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
陈永贵好久没见邓小平，这次看见他，发现他额上皱纹剧增，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怔了一下才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您好，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邓小平笑了笑，望着衣着朴素，一举一动都有农民那种憨厚、朴实风度的陈永贵说：“还记得吗？早在两年前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我就对你说过：
我们抓整顿也说不定别人会把我们整顿下去，我已作好了二次被打倒的准备。不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话说得很雅谑，陈永贵也笑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第二天，陈永贵陪同邓小平登上虎头山参观大寨的新面貌。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农业战线都像大寨这样，八亿中国人民就不愁吃穿了。唉，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啊！”陈永贵说：“像这样整顿下去，全国的面貌一定会大改变。”
“是吗？”邓小平拉住陈永贵的手专注地打量了一下，说：“看来你很乐观，不过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打算，一是事情搞成了欢庆胜利，二是人家不让我们搞我们下台，或者再次被打倒，靠边站。”
其实，陈永贵又何尝不知道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早就对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心怀不满了。江青曾把他叫到钓鱼台她的住地，特意交待道：
“老陈啊，你可要站稳立场。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们正在向革命派算帐，你要提高警惕，准备和他们斗。”开始，陈永贵并没有意识到是指邓小平。直到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后，他才大梦初醒，马上急转弯，也入了批邓小平的行列，不过他留了余地，并没有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谈话揭发出来。但是，他是无条件的信仰毛泽东的，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紧跟、照办，就不会犯错误。他感到自己过去同邓小平接触过多，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种余悸至今未消。
在他看来，邓小平文革前和文革中是的确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之所以能在林彪摔死后重新站了出来，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宽大和容忍。现在，他又第二次复出，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样得利于华国锋对他的期待和谅解。他对邓小平的疑虑的戒心依然存在。
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知道正是这种认识毁了他的基业。
“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陈永贵摆出一副怜悯的架子，关切地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眉心的疙瘩紧了一下很快舒展开来，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华主席嘛。”
陈永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很高，许多人都听见了。显然，他带有宣传的意味。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的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起来。
“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都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语塞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意见。”
“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
“当然不能！”
邓小平拍了拍陈永贵的手背。也提高了嗓门：“所以，我们只有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作研究，从毛泽东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创新的着眼点出发，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支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什么意思。
全会即将闭幕时，邓小平和陈云提起了陈永贵，深有感触地说：“那位农民代表是位好同志，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把他放在了国家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云开玩笑地提醒：“你可是刚站出来，小心再让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不怕！”邓小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我还是没改我的脾气，有话还得说。人为什么要长嘴，嘴巴的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心里想什么，我就得说什么，我不能心口不一。”
陈云点了点他的脑袋：“好，好，我算服你了。下一次再惨遭不测，我可不再为你摇旗呐喊了。”
“就不会再有下次了。”邓小平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接二连三地犯同一个错误，那除非说他是头号傻瓜。我们可不能像陈永贵那样，只把自已的作用限制在听最高领导人话，照办最高指示上。我们的脑袋里要常想多问，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走一条新路。”
陈云忍不住走过来，悄悄地凑到他耳边说：“看来我的眼力没错，中国现在这个摊子，非你莫属。我看，中国今后就看你的罗。”
“不对！不对！”邓小平连连摇头，“还有你，还有大家嘛。你可不能让我再唱独角戏了，这回大家都得上！”
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加踌躇满志，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那些口号和作法，从心眼里憎恶。头一次站出来重新工作，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毛泽东还健在，他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实现他的蓝图。现在，他再次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他懂得该怎么办了。
会议刚结束，他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谋长的身份，召集党、政、军各方面的有关人员分别听取汇报，调阅材料和文件，了解一下情况，研究中央和地方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法。他在关心那些尚未完全解放的老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的作用，培养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在抓揭批所谓“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同时，也观察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批干部的表现。他常常不露声色地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发表旨在彻底纠正他称之为“极左错误”的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极重难返，真是极重难返啊！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和艰难的惆怅情绪。他不由得对自己叹息：失去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得奋斗十几年，不，得几十年才能赶上去。
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们的建设步伐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远远的落后了。解放十七年来，无论是教育战线还是科研战线，或者其他各条战线，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主张在搞我们自己通用教材的同时，引进外国教材。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出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还要恢复考试、留级、开除制度。总之，各条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首先在中央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
“邓小平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难道不是右倾翻案？揭批‘四人帮’可不能揭到毛主席头上啊！得提醒提醒他，不要再犯历史性的错误。”
“我早就说过此人不可靠嘛，你看怎么样？刚站出来就又翘尾巴了。”
“毛主席试验地用了他两次都不行，我们怎么能控制得了他，我看还得把他撤下去！”
“邓小平丝毫没吸取教训，还是他那老一套！看来，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这些，陈永贵都听到了。
聚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泄无遗。
他显得很有主意。他指示秘书把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批示或者讲话要点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不管中央会议上谁提了什么建议，他都要人或者自己亲自检查对照一下毛泽东的语录，看那些东西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有些建议时，他站起来了说：“尽管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完全荒廖可笑，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就像马蹄表一样，嘀嘀嗒嗒很好听。但一用毛主席的指示对照，问题都出来。”
陈永贵这个老粗，有时讲几句形容词，往往引得人们轰堂大笑，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几次用这样的语言，反对邓小平的主张，甚至直截了当地问：“请教小平同志，我们究竟是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执行别的什么路线？”
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共产党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实践检验是真理，我们当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的办。”
“但你的有些主张明显地不符合毛主席指示，有些东西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比如旧科举制度。”
“不，我说的这些意见，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明确的论述。只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颠倒是非，胡批乱斗而已。现在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如果不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怎么谈得上拨乱反正呢？”邓小平说到这里，也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夹着书笺的那几页，念了几段毛泽东过去的讲话摘录，然后把目光转向众人：“你们说，我的建议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
此刻，邓上平是排列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第三位领导人，华国锋微笑着不答腔，叶剑英沉着微微点首，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便表态插话。陈永贵弄了个大红脸，憨笑着摇摇头，再也不说什么了。
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再一次表扬陈永贵说：“我看永贵同志今天的态度就很好，有话当面锣、对面鼓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没关系。在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向永贵学习。”
叶剑英也来个因势利导：“今后，凡在党的会议上讲的话，即使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律不予以追究，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政策，搞好党风。”
邓小平又说：“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这些年，‘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那么就能实现毛泽东同志多年所提倡的那样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什么问题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不管是谁，都可以批评。”
他的这几句话，讲得那么干脆，那么有力，以至马上便激起掌声，引起人们的响应。
陈永贵拿不定主意了。他找到吴德，想征询他的意见。
吴德显然失去了当初的信心，他沉思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提这些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十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了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的决议，现在中央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月之内准备好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不但我，就连华主席也不会对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多大兴趣。”
“这么说，我们的是非已经没有标准了？”
“标准就是开好十一大。”
陈永贵那出类拔萃的气质显示了他不甘心屈服的征服力，他真的去找华国锋了。
虽然除了会议上以外他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没有同这位新任的中共中央主席面对面地谈话了。上一次还是在三中全会前见的面。他似乎也能感觉到，华国锋实际上是在为行将就木的即定事实准备理论和筹划自己的力量。所以，听到陈东永贵来访，他马上穿了衣服就迎到了客厅。
“有什么重要事吗，永贵同志？”在同乡面前，华国锋的山西话字正腔圆，完全不需要揉进那种不标准的普通话。
“还是和邓小平争论的事。”陈永贵说：“我看他最近站出来的讲话中，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距离还是太远了。我看他总想背离毛主席的思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我们今后走什么路呀。”
“算了！你暂时不要提这些了。”
“是不是我的意见错了？”
“不！不是你错，你没错。”华国锋肯定地说，“只是现在不宜讨论这些事，小平同志刚刚站出来，还不适应于政治局目前的新气氛，让他适应一段再说。何况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十一大，好多组织措施、人事安排还没有就绪，挑起同小平的争论对党的利益有损。这个道理希望你懂。”
“我懂了。”陈永贵看出华国锋正在想更大的事情。他突然明白了吴德的判断，看来那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的确有经验，一下子就看透了华国锋的意思，现在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完全不识时务。他想，如果把头脑中的想法毫无遗漏地找人写出来，也许会给人们准备一份最详尽的材料。于是，他痛痛快快地说：“华主席，今后我保证时时事事听你的。”
华国锋想了想，才说：“我和剑英、小平同志交换过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安排可题，我提议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担任副主席，但小平同志有意见，他主张让李先念同志当。我正在考虑这件事，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必须当！”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贯彻到底，关键就要看统帅人的态度。我觉得你现在势单力薄，应该有两个最得力、可靠的助手，你说的这两个人，可以！”
“你与其他同志碰碰头，议一议，争取在政治局会上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华国锋委婉地向他介绍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情况，赤诚地表达了他的热切希望。陈永贵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的。只要是华国锋讲的话或提出的意见，他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他从华国锋住地出来，马上又去找纪登奎，向他转达华国锋的意见。
纪登奎考虑问题就比他慎重了。他琢磨陈永贵讲的这些以及他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是在十届三中全会前，有些事情还好说，现在考虑问题，就不得不研究两位副主席的意见了。他们在党内、军内资历很深，人缘关系也很多，许多老同志都会听他们的。我想，汪东兴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容易通过，但吴德同志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去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他首当其冲，得罪了不少人；估计有人会重新处理这笔帐的。”
纪登奎还是有远见的，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判断。
就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都收到一些署名“革命群众”的来信。其中一封印刷精致、词句优美的信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央工作，这是全党全军全国的幸福。冬天已过，春天就至。有数十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我们希望中央政治局的诸位领导顺应民心，广开言路，在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真正深受人民拥护的好班了，干万不要让像吴德同志那样的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的人再进中央政治局。否则，民心受到嘲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永贵看到这份材料，气得拍桌子骂道：“这些灰鬼都是反革命，应该追查，一定要揪出后台老板来！”
“算了算了！”吴德专程跑来，向他摆摆手道：“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果真要揪起来，还不知道会揪到谁头上呢。我看还是不了了之吧。”
陈永贵也连连摇头：“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看来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