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陈锡联西山受审
当一架巨大的波音专机开始向中国领空逼近时，天空中出其不意地迎上去两架护航机和一架领航机。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五千英尺，正位于飞往广州这边的航线上。当天空中开始响起熟悉的中国语音的喊话声时，华国锋顿时觉得亲切的春风真是迎面而来，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立刻松驰了下来。
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大地像过电影似的不住的变化着。从蔚兰的海洋到绿色的大地。会把你引到入醉的一片丰收景象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到炸蕾吐絮的雪片大地，那是棉花啊。沉甸甸的谷穗在天空下金光灿烂，火焰似的红高粱，棒槌粗的包谷穗，全部影像般地进入国家总理的眼帘。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机舱里的随行记者，紧紧抓住照相机并调节好了镜头，不住地选准机会给他照像。
而华国锋坐在桌旁，也不时地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扶正眼镜，让记者们尽情的拍照。快到北京时，他的神情激动起来，脸上泛出红晕，精神也抖擞着。腰板也挺直了……
一小时以后，华国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欢快的表象。但是，有一点他很不满意。他下飞机时，那几个本该出场的人却没有来，这多少丢了他的面子，使得他很扫兴。
在南方，繁花似锦，温暖如春，而北京，此刻萧瑟的秋风把树上枯黄的叶子刮得到处都是，连树上各种鸟儿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要不是房间里早早送上了暖气，他会冻得变成冰棍！
办公室主任照例前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他还未打开记事簿。华国锋就开口问了。
“这一段中央有什么重大活动和安排吗？”
“小平、耀邦他们正忙于筹备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工作……”
“小平同志有什么讲话吗？”
“噢，前几天，中央召开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华国锋很注意这类事，忙问：“他讲的什么内容？”
“他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二是认真选拨接班人，三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华国锋松了口气，又问：“提没提到我呀？”
”只字未提。”办公室主任看出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补充说，“小平同志说了这么几段令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
“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邓小平同志讲到这里时，列举了好多事例。”
“是不是有暗指我的地方呢？”
“听不出来。”
“我的住房超过规定了吗？”
“你可以特殊点啊！这是职务的工作的需要嘛。”
“他还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讲到这里后再三提出要培养接班人。”
“现在他依然成了太上皇！”
华国锋冷笑一声道：“这本应该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华国锋就像受到污辱般的跳起来：“扯蛋！要不是我粉碎了“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等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吧了。”
余阳把一片片的云絮染得红艳艳的，大地也披上红艳艳的盛装，当那个红红的火球向西移去时，中南海内碧绿的水面上披上了一层金衣。又逐渐，月亮从东方天上悄悄地露出了笑脸，她像一个文静的姑娘，柔和姣洁的银光撒向人间。
在全国各地，最后出版的首都各报和电视新闻，为数亿观众和读者收看，他们都知道：他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已经圆满结束对西方四国的访问，顺利回到北京。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获得华国锋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床头的电话呜呜响起来时，他就想到了打电话的肯定是那个人。
“华主席休息了吗？”
“还没有，我正在看这一段的《每日快报》，你呢？”
“我睡不着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到你这里谈一谈。”
“汪东兴同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在电话里交谈一下不好吗？”
“电话里很不方便，而且线路很复杂，容易泄密。”
华国锋很清楚此时“泄密”二字的特殊含义，他毫不犹豫地说：“既如此，你来吧，我在小客厅里等你。”
“他们走得巳经很远了。”汪东兴一进门，就令人非常不安。原来他说话小心翼翼，但马上措词异常激烈起来，但内容还是简明扼要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他们全面控制权力的一整套部署，政治上，他们公开亮出黑旗。这就是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组织上，他们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要让胡耀邦作总书记，赵紫阳进常委会；在手段上，他们精心搞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不仅限制了你在党内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规定了他们大搞修正主义的各种自由，偏偏没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
华国锋的眉头皱成一个团儿。他打汪东兴送上来的那几份材料。耳边就像骤起刀枪相撞的搏击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井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6）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我们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华国锋把桌子狠狠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响声在宁静的夜雾中如同雷震：“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复查，而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翻案。在他们眼里，刘少奇几乎成了完美无缺的完人，而倒是使毛主席成了百孔千疮的罪魁了。”
汪东兴说：“这样传达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衡量我们的党？怎样评价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会怎样看待华主席你和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我说，这一道防线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
“你估计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人会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看基本上旗鼓相当。”
“但常委会上我们就会变成少数了。”
“这么重大的事，常委会决定不了，一定要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或通过才行。”
“中央全会上敢肯定，我们的意见会占上风的。关键是把那一批被打倒、被批判的有问题的那些人先进中央委员会，实在是失策得很！”
不管是福是祸。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信号。
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地吹着。使清冷的月光发出的白色，也包含着一股肃杀之气。天空的尽头。那颗慧星拖着一条尾巴，像带着一把大扫帚，在碧空中划了一下就消失了。
陈锡联离开了他的住地，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上，由两位从西山军委总部来的警卫员陪同着前往西山。
四十五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两道警卫大门，进入了那几座曾经十分隐秘的大院内。又过几分钟，他被引进了叶剑英的私邸；巧极了，黄克诚、聂荣臻、韦国清等几位军委负责人都在。他看到几位老人都在慢慢的呷着咖啡或浓茶一类的东西。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椅上。房门在他身后被关上了。
“陈锡联同志，我们请你来，”聂荣臻看了叶剑英一眼，慢悠悠地首先开口：“想听听看你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复查报告的意见。你刚从华主席那儿出来吧？你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陈锡联坐在那张直靠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叶剑英。自从在国庆宴会上见过他们几位后，他一直没再和他们联系过。现在相隔这么近，他感到他们几位都显得困乏而紧张。
没有工作人员在场。陈锡联这才意识到，他们几个可不是偶然在一起碰上的，而是事先商量好了后共同来对付他的。
“叶帅、聂帅、韦主任和黄克诚同志”，陈锡联马上流利地说：“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我主张也不忙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个问题往后再推几年，也许条件会更成熟一些。”
“不，我们认为条件已非常成熟了。”聂荣臻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想你不一定理解几百几千名受刘少奇同志株连的那些干部们的心情。”
叶剑英还是静静地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慢慢地端起他的那杯浓茶呷了一口。
“是的，我同意聂帅的看法。”韦国清说：“现在全党上下都感到为刘少奇平反势在必行。他受冤十多年了，再不平反，天理难容！”
“陈锡联同志，”黄克诚说：“你不认为复查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吗？”
陈锡联猛地抬起头来：“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里面漏洞太多，起码需要另作复查和补充。比如，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这本来已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而现在，只凭和刘少奇定同一个性质的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同时被捕）及当时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的翻供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
黄克诚马上说：“孟用潜早在刘少奇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了，他在被关押劳动保护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报。这不能说人家同意那种揭发。”
“因为孟用潜同刘少奇都被定为了叛徒，所以，他提出申诉是必然的，并不奇怪。他们利害相关嘛。”陈锡联说：“相反，他如果不翻案，那才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韦国清冷笑道：“锡联同志，看来你的思想还是很僵化哪。就是原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刘多荃，也写材料推翻了原材料。他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组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过程。”
“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吧？”
“是的。”
“当中央复查小组的宗旨是为刘少奇平反时，他的材料当然也是投其所好的，正像当年揭发。批判刘少奇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骂刘少奇一样。”陈锡联说：“所以我认为复查这一案子，同样不能带框框，要以当时的历史档案和提供的真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复研究。我不赞成一刀切、一风吹。除了他们两人的材料，还有其他人的材料嘛。”
黄克诚说：“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模糊不清，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
“这正是证据的可信之处！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讲的。刘少奇他们都用的是化名，这些普通的敌伪人员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是近四十年后的刘少奇等人嘛。只要把这些人重新找来，仔细审问还可以问明情况嘛。”陈锡联说。
黄克诚显然是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低沉地说：“在当时所捕的知情人中，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关庆云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有曾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基实，又名西君羊，还有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和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桢。他们全部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明，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陈锡联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敏捷地打量着他们的表情，含糊地说：“让历史来证明这一切吧！”
“其中，陈元桢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还揭发：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协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人家睡觉，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又换了一个军官对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还揭发说：“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字，又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了听，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突然来了几个当兵的，又把我带到沈阳军区监护起来，哄我说开完“九大’就放我回家，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家。’你看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恶劣！”黄克诚说完。眼都有点发红了。
叶剑英明知故问：“那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谁呢？”
“是我。”此刻陈锡联反而冷静了。
韦国清又问：“你知道这码事吗？”
“我只知道中央指示查清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情况，沈阳军区派人协助中央专案组的人去的。他们究竟怎么调查。审讯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陈锡联坦然说：“如果刘少奇这一案被平反，全党全国全世界都将想知道刘少奇这一案究竟是怎么被定为冤案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谜一样的难题不解决。他们怎么会相信中央的路线呢？我们一定要寻到一条合理的解释。”
叶剑英慢慢地点点头。
聂荣臻板着面孔说：“现在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等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
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也证明：刘少奇，孟用潜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他们没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期间，一直对警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这些，总能说明问题吧？”
陈锡联微笑着说：“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立即承认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并揭发了省委的其他领导人。这本身已属变节行为。至于省委其他领导人不知此事，或者说不了解内幕，这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他要想证明刘少奇被捕审讯时的表现，那他显然不具备起码条件。”
黄克诚大声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这就是铁的事实。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一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当时在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机关，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渡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们所共知的。”
陈锡联马上说：“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刘少奇有没有变化、叛变，同满洲的党团组织有没有遭到破坏，这可是两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不！”韦国清接着说：“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一九三四年日本大孤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当时在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被捕，是由于当时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因为当时党、团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因而使许多同志被捕。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陈锡联点了点满头灰发的脑袋：“叛徒和敌人都是狡猾的，尤其是钻进党内的内奸。我希望同志们还是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为好。记得毛主席曾和我谈话时，提到刘少奇：“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我们较量，他善于伪装，善于编造种种借口和理由来为他的叛卖怍掩护。他一贯如此了，历史上也是如此。’这是毛主席亲口和我讲的，康生、张春桥都可以作证。”
“事到如今，你还是抱守着“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不放。这是很危险的。”韦国清在他面前第一次这么动怒。
黄克诚说：“我可再一次告诉你，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判决“检察一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
陈锡联又伸出一只手道：“我不排除这是事实。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其他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而偏偏刘少奇这个党的重要领导人却能一次又一次地“取保释放’？为什么国民党有关当局总是对他格外开恩？你们口口声声说，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变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好，我没有调查，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是想彻底弄清，究竟刘少奇是运用什么法术，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大捕杀的厄运呢？他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功绩究竟在那里呢？”
聂荣臻拍了一下桌子：“陈锡联同志，你很不相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不相信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同志对你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只能深表遗憾。”
叶剑英也说：“党还会给你机会表现的。希望你不要固执己见，这样对你，对党都会有好处。”
陈锡联痛苦地说：“我建议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韦国清冷冷地说：“这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只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
黄克诚也苦笑道：“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你身上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你们毕竟使我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我们应该平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陈锡联刚说完，叶剑英按了电铃，向进来的那位接他来的年轻军官示意了一下，那名军官点点头，并护送陈锡联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叶剑英喊道“你停一下。”
陈锡联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只是桌上的咖啡凉了。
“今天是军委的同志找你谈话。”他严肃地说：“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不然，会出现误解的。”
陈锡联走出门后，那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开来，正好在他跟前停下。那位军官打开车门，扶他上了车，门一关便疾驰离去。夜晚星星像璀璨的宝石嵌在深蓝色的天上，明月从辽阔的天空升起，把她那皎洁的光辉洒向人间。月亮是月亮，但在月亮的背后却是一团又一团的迷惘……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从十二月五日应华国锋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以来，连续几次会谈，便显示出华国锋对国际事务的生疏和死板，各种知识也很贫乏。这使得随同他的外交部官员深感焦急。
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考虑帮助中国进行“石臼所港新建一个煤炭、矿石专业化码头”、“兑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
六个项目。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日本政府也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华国锋对此表示得很迟缓，除了连声道谢后，又拿出官场套话搪塞；“这个问题嘛。请让有关方面研究后予以答复吧。”
“我是主张稳妥一些好。”
邓小平听报告后立即赶来纠正：“华国锋同志，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积极表示，都应持欢迎态度，不可坐失良机啊！”
邓小平并没有多和华国锋解释。他又单独和太平正芳举行几次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关于在渤海南部及渤海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十二月六日举行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在国事活动方面。还是你比我有经验，今后这些方面你可多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你多帮助我。”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各方面都得帮助你呢。”邓小平很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你这样下去不行。要丢中国人民的脸呢。起码有损于中国的国格。”
华国锋脸一红：“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能扯得上丢中国人民的脸呢？小平同志，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呕气好不好？”
邓小平看到他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大会堂一间小休息室，直截了当地劝他不懂的东西多和有关人员请教、商量，不要擅自回答问题，也检讨了自己说话不太注意的毛病，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批评起来没鼻子没眼，说完拉倒。其实我是从来不记仇的。”
华国锋心中有数，心里暗暗骂道：哼，谁不知道你邓小平现在是董卓专权，曹操当政，已经根本不把合法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放在眼里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呢？但是，他也不过是皱眉蹙额坐在那里，目光盯着桌面，他感到实在没有多少话可以和邓小平讲了。甚至自己见他都有点发怵。
“国锋同志，现在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和陈锡联同志表现都很不好啊！”邓小平说：“他们在下面经常发表—些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大唱反调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呢。”
华国锋吓了一跳，急忙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如果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对待陈永贵同志。小平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让着他点啊！他毕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无论是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而不能求全责备。你说对吗？”
邓小平听了，觉得这段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改变了口气，继续说：“如果说陈永贵同志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汪、吴、纪、陈这四位同志就不能容忍了。
他们都是入党很久的同志了，怎么能不懂得纪律呢？现在，我们的党风叫林彪、“四人帮’损害得已不成样子了。剑英、陈云、先念和我已委托中纪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就是要重申一下党的各项纪律。今后我们要从严治党，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华国锋身前摆着两杯茶水是在他等候其他同事谈话时留下的。他把一杯推到邓小平这边，等他伸手去接杯子时，他轻轻地说了句话：“小平同志，你的性子太急了。”
邓小平笑了笑：“国内外有这么大堆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我们再四平八稳地走路还行吗？我们的步伐必须迈得快一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飞速发展的需要。”
华国锋喝下一口茶水，平和一下胸中的怒气，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中纪委《关于对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我都看了。既然你们认为瞿秋白在被捕期间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都不算问题、不是叛变，那么关于刘少奇在三次被捕期间的表现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公开以后国内怎样评价……”
话没说完，邓小平哈哈大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来写的，而不是看什么人的眼色和说法写成的，依我看，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正是我们党有生命力和希望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只看一条，我们做得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其他的一律不管。”
这时，只有这时。华国锋才清楚地认识到他比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要高明得多，要现实得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的余地。自己这副堂堂的党中央主
席、国家总理的身份，除了对其他中央委员能起点作用外，对这位小个子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了。
但是。尽管如此。华国锋还是不甘心地说：“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纷纷传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同志要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你知造这种谣言吗？”
“这不是谣言，而是全党全国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说明了人心所向。”
“这么说，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了？”
“不是有因，而是有果。你出国访问期间，我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大多数委员都商量过这件事。我们都同意在五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多数同志没意见，就可以通过。”
“不过，事关中央重大人事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应该亲自掌管，起码也应该知道。我还不清楚的事，底下的同志倒都知道了，这总不是正常吧？”
“国锋同志，”邓小平显得非常不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再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吹毛求疵了，这样不好嘛。培养党和国家年轻的接班人，全党上下都在议论，我们在一起碰碰头又有什么不可？议论和决定是两回事，就像我刚才和你讲对汪东兴等几名同志撤销职务的事，这只是我们俩商量工作时的议论，而不是作出决定，更没有实行。所以一旦传出去，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大可不必小题大作。文化大革命前，正是毛泽东同志把一些本来很正常议论、小题，
看作了不起的大事，弄得草木皆兵，从而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浪，终于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大的灾难之中去了。这个教训，再也不能忘记了。”
华国锋一下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谈论了。许多憋在自己心头的话语此刻觉得再无说出来必要了。
“好，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个党再不要节外生枝，掀什么波浪，还是全党一致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是正经事。”华国锋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我看还是在会上讨论一下吧。”
“对！”邓小平赞赏地说：“有话摆在当面来谈，在大多数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来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过，华主席啊。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当家人，大家眼睛还是在看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