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幼年和“文革”十年，差不多都是在学校的教育中度过的，先是作为被教育的学生，后来是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就连“文革”那十年，也没有与教育脱掉关系，我是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从小学到读研究生，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教育的快乐。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一直到“狠抓阶级斗争”之前，也就是在我快念完初中之前，除了普通少年学生的一些小烦恼，我在学校里浑浑噩噩过日子，也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不快乐。从“阶级斗争”的年代开始，1965年左右，我开始觉到了受教育的不快乐，先是不喜欢写《血泪斑斑数往事》这类的作文，后来是每次都得为填写各种表格的“家庭成分”承受羞辱。“文革”以后，我进了大学，在中文系和英文系加起来读了不到一年的样子，成了研究生，拿了个硕士学位，越受教育，越觉得不快乐，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教育废品。

除了两位老师，几乎没有什么老师（尤其是那些给学生写“思想鉴定”的班主任）给我留下过特别好的记忆。这两位例外的老师，因为他们与我的师生关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学校体制化的特征。他们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张劲公，另一位是我的博士导师伍蠡甫。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我是他们的第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学生，他们都给我充分的自由。在我是研究生的时候，他们都年事已高，我定期到他们家里去看望他们，也就是上课，他们都待我如家人，而不是学校交给他们“教育”的学生。

我是在读完硕士，在苏州大学外文系任教的时候，渐渐发现了自己为什么对学校教育感到不快。那是因为，我虽然已经是一名教员，但还是有人不断在学校里教育我，我说的不是向我传授任何知识，而是管着我。例如，有一次，外语系的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教育，训斥我道：“为什么你说话总是用‘我’这个字，我啊我啊的，这是个人主义。”我当时辩解道：“我说我自己的事，又不代表组织说话，不说‘我’，说谁啊？”30多年以后，我读到社会心理学家盘贝克（James W. Pennebaker）的《代词的秘密生命》（The Secret Life of Pronouns： What Our Words Say about Us）时，想起这件事，才恍然大悟。盘贝克在研究中发现，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说话，“我”这个代词用得特别多，有八种人说话中“我”字最频繁：“妇女、跟随者（不是领导）、说真话者（不说谎的人）、年轻人、穷人、心情压抑者、心里害怕者（但不愤怒）、病人”。这些人许多都是因为地位卑微、无安全感、困惑、压抑，需要为自己辩解，所以不自觉地频频使用“我”字（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下意识口误一样）。这位书记大人对我进行教育，不是因为他真的对代词使用有什么高明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有“教育”我的权力，可以理所当然地“批评”我对代词的不当使用。还有一次，全校师生列队在操场上接受检阅，就是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描述的那种“五一大游行”，我也参加了。第二天，系党支部书记（前面那一位的继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严厉地训斥我“不尊重领导”。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在走过主席台的时候，为什么头不转向主席台。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转头。他说，校领导说外语系有一个人没有转头。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他说，领导说的，是一个走在队伍最后的高个子没转头，不是你，是谁？

我越来越发觉，学校是一个受权力支配的地方，领导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被教育其实是一种时时处于被别人管制的状态之中，我发觉，令我不快乐的主要不是教育中的知识（其实那本来就是很微量的），而是教育中的管制。当然，教育中的知识也有令我不快的东西。例如，我对味同嚼蜡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分析相当厌恶。我自然不能把我的不快表现出来，我得尽量把它隐藏起来，以免得罪任课的老师，在分数或毕业问题上吃眼前亏（我的硕士论文第一次没有通过，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位从外校来的答辩委员）。我的这种不诚实和虚伪本身就是教育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被管制的结果。

一直到好几年以前，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当了十多年的教授，我才醒悟过来，我以前不喜欢在学校里教过我的老师，厌恶学校和系里的领导，也许是错怪他们了。他们不是存心要让我不快乐，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扮演他们所服务的那个教育体制为他们设置好了的既定角色。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得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否则就得走人，不仅养家糊口没了着落，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麻烦。

我自己在苏州大学教过三年书，如果以前的学生还有记得我的，说不定他们也同样会把我看成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学校老师中的一个。我本人也曾经扮演过与我所讨厌的那些人相似的角色。今天，尽管我仍然不能在感情上说服自己去喜欢那些先前与我的教育有关的老师或领导，但我确实已经没有厌恶他们的道德理由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个人教育体验和别的阅历，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教育体制与体制中人的书。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历史上有过不少体制教育的失败教训，有的还与我所经历的非常相似。而且，我还知道，在教育体制之外，还另有一个更大的叫作regime（政体）的体制，在这个更大的体制中，体制中人受到的不只是先前令我不快的“学校管制”，而且是我在书里思考的“政治统治”。我是从历史与政治哲学的双重角度来讨论统治与教育问题的。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历史可能首先作为阐发生活与习俗的哲学的组成部分”，来为人类提供经验或教训的鉴证。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以事例和警示来教诲世人的政治哲学，历史的教诲中有经验，但更多的是教训。人不能不生活在一种叫作“政体”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之中。

在许多人的头脑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统治”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引起他们的不快，甚至厌恶。统治令他们想到的首先是压制和强迫。其实，这些并不是统治原来的意思，统治的原意是“治理”。治理可以不必通过压制、强迫或镇压，而是通过教育与自我教育来实现，这样的治理便是民主的治理。

“治理”与“教育”是同义的，同样，“好生活”的国民教育与“好的治理”也是同义的。作为宪政法治制度与民主公民素质的结合，这样的教育培养的是一国的全体人民，不只是少数知识精英，因此成为真正的普遍公民教育。它既是一种生活秩序，也是一个社会理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自由、平等、尊严的民主公民，那么所有人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就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好生活”和“好的治理”了。只有民主的治理才能为全体国民提供与民主价值相一致的公民教育，并帮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民主公民。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用“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来做这本书的书名。

2011年10月21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