，刚才又受许多同志启发，觉得这两个机构必须成立。”
“到底是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说出话来就在点子上。好，这个意见可以，上人大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李先念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可以分别就任特别法庭的庭长和特别检察厅的厅长。然后再任命—些审判人员。”
陈云说：“像伍修权、费孝通这些人可以当副庭长嘛。审判员、检察员多—些，代表的范围广一些，突出审判的人民性。具体的人选可以由耀邦同志全面考虑一下。”
赵紫阳说：“你们的看法都很好，我都赞成。但是林彪和江青毕竟是两案子，牵扯的人犯的案情都不尽相同，我看要分成两个审判庭来审。”
“当然是两个审判庭。”彭真说：“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侨、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具体的工作和业务让有关专门人员去干，我们给他们提供—些具体原则就是了。”
这么一讲，与会常委全都同意。
每当会议开到这种程度时，人们的眼光总是很自然地转向邓小平。他已经成了这些人公认的真正的当家人。
“大家都已说许多。”邓小平微微笑道：“晚上的会又不能开得太久，太久了老同志受不了。陈云同志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所以这次常委会我不主张决定什么大事，但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放手让年轻干部上的问题。”
邓小平的目光就像一只探索器，在参会者的脸上来回着，观察着人们对他意见的反映。见没有人表示看法，他又接着说：“为了不使权力过于集中，兼职、副职也不宜过多，逐渐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讨论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同时我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你们看怎么样啊？”
这个主意来得太突然了，一时根本叫人反应不过来。华国锋猛然一听，以为邓小平、陈云等人也要辞职，心里一阵惊喜，马上表态道：“小平同志刚才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以实际行动培养年轻干部大胆的干，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我自己不兼总理，也同意。希望老同志们都应该向小平同志学习，把一些重要职务让出来，放手让年轻的同志们干嘛。毛主席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总是老同志一手包办，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开手脚？”
邓小平笑而不语了。
赵紫阳望了胡耀邦一眼，急忙说：“这么多老同志一下子不再兼任副总理，对政府工作是一个最大的削弱。我不同意—下子退这么多，是否慢慢来。”
胡耀邦事先也没得到邓小平的暗示，更没听他提到过这事，心里也有点着急，就说：“紫阳同志说得对！老同志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我觉得我们党的干部正在青黄不接时期，一下子变化这么多，会使党和国家遭损失……”
陈云胸中有数，他很快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真实用意。等大家都在时，才缓慢有力地说：“老同志面临的第一项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我们给他们当好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所必须的，我完全同意这一战略措施。我在这里表示，我不宜兼任副总理的职务。”
“我也不宜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李先念似乎也悟到了什么，点点头开了腔。
在座的多数人都知道，根据经济统计表明，当前国民经济的状况并不很好，随时都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去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今年大约也是一百七十亿元，国家完全靠向银行借货和透支过日子。这两年，银行增发了一百三十亿元的纸币，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意识到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要引起危机的临界点。尽管如此，物价还在上涨，而且商品涨价的面相当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已通过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了。乘着这个时候撤离第一线，无疑是有经验的政治家的聪明之举。对这一点有些人并不都能认识的。
当大家都发表完意见后，邓小平伸出手臂看了看表，说：“今天时间已不早了。
我看我们也不必忙着作结论。还是到政治局会议上作决定吧。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我们下周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想表示一下他的最新看法，但终于没有勇气公开讲出来。
徐向前没有睡好。主要原因是在晚上接到了一个让他干一件有生以来头一遭使自己十分违心的事：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专心搞军委副主席的工作。
电话是聂荣臻打来的。这位元帅还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都提出了不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王任重因党内有重要职务，也要求辞去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徐向前没好气说：“他们干不干是他们的事，我不干我自己会讲，为什么还要别人替@！#$心？请您告诉一切关心我的人，我的身体很好，还能干几年，用不着什么人对我表示过份的殷勤！”
徐向前心里很清楚。在中央，自己和叶剑英、邓小平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就抱着一种凭党性办事，不结伙、不入派，不和任何人拉拉扯扯，建立什么私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保持着一种独来独往的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他似乎对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内讧、内斗已经深恶痛绝了，压根儿就不想沾边。所以，他不被有些人视为知已是理所当然的。
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总理，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他显然被人无端的架空了，弄得大权旁落。是的，他承认华国锋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但对他的忠厚老实，他还是比较欣赏的。就是从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出发，自己对他表示尊重也是无可非议的。
无论是在国务院的会议还是国防部的会议上，徐向前都反复强调这样—个观点：
“我们应该支持华主席，他对党和国家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应该有良心，千万莫做忘恩负义的事。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要不是华主席让一大批深受迫害的老干部站出来，重新工作，我们—些老同志能有今天吗？上楼抽梯、过河拆桥，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传统。”这些话，对有些人来说，也是他们不太爱听的。
所以徐向前得到让他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建议时，心里很不平静。对他来说，不兼任副总理也就不能再任国防部长。而这两个职务一失去，所谓的军委副主席只有空头职务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党内、军内变成了一个一无职二无权的闲人。对别人，不兼副总理是提格、高升，对他则是贬弃。
一股闷气冲上来，他愤然抓住红机子，拨通了那个几次想拨而又没有拔的电话号码：“喂，你是哪一位？”
他听出了那位浓重的山西交城口音说话声。突然一种理智的力量使他的头脑霎时清醒了，他控制住了刚才的情绪，立刻对准话筒说：“华主席吗？你好！我刚才叫人修了一下线路，想在需要和你通话时保证线路通畅，所以试了一下。”
“没有其他事吗？”
“没有，我一切很好，谢谢！”
这回，轮到华国锋思虑重重了。
很快，他就意识到邓小平不再兼任副总理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挑剔的计谋。这个计谋太高明了，以致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真正用心。
他不知道徐向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打这个电话。通过他调到中央六年多的时间里，深感党内的关系错综复杂，铁幕重重，扑逆迷离。即使身居中央核心十多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者他们周围的官僚、政客及其圈内的人，讲话极有水平，极有分寸，他们大多不易外露自己的观点，一切勾心斗角的排挤和拆台，都在种种美丽动人的伪装下进行着。不到双方都认为很有把握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轻易露相。当初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曾把党内的千支万派挤到了一起。现在这股潮流退下去了，那些枝枝杈杈便都又恢复了原状。
华国锋想了想说：“见见吧。”
秘书悄然走到他身旁，说：“陈永贵同志来了，你见不见？”
陈永贵的眼睛红红的，奸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推了光葫芦头，脸上的皱纹就像蚯蚓似的爬了个满脸。原先精神抖擞，说话风风火火的硬汉子，这一段来就像霜打了的蔫黄瓜，当初的风姿荡然无存。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你也写辞职书了？”
“写了，叫秘书替俺写的。不写怎么行呢？山西到处都在揭发批判我，往日的功臣变成了祸首。我再不辞职，就等着别人往下橹我了。”
“有人找你谈话了吗？”
“耀邦同志找了两次了，他要我主动一些，说：只要你辞了职，不再在位上，攻你的人就会少—些。”
“山西省委的找你了吗？”
“找了。省委书记王谦对我说；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大寨的经验已经变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造反，我们再不检查，恐怕省委就要瘫痪了。
我说：你们看着办吧，该检查就检查，该批判就批判，你们就往我—个人身上推吧。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我也保不住你们，你们也不要保我了。”
“他们提到我了吗？”
“也提到了。王谦说，从现在看，华主席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威望的。只要他下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保险拥护。是不是能让华主席给我们说句话呢？我说快别提了，华主席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里还能出面保你们呢？”
“你怎么能对他们说这种话呢？”
“不是让说实话吗？”
“唉，你呀你，到底是个农民，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用不上！”
“华主席，我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华国锋烦躁地摆了一下手：“别说了！我一切都已经领教过了！”
华国锋站起来，走了一大圈。大概他也觉得这样对待陈永贵有些太不公正了，为了缓和一下刚才不愉快的气氛。他倒了一杯果汁对了点开水，亲自端到他面前，低声说：“原谅我，永贵同志，这一段我也是心情不好，所以说话也不好听。”
“这没关系。”陈永贵说：“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是我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过去我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想不到政治的确是很残酷的艺术。我一个农民，犯着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听从家乡人的劝告，还是急流勇退为好。”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华国锋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谁也帮不了谁的忙了。”
“我看没有必要，咱们还能干什么呢？只有祈告苍天了。”陈永贵苦笑着说。
“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华国锋想了想，突然大声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突破口。只要有了突破口，整个局势就会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