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号称“党内一文笔”的胡乔木，写文章的确很快，他和邓力群分工合作，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
肩负起草这个文件的任务，是邓小平亲自交给他们的。还在元旦刚过，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说：“现在党内的思想非常混乱，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所谓的各次路线斗争看法很乱。我们需要起草一个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就像你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执笔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提起二十五年前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最使胡乔木感到难得骄傲的得意之作。尽管那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的，但他毕竟是执笔人，那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决议》的每—字、每—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的思索，他的判断。有一次，毛泽东和他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
从此一些中央领导人见了他，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
胡乔木把这当作了自己的光荣。建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个人专著，再一次声名大振。
毛泽东对他的政治文笔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
不时地帮他修改文章，甚至对他的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连江青都感到嫉妒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胡乔木也参加的一次会上，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你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一回，是邓小平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凡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所以，我主张你们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在提到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着指头说：“现在该怎么看这十次路线斗争呢？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不是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
邓小平点着头说：“陈独秀、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
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胡耀邦说：”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搞党的历史决议时，华国锋提出要由他挂帅。我马上就顶他：你没资格，不是说地位上不够格，而是资历上没条件。你对党的历史知道多少？党的最高层斗争你参加了多少？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能有发言权？所以你挂不了帅，在这些方面，只有小平同志能胜任。我们希望小平同志能讲一讲党的历史，特别讲一讲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那些事。”
邓小平笑着点着香烟，那副神情就像回味历史的情趣似的，慢悠悠地讲起来：“除了我们这几次所谓路线斗争，都证明是毛泽东同志错了外，其他的还要再思考。
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那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话：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扣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的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他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邓力群说：“对这些问题怎么定都可以，起码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因为高岗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事件都很生疏。”
胡乔木也说：“关键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将右手使劲往下一拍，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
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我看，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胡耀邦说：“这些也好办。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也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
邓小平额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似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胡乔木沉思了—下说：“那得从理论上找原因，找根据。要有分析、有步骤地说明文革的错误，否则太突然了，全党不那么好接受。”
“那倒也是。”胡耀邦也点头。
邓小平说：“那就是你们秀才们的事了。你们可以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胡耀邦说：“还是你来提供历史事实啊！”
邓小平想来想说：“那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左’的路线有一个发展到恶性膨胀的过程。”
“这个“左’的过程是从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开始的吧？”邓力群说。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一又香咽，反问—句：“你们看呢？”显然他已有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所以等他们都点头默认后，自己又发表了一番高论：
“如果要准确地划分毛泽东同志犯左倾错误的时期，就要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想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欣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就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套陆续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两个独立王国。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没法收拾了，他离谱更远了。”
胡乔木听了这些谈话，认为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错误。以后，邓小平又陆续把他们找去，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他到了晚年，确是思想不那么一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
对毛泽东的错误，—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这些，也就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和他的写作班子钻进了中央内部的档案室，调看了大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机密文件，一次又一次在修改起草他的草案。他和邓力群、胡耀邦不断地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不已。
“我们就是让毛泽东和毛泽东打架，让过去的毛泽东否定后来的毛泽东。”邓力群说：“这种写文章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此，既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也让凡是派看到我们还是恢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
胡耀邦则说：“我们的决议并不仅仅是给凡是派们看的，而是要统一全党的认识的，一定要明确、科学，使所有人都没话可说。毛泽东已经成了华国锋同志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分开，他除了下台再没有别的出路。”
“这个决议要促他下台？”胡乔木失口道：“是不是下次全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不置可否地笑了。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里，胡乔木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华国锋在副总理谷牧的陪同下，对`1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六天里，到处是彩旗鲜花，到处是欢声笑语，华国锋完全被日本人民表现出来的热情而陶醉了。进入五月底的梅雨季节，日本几乎天天下雨。可是华国锋访问东京的三天，却都碰上了难得好天气。他们一行刚刚到东京，一个大野的日本人士就高兴地给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对华国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请总理看看现在天空吧，东京的天空为华总理的来访变得美丽了。如孔雀开屏一般！”
六月一日，华国锋访问了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又对上海、江苏两省进行了视察。
一直到六月四日才乘专机从南京回到北京。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乌兰夫、余秋里、姬鹏飞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
邓小平摇晃着华国锋的手问：“怎么样？大有收获吧？”
“的确是受益非浅，大开眼界。”
“这下相信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了吧？”
华国锋怔了一下，对谷牧说：“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讨论进一步改革、开放吗？”
谷牧点点头说：“华主席现在确有好多新设想，现在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搞建设的时候。”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那好啊，我们倒很想看看你们的设想呢。”
谷牧是山东省成县人，当年正好六十六年。他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曾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担任过北平左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西滨海地区，鲁中南区参加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曾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红卫兵贴过大字报、大标语，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出面保护，基本上没受任何损失，始终坚持着工作。他同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区别是他没积极参加对一些老干部的批斗、迫害，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新人们并不重用他。
访日期间，华国锋都时刻和他交换意见，他对这位在各个时期都没沾上什么腥味的助手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
“我同意你的看法。”
“现在刘少奇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中央可以腾出手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看法了。”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在国内正在主持起草这方面的文件。我们都是过来人，恐怕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对全党的影响并不好。这里毕竟牵扯到党和国家十年的历史，有数亿人民参加的政治大革命。评价上一定要慎重，要科学。”
华国锋找到了知音，心中一兴奋，说话就随便：“现在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凭心而论，我认为小平、耀邦、彭真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定站不住脚。他们都是从个人的成见出发，单纯地发牢骚、泄私愤，他们不认真地想—想，他们当初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是口口声声拥护、紧跟吗？那时不是他们不想紧跟，而是人家不让他紧跟，他写了那么多检查和认识，难道就统统不算数了？”
“他们干的是有点过分，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这些原则问题我看还是一直坚持为好。即使他们不采纳，留下记录，让后代子孙了解下事情的真相也是好的。”
华国锋又要按照他的想法力争了。
六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文章。前面有段按语说：“这是—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
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己所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
很明显，“某些人”就是指陈永贵和山西省的负责人。其中，也牵扯了华国锋自己。因为陈永贵向自己汇报这个工程时，他表示了支持。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所谓“西水”，是指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
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发展七万四千二百亩水地，改善一万五千八百亩灌溉面积，共计几万亩耕地。
文章列举这个过程的害处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浪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社论最后有段话很像是冲着自己的：
“家长式统冶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华国锋泄了一口气，脸上觉得热辣辣的，原先普及大寨县时，自己也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昔阳县这面旗帜，没想到落下了这么多的把柄，看来，一旦人失了势，马上就会来问题，而且各种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是严重问题，谁也不会再来考证—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巧合，偏偏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他送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槁，胡耀邦还特意的指示，请他对此稿提点看法。
华国锋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看完。
他看得很详细，很认真，好几个地方都用红蓝铅笔作了记号。
六月的天气就像猴子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红日高照，万里晴空，但转瞬间，阴云密布，狂风四起，铜铁般的雨点，铺天盖地压下来。华国锋走到内廊里，望着外面时紧时松的大雨，心里像乱麻一时难以理清了。
他感到了眼下的工作实在难做。
原先，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工作有方向，有典型，看得见，摸得着，似乎—切都顺当、条理，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干什么，自己也好像胸中有数。
“现在，这一切都被看为极左、原先的一套全部被打乱。整个来势就像今天这场暴风雨，端着无形的大盆，当头浇下，整个天地变成水的世界，使人一下子难辨东南西北。
但是，又没多久，一道金色的彩虹，出现在天上，像雄伟的长桥横架苍穹，光彩夺目。华国锋的心情也似乎舒畅了些。想了又想，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话。“喂，耀邦同志吗？你好，找是华国锋。”
“华主席，你好！我己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请你给我们指示一下工作。”
分不清那位小个子究竟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还是一种廉价的恭维。华国锋扬了一下双眉，很客气地说：“你们送我的那份党内
若干问题的决议稿我看了，你们在很短时间里能搞出这样的稿子，的确不容易。
这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们在决议中好象对文化大革命完全采取了否定态度，是不是啊？”
“是的，华主席。”听筒里传来的胡耀邦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认为，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所谓“天下大治’”。
“我已经看到这些词句了。”华国锋的语气很果断：“我记得我们上次开会时，肯定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反修和防修，而且也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能一笔抹杀，现在你们这么写，是不是又违犯了我们原先的决议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共识在叶帅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已经表述清楚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在原来的基础上退步。”
“不是退步，而进一步认识。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相信对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认识的。我们可不能把停滞的观点再带到这里来啊！”
“耀邦同志，我们还是不能损害毛主席，历史将会证明损害毛主席就是损害我们自己。”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损害毛泽东同志，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胡耀邦的语气也非常坚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这样表述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华主席啊，你说我们这段话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总结、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看它有什么积极性，又有哪些错误和教训。你看这样看问题好不好啊？”
“华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这样使用。我们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坏事才能变好事。这才是一分为二对待它的本来意义。”
华国锋将电话“砰”地放下了。
亏得他们还好意思地说别人是家长制的领导方法，这哪里有什么家长制残余！连党中央主席的再三建议都听不进去，都要想法设方地进行抵制，这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华国锋又叹了口气，坐下来了。他对哪个胡耀邦，真正称得上是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为他仗着身厚有一大批老干部在支持他，所以说话、办事横行无忌，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说话的口气相当大，好象只有他自己才真正代表党中央。就拿今年五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来说吧，你胡耀邦在会上讲话，大谈今后两年工作的几件大事，事先一件也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完全是照着他自己的想法讲。而且他很会在群众中买好，塑造自己的形象。华国锋心里暗暗地骂着胡耀邦，并在他的讲话里划了几条红杠杠，批了几句话。胡耀邦是这样讲的：“关于认真负责地处理两案有关人员的问题。对“四人帮’，今年下半年要审判，由彭真、彭冲同志挂帅。对两案有关的人，要判刑、开除党籍的只能是很少很少，对大部分人要采取改造的办法。
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我所说的改造的办法，是毛主席所历来主张的办法。
一九七八年中共发了四十八号文件，还批转了河南的文件，都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即对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的人，一定要作全面的分析。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个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三段完全不犯错误的人不多。我常想，感谢“四人帮’没有解放我，如果早解放我，恢复我的中央委员，我可能照样犯错误。”
华国锋在这段话下批的话是：“说了许多大话、空话，就这几句才算大实话。为什么没有早解放你？你想过自己有没有的错误呀？一点都不懂得作自我批评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跌交的。”
华国锋感到自己太疲乏了，连打了两个哈欠，无力地将铅笔扔在桌子上，一下子躺到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