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的教训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中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教训”或“经验”，包含着我们在当下对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评价者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在历史上，斯巴达的教育长期被当作一种“经验”来引述，即便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启蒙时期，当个人的自由、理性意识已经开始在改变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的时候，斯巴达的教育也仍然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可以借鉴的国民教育模式。一直到20世纪，在世界遭遇过极权专制和受到它的邪恶思想控制之后，人们对斯巴达教育的国家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教育的相似才有了新的认识，也才把这种教育清楚地确定为一种可怕的“教训”。1
一、从“经验”到“教训”
19世纪的美国革命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伟大成就，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6-1813）是一位非常关心教育的政治人物，正是他向华盛顿总统提出了建立美国联邦大学的建议，他也是斯巴达式教育的一位推崇者，并以斯巴达模式来设想美国教育的未来。他认为，“斯巴达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仿效”，具体而言，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受教育从而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公共的财产。让他学会爱自己的家庭，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和忘记自己的家庭”。学生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像斯巴达人一样节制饮食（“‘黑汤’对年轻人的心灵有好处”），必须学会自己动手，“不贪睡，沉默寡言，时而孤身独处”。教师们在教育学生时必须十分严厉，“用这种方式，我们教育年轻人服从法律，因而成为共和国合格的好公民。……最有用的公民是那些在21岁之前从未感觉到自己意志的人。社会的秩序和幸福靠的是……公民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服从和顺从”。2斯巴达人的纪律与自我牺牲精神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般的、令人向往的传说，这使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设想把美国革命后的波士顿改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斯巴达”。3
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开国先贤们看到，在美国与古代的斯巴达和罗马共和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他们虽然欣赏古代的公民美德，但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比斯巴达更文明、更现代也更尊重人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斯巴达人所没有的、或者说根本就为他们鄙视的关于人的价值观。诺克斯（Samuel Knox）指出，像斯巴达这样的共和国，“它们的教育规划是军事学校替军营作预备工作，让学生学会自卫或者去屠杀其他的人类。这样的教育不适合于学习文学、生活的言行，也不适合于提升人的心灵”。4
人们对历史教训的领会总是受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经验的限制，像诺克斯这样的美国先贤虽然看到了斯巴达教育模式不适合美国的新共和，但仍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从20至21世纪的当下性去重视斯巴达教育的国家威权主义实质，或者像当代人这样担心国家威权主义教育可能在极权政体下发生恶性变化。当代历史学家劳森（Elizabeth Rawson）就曾对希特勒青睐斯巴达一事指出：希特勒赞美希腊文化，尤其是斯巴达的“种族保守主义、适者生存和权力迷恋”，“希特勒挑选出斯巴达人杀害劣等儿童的勇敢决定，将此视为（数千）斯巴达人能够统治30多万黑劳士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正是由于采取了系统性的种族保全措施，斯巴达成为希特勒心目中的第一个人民国家（volkisch state）”。5劳森接着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在战时所写的《甏桌谈话》，他不断不切实地强调斯巴达人的以少胜多，越来越强调斯巴达人赤裸裸的武力。6000名斯巴达人作为征服者来到莱可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别称），他们对34万黑劳士、小亚细亚人和西西里人进行了神奇而有效的统治，证明了自己的伟大。”6与美国开国相隔200余年，因为有了像纳粹德国这样的教训，劳森就比诺克斯更清楚地看到了斯巴达的教训。
古代斯巴达教育和它的政治制度一样稳固、务实，而且非常有效，这是它对后人极有魅力的一个原因。施特劳斯说：“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体制，是由一位智者在立国之初一举奠定的，而结果是，斯巴达从来都不需要对这个体制加以完善，因此也从来不需要对它作出危险的变动。斯巴达一直巩固稳定，安如磐石；它在长达8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维系了它的政治生活，保存了它的自由，而免于腐化之虞。相比之下，罗马的政治生活体制是随着偶然事件的发生，以一种侥幸的方式建立的。结果，罗马永远危机四伏；它的自由，历时不足四百年。在斯巴达，贵族与平民之间相安无事，全体国民在困境之中患难与共；罗马每时每刻都困于飞扬跋扈的蛮横贵族与野心勃勃的市井刁民之间无休无止的倾轧内讧之中。斯巴达居安思危，严阵自卫；罗马穷兵黩武，对外征战。7无论是从防止腐化、保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相安无事，还是从培养安分守己的“好人民”（不同于“野心勃勃的市井刁民”）来看，斯巴达的教育都曾经是成功的范例。
蒙田是一位对教育多有思考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他说：“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8斯巴达人在实践中学习贤明、廉洁、坚定：“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得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50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时，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9
蒙田提到了色诺芬，我们今天了解的斯巴达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应该主要归功于他在《斯巴达人的宪法》中的介绍，而另一个来源则是普鲁塔克（Plutarch）的“来库古传”。色诺芬（公元前427-前355）曾在波斯帝国小居鲁士的军队中担任过希腊雇佣军的统领，回到希腊后，他为斯巴达国王阿格西莱二世（Agesilaus）效力。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雅典政府也对色诺芬宣布了放逐令，在他晚年的时候雅典撤销了对他的放逐令。色诺芬对斯巴达作了第一手的、带有好感的记录。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出生的时候，希腊的光荣已经成为过去，他对斯巴达的叙述很多地方都借用了色诺芬的著作。柏拉图是色诺芬的同时代人，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涉及斯巴达的内容，其他述及斯巴达的古典作家还有亚里士多德和公元2世纪的帕萨尼亚斯。10
普鲁塔克对斯巴达的叙述最为详细，他的叙述用“来库古传”为题目，是有道理的。来库古也许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但被尊奉为斯巴达的立法者（law-giver），斯巴达的法律和习俗都以他为开山始祖。来库古之于斯巴达人的法，就如同摩西之于以色列人的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来库古之于斯巴达，犹如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斯大林之于苏联。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制度的开创者和“立法者”，凡是他们的继承者，都会延续他们开创的制度。他们的神话也因此成为那个制度的一部分，并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被保存下去。今天，人们对斯巴达的了解是零碎的，但对纳粹德国或苏联的了解却要具体和丰富得多。因此，斯巴达为后世提供的是启示和联想，而不是一个直接比较的对象。最重要的启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波默罗伊等人所说，“很可能我们看到的来库古法律只是概要或片断。……20世纪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极权主义反乌托邦或乌托邦，结果均以失败告终”。11
以失败告终的古斯巴达和那些20世纪出现过的极权制度，它们在兴盛的时候，都曾经成功地营造过一些美丽的理想社会图景。现代极权的“美好”生活秩序在斯巴达就已经有了最早、最全面的体现，“在许多重要方面斯巴达人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像斯巴达那样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并且不惜代价去实现那些目标。虽然古希腊每个城邦对公民生活都有所干涉，但没有一个城邦像斯巴达那样完全控制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斯巴达人为自己的城邦深感自豪，而令其他希腊人印象深刻的是斯巴达体制所要求的忠诚和无私精神。斯巴达人否定个人主义，由此树立了令其他希腊人嫉妒的归属感”。12为实现这样一种全面控制的生活和毫无保留的认同感，在所有的制度力量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便是斯巴达的教育。今天要充分了解斯巴达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很难设想斯巴达社会，或由此而来的斯巴达教育在这个城邦的整个历史中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研究斯巴达教育的困难之一是，那些被当作是它早期的主要特征，也许是后来才增加出来或被歪曲了的”。13
从古代到现代，在出现现代专制极权之前，谁也不可能充分估计一个威权或极权的“理想国”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经验，没有经验便不可能有充分的智慧。在人类获得20世纪极权专制经验之前，谁也不可能充分想象斯巴达式的国家威权教育可能造成怎样的心灵伤害，也难以想象它能如何有效地帮助邪恶统治。人们一直把斯巴达教育当作一种与雅典教育不同的、能更有效提升国力的教育模式。直到20世纪，斯巴达教育与民主理想的对立冲突才充分显现出来。在20世纪之前，世界文学中只有乌托邦文学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这也是因为人类当时尚不具备帮助洞察乌托邦危险的经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那不仅仅是因为作家缺乏想象，而且是因为根本无从想象。归根到底，是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极权专制的惨痛经验造就了反乌托邦的文学想象，也造就了这种文学形式。
直到现代的极权国家出现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像古斯巴达那样是由国家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彻底贯彻的，而引起古代思想家注意并赞叹的，恰恰是斯巴达教育的这些特征。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写道：“斯巴达也许是唯一的城邦，或少数城邦中的一个，把立法当作教导和训练。在大多数城邦中，这些事情是被忽视的，一个人想怎么过活就怎么过活，视立法为儿戏。”14在《政治学》中他写道：“我们应当赞扬斯巴达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他们以最大的重视来对待儿童的训练，并在一种公共的制度中进行这种训练。”15
由国家来对国民从小就进行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和彻底贯彻的教育训练，并使之成为国家制度的一个部分，这在斯巴达是出于战争和城邦生存的需要，但在现代极权国家，则始于一种以权力本身为目的的统治欲。在希腊世界里，战争能力决定着城邦的生存和成败，形成斯巴达教育制度的根本原因便是军事技术的变化。16在这之前的荷马时代，战争的双方谁拥有像阿基里斯（Achilles）这样的主帅，谁就掌握了胜利的先机。但是，随着战争技艺的变化，战争的胜负不再是在个人的英雄们之间，而是在重装步兵的阵势战中决出。因此，重要的便不再是骁勇过人的猛士，而是由普通人组成的集体队伍。在这样的集体队伍中，作战的普通公民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一员。他表现出来的不是超人的勇猛，而是普通人通过训练所获得的那种作为“公共美德”的勇气、坚韧、合作精神，作战到底，甚至直至死亡。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约公元前7世纪）写道：“如果一个人不能勇猛作战、战斗到底，无论他再怎么善于奔跑或摔跤，都不值得我们去记住他。……勇猛作战、战斗到底，那才是一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得的最高奖赏，那才是被所有人承认的好，是对城邦和全体人民的贡献。”17
为城邦的整体，而不是个人的光荣而战斗，去生或死，这便是斯巴达教育所要确立的根本原则。一个斯巴达人是完全属于国家的“个人”，他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而是长期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普鲁塔克对此写道：“没有人被允许随他自己的意来生活，而是必须生活在城邦之中，就像生活在兵营中一样，他们总是必须遵守饮食起居制度，从事公共服务，把自己看成完全属于国家，而不是他们自己。”斯巴达的国家制度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目标：“简而言之，来库古训练他的城邦公民同伴，使他们既无欲望，也无能力为他们自己而生活，而是必须像蜜蜂那样，必须永远是整个群体的有机部分，围绕着领袖，团结在一起，忘我、热情、高尚地一心一意属于他们的国家。”18
斯巴达人那种非常美好、宏大的忘我与团结精神，成为20世纪“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古典的表述。它先是锻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又由这个政党把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国民按照这个模式变成一个极权的整体。但是，那些宏大且曾经极为成功的理想并不总是带来美好的现实后果。这些前所未有、开天辟地的社会再造蓝图，它们所造就的社会成果可能看起来非常辉煌、成功，甚至也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带来极大的满足、幸福、骄傲和成就感。这样的国家也可能非常强大，令它的敌人闻风丧胆，斯巴达、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都曾是这样的国家。但却都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更不用说永世长存了。
斯巴达曾经是希腊世界的“导师”（paidagogos），斯巴达的国王对此非常骄傲，他说：“斯巴达人不仅向其他希腊人灌输了心甘情愿的服从概念，而且还使他们树立起了追随和臣服斯巴达的愿望。人们不是向斯巴达要求船只、或者金钱、或者士兵，而是请求给他们派一名斯巴达统帅。一旦如愿以偿，就对他异常尊敬、敬仰，像西西里人对待古利波斯，像卡尔基狄亚人对待布拉西达斯，像所有居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对待莱山德、卡利克拉提达斯和阿格西劳斯那样。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人们都称他们为人民和行政长官的协调人与执法者，而他们所来自的斯巴达城邦则被视为传授井然有序的平民生活与稳定内政的导师。”19斯巴达向希腊其他一些城邦派出导师，就像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向一些想学习德国或苏联的国家派出“顾问”一样。今天，我们并不把斯巴达制度看成是一种值得传承的经验，就像世界上几乎再也没有国家会把纳粹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公然当作值得效仿的楷模一样。
二、残酷的统治和保守的社会
那个令许多古代哲人和历史学家称赏不已的斯巴达制度，今天为什么不值得我们羡慕和向往呢？这不是一个玄奥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与今天现实生活体验有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厌弃和拒绝曾经非常成功的古代斯巴达制度与现代纳粹或斯大林制度，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正义、幸福和尊严价值正是它们所排斥和压制的。斯巴达是一个通过教育消灭个人意识的国家，而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理性则是现代人类所珍视的价值，也是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在斯巴达制度中，这些价值都被当作“私心杂念”而严加清除。普鲁塔克记述了这样一个斯巴达人的故事，在一场选拔300名最优秀斯巴达人的竞赛中，这个斯巴达人失败了，离开的时候，他“脸上喜气洋洋，像是在为城邦感到高兴，因为城邦中有300名比他还要优秀的斯巴达人”。斯巴达的惯例是，国王出征时会带一支近卫部队，他们都是体育竞赛中的优胜者。还有一次，一位斯巴达健儿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有人许诺他一大笔钱财，要求他输掉比赛，但他不为所动，经过艰苦的比赛，赢得了胜利。别人问他：“啊，斯巴达人，赢得比赛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微笑着回答：“在我们与敌人战斗的时候，我将会有机会站在国王的前方。”20这种看上去非常令人敬佩的“忘我”精神后面，其实隐藏着一种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我”的意识，那就是自己人的“我们”。这个“我们”是在与敌对的“他们”的区分中确定的。越是在“我们”中忘我，也就越是把“非我类”当成天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斯巴达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斯巴达人”的自然仇敌便是作为“非我类”的奴隶“黑劳士”（helots）。斯巴达人英勇无畏的另一面便是对“黑劳士”的野蛮和残忍。斯巴达城邦中的斯巴达公民只是少数，人数只有8000到1万。21被斯巴达人奴役的黑劳士人数与斯巴达人的比例至少是七比一。对于那些少数的斯巴达公民来说，黑劳士是他们永难消除的生存威胁。黑劳士必须供养那些自己不劳动生产的斯巴达人，世世代代为斯巴达统治者耕作，并且要顺从地处于奴隶的地位；一旦黑劳士变得不安分而有反抗行动，整个斯巴达制度也就会光荣不再，顷刻崩溃。亚里士多德说，这些黑劳士“就像一直在等待灾难降临到斯巴达人头上的敌人”。22对于这些黑劳士来说，斯巴达人的习俗，尤其是他们的教育是极其可怕的，“别的希腊人通常只在夏季打仗，而斯巴达人和黑劳士时时处在对峙状态，因此一年四季都保持战备。被称作为ephors（意为‘监督官’）的行政长官每天前来巡视男孩们，每隔十天则脱光衣服检查”。23每有新的监督官上任，必然郑重其事地重申与黑劳士的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强化的敌我观念使得斯巴达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可以任意处置黑劳士的命运。普鲁塔克记述到，斯巴达人有一种叫密探（krupteia）的做法和教育方法。最优秀的斯巴达青年被挑选出来，送到城邦周围的乡村地区。他们只携带短小的匕首和必需的干粮，分散潜伏在山区荒野，白天没有动静，夜晚便出来活动，见到夜不归宿的黑劳士便格杀勿论。这令人想起那些时刻监视犹太人活动的希特勒青年、斯大林时代监视和告发富农的巴甫列克式先进少先队员。
有时候，这些斯巴达青年在白天也会突然闯到黑劳士干活的地方，处死最强壮、优秀的黑劳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还记述了一种更可怕的对付黑劳士的办法：“斯巴达人宣布，所有在战争时期为斯巴达人服务得最好的黑劳士会被区别对待，似乎是要给予他们自由的意思。事实上，斯巴达人只是在测试黑劳士，因为那些自以为可以得到自由的黑劳士正是最有可能攻击斯巴达人的。大约有2000名黑劳士被这样挑选出来，斯巴达人给他们戴上桂冠，让他们围着神庙转圈，就像已经让他们获得了自由一样，但是不久后就将他们处死，谁也不知道这些黑劳士是怎么死的。”24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引蛇出洞”和“阳谋”的记录。那些黑劳士是被秘密杀害的，他们的死对斯巴达的主子和奴隶都是一种教育，一种用残杀来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能记忆一辈子的恐怖教育。
斯巴达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保守的国家，斯巴达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个国家不断有可靠的下一代，把这样的制度千秋万代地继承下去。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制度，因为它确保了斯巴达人在这个国家里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一切荣耀和好处。在公元前550年之前，斯巴达曾经有过发展。这之后，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麦西尼亚人（Messenia）发动了起义，结果被斯巴达人残酷镇压，幸存的起义者被流放到西西里岛，剩下的麦西尼亚人则继续沦为黑劳士从事苦役。这次起义（史称“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揭示黑劳士制度已经岌岌可危，而一个制度越是充满危机，就越是害怕变革，越发趋于保守。历史学家通过古文献发现，斯巴达人在发生起义后采用的统治手段非常残酷：“斯巴达城在实施这些手段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化社会。简而言之，斯巴达人意识到如果能够调动所有潜在的重装备步兵，将他们的作战技术训练到最高水平，斯巴达就将在军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打败黑劳士及其他敌人将不在话下。斯巴达人对其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构成斯巴达城邦的五大村镇的男性自由公民可以免除其他义务，但必须悉数从军；二是组织自由民接受特别的集中军事训练，全力培养斯巴达式士兵。公元前4世纪，即希腊化时期以前，斯巴达人是唯一的真正的职业士兵。实际上，他们和黑劳士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并且也随时准备着投入其他的战斗。”25
敌我对峙的恐惧使得斯巴达的所谓“改革”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僵化制度。“改革”并不是改革的全部意义，改革需要明确改革后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可能变得更开放、进取，也可能变得更封闭、保守。不幸的是，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后斯巴达发生的是第二种改革。历史学家迈洛（Henri Irénée Marrou）说：“就在斯巴达的发展让它处于（希腊世界）进步之首的时候，它就此自动选择了永远的僵化。”26在这之后，古希腊其他城邦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希腊式教育便不再与斯巴达有什么相关。
斯巴达教育是斯巴达政体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劳森（E. Rawson）说，在希腊世界里，“斯巴达的制度太异常（anomalous），以至于不能成为一个被别国学习的模式”。相反，雅典则成为一种可以学习的楷模，“‘雅典制度’有一个政治的方面，那就是，它的民主是一种辩论型的政府，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放到公民大会上来解决”，而在这样的制度中，智者（sophists）所提供的教育起到了作用，“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教育。他们所教的课程可以互不相同，但都与智力有关，用来培养言语和思考的能力。也许有些奇怪，他们虽然对政治教育有兴趣，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由国家来组织教育。一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习惯于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但很少有到斯巴达去的”。斯巴达不需要他们，“他们似乎对斯巴达也没有兴趣”。27柏拉图在《大希比阿篇》（Hippias Major，又译《美论》）中记载，在与苏格拉底谈话时希比阿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以传授知识为生的人与其到斯巴达去，还不如到西西里岛（Sicily）或伊涅库斯（Inycus）去，因为“斯巴达人没有改变法律的习惯，也不会给孩子与斯巴达习惯不同的教育”。28在最小的事情上也能看出斯巴达人的保守，例如，斯巴达使用的里拉琴（lyre）是七弦的，而且有严格规定，禁止改变弦的数目，提摩赛俄斯（Timotheos）有一次携带一只十一弦的里拉琴去斯巴达，结果琴被迫当众毁弃，福里尼斯（Phrynis）有一次带去了一只九弦的里拉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29
斯巴达人不仅保守，而且还特别仇视外来者，既不容纳陌生人到他们中间来，也不让自己人到陌生人那里去，与现代闭关自守的极权统治十分相似。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不允许斯巴达人随意到外国去游逛，学到外国人的习惯，模仿那些没受过训练和受不同政府治理的生活方式。不止于此，他还从斯巴达城里驱赶走了大量不干正经事的（外国人），不是因为害怕外国人羡慕斯巴达的治理，或学习斯巴达有用的美德……而是免得他们把恶习教给斯巴达人。”30色诺芬也写道：“斯巴达人到外国生活是非法的。我相信，这样的规定，目的是防止斯巴达公民因接触外国人而受到污染。”31在某些国家，每个人必须向组织交代“海外关系”，“偷听敌台”、不经官方允许私自接触外国人更是会成为一桩可怕的罪名。封闭锁国，不允许与外界接触，这是全面严控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国家制度与教育
一个国家把个人完全当作国家的工具，把维护现有秩序当作压倒一切的目的，并把外来影响视为敌对行为，对之进行全面防范，这就是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它对儿童、少年和青年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教育体制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一个高度国家主义的国家里，教育被严格规定必须担负起维持和延续国家体制的功能。斯巴达的国家制度确实可以说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是，其他古希腊城邦也有战争，而它们却并没有出现像斯巴达这样的国家制度。其他城邦有的羡慕斯巴达，希望能仿效它，甚至还邀请来自斯巴达的“导师”（顾问），但是，却没有其他城邦变成像斯巴达那样。其他城邦缺少的不是传授斯巴达经验的人，而是一个像来库古那样的“缔造者”。
“缔造者”是形成国家制度的重要因素，“缔造者”是制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不同的缔造者缔造的是不同的国家制度，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与列宁、希特勒缔造的就不是同一种制度。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来库古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人。尽管所谓的“来库古改革”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太久，但斯巴达人还是认为，来库古就是斯巴达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缔造者。色诺芬写道：“来库古给了斯巴达人法律让他们服从，并使他们繁荣昌盛，我对他充满了惊讶，我认为他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因为他造就了这个国家的卓越成就，不是依靠仿效其他的国家，而是设计出一种与大多数国家绝然不同的制度。”32来库古的伟大智慧在于，他造就了一个具有斯巴达特色、而且只具有斯巴达特色的国家专制制度。
来库古为斯巴达立下的法要把这个国家造就成一个紧密团结、绝对一致的集体，既能抵御外侵，又能防止内乱。当来库古被问到如何才能打败敌人的时候，他答道：“让所有的斯巴达人一样穷，谁也不要想比其他人了不起。”当他被问及如何巩固城防的时候，他答道：“强固的城防是由勇士而不是城砖筑起的。”33为了使斯巴达强大，每个斯巴达人都必须心甘情愿地与其他人绝对一律平等，一起准备随时充当防护斯巴达的人肉城砖。
斯巴达的绝对平均主义是通过在公民中间彻底平分土地来实现的。普鲁塔克写道：“为了消灭懒惰、嫉妒、犯罪和奢侈，为了根除那些更深层、更有害的国家疾病和贫富差别，来库古劝告他的国人把疆土并为一处，然后重新划分。然后，便能完全相同并平等地满足生活需要……除了做错事受罚，做好事受赏之外，所有人都是没有区别，也是没有高下的。”34每个斯巴达人分到的土地的收获，都只够每个男人得到70蒲式耳大麦，他妻子得到12蒲式耳，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食用油，“他们需要足够的粮食保持健壮和健康，如此而已”。35
在斯巴达，人们只使用铁钱，金、银是不用的。不仅如此，分量很重的钱只有很小的价值。价值10个米那斯（minas，相当于200美元，按1914年货币值计算）的铁，可以装满一个储藏室，需要用一辆牛车来运载。这样一来，偷窃、抢劫钱财、用钱来贿赂收买、营私舞弊统统都自然地消灭了。所有的奢侈消费也都不再可能，因为斯巴达的铁钱在其他希腊城邦是不流通的，当然，对外贸易也都没有了。普鲁塔克写道：“因此，不可能购买外国的货品或物件，没有商船来到斯巴达的港口，没有修辞教师到斯巴达来教学生，云游四方的占卜人、开妓院的、金匠、银匠也都不到斯巴达来，因为在这里无钱可赚。”36
斯巴达没有金钱，所以也就没有奢侈消费。斯巴达人不需要花心思制造奢侈品挣钱，所以在制造日用品上格外下工夫。斯巴达的日用品因此特别漂亮，桌椅板凳和床铺都制作精美，斯巴达的杯子也远近闻名，“斯巴达的匠人无须去做那些无用的事情，他们把手艺全部展现在常用的必需物品上”，财富变成了“没人要的东西”。37斯巴达人的手艺连造房子都用不上，因为有规定，“所有的房屋屋顶必须只能用斧子，门必须用锯子，而不能用其他工具来建造”，因此斯巴达人没有华丽的建筑。38
斯巴达人的极端平均主义也落实到他们最基本的饮食习惯上，斯巴达武士以15人为一组共同用餐，每个共餐成员每月贡献1蒲式耳大麦、8加仑酒、5磅奶酪、2.5磅无花果和少量的钱以购买像肉或鱼这样的“美味”。共餐不可能有奢侈的食物，“因为当富人像穷人一样去食用同样的饭食时，他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享受、甚至都不能玩赏或者炫耀自己富裕的财产。……富人甚至都不能事先在家中进餐，填饱了肚子再到公共食堂去。因为谁若不与大伙儿同吃同喝，别人就会仔细盯着他，骂他是个孱头，指责他太娇气了，忍受不了共同的饮食”。除了晚餐可以在家里吃外，单独进餐是不允许的，这个规矩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破坏。有一次，国王阿吉斯（Agis）与雅典人交战得胜后回国，想在家里与妻子一起进食，他差人到共餐处领回他那一份食物，结果遭到了拒绝。39
在斯巴达，制度行使教育的职能，而教育的结果则又保证制度能有效行使这样的职能。公民被教育成为无条件服从的、完全属于群体的一员，而由这样的成员所组成的群体则本身就成为一种体制，一种比文字写成的法律更有束缚力、更无所不在的体制。现代极权社会的人群体制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斯巴达人传统中没有成文法，据说这一禁令也是来自来库古。斯巴达没有写成文字的法律，斯巴达的法律贯彻在斯巴达人的生活习惯和对公民从小进行的训练之中。这些法律“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教育对于每个青年都起着立法者的职能”。40教育如此重要，是因为来库古把教育视为“立法者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41
四、儿童教育
可以说，对斯巴达儿童的教育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斯巴达的婚姻关系非常特殊，这与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密切相关。色诺芬说，斯巴达的妇女与任何一个其他希腊国家的妇女都不相同，“其他希腊国家都希望女孩过一种类似于手艺人的二等生活，一声不响，在家纺毛线。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生育优秀的儿童呢？”42斯巴达的女孩和男孩接受同样的训练。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是为了使她们将来的腹中婴儿在壮健的身躯里打下壮健的底子并更好地发育成熟，也是为了使她们自己健壮结实，怀胎足月，能够顺利地对付分娩时的阵痛。”女孩和男孩一样身穿短束腰外衣，据普鲁塔克说，由于这种习俗，女孩子们都很“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她们还因此气质不凡，“因为她们感到在勇气和抱负这个领域里，自己也占有一席地位”。43
在斯巴达，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对国家的责任。男人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独身是被鄙视的。斯巴达不允许独身男子观看少男少女的体育表演或竞赛。独身男子还可能遭到公开的羞辱，被迫只穿短束腰外衣，一面绕市场行走，一面唱着自辱的歌曲。有一位名叫德库利达斯（Dercyllidas）的著名将军，他没有结过婚，有一次他到一群青年士兵中去，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这位年长而有阅历的将军让座。一位士兵对他说：“你还没有生下来将来有一天给我让座的儿子呢！”44
斯巴达的习俗鼓励生育，这样才能人丁兴旺，不断有年轻的战士。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记载了斯巴达人的这种习俗：如果一个年老的丈夫有一位年轻、健康的妻子，那么他就会把妻子介绍给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让她怀上年轻人的孩子，这是很自然，也很得体的事情。如果一位妇女曾生育过健康的男孩，那么任何男子都可以要求与她生孩子，当然要得到丈夫的同意，而丈夫则有义务不得拒绝。45来库古为这种习俗提出了他的理由，“孩子不是只属于父亲的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共同财产，因此，公民应该来自最好的父母，而不是随便哪个父母”。来库古曾挖苦道：“他们繁殖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46为国家优生，这也是现代极权所期盼的，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优生到政治人种优生（阶级成分论），形式虽有变化，精神却是一致的。斯巴达人有“共妻”之嫌，但那却是一种“高尚”的共妻，因为在这种制度中，丈夫不占有妻子，也不妒忌别的男子。同时，由于无须偷偷摸摸地有秘密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淫乱和奸情的罪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社会中消除了。这就是后来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以纵欲代替禁欲的新式极权。
斯巴达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的财产，当然也就接受国家的教育。而且，这是一种终身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的训练一直持续到他们完全成熟的壮年。谁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就像在兵营里一样，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47斯巴达人的教育延续时间很长，不仅要延续到成年，而且是一种占据整个生活的训练。可以说，斯巴达人的全部生活便是他们的教育，他们没有人们一般所说的劳动意义上的“工作”。劳动意义上的工作是奴隶或黑劳士要做的事，而斯巴达人要做的事就是接受以为国家服务为唯一目的的教育和训练。亚里士多德说：“必须承认，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必须是可以免除粗活劳动的国家。”48这听起来只能是个理想，但在斯巴达却变成了现实。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使其同胞享用的高尚和幸运的特权之一，就是充裕的闲暇。他禁止他们从事一切机械的技艺。”49对斯巴达人来说，生活的全部便是教育，为的是充分准备好为国家服务。
斯巴达儿童接受的是彻底的公共教育，父母不得插手。普鲁塔克是这样描述的：“父亲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抚育后代。孩子生下后，做父亲的得将他送到一个叫作勒斯克的地方去，部族里的长者在那里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匀壮结实，他们就命令父亲抚养他……如果孩子瘦弱畸形，他们就把他丢到所谓的阿波特泰去，即泰格托斯山脚下一个峡谷似的地方。他们深信：倘若造物主一开始就没有把健康和力量赋予这条生命，那它的存在于己于国都是毫无裨益的。”一旦决定婴儿可以抚养，便会把他放到酒里洗澡，因为斯巴达人相信，体质差的婴儿会经受不住而抽搐或昏迷，而体质好的则会因此而变得强壮。这便是儿童最初的教育与锻炼。50
斯巴达的儿童1岁至7岁时在家由保姆照顾，保姆“不用襁褓裹着婴儿，任婴儿的肢体自由发展。她们还教育幼儿知足常乐、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独处，不让他们沾上暴躁和哭闹等不良习惯”。这是为了从婴儿时，就开始从体格和忍耐力上给孩子有好的培养。保姆像是国家派到家庭中去的看护，奴隶是绝对不允许担任保姆一职的，不仅如此，“法律也不准许父亲随心所欲地抚养或训练自己的儿子”。51
孩子到了7岁，就交给国家直接照顾，生活在一个像是寄宿学校的地方，具体负责的是“儿童督察”或“青少年指导”，“判断力能力卓越与格斗极其勇敢的孩子被推举为他所在连队的队长（bouagor），其他孩子都密切注意他，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孩子们一律剪短头发，学习光脚走路，赤身裸体地游戏。52
每个孩子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每个年长者则又都有责任参与教育和训练下一代的工作。他们观看儿童的体育活动，鼓励他们模仿打斗和战斗，了解每个孩子的秉性，察看有无缺乏战斗精神的问题。等到儿童长大一些，长者们就会“经常到他们操练的场地去，观看他们体力和智力的竞赛，并非出于好奇，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觉得自己是所有这些少年的父亲、师长和行政长官。这样，在任何适当时刻和任何地点，做了错事的孩子都会受到规劝或处罚”。53色诺芬认为，斯巴达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父亲管教的是自己的孩子，而斯巴达的“每个父亲不仅能管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能管教别人的孩子”，而且他还必须像管教自己的孩子那样管教别人的孩子。如果他自己的孩子被其他孩子的父亲责打，他不仅不能有所怨言，而且还必须亲自负责责打。54在教育孩子上，斯巴达人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孩子长大到12岁的时候，教育训练更加严酷，由“督导师”负责，但具体事务则由“埃壬”（Eiren）执行。“埃壬”是一些已经完成训练的年满20岁的优秀青年，他们是“队长”，负责队里男少年的各种锻炼，有责罚队员的权力。队长“出则指挥他的部下进行模拟战，入则要他们伺候自己的饮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少年队员的坚韧和吃苦耐劳，“到了12岁，他们就不再穿短袖紧身外衣了，一年发一件大氅，肌肤干燥坚硬，很少知道洗沐和涂抹油膏。他们成群结伙地住在一块，睡在自己堆积的、用灯芯草穗子做成的地铺上，灯芯草穗子是他们用手（刀是不准用的）从欧罗塔斯河两岸采折来的。冬天，他们在地铺里加进所谓的‘吕科丰’（lycophon），即蓟花冠毛，据说此物含有热性”。55
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和提高文化或技艺，而是造就一种在体能、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符合斯巴达国家统一规格的“公民”。这个国家需要他们成为能从事战争行为的人肉机器，而这样的行为则又被国家和社会确立为体现“好”的品性或性格。普鲁塔克说：“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56这就是斯巴达引以为傲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性受到赞扬并被视为“美德”。然而，这种美德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独立善恶判断并没有关系，它纯粹是机械训练的结果。斯巴达人所具备的与其说是正确的想法或心态，不如说是正确的行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如果还有的话，是根本不重要的，对国家来说更是根本不相干的。一个人只要有正确的公开行为，哪怕他心里并不情愿，他也被视为具有正确的思想，甚至美德。斯巴达这种完全以“正确行为”来辨认的国民美德向人类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令统治者和教育工作者困扰的问题：究竟应该用什么来检验教育的成果呢？是一个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还是他表面的行为？这也成为现代宣传研究，尤其是极权统治下洗脑式宣传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57
五、对国家有用的技能教育
斯巴达教育重在培养一种对国家有用的、完全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国民素质。以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这样的教育是以牺牲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文化、技能、教养、道德、价值观）为代价的。一般教育最基本的部分是读与写。关于斯巴达人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58一位曾是毕达哥拉斯学生的智者这么说：“斯巴达人把孩子学习音乐、阅读和写作看作是坏事，而爱奥尼亚人（Ionian）则认为，不学习这些是不可思议的。”59雅典智者伊索格拉底（Isocrates）认为，斯巴达人的教育比野蛮人还要落后，“他们比我们的普通文化和学问落后太多，连读写都不教”。伊索格拉底并不是一个对斯巴达有偏见的人，他在不少方面甚至还很欣赏斯巴达，但他还是认为，“除了海格力斯（Hercules，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圆柱上写的东西之外，他们对雅典写的东西不会感兴趣”。那些比较有知识的斯巴达人也许会对演说有兴趣，“但需要有人把演说念给他们听才行”。在柏拉图的《大希比阿篇》中，苏格拉底和智者希比阿讨论可以教斯巴达人一些什么知识。苏格拉底建议教他们一些星相知识，希比阿说，他们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苏格拉底又建议教斯巴达人一些几何知识，希比阿说，他们连数数都还没有学会。希比阿又说，斯巴达人喜欢荷马，认为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他们还喜欢提尔泰奥斯（Tyrtaeus）的战斗和爱国诗歌。他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对古代建国兴邦的历史也有兴趣，如此而已。60雅典人对斯巴达人没有文化的记叙也许有些夸张，但文化在斯巴达不受重视恐怕是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教育多有称赞，但连他也承认，斯巴达人“许多必须学习的东西都没有学到”。61
在公元前7-前6世纪，斯巴达曾经是希腊音乐的中心，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如特尔潘德尔（Terpander，公元前7世纪最杰出的基萨拉琴演奏家）和提尔泰奥斯（公元前7世纪的著名哀歌体诗人）。斯巴达的合唱在希腊也是有名的。他们的音乐与国民性是一致的。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在音乐与诗歌培养方面也很认真严肃，可与他们渴求谈吐纯洁所作的努力媲美。他们的歌曲蕴含激情，振奋精神，唤起热诚，备具效能。其风格古朴，毫无矫揉造作，主题皆是严肃的教诲，大多数赞扬为斯巴达献身的人们，歌颂他们是天神保佑的、幸福的人；歌中还谴责贪生怕死之徒，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罪恶深重的、充满厄运的生活；此外还有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的诺言和对于勇气的夸耀。”斯巴达的音乐中没有靡靡之音，那是战斗的进行曲，“在长笛伴奏下，向敌人发动攻击”。普鲁塔克描写了这样的战争场面：“当他们排好战斗队列而敌人迫在近前的时候，国王按照惯例用一只母山羊作了献祭，就传令所有的战士戴上花冠，又下令吹笛手吹起赞颂卡斯托尔的曲调；然后，国王亲自领唱起进军的凯歌。于是，他们行进着，步点叩着长笛的节奏，战斗的行列严严整整，战士的心灵里没有丝毫恐慌。他们安安详详地、高高兴兴地前进，高唱赞歌，投入殊死的战斗。这种景象真是壮观异常，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气质既然如此，恐惧也好，激怒也罢，都不能控制他们。相反，他们倒是怀着一种充满希望和勇气的目的，深深相信上界神灵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62文艺成为鼓动的工具，在某些时期，别的可以不学，但唱歌、跳舞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小分队却是非常受到重视，也发展得非常有声有色。
斯巴达人的舞蹈也很闻名。舞蹈不是用来取乐的，而是用来训练身体的协调运动，增强战斗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柏拉图提到过斯巴达人的舞蹈。63希腊作家卢奇安（Lucian，约公元125-180）提到过一种斯巴达年轻人跳的舞，那是一种军事集体舞，舞者排成整齐的密集队形。64色诺芬也记载了斯巴达人的一种结合运动和战斗模仿的舞蹈。65在斯巴达，舞蹈和音乐都是健康向上的，就像某些时期的唱歌、跳舞，说是“文艺表演”，其实是“文艺宣传”，是有实用目的的。
体育训练是斯巴达人教育的重要部分，斯巴达人擅长于体育竞赛。从公元前720至前576年，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胜者有81人，其中46人是斯巴达人。66现代极权国家几乎都是体育强国。斯巴达的体育有自己的原则，他们并不在意单项比赛，也看不起只是朝专一方向拼命发展的运动选手。他们更看重的是全面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特别擅长拳击和格斗。67在纳粹时代，体育成为德国学校的主要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其中拳击更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68学生不是为体育而体育，也不是为了在比赛中争名次而体育，学习体育是为了增强作为战士的素质，为了备战而锻炼身体。
每一种政体制度中的教育，都有一个与“好国民”相一致的“人”的理念。把一个孩子从小教育成人，就是培养他当一个好国民。因此，不同政体中的教育，它们的区别又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或“人应该如何”的不同定义和理解。民主政体把人当成是自由、平等、有尊严、应该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体，而专制政体则正好相反，它们以国家、政党、主义或者共同理想的名义来否定和取消这种个体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对生命个体的全面宰制和操控。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有学识的人，更不是造就有自主和独立意识的人。它的目的是把每一个人都用同一付模子铸造成无条件贡献给集体的一个零件。每个人都必须为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无条件服从权威，为此目的完全放弃或抑制个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这就是斯巴达教育要造就的理想的“人”。
在斯巴达的教育理念中，这就是“成人”的意思。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乌斯（Agesilaus），儿童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道：“那些能对他们成人有用的东西。”69普鲁塔克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斯巴达人在奥林匹克的投掷比赛中失败了，别人对他说，战胜你的是一个比你更优秀的男人；这位斯巴达人回答说：“他只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投掷手，不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人。”70这位斯巴达人说得对，因为他参加体育比赛，目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表明自己是一个更优秀的人。把自己当成是优秀的人，与在技能上能否胜过别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但是，在这位斯巴达人头脑里的“优秀”，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意义上的“优秀”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培养“优秀”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提到斯巴达人这样一种培养优秀的方式：斯巴达人晚上从营地回去的时候，是不准打火炬照明的。71斯巴达人是不畏黑夜的。色诺芬在斯巴达居住过多年，对斯巴达非常了解。他说：“来库古为了培养斯巴达人的彻底庄重，要求他们把手放在斗篷下面，静悄悄地走路，决不东张西望，眼睛盯住前面要走的路……要叫这些小伙子出声，比叫石头还难，要叫他们分心，比叫铜像更难。你也许会觉得他们比在闺房里待嫁的新娘还要庄重。”72斯巴达的教育要造就一种既勇敢又庄重的品格，但这不是通过哲学或文学教育的心灵感化或领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组织化的生活、相互影响和同伴压力来形成的。这是一种强迫形成的习惯，由习惯而成自然，并凝固为“品格”。这种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惩罚严厉、纪律严酷的组织极具暴力强制性。作为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组织化生活对个人的强制塑造特别有效，因此在现代极权社会中一再被运用，也一再奏效。
六、组织和恐惧的教育力量
斯巴达人从幼年起就被放在组织中，接受服从权威的训练，组织是训练必不可少的强制性训练环境。没有组织，不可能达到训练的结果。从7岁起，儿童就被编成小组，每个队有自己的“队长”（bouagor），12岁以后，每个队的少年们就有一名“埃壬”（Eiren）领导，“埃壬”由20岁的青年担任，年龄既比他们大，又是优秀青年，所以成为他们的队长，更成为他们的“辅导员”。73极权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无不以类似的“队长”外加“辅导员”的方式充分组织起来，纳粹的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便是这样。每个少年队的小队、中队、大队都有自己的队长，而少年队同时又受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少年队的活动往往由青年团派出的人员来指导。在斯巴达，担任“埃壬”的先进青年是“上面”派到少年们的小队里去的，他的权威来自指定他为“埃壬”的那些在“上面”的人们。这种授予权力的形式和等级制度在现代极权组织体系中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埃壬所指导或管理的少年队员们必须对他无条件地服从，不然他就可以加以惩罚。儿童少年日后“成‘人’”，自觉自愿服从组织纪律就是这么残酷训练出来的。这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或仅以肉体痛苦为标准的利害考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组织性”、“纪律性”成为“美德”（也就是思想好、觉悟高）的代名词，反之，则是品格不佳或恶习（也就是思想落后，没有觉悟）。
斯巴达青少年少言寡语，不等于他们不学习说话。他们从小就接受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正确看法的训练。极权国家青少年从小接受的团体内发言（如“交流思想”、“谈体会”）与此相似。普鲁塔克记载道，晚餐后，埃壬会召集队员一起开会，有的孩子会为大家唱歌，别的孩子则回答问题。问的问题有，“谁是斯巴达最优秀的人？”或者“你对某某人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被问到的队员必须回答问题，不回答是绝不允许的。回答问题时，在讲出自己看法后还要简短地说明理由。这就是“发言”，不发言的就会受到惩罚，那就是被埃壬在他的拇指上狠咬一口。如此学会“发言”的孩子就会“说话辛辣而优美，言简意赅”。74这就像有时发言都必须引用“精彩而深刻”的某种语录一样。发言的训练不只是在表达想法，而且是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来，要想好了才说话，不能乱说话，说笑话也是这样，“比如一个斯巴达人被邀请去听某人模仿夜莺鸣叫，就回答说：‘我听过那鸟儿自己发出的鸣啭。’”还有一位读了下面这段墓志铭：“他们要去扑灭专制的烈火，戎装的战神阿瑞斯把他们杀戮，塞利努斯城下布满他们的尸骨”，便说道：“这些人活该送死，他们本应让那火烧尽为止的啊！”75
斯巴达的教育要让孩子变得能吃苦耐劳、宠辱不惊，身体和心灵里都具有极大的承受力。他的饮食受到限制，以免发胖，而在日后的战争中，如果供给不足也能忍耐。他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挨饿中度过的。76不仅如此，他还要能经受得起心灵的折磨。在共餐时，他“容忍别人的逗笑，毫无愠色”。77他必须培养起能经受别人嘲笑和不公待遇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有组织经验的人都知道，总是在一起生活、活动的小型组织（如学校的“班”和班里分出来的“小组”，插队农场的“班”、“排”、“连”）是多么容易蜕变为恶质的小环境。这种组织说起来是亲密的“团队”，其实充满了争斗、阴谋和诡计，是一个小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和绞肉机。在组织里总有人会成为别人嘲笑、欺凌的对象，因此而饱受心灵折磨。在大的组织里更是有数不清的内部斗争、尔虞我诈、诬陷诽谤、落井下石和冤假错案。如果大多数个体成员不能忍耐这种集体生活，不能“正确对待”来自同伴的欺凌，不能以“集体为重”而忍气吞声，这样的组织是维持不长的。要维持这样的组织，除了“组织纪律”，个体成员的忍耐素质是必需的。他们必须把这种奴性忍耐自欺欺人地说成是“顾大局”、“识大体”。这种“忍耐”大多是训练使然，或者是“学乖”的结果。忍耐和学乖都会使人对不公正和非正义变得麻木、愚钝。这种品格和素质正是组织生活所鼓励和宣扬的“美德”和“好品质”。这种品质对当事人有用，有好处，可以让他免遭进一步的组织伤害。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和由它代表的权力有用，有好处，它能保证组织成员的服从和配合，保证他们绝对“合群”。
斯巴达儿童在接受“服从”和“合群”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主动行动”，但那是一种被导向的“主动行动”，它本身就是服从和合群教育的一部分，例如，斯巴达青少年接受秘密行动的训练，潜伏到乡村里去杀死黑劳士。78这是斯巴达仇视黑劳士教育的结果，就像是仇视犹太人或阶级敌人的教育那样。斯巴达青少年不会对嘲笑或欺凌过自己的团队同伴采取秘密杀害的行动，黑劳士没有伤害过他，他却要秘密杀害黑劳士。这种有悖常理的选择，其主动行动和敌友意识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革命队伍和革命组织里，这种怪戾的主动选择也是屡见不鲜的。
斯巴达的“主动行动”教育还借助并激发孩子们的求生本能，用以培养他们的单独求生能力。杀死黑劳士的“秘密行动”（krupteia）被作为一种求生训练，一种你死我活的丛林生存规则应用。就算不是去杀人，在野外生存也是一种艰苦的“主动行动”训练，一个人要独自找食物、庇所，随时警惕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斯巴达人梅捷勒斯（Megillus）这样描述“秘密行动”：“被称作为秘密行动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严格艰苦训练，受训练的人在冬天也光脚行走，不盖被子睡觉，没有随行的，只有他们自己，日夜独自一人在旷野里行动。”79
“主动行动”训练还包括学会用狡诈的方式保护和保存自己，包括偷盗。训练中的青少年只带一点点口粮，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普鲁塔克和色诺芬都记叙了斯巴达少年被训练和鼓励去偷盗的事情。偷盗要进行得秘密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被发现，就会受到挨饿和严厉鞭笞的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没有能成功地偷盗。80偷盗的人会拼死逃避，不让别人发觉。普鲁塔克记叙道：“斯巴达少年把偷窃看作一件异常严肃的事，正如传说讲的那样，一位少年偷了一只幼狐，把它藏在自己的大氅里，这畜生用尖牙利爪扒出了他的肠子，他还是强忍痛苦，宁愿死去，也不愿让人发现他的偷窃行径。今天斯巴达青年忍受苦难的情景，只能更加强了这传说的真实性。我就曾经目睹许多斯巴达青年，在月神阿尔忒弥斯·奥提亚（Artemis Ortheia）祭坛阶下，被鞭笞至死。”81斯巴达青少年接受的是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但是这并不是一种什么都不怕的教育。这种教育所借助的心理力量其实恰恰是人的最大心理弱点，那就是恐惧和害怕——害怕被人发现，害怕受到惩罚，害怕被人瞧不起，害怕不被自己的群体所接受。这种以害怕为驱动力的教育对儿童的性格有极大的扭曲作用。这类似于暴力帮派成员在团伙中接受的教育，斯巴达人为了把少年培养成“战士”，不惜先把他们造就成少年罪犯。
七、兽化是人的教育失败
然而，在斯巴达的教育中，还有比这个更残酷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兽化教育，也就是把儿童训练成野兽。82斯巴达有一种鞭笞比赛，每年特定的日子在月神阿尔忒弥斯·奥提亚的神坛举行。青少年接受鞭挞，无论鞭笞如何凶狠，皮肉如何痛苦难当，都绝对不能呻吟。普鲁塔克说，他见过被鞭笞至死而不哼一声的情形。83这种习俗一直到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甚至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公元143-176）活着的时候还在延续。饱受鞭笞最多且不哼一声的少年会获得“神坛胜者”（bomonikes）的称呼，还会为他建碑铭文以示表彰。希腊修辞学家和讽刺诗人卢西恩（Lucian，约公元125-180）在《安纳查西斯》（Anacharsis）中有一段想象的对话，对话是在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塞提亚人（Scythian）安纳查西斯之间进行的。梭伦对安纳查西斯说，你到斯巴达去的时候，不要笑话他们的这种鞭笞比赛，“最要紧的是，他们在月神神坛上被打得鲜血淋漓，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边，不仅无动于衷，而且会亲手惩罚受不住鞭笞的儿子，恳求自己的儿子尽力熬住疼痛，无论经受什么折磨都决不屈服，你看到这种情形，绝对不要发笑。事实上，有人因这种比赛而丧命，在他们同族的注视目光下，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屈服，身子纹丝不动。你会看到人们向他们的塑像致敬，塑像是由斯巴达国家的公众出资建造的”。84
一个人能够经受如此残忍的考验，就一定能在为国家征战时勇气过人，无所畏惧。他一旦不幸被敌人俘虏，也会咬紧牙关，决不泄露机密。这看上去是视死如归，无所畏惧，但是，在这无所畏惧的后面却深藏着一种更深层、更强烈的畏惧，一种对人的自然畏惧的畏惧。一个人要克服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自然而然会有的害怕和畏惧，他就得接受“超人”或“非人”的训练，而那些最不怕死、最不拿自己的苦和死当一回事的人，恰恰是对他人最残忍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兵就是例子。那些在斗争中“觉悟”最高，最能残酷地对别人下毒手的，正是那些最不怕死的亡命之徒。残忍教育有助于“对敌斗争”，但最后必然要使得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残忍”的暴力冲动和施虐本能是最容易失控的，也并不总是以“敌人”为对象，“敌人”与“自己人”是不断变化和转变的。更何况，在一个以残忍为价值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会因此丧失人性，变成野兽。
斯巴达的残忍教育不仅包括接受别人的鞭笞，还包括相互拼死搏斗。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斯巴达人梅捷勒斯描绘斯巴达少年是如何在“徒手搏斗中忍受痛苦”。85那不只是相互搏斗，而是尽量激发施虐的狂暴。西塞罗说，他亲眼见过一队队的斯巴达青年凶狠无比地相互搏斗，拳打脚踢不算，还用指甲掐，用牙咬，宁愿死也不肯认输。86帕萨尼亚斯说，搏斗时甚至还有把对方眼珠子都挖出来的。87杀戮式的训练使人癫狂，现代精神病学告诉我们，无数的人就是这样变成自觉的施虐狂的。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潜在的施虐冲动，文明教育要帮助人们理解并克制这种冲动，但是，斯巴达教育却要唤醒和煽动这种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引发的暴力本能对国家有用，这就像某些运动鼓励野蛮粗暴一样。统治权力利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暴力是否会毁掉人性，那是根本不重要的。
斯巴达的教育是一种彻底的国家主义教育，国家要使每一个个人觉得，他可以，而且也必须把国家当作他的家庭，必须随时准备为这个家庭献身，必须永远对国家权威效忠、顺从，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纪律，放弃一切个人的欲望、需要和利益意识。这样的教育在斯巴达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不仅被接受了，而且被视为一种光荣。
这是斯巴达教育，而“斯巴达教育”与“教育”是有区别的。斯巴达教育成功之时，正是教育失败之日。在斯巴达教育（其他极权教育也是一样）那里，只有成败，没有对错或是非。这样的教育是经不起对错和是非的价值观责问的。斯巴达教育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20世纪的极权教育，如纳粹教育中的残酷斗争、残忍暴力、军事管理、吃苦耐劳、视死如归。在后极权国家里已经不再能直接看到类似的教育的情形，但是，国家主义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绝对服从，放弃个人判断，接受洗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八、极度与极权
价值判断的对错、是非不是绝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变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守度”。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美德时所推崇的“适度”便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斯巴达教育中的一些细节价值，如吃苦耐劳、有集体心、遵守纪律和法规，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一旦把这些价值推到了极度和极端，就会完全取消人和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斯巴达教育是为战争准备服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存，而不是人的存在的自身目的。这就像人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斗争，但如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变成了其乐无穷，为斗而斗，那就是一种变态的极度。战争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没有战争的训练和准备是一种匮缺，但是，一味崇尚战争，把战争当作一种目的，则会把人变成战争的机器，也会把战争的残酷接受为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宣扬战争或别的人际殊死斗争（如种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正当性，则是出于权力统治的需要，而并不是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理性考量和适当应对措施。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样。它以正义之名宣扬仇恨，崇尚残忍，结果受害的不只是所谓的“敌人”，而且还有“自己人”。仇恨和残忍教育会对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道德和国民品格造成长久而极难弥补的伤害，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恶质道德文化。
斯巴达人受到的是一种极端的、彻底的战争教育，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永远高度戒备，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并将此确定为人的“正常”生存状态，从这样的生存状态生发出来一系列乖戾、极端的价值和行为规范（鞭笞和残忍搏斗比赛、偷盗训练、杀害无辜黑劳士等）。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来自雅典的外来客说：“来库古为斯巴达订立的法律出于一种对战争的特殊看法。”88“特殊”可以理解为“与一般人所不同”，也就是怪异和乖戾。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阶级理论对19世纪社会学是一大贡献，人们用这个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是，阶级斗争的某些鼓吹者对“阶级”有他们的“特殊”看法，“阶级斗争”（包括“路线斗争”）被用作了他们随意整肃、打击、压制，乃至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他要消灭的人的斗争手段，成为他们随意整人的一种极端癖好。
来库古也好，别的人也罢，问题不是出在他们所看重的“战争”和“阶级斗争”上，而是在于他们把战争和阶级斗争推向了极度和极端，变得非常“特殊”。他们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他们的“特殊”的战争观和阶级斗争观灌输给国民，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了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残酷而有效的机器。历史学家弗里曼（K.L. Freeman）曾这么说过：“每个（斯巴达）人都是一部设计完美的机器的一部分，而这部机器则完全是为战争目的而设计的。”89斯巴达的教育完全为战争服务，那是一种极端的“教育”环境，它又依赖一种极端的教育来维持，造就和维持了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
斯巴达教育形成了一种没有未来的生活方式。战争本来是人类生存的例外而特殊的状态，但是，斯巴达人除了战争方面之外，没有接受过其他的教育，因此，对他们来说，除了战争，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正常生活。单凭这一点，这样一种教育和生活方式就是注定要被厌弃和完结的。要不是因为有来自色诺芬、普鲁塔克和其他古代作家零零碎碎的记录，我们无法知道斯巴达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子。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蓝图和斯巴达式的乌托邦社会紧密相关”，“20世纪也曾出现过类似于（斯巴达）的极权主义反面乌托邦或乌托邦”。90但是，那些20世纪极权国家里的教育却并不是继承斯巴达而来，这与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继承了雅典和古典共和的某些传统是不同的。斯巴达教育在历史中并无传人，而20世纪极权国家的每一种极权教育都是由那里的立法者和制度奠基人重新发明、重新设计并完善的。这些20世纪的极权形式也许看上去没有斯巴达的那种露骨粗野，但实际的野蛮程度和暴力残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在教育中首要的是“荣誉而不是动物般的凶猛，因为从事高尚冒险的是好人，不是狼”。91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斯巴达教育培养的是狼，而不是人。迈洛评价道：“斯巴达的理想是一个军营里军士长的理想。”92即使以斯巴达自己的标准，这也不是一种高尚的教育理想，难怪有人说，斯巴达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士兵“只知如何服从，却不懂如何指挥”。93
斯巴达教育不但消灭了个性，而且还把没有个性的人装进了铁笼。斯巴达是个像兵营一样的城邦。历史学家威金斯（A.S. Wilkins）说：“显然，斯巴达人许多年，甚至许多代人，都一直以要塞的城墙（epiteichismos）来对抗它周围的爱琴海城市。”斯巴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斯巴达生活方式只有在铁幕的隔绝和筑墙式教育的保护下才能得以维持。威金斯还说，“斯巴达的纪律只有在所有斯巴达公民都与希腊保持隔绝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而这种隔绝只能是非常脆弱的，很难有保鲜和维稳作用，常常是，斯巴达的领袖和将军们一旦出了斯巴达，他们所谓的斯巴达精神和道德就一下子变得荡然无存，“斯巴达的将军们一有机会走进外面的世界，他们从小教育中的那种简朴和鄙视奢侈就会荡然无存，他们贪赃受贿，对金钱极其贪婪，简直盖世无双”。94
斯巴达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仅因为它无法培养经得住人的自由意志考验的美德，而且因为它培养的根本就是奴性，一种“自由人”的奴性。自由的斯巴达人接受国家主义的“教育”，学会心甘情愿或机械顺从地放弃自由人的思想和判断，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外力的主宰，成为他人的工具，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这样的教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关于人的信念之上。它以为，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只是国家的财产，国家可以对个人予取予夺，随意处置。它还以为，国家只要用“特殊性”来代替普遍性，就可以把压制自己国家的人民变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关起门来教育与关起门来作恶是没有区别的，在那里，人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狼的教育”。20世纪极权使人们对2500多年前的古代斯巴达教育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而斯巴达教育的残酷则又会令人对极权教育更加觉得不寒而栗。这种联想是如此自然，因为从本质上说，“斯巴达的政体是一种极权主义，它几乎涉及生活的每个层面”，95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从斯巴达政体和斯巴达教育汲取教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