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胡耀邦最后定稿
中央军委的真正办公地点是在西山。五十年代，中央机关的首脑人物喜欢在城市中心建筑排场的办公楼。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都在西山别墅来研究各种问题并作出决策，拍板一些人事决定，甚至到这里来休息疗养。这一区域的许多机构，对外根本是不公开的。
韦国清自一九九七年，由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山军委所在地度过。为了开好今年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六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忙着来往于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罗瑞卿之间，商量一些重大问题的定板事宜。按照议题，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五十多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未开会之前，韦国清已经指定一些人制定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等三个文件的草案。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韦国清似乎已经有所感觉，但谁也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他照例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五十九期。这份并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已经在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他是在这份刊物引起非议的情况下才认真读过的，一种新鲜的、过去很久没有再嗅到的政治气息迎面扑来，这同今年春来自四川、安徽两省的那种自留地，集市贸易、农民自主权等新的试验消息一样，令他欣喜不已。
（一天，陈永贵突然来访并谈到了广东省的一些。韦国清说：）
“我从去年就调到中央了，那里的工作基本没有再过问。”
“广东还好，没跟他们起哄。”陈永贵说，“四川、安微有人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叫嚷要和大寨对着干，你可要站稳立场，支持我们和他们干哪。这关系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不管各地怎么搞，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嘛。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试验嘛。”
陈永贵急了：“毛主席和华主席已经树起了大寨、大庆这两面红旗，下一步是需要全国普及这两个先进典型的经验问题，为什么还要独树一帜？这实际上是砍旗！是砍毛主席、华主席树立起的伟大红旗。”
中央最高层即将开会前夕，华国锋召见了他。
韦国清三言两语支走了他，但支不走他那几句杀气腾腾的警告。可以看出来，陈永贵等人早已憋上怒火了，他们的不满正酝酿着，终有一天会发泄出来的，他也隐隐感觉到。
华国锋显得很自信：“韦国清同志，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委托你了。过了“五一’，我要出访朝鲜，准备和金日成同志就一系列国际、两国间的问题举行会谈，所以顾不上参加这次会议了。”
“请华主席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意见还是有的。”
“这儿没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坦率地说，现在党内确有一股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
气都搬出来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有人还主张，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向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让步，以求他们施舍和援助。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政策。”
“我没听到过这些。”
“他们的说法不是这么露骨，但干的却是这样。所以，我请你与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一道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华国锋说到这里动了情，滋润的眼睛闪闪发光：“毛主席在临终的时候，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语重心长的大字，我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作出使毛主席很不放心的事。”
韦国清听了微微动容：“华主席，你说我们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究竟怎么干才好？”
一大叠厚厚的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摆放在华国锋面前，他让他面前的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地摆着，并凝望着天花板不断地深思。
韦国清也让自己这一套文件放在自己文件包上，并凝视着华国锋。他相信这位中央军委主席已经看到这些文件了。这些文件是最新的，它将把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加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到底还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我军的政治工作依然要恢复毛主席古田会议制定的～整套建军路线。”华国锋说：“要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突出思想工作，真正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军队必须要听从党的指挥，而不能成为“四人帮’一类的野心家的工具。”
“这些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些文件你看怎么样？需要什么修改和删除吗？”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说：“这些文件和条例当然是必要的。究竟怎么修改，你们可以开会讨论，与大家商讨，最后再报中央批准。我要强调的是，整个会议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
对这些听惯了的老生常谈，韦国清打心眼里腻歪了。他曾试图紧
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继承和发扬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到基层搞过不少调查研究，探索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以图搞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但不是像华国锋这样泛泛而谈。
说心里话，他看不起这位中央主席，只是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他才不得不屈尊坐在华国锋的对面，必恭必敬地听取他的意见。韦国清比华国锋大八岁，经历也比他丰富得多，是一个在广西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九二八年夏，年仅十五岁的韦国清参加了由壮族英雄韦拔群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在攻打东门县城的战斗中，用一把大刀劈死了三、四个敌人，一下成为小英雄。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又参加了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非常喜欢这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他一起吃饭、睡觉、行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韦国清随军开始了闻名史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黔南，准备强渡乌江、夺取遵义时，担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和团长陈赓，亲自率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边界河渡口，在十分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及时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红一方面军直下遵义创造了奇迹。到达陕北后，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在指挥军队冲锋时，被对面的敌人朝他放了两枪，子弹的威力把他抬了起来。当一缕蓝色的火苗从他身上飘散时，他才发觉自己负了重伤。半年后，他伤愈归队，已不能再参加战斗了。
只得进入抗日红军学校深造。不久，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
他真的不能指挥战斗了吗？他不相信自己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几次向军委要求，根据艰苦战争的需要，从一九四0年后，开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指挥朱家岗战斗。终于粉碎日军对淮北地区三十余天的“大扫荡”，立下了大功。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袭击淮北新四军中心区时，他率领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头的韩部，歼灭其总部并生俘韩德勤，创造了苏北抗战的一个大奇迹。
抗战胜利后，他任国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后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并指挥、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一九四七年二月，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奉命率二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他指挥奇妙，变化多端，一举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二、第四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立即回师投入莱鞠战役，孟良崮战役中，他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三师的任务，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苦战三整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一九四八年他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先后发起益林、监南等战役。后在陇海路段发动攻势，牵制敌五个军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在率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保障主攻部队先后歼灭黄伯韬、黄维兵团后，立即率部及时切断了杜聿明集团的西逃退路，并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一九四九年二月，韦国清作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与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进军福建。
建国后，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一九五0年中国政府指派以他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平、上寮等一系列战役，又在一九五四年的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韦国清同志武可安邦，文能治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后，还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呢。”
去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正在休息的花园里散步，凝望着池中的鱼出神。～位老人走到他身旁停下来，并咳了一声，韦国清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这时，他立即认出了面前的老人。邓小平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叨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住韦国清。举止显得有点迟钝，但那还是管用的。
韦国清掏出打火机，恭敬地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老首长，我永远听你的，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行，有这句话就行。”
“还是老办法，抓整顿，要及早纠正自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的大局。”
“我明白了。”
邓小平走开了，继续在散着步。韦国清冷静地对这个场面端详了十分钟。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戏剧性场面。从此韦国清密切配合着他，从他批过来的那一张张各军军官的花名册，进行不停顿的任命和免职……
华国锋和他谈完后,韦国清乘车直驶西山。他只是在电活里把情况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简要的汇报。
他知道，现在的党中央主席决非当初的毛泽东，尽管他在各种场合总想仿效那位前辈。他对他们几乎是鞭长莫及，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而这一切，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只能归咎于他个人。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他的大好时机。
胡耀邦收到《理论动态》的小样后，立即乘轿车赶到邓小平府第，递上这篇文章。
邓小平刚散完步。每天晚饭后他都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胡耀邦非常准确地瞅准了这个时间。
“老西子把赵紫阳和万里同志狠骂了一顿。”邓小平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敲着桌子说：“陈永贵越来越霸道，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那些经验说半个不字，不管各地的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不准人家搞点生活。”
“他们开会了？”
“不，陈永贵给紫阳同志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同时，华国锋也指责安徽的作法，批评他们犯了错误。”
“到底是谁犯错误，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所以你这篇文章也许正是时候。”邓小平说。扶了扶眼镜看了起来。胡耀邦不时地作着解释。
邓小平念出了声音：
“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锋’，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已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说过……”
邓小平抬起头，对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好，很有力量，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他们的。这篇文章你们打算怎样过张平化这一关？这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跟华国锋同志跟得很紧。”
“我们计划绕过去。”他把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预定过程说了一遍。
邓小平点点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文章发表出来再说。那时让他们骂娘也可以。”
“我们都估计到了后面的事。”
“你们选择是儿号？”
“五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发表。”
邓小平掐着指头算了算：“正是华国锋同志访朝归来的时刻。
这个日子也可以，让他瞠目吃惊，怎么刚走几天，神州就发生大变。”
胡耀邦笑了笑：“我是追求连锁反应的。只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很快转载，就会出现谁也捂不住的讨论局面。只要能引起讨论，什么也不怕了。”
“我们的观点绝对能站得住脚。”邓小平说：“我和韦国清、罗瑞卿同志都打过招呼，让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要都出马。”“小样给我留一份，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计划触及这个内容。”
“最好是多和一些省、市、部门的负责人都打些招呼，让他们都积极配合，群起响应。华国锋这个人理论修养不高，天天就是那一本经，一涉及理论他就不行了。
而且他是怕事的。”胡耀邦说：“只要全党一致响应，他会服输的。”
这点正和邓小平的看法相同。他脸上露出来笑容：“看来，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要立大功哪。”
“让历史来评价他们吧。”
“历史也是人写的嘛。”
“你看还需要添点什么内容吗？”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看不需要再加什么了，许多观点，也不是一篇文章都能够说完的。只要这个头开好了，后面还会出现好文章的。”
显然，胡耀邦知道，邓小平所说的“文章”是广义词，喻含着一系列精彩的行动。
这里，再讨论这些事，肯定太早了。
尽管邓小平没对文章再提什么意见，但胡耀邦回去以后还是字斟句酌，又作了若干处的修改和补充，他特意又加了这么一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是真理的理论，也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相对性，强调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
胡耀邦连续看了几遍，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打了个哈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