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来京人员经常议论的主要话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见解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泄和张贴，与之相呼应的是地下刊物和组织也纷纷出现。有的公开提出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人权。恢复民主的本来意义。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有个相貌平常，身穿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来到这个被称作“自由岛”的地方发表各种惊人的见
解。他的那些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镇压的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是在直接谴责“四人帮”和毛泽东。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被称之为专制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统统都批判了。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知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时他贴了不少大字报，其中一份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写道：“许多当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
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他们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是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
“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大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职位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那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我国就没有法制可言……”
那些穿着便衣的警察已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在谈论民主和揭批“四人帮”，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现行政权。在大字报和演说不久，他就以几个罪名被捕了。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魏京生。
邓小平看了他的所有罪证和材料，大发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我们同魏京生这样的坏分子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意想。现在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出了这四项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看了魏京生的全部材料后，心理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舒坦劲。自从这些年轻人打着“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帜掀起一股股浪潮后，他就有种极度的担心。
担心会酿成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式的事件。当别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张口结舌，支吾其词，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现在好了，邓小平说他们是反革命捣乱了，这比起前一段口口声声发扬民主的言论，多少带点自打嘴巴的味道。他按了一下电铃，将秘书召来，想了想说：
“请在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中，给我加上这样的话：“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不再存在。但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弃警惕。”
秘书作了记录后又问：“华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汪东兴同志找来。说我有要事。”
汪东兴乘车赶到华国锋的住地时。太阳已收敛了它最后三道霞光。没多久，月亮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像银盘似的，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晚风缓缓地吹着，月光仿佛在水面上撤了一层银粉，晶莹闪亮……
华国锋今天的气色很好，他让汪东兴看了有关材料后，说；“看来邓小平也没有什么高招，转来转去。还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他终于对西单民主墙那帮闹事的坏人采取措施了，这就是……”
“这是因为魏京生们反到了他邓小平的头上！”汪东兴没好气地说：“你当他为了维护你？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架空你，最后采取行动。”
华国锋知道汪东兴近来对他产生了不少意见，其实汪东兴对他完全是好意，这他是心里清楚的。那天，他应出版社和所谓童怀周的请示。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后，汪东兴跑到他这里，伤心地掉了眼泪，他说：“华主席呀华主席。
我没想到你步步后退，处处失守，已经到连点骨气的刚劲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能说你是迫不得已，在党内保留了意见？为他们题写书名，不是充分证明您是在讨好他们，向他们献媚吗？”华国锋心中不悦，也只好保持沉默。
说心里话。汪东兴基本上对华国锋已经失去信任。他觉得，依靠自己已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他认为，现在党内已经面临着刘邓势力全面复辟的现实，毛泽东的刀子快丢掉了。他感到伤心，具有一世英名和高度洞察力的毛泽东怎么选择华国锋这样的软蛋人作为接班人？
唉，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天大的笑话啊！
如果说，林彪是一个刚愎自用、胆大妄为，善于挺而走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话，那华国锋则是一个腹无滔略，胸无文才，根本没有多少治世经验的实干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只会察颜观色、随风转舵的领导人罢了。他自私、畏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什么原则都可抛出。所以，汪东兴心灰意冷，说话免不了冷嘲热讽。
华国锋感到有点伤心：“我好心好意地依靠你。提拔你当我的助手，怎么现在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呢？”
“东兴同志，你应该相信我。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的。”
“你太糊涂了！”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
“可你想想，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件事是对得住毛主席的呢？人家一步一步地，不是正在用你的手，来做否定毛主席的事吗？”
“让我们试一试不行吗？东兴同志，社会主义运动谁也设有搞过。
马列主义允许不同方式，他们碰了壁，还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到那时再评判谁是谁非嘛。”
“你这是自我安慰。”
华国锋真有点生气：“我不这样能怎样呢？难道再来一次逮捕“四人帮’！”
汪东兴唰地一下脸变得苍白，那只微微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华国锋。是的，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邓小平等人一次他梦寐以求的迎头疼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任何行动方案，起码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被外电称为华、邓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他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那也许会行得通，也许会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那真是要流血、死亡，说不定会……”
“华主席，你别再说了，”汪东兴的嘴唇打着哆嗦，终于承认：“我们很难对那样的后果负责，我们随不起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地寻找一条非常稳妥的办法。我们国家经不起大折腾了，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政治经济又这么多问题，我之所以愿意放手让他们搞试验，目的也是……”
“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他们把责任往你身上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用意我清楚。”
“未必。”汪东兴说：“任何政治家推御责任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整垮对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捧你，事实上他们都把你当作了他们的敌人，起码是对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看出了你的无能。”汪东兴脱口而出：“也许你本来就应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早该自己下台。”
“你胡说！”
汪东兴笑了：“其实，这话也是对我说的。我也不够格，也该下台，也许这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
“准备下台，也许还不会下台。不准备下台，说不定真会下台。这是毛主席说的。”
华国锋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今天汪东兴到底犯了什么神经，说了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话。他正想说什么，汪东兴一本正经地又讲起来。
“你知道胡耀邦最近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正在组织力量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复查。说不定他用邪门
歪道真能否定了刘少奇的罪状。”
“不可能！”华国锋说，“刘少奇头上那三顶帽子是用大量的事实给他戴上去的，如果真推翻了，那除非那些事实是假的。可有些证据我亲自调查过，绝对不会假。”
“好。有华主席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过有话说到前面，你如果真的允许给刘少奇平反，那我就真要辞职了。”
“他想翻案可不是那么容易。尽管陈云、邓小平想给他翻案。但难、难、难，我倒想看看他们怎样为他推翻那三顶帽子。让胡耀邦穷折腾吧，有他下了台的时候。”
“好，我看着事态的发展。”
别看汪东兴私下对华国锋顶碰两句，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却到是维护着他，真像当年保护着毛主席一样。连吴德都开玩笑说：“你开口华主席、闭口华主席，好像除了华主席代表党中央外，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似的。”
汪东兴回答得也很干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确只有华主席能够代表中央，其他人只是华主席的助手。只有野心家和阴谋家才企图本末倒置。取而代之。”
这句话，恰巧被进来的邓小平听见了。但邓小平是绝对不会表露出什么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这位老资袼的政治家经过一次次的党内政治斗争风云后，已经懂得如何巧妙地对付他的反对派了。他坐在里，偶而打趣几句。始终不表露什么意见，等叶剑英、陈云也到来了后。他只是催促他们快些开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审查和通过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决定一些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的安排问题。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主持起草的，所以在政治忌日委员们讨论时没费多少时间就通过了。
在讨论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等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科学院院长等人事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冷场。
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提议表示了异议。看得出来，有些政治局委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
胡耀邦振振有词地发言：“彭真、薄一波二同志官复原职，我看是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至今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己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吧。”于是，政治局以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了预定的议题和方案。紧接着，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常是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一九七八年国家预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最引起国内注意的是：彭真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这将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制方面迈进……
当然，预定的人事安排全部通过。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这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就连局外人也看得出来，华国锋的权力在一步一步缩小，他的范围正受到更多的限制。
大概中共中央对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宣布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已经不耐烦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一个《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宣布凡是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内容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这说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又进入新阶段。凡身不在当时境界和圈内的人，很难感觉到每一件事的真正意义……
彭真一见邓小平穿起了军装就知道这位真正的掌舵人又要采取重大动作了。西单“民主墒”的那些年轻人几乎构成不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威胁，但是中央的那几个“凡是派”领袖，却成了这两位老人的心病。彭真忧心忡忡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后，邓小平让他家里来商量几件事。
“最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还有那么凡个人、活动频繁。”邓小平说：“所以我也准备补课。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彭真轻轻拍着身前的案卷说：“这话说到根本处了。许多平反了的老同志给我来信，说现在各地都有那么～些文革派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完，“凡是派’、文革派还会卷土重来的。”
“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对我说，十年以后再看。”邓小平两眼放出光芒地说：“现在到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的。要想得远一点，一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我看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同志就不错。他们肯定是死心踏地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我看是不是紫阳先调到中央来？”
“我和陈云同志商议过，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进政治局。同时你也选进政治局来。”
“像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薄一波、蒋南翔这些人都可选为中央委员。不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行啊！”
“是啊，”邓小平点着头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选好接班人不容易啊。一两个不行，得有一大批人。现在这件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见马克思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彭真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他们也难。”
“不，别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也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有保证。”
“现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大有人在。”彭真说，“昨天我还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受到了你们的多次围攻，你们这些右派势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算清账。’这些人活动很嚣张，我的山西老家就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
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吧？他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从领导岗位上清退下去。”彭真果断地说：“而且，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像吴德那样的人，必须拉下去。现在北京市的人民的反映甚为强烈。”
“不光是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表现也很不好。”
“还有那个陈永贵，所谓的我谁也不信就信毛主席的大老粗，让他种地、管一个生产队还可以，怎么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呢？真是乱弹琴！”
“解决凡是派的问题，我和叶帅、陈云、先念碰过头，一定要分两步来走。”邓小平老道精熟地说：“先要把华国锋稳住，让他听我们的，不要完全和他们搞在一起。先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要稳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这次下去，也是先给地方吹吹风。”
“太好了！”彭真心悦诚服地说：“我在北京也要做一些人的工作。尽量使这件事不再引起轰动。不过，我担心华国锋……”
邓小平笑了：“这个人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根本经不起风浪，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就放心了！”
和彭真谈完话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启程到达济南。
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老城西南隅的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冠。城北的大明湖，古迹荟萃。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邓小平在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白如冰等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邓小平便吟诵起古人的诗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仔细一游，果然如此，古人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真实啊！”
白如冰说：“我们山东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名胜，而且人也美呀！”
“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夺权的人也美吗？”邓小平转过身来，神态变得严肃了：“山东清查帮派体系搞得怎样了？”
“已告一个阶段，有些定性工作还没有搞完。”
“省、地两级干部中，对中央制定的路线都通了吗？”
“开始有些人不大通，经过教育。大部分同志已经通了。”
邓小平等人在稼轩前的小亭边上坐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白如冰说：“我们认为接班人要选思想解放的人来干，我们山东有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
“解放思想是什么？”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我看主要是两条：
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你们同意吗？”
“同意。”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上次汪东兴同志来你们这里，不是讲了三条吗？”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的讲话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同内作了传达。”
“他是很典型的“两个凡是’派。”邓小平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汪东兴说这是“砍掉红旗’，谢谢那位汪副主席，他那么一反对，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白如冰说：“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说在省委展开讨论，一下子分清了许多是非。”
“对刘少奇的问题怎样看？”邓小平闪动着眼睛望着白如冰。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比如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我是不了解情况的。”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那都是林彪、“四人帮’对少奇同志的诬陷，他们给别人定了多少“叛徒’的罪名，哪里有那么的叛徒？在他们眼里，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不过，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还会有争论。我希望山东的同志带个头，为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作点贡献。”
离开山东后，邓小平又先后到上海、天津进行视察，沿途打招呼，其目的当然是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消除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影响。
彭冲向他反映：“上海的“四人帮’残余现在已经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有个帮派头子说：“华主席大梦惊醒了。认识到了粉碎江青究竟意味着什么。
下一步我们且看他如何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看来，我们不把党的领导权解决好，不行哪。”
“有远见的老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初步商定，九月下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解决增补彭真和赵紫阳两位同志进政治局的事，另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纠正这二十多年来农业上片面强调学大寨所造成的政策极端。”
“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过，我早就对永贵同志有看法了，现在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动不动就给群众和干部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把人整得死去活来。
有人说他比“四人帮’还厉害。”
邓小平笑了：“他毕竟是个农民嘛，不能勉强。有些事是别人用了他，而他也有些忘乎所已。到时候，我们还是还他的本来职务和面貌就行了。”
“现在外界对叶帅的传说很多，都认为叶帅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对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说：“今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专门为叶帅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目的就是要向全国公布我们的政策。你们看到讲话稿了吗？”
“看到了，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四中全会也要集中时间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讲稿，要使它成为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你们要懂得中央这样做的意义，明白吗？”
彭冲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点头。
邓小平说：“这就是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告。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正在向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进。那种由个人专制，个人意志办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也是再不允许出现什么救世主，真正由中央集体领导说了算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彭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好开口说明。在政治权术的角逐中。许多事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旦需要行动来表达的事用语言公布出来，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