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20世纪的宣传
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严格的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行政统治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行政统治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在纳粹垮台后不过十多年，而极权统治依然坚如磐石的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出版了经典著作《宣传：人的态度形成》（引述此书处皆在括号中直接标明页码），他提出了一种关于宣传的社会学理论：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技术”条件的现代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宣传，宣传也才有可能取得它所期待的效率。1
埃吕从现代社会的“政治中立”的技术条件，而不仅仅是极权的统治形态去重新思考宣传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从“政治中立”出发的社会学思考最终却还是回到了极权的特定统治形态上来。这个思想轨迹让我们看到，“中立”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宣传，其批判锋芒也许不如从“政治学”或“政治批判”来得尖锐，但也绝不等于就此丧失了对政体统治形态的分析判断和批判能力。埃吕的宣传研究从宣传的普遍现代现象入手，而终于还是得出了这样的政治取舍结论：“宣传在原则上与民主理念不符合”（233），“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242）
埃吕的宣传理论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因为他所揭示的那种高效极权宣传虽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正常”运作的充分条件，但依然在某些国家里拥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够通过一些变化、伪装和调整手段，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不再高效，但却仍起作用。
高效极权宣传的必要条件是专制，而它的充分条件则是这种政权对每一个人的绝对、彻底的“全方位”组织化安置。思想的控制最终必须在组织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实现与完成。
高效宣传必须是一种全方位宣传（total propaganda），它必须把所有的公共媒介控制在国家权力手中。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力图全方位地控制民间社会的极权（totalitarianism）国家里，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是否能够充分办到，极权国家权力都想要彻底、全面地掌控社会，而这正是极权宣传在不断致力于帮助进行、力求实现的。
极权宣传的目标并不只是灌输某种“正确思想”，而是通过把人放置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中，迫使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把“正确思想”落实为极权统治规定的“正确行为”。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自由化使国家对社会生存资源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松动（衣食住行、上学、求职、迁居，甚至出国），极权国家机器已经不再能够维持以前的那种全方位的组织控制（票证供应、不安排无工作、相互监督、家庭株连）。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极权宣传已经不可能再是像埃吕五十年前观察到的那样高效了。极权统治本身也已经变化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形式，而这些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技术。因此，埃吕的宣传理论对“技术”条件的重视和分析对我们认识现阶段的极权统治，仍有很大的启发和比较意义。今天我们重温他的宣传理论，只要不刻舟求剑，不难收到既前事不忘，又温故知新的效果。
一、全方位宣传
从技术条件来说，埃吕所关心的那种高效能现代宣传只能够产生并存在于极权国家。极权统治，顾名思义是一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传必须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9）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宣传是不能充分奏效的，不同的宣传手段各有其所专长，要综合运用，这样宣传才能成功地“从所有可能的路线对人完成合围”。（11）埃吕指出，宣传不仅要占领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而且要把占领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所有的人”。宣传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人，只有把个人融化到群众中，“才能削弱他的心理抵抗力，才能有效挑动他的反应，而宣传者也才能利用个人在群体中所受到的压力，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7）
宣传必须要做到极致方能有效，宣传一定不能满足于局部的胜利。宣传是不能允许讨论的，宣传的实质就是排除对立和讨论。只要存在可见的异己或反对意见，宣传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目的。宣传必须营造一种整体一致的印象，把对立面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且让其无论如何也没有开口的机会，这才能产生宣传的效果。宣传不光必须自己说，而且还要不许别人说。宣传因此是一种压制任何异端声音的全民思想控制。这样的宣传是主张多元、宽容的民主的天敌，只有在极权国家才最有实现的必要和可能。
高效的、手段巧妙的极权宣传是无所不能的，就是连有异端和对立思想的人也可以拿来派作宣传的用途。它可以将一切异端或有异端嫌疑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变“对我有害”为“对我有用”。这一招就是由苏联发明的“自我批评”，它把有异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讨论会”或“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这样的组织化环境中，逼迫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宣传者是多么正确。苏联的肃反认罪就是这一宣传手法的经典之作，“政权的敌人还活着时，当他还是政权之敌时，承认自己的反对行为是一种罪恶，承认对他的处罚是正义行为，这是极权宣传的杰作”。（11-12）这种高招的宣传只有在极权的极盛时期（如斯大林时期）才能行使出来，并真正有效。随着极权统治由盛而衰，不得不转变为后极权和新极权，这样的高招已经越来越难以使出来了。
全方位宣传不仅包括运用各种可能的传媒手段，而且更包括占领所有的话语领域和渗透到各种行为领域。这两种领域往往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宪法、法规、审判）、教育（教科书、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管理（干部制度、科层等级、党政关系）、出版（思想审查和自我审查）、文艺创作（题材限制、内容审查）、历史和学术研究等。
思想灌输及其暴力辅助手段（控制、审查、惩罚）都是“直接宣传”的手段。然而，光凭这些手段还不能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埃吕对宣传的一个洞见是提出了“前宣传”的概念，并且指出，“没有前宣传，直接宣传无法有效”。（75）前宣传是一种悄悄进行的、不显露宣传目的的“社会准备”，“前宣传就像是耕地，直接宣传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15）前宣传就是让宣传对象先拥有一些特别容易为宣传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式、道德偏差、理性弱点，例如期盼清官、相信明君一定会惩治奸臣、泛爱国情绪（爱国即爱政府）、甘为顺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讲实惠无是非观、告密不为耻、墙倒众人推。
前宣传塑造的愚民不是目不识丁的愚民，而是受过教育的愚民。教育是进行前宣传的有机部分，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的灌输和盲从教育、严格限制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是这种教育的基本特征。这样教育出来的国民虽拥有从事专门职业的知识，但却在自觉理性、独立思想、价值判断和说理能力等方面都非常薄弱。这样的国民缺乏自我管理的要求和能力，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民主公民。学校的前宣传的原意也许并不是要毒害学生，但它贯彻的那种宣传意图却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危害。埃吕指出，谁只要是运用了宣传这种非民主性质的工具，哪怕是在缺乏警惕的情况下无意识地这么做，谁就不可能不受它之害，不可能在运用的过程中不被这工具所败坏。宣传的这种危害对那些为“好”目的运用宣传手段的人也不例外，“一切宣传都有有害的后果，而其中最有害的后果是，一旦充分启动宣传的程序，便再也无法回头转向”。（vii）
二、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
许多人都以为，宣传只不过是一些“谎话”，或者冠冕堂皇的说法。埃吕指出，对宣传抱有这种简单想法的人，往往正是宣传容易捕捉的对象，因为宣传并不总是以“谎言”的面目出现。宣传还可能以“真相”、“半真相”、“有限真相”、“抽象真相”等不同的面目出现。纳粹宣传大师戈培尔早就知道，宣传在涉及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时，必须尽可能地在经验层次上保持确切真实，否则难以去取信于宣传对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被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上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2
如果谁把宣传只是当作谎言，那他就一定无法识别不直接以谎言面目出现的宣传。而且，谁如果误以为“宣传就是谎言”，他还可能抱有另外两种对宣传的错误理解。第一个错误理解是以为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宣传——他们有的是上了宣传的当、受了宣传的骗，有的是不想接受宣传，但却无法拒绝，总之，受宣传影响的一方只是被欺骗，被愚弄，是单纯的受害者。第二个错误理解是以为宣传的目的不过是要改变受宣传者的“想法”，要是改变不了人们的想法，宣传就不算成功，或者只能是一种失败。
埃吕的宣传研究针对这两种错误理解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人们接受宣传的影响并不总是被动受骗，而且更不是越没有知识的人才越容易上当受骗。受宣传的先决条件中，最根本的就是现代人会有接受宣传的心理需要，这是一种现代人因其生存环境而很难摆脱，甚至难以自我察觉的需要。现代人为什么特别有受宣传的需要呢？这是因为，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对于无法独自承受孤独感的现代社会个体，就算他能凭经验察觉宣传（如新闻）的不实信息，他也会觉得，能够接收不实信息也要比没有信息可接收来得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不相信报纸新闻而停止看报纸，也不会因为不喜欢电视节目而停止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纳粹德国的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短缺，戈培尔计划将日报改为两天出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建议说，对报纸读者来说，每天读新闻跟吃饭一样重要，所以哪怕每天只出版一页，报纸还是得每天出。3看报纸会成为一种心理期待，一种可以称作为“瘾”的嗜好，一种对不管什么“新闻”的习惯性依赖，这就是一种看上去是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招人骂，却又年年被期待，年年大家看，就是这种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在作祟。看不看春晚，这本来是自由的，不喜欢的尽可以关掉电视机。但是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自由（当然，没有别的节目选择可能也是一个理由），他们不管看得有多么受罪，照样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非看不可。
其次，许多人误以为，宣传只是与人的想法和信仰打交道，是诱导和规定人们如何去“正确思想”（orthodox）。埃吕指出，其实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使人有正确行为（orthopraxy）。（27）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是按照宣传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对于极权统治来说，改变公开行为比改变个人想法更重要。每个人看到别人如何“正确行为”，并加入这种“正确行为”，又因此影响别人如此“正确行为”，如果能够把一个社会整肃成这样，极权宣传便发挥出了最大的实际效能。（35）
埃吕指出：“现代宣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推动行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宣传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动。宣传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23）一个人并不需要懂得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接受爱国主义的宣传，走上大街去挥动旗帜，呼喊口号，骂别人是“卖国贼”。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权力与政党的关系，就可以表示永远拥护某个党，或者根本不在乎一个党是否已经腐败等，而仍要求加入。
宣传的作用就是使人免去思考，并在不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为。只要照着宣传所说的或暗示的那样去做，那就是正确行为，“为行为而行为，并不是因为行为者有某种价值判断。正确行为把人引向宣传者设定，而非行为者自己设定的目标”。（27）正确行为的前提是人自己把“正确”的标准完全交付给某个外在的权威，并为自己随时提供某种无条件照办的理由，而那些理由则是由那个外在的权威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那些完全是现成的程式化理由，如服从组织纪律、识大体顾大局、放远眼光等等。
埃吕把无判断、纯被动的“正确行为”界定为“思想和行为的分离”（27），这种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纳粹、斯大林的统治下，人们在“相信”宣传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正确行为”。但是，这种相信其实是无思想地接受宣传，因此成为一种“人的下意识层次上的被操控”。（27）
另一种是在后（新）极权统治下，人们在已经“不相信”宣传的情况下，继续有“正确行为”。这种“正确行为”则已经不再是“下意识”行为，而变成了“有意识”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做出“不正确行为”的意向，但同时又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必须隐藏，换一种假的“正确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并从中得益。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是有充分意识的，是思考的结果，已经不再具有极权统治下许多人的“天真无邪”。
极权宣传不只是会产生一种“愚民”效果，让人变得越来越头脑简单，它还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智民”效果，那就是让人变得心机越来越深，越来越肯动脑筋，并把动脑筋的结果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在公开行为（包括言论）中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仍然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它不是因为对或好才这么做，而是因为不能不这么做，才这么做。这种非理性是一种价值的非理性，同时也是一种实惠考量和功利主义的理性。也正是在人们普遍感到处在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才会普遍放弃价值判断，而完全被功利和实惠考量所左右。
诱使和迫使大多数人在公共言行中奉行功利主义和道德价值虚无主义，放弃对错、正邪的辨别，这恰恰是老谋深算的极权政权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统治效果。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所驱使，那么人与人之间就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当然也就难以形成对极权专制的集体反抗。在功利和实惠利益的驱使下，人的正确行为是没有统一价值导向的，有奶便是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计谋的宣传者只要求受宣传者有正确行为，并不要求他们有前后一致的行为”，宣传者因此可以把被宣传者“在不知不觉中引上他原本不想去走的行为道路”，这种行为包括行为者原先也许不齿的告密、谄媚、迎逢、加害他人等等。（35）这些行为由于与个人道德完全脱节而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制度性个人作恶。
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者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联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因此，这样的“主义”也就成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教义”。苏联作家巴贝尔（Isaak Babel）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苏联政权全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个支撑，它十年内一定垮台。”后来这句话被汇报给秘密警察，巴贝尔被处死了。4
宣传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它已经完全了解必须通过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新人（苏维埃人等等）。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神话。但是，宣传它的人并不承认它是神话，他们否认它的神话性质，坚持那是一门“科学”、一种“学说”，一种可以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可是，这种“理论学习”的结果却又是早已由这个神话本身所规定了的——它是永远正确的，绝不允许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由于人们既无法确证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又不被允许对这个意识形态提出与宣传相左的结论，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与人们对现实腐败的观察、感觉多么矛盾冲突，多么格格不入，统治权力照样还是可以在公共话语中用意识形态神话来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里是否还真的相信这个神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即使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苏联时，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对政权统治者仍然具有“关键的实用意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知道人们真正是怎么想的。正如列宁所说，‘真诚的测试仪’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如果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好处，那么相信或者同意这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容易的”。5
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共产主义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奥威尔写道：在30年代中后期，像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这样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乔伊斯和艾略特是20年代的主流一样；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产主义。早在1934年或1935年，如果作家不偏于‘左倾’的话，会被圈内人视为怪物，一两年后，就发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统观念，使某些题材的某些观念成了固定的信条，认为作家必然要么是左派、要么就写不出好东西的观念，越来越占居上风。在1935年至1939年间，共产党对所有40岁以下的作家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们经常会听说某某作家‘入了党’，就好比几年前罗马天主教吃香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入了教一样。事实上，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英国文学的主流都处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6
埃吕的宣传分析解答了奥威尔的问题，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意识形态神话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包含了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知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阶级的关系、政治变革的途径、人类未来的图景。20世纪30年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苏联，就是被它的神话所吸引。他们后来在党内权力阴谋和斗争面前饱受失望和恐惧之苦，但那时他们已经深深被囚禁在政治组织的牢笼之中，逃脱的后路也已经被完全切隔断了。
在以往意识形态神话黯然失色的今天，从它衍生的其他神话对知识分子继续具有吸引力。今天，宣传所常常利用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爱国”、“民族”、“国家”、“某国特色”，这些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正如埃吕所说，“宣传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它必须依附在个人原本已经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话必须顺应受宣传者自动的想法。……宣传只能利用已有的（情感）材料，它无法创造这些材料”。（36）在知识分子的“士”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材料的“条件反射”。所谓“条件反射”也就是“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甚至人物、事实所一定会有的反应”。（31）宣传只要拨动那根弦，就一定可以弹出它要的那个音来。国家的外辱历史、西方的某些批评，都能每发必中地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进而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党国和党的忠诚。
宣传要奏效，就必须不断发明“新说法”。知识分子自以为具有比一般人高的思考水平，对话语有不凡的理解能力，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听上去深刻、理论性强、似乎很高瞻远瞩的新鲜说法。宣传很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其实，宣传中的新说法无不是由那些在党内效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与奥威尔或其他极权宣传观察者不同，埃吕并不把宣传的新说法当作是变着法子行欺骗的新手法。他把新说法看成是一种“合理化”手法，即“寻找好的理由”（155），对于个人或集体，“碰到新的情况，或者有了没有预料到的需要，传统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这时候，宣传为了证明统治权力的“正确和正义”，就会造出新的合理化说法，利用新说辞，“宣传帮助平息矛盾，提供一种方便、现成的合理化说辞，以传达给社会，让人们就此相信”，“在成功的情况下，新说法可以同时满足（宣传者和受宣传者的）个人与集体需要”。（158）新说法能帮助说圆本来说不圆的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能说圆的方法。提供说法，无论是高明还是拙劣，都比不提供说法要有用，这也是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凭经验理解世界的没文化者，许多突转是根本没法合理化的，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做“理论思考”，会“辩证法”，会做理论创新发展，等等。
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更是会自以为是，生吞活剥，食而不化，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推波助澜。比起社会中其他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等等，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某“新左派”知识分子大佬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仿佛因此民主与专制再也没有区别。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Alain Besanon）指出：“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漠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7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专业”和“学术”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来对各种“新说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尤其是当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分享体制内的利益和特权时，他们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四、宣传和民主
埃吕对传媒持批判态度与他怀疑和不信任知识分子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加深了他对“前宣传”的忧虑，也使得他不太相信教育能帮助人们抵御宣传。埃吕对宣传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因此陷入一种近于悲观与矛盾的无力感之中。他虽然支持民主、主张做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个人，但他对宣传的态度却与自由主义者反对宣传、坚持以个人独立思想和判断来抵御宣传有明显的差别。
自由主义在宣传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普遍提高人们识别和抵御宣传的能力。“一战”以后，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们从民主和个人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宣传分析学会深入各类学校进行反宣传教育，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这类课程。身为教育家的杜威积极推动这一社会启蒙工作，他认为，在“一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政府仍然在利用新闻操纵民意，控制人们的思想，他将此称作“新家长制作风”。现代大众社会中，个人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因此很容易被国家、商业机构利用大众媒介来控制。媒体使公众之间形成一种表面上的一致意见，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共识。杜威认为，民主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前提是一个社群能够自由地交流，并且按照自己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在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见并不是来自理性判断和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外在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与事实的不同，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和智力成熟。
如果把杜威和埃吕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人们首先看到的便是他们的分歧。杜威认为，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应该、也有能力对大众进行启蒙。埃吕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指望通过知识分子启蒙和教育群众来阻止宣传的影响，因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但不启蒙，而且反倒是常常在帮助宣传。就党化教育来看，埃吕是对的；但就民主教育来看，则杜威是对的。
其实，埃吕与杜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分歧。埃吕的看法不妨看作是对杜威的一种补充或特别说明。杜威所着眼的是民主社会，而埃吕所关注的则是还不民主、却不是没有可能变为民主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形成、现实处境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分子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中的知识分子。
杜威所说的教育和启蒙是以民主社会为条件的，而埃吕所说的那种为宣传服务的教育则总是发生在专制政治的国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教育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制度自我再生的机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中的教育，在意识形态内涵、价值取向、运作机制、服务对象上都是不同的。埃吕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协助宣传，这本身就是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教育在内涵、价值观、运作机制、服务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别的体现。在极权国家里，确实有人提出教育要发挥启蒙的作用，通过诸如加入“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帮助形成普通民众的民主公民意识。但是，这种努力一直是受到限制的，能否有效实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如果因此而对教育启蒙抱悲观无为的态度，甚至完全放弃这种努力，那却又恰恰正中了极权统治的下怀。事实上，即使在最严酷的极权社会里，也还是有知识分子在有意识地努力发挥对民众的教育启蒙作用。
民主国家中的教育能比专制国家中的教育更积极、有效地起到帮助公众提防、辨别宣传的作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的宣传与专制国家中的宣传互不相同，这一点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宣传可以禁止别的意见同样进行宣传和反宣传，任何一种宣传，政党文宣也好，社会主张也罢，都不能专断、独享一言堂的话语特权。这成为民主国家中宣传的基本特点，但也凸显了民主与宣传关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没有宣传，民主就难以生存；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运用了宣传，就会变得像专制一样“极权、威权、排斥异己”。即便是那些为民主所作的宣传，它也会从民主中抽掉“民主生活的风貌”，使得民主公民丧失“对他人的理解、对少数人的尊重、对自己想法的审视、对自己教条主义的留意”。8
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民主原则的核心是自由、理性的个人，“他能够根据理性来思考和生活，能够按科学的模式来控制激情，遵守生活秩序，能够自由地辨别善与恶”。（233）而这些正是宣传所不愿看到的，宣传希望的就是民众无条件地完全接受它所提供的现成观点。为了达到目的，宣传甚至必须利用各种不当影响和制造神话的手段，在个人身上唤起非理性情绪和随众行为。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民主的宣传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两个可能与民主理念不符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国家主义和冷战思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民主，宣传对于民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中说的，因为民主与专制极权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宣传在对外时是一个战争武器”。（238）在对外关系中，一个民主政体的实际多元性被假设的单一民主“民意”所代替，这个民主“民意”的对立面是纳粹、专制极权等等。然而，这样一种对立观往往会把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引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群体观，“民主政权想把自己说成是整个民意的代表，而民主国家（nation）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整一的全体。这些说法与民主的真实、确切情况并不符合”。（233）
第二个宣传的陷阱是把民主用作一个永久真理性的抽象理念，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变化、进步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代表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真理力量”，这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现实。这样的神话与极权统治所营造的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个神话都“把真理看成一种凭它自己就能胜利的力量”（234），这是一种很简单又很危险的逻辑，既然真理必然获胜，那么获胜的权力也就当然有理由自称代表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合理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具有自我警惕的民主宣传清醒地知道，并不是因为民主在运用宣传，宣传就具有了民主的性质。民主国家中为竞选、推行公共政策等目的所进行的宣传首先必须允许他人宣传不同的看法，“必须兼顾同一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其次，它必须成为“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工具”，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它只能说真话，以事实为依据。（238-239）
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埃吕认为“民主宣传在运用宣传时仍会觉得内心不安……民主的良心会让宣传者觉得有所顾忌，有所负担；他隐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因此，当一个民主主义者全力投入宣传时，他必须真心相信他所宣传的，也就是说，在他宣传时，他有真诚的坚定信念”。说真话，并且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宣传与极权国家中的谎言、虚伪宣传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宣传的“内心不安”使得它不可能被极权统治所接受，因为在极权统治看来，民主宣传注定只能是一种“无效宣传”（ineffectual propaganda）：“正因为宣传者保留了对个人的尊重，他不可能要求自己去实现所有宣传都有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让受宣传者在无思考的状态下行动。由于他尊重说话的分寸（nuances），他只能忽略宣传的主要法则，那就是干脆利索、任意武断地瞎说。他虽有自己的立场，但却无法将之变为神话，而没有神话则无优质宣传。由于他在宣传时良心不安，他无法专心宣传，就算他自己相信，也是于事无补”。（240-241）
以极权统治努力维持的“有效”宣传（绝对真理、一言堂、不容揭穿的假话、永无公开挑战的谎言）来看，“有效”宣传确实只能存在于极权国家，无法存在于民主国家。埃吕因此写道：“民主的原则使得民主宣传处于瘫痪。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民主’宣传。民主主义者的宣传都是无效的、无力的、平庸的。”（241）
埃吕也因此同意德里格尔（Jacques Driencourt）的论断： 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不仅因为宣传是极权的帮凶，一旦踏上宣传这条道路，就再也停不下脚步，而且因为宣传必须运用所有的工具，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宣传有效”。这条道路对于民主来说是极危险的，“为了有效宣传，民主会不得不抛弃它的小心和克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宣传中去”。（242）这条道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走向极权。[1]
结语
作为统治权力施展影响的方式，宣传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有研究者把宣传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战争理由发生了变化，神话成为比王权更有效的动员力量，为国王而战变成了为“神”而战，就像今天的战争理由都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是为了“主义”、“祖国”、“理想”、“民族”等。古埃及的金字塔也成为一种王权和国威的宣传，“法老们是最早发现巨型公共建筑威力的，这样的建筑展现了特权和王朝的合法性”。9一直到今天，高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堂仍然是宣传统治合法性的有效公共展示。公元前515年古代波斯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成为古代宣传的经典之作，这个铭文在今天伊朗克尔曼沙阿以东32千米处的贝希斯顿村附近的一处山崖上，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在位时（公元前522-前486）所刻。铭文约1200行，以楔形文字刻写，包括古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文，记述了冈比西斯二世死后到大流士一世重新统一帝国期间的史事，其中包括高墨达政变、大流士镇压起义、大流士出征等。铭文左上部有浮雕，表现头戴王冠、一只脚踩在高墨达身上的大流士形象，其身后有两名侍卫，面前是九名被俘国王；上方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形象。一直到今天，记功刻石或是记功刻碑仍然是向后世宣传的一个手段。10
早在19世纪，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可以称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宣传，例如，1857年英国在印度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英国人称此为“印军哗变”（Sepoy Mutiny）。英国报纸还报道，在印度的英国妇女和少女被印度人强奸，因此，英国在印度用暴力对付“野蛮的”印度人，乃是一种帮助印度“文明化”的合理行为。在19世纪，随着群众社会的出现，也产生了许多对群众心理、行为和影响方式的研究，其中以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和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著作最为著名。11他们可以说是最早关注群众宣传技艺和手段的研究者，对后来精神分析家（如弗洛伊德）和专制政客（如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20世纪的极权宣传与人类历史上以往的宣传都不相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宣传，它的特征，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是以高度政治组织化、全方位宰制社会的党国制度为条件的，也是以实现这种性质的统治为目标的。极权的党国政体，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是一种全新的，不能用历史上以前有过的任何专制来对它充分理解。正如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12如果因为其他的宣传也叫宣传，就把极权宣传看作是与它们相似甚至相同的行为，那就会完全看不到极权统治及其宣传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特别严重的危害。对德国极权素有研究的学者彼特沃克（R. L. Bytwerk）指出：“极权宣传的一大邪恶是它决不让其他观点发出声音。因此……在一个高度威权的政体中，政权为了宣传而垄断一切的机会，而且对一切反宣传赶尽杀绝。”极权宣传之所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心灵的严重毒害，是因为它要扑杀社会中所有自由的声音，并广布思想奴役的罗网。13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发生的。
尽管埃吕从中性的“技术”来研究宣传，但他所使用的词语“宣传”并没有因为太笼统而失去对极权宣传特征的揭示能力。对此，毕特沃克写道：“埃吕认为苏联的、中国的和美国的宣传在方法和种类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也认为，不管是谁在进行现代宣传，无论他们运用何种技术，宣传造成的效果是相似的，而对于民主来说，宣传摧毁的正是民主所要创造的。”14
宣传是民主的天敌，在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都是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特别需要分清什么是宣传，什么不是宣传，“埃吕特别说明有许多不能算是宣传的事情，从简单的交谈到基督教布道，从选举到来自强势家庭的影响。而且，苏联与美国的宣传也并不是应该受到同等指责”。1520世纪那种登峰造极的极权宣传在21世纪还会继续存在，也会变化发展出许多新的形式来。与此同时，在与极权抗衡中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的20世纪民主，在21世纪也会变得更为普遍，更加多样，更加适应于不同国家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特点。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民主，宣传依然是一种威胁，对那些依然还在争取民主的国家，宣传也依然还是实现民主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埃吕的宣传研究虽然是20世纪的产物，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一种适时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启蒙。
[1] 原文此处另有一节讨论，本版未收录此节。——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