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在1989年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之前，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在东欧国家中最有效的。匈牙利出现过1956年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七七宪章”，波兰有过团结工会，但东德人民的思想却很稳定，1953年出现的动乱被很快平息，在这以后的36年间，东德的政权一直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思想统治，人民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反抗。似乎谁也不怀疑东德政权和政局的稳定，而且以为会一直如此，长治久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连学者们都一直在预言，统一社会党政权会在东德长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东德政权却一下子崩溃了。在这政权存在的时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但在它垮台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为它惋惜，更不要说挺身而出，拼死保卫了。这样出人意料的突变到底源于何种原因？是纯属偶然，是出于统治者的一时疏忽？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必然原因？
一、庞大的宣传机器
东德的思想宣传和纳粹思想宣传都发生在德国，都是典型的“党宣传”。东德的“党宣传”比纳粹更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纳粹宣传体制有“政出多门”的特点，因为即使像戈培尔这样的党棍，也还是会顾虑到政党和国家的不同“法律权威”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党”和“国”还是有所区别的。1931年至1945年戈培尔担任纳粹党的“帝国宣传首脑”。纳粹取得政权后，他同时兼任党的“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长”和国家的“帝国文化部长”。他掌管的宣传、审查、督导范围包括报纸、杂志、电影、书籍、公共集会和庆典、对外宣传、戏剧、艺术、国内电台和党的教育。
戈培尔于1935年这样规定纳粹的党宣传系统：纳粹必须控制报纸，但是必须通过国家而不是由党来直接控制，“因为党不能这么做，党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法律权威来控制报纸。报纸因为我是（国家政府）部长才听我的。如果我要以帝国宣传领导（党）来控制报纸，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那个法律权威。……如果我们需要用集会的方式，通过宣传动员人民，那是党的责任。如果我们要用报纸来影响人民，那就是帝国文化部的事情。无论是国是党，影响民意的事全掌握在我们手里”。1
戈培尔并不是纳粹德国宣传的唯一掌管人，例如，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是“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副部长，在党内与戈培尔属同等级别，自1937年担任希特勒的新闻秘书，战争期间比戈培尔更经常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对戈培尔形成掣肘的作用。
与纳粹宣传体制相比，东德具有更直接的“党宣传”特征，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宣传，国家部委的作用要小得多。宣传政策一直由党的最高首脑直接掌管、决定，从1950年至1973年是乌布利希，从1973年到1989年是昂纳克，政治局委员参与决策意见。东德党宣传的一元化体制使得党对宣传和思想控制拥有当然的“法律权威”，通过国家有关的“部委”来传达党的旨意，也就不过是形式而已，而这些部委的领导在政治权威和级别上远远低于党的意识形态主管。
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宣传体制模仿苏联模式，分为“宣传”和“鼓动”（或动员）两个部分。宣传着重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建设，以历史的必然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的先进性为内容对人民进行长期的教育，而“鼓动”则是直接动员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实际的工作行动。
从事宣传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种专职的宣传官员、干部、工作人员，人数相当庞大，东德的全部人口为1650万，而宣传工作者就有80多万，占总人口的5%（相当于中国的650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有一个被称作“党员年训”（parteilehrjahr）的训练课程，是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完成的，光是1988年（垮台前一年），参加这个课程的宣传工作者就有11万人之多。据一项来自莱比锡的报告，党宣传工作者中，约有一半参加领导“党员年训”，大约有2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都兼有部分的宣传任务。2
在东德，党员是“先进分子”，即使他们不是全职的宣传工作者，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正确思想，紧跟党的路线，自然是他们应尽的分内责任。这些有关宣传工作者的数字还不包括“记者”（他们的新闻媒体单位是由党直接控制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共青团）、四个行业的“政党”（如基督教人士、农民等，相当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担任宣传任务的人员。其他许多组织也都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如德苏好协会、自由德国贸易联合会、对外友好协会，等等。
“鼓动”工作者的人数就更可观了。一项1976年的估计认为，当时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党员有200万，其中10%15%都有鼓动群众的任务。行业政党和各种政府组织中的许多成员也担负这项任务。东德有一份专门为鼓动员出版的周刊——《什么与如何》，1979年的发行量是45万份，约等于当时东德人口的3%。尽管订阅这份杂志的并非都是“鼓动员”，但这么大的发行量也还是反映了鼓动员的队伍非常庞大。3
德国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者的培养，成绩也相当显著。1945年“二战”后东德建立，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干部。德国的共产党在希特勒12年的纳粹统治下，几乎已经被消灭干净。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运用苏联的教育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区的政府机关中都开办了党校。到1989年政权崩溃时，主持“党员年训”的宣传工作者中有一半曾在党校至少学习过一年，其中8%有研究生学历。其他的人员也都在党校短期学习过。到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所有领导干部都拥有党员大学的正式学位。以学历证明来看，党的宣传领导干部的知识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4
与“宣传工作者”不同的是，“鼓动工作者”都是一些在单位里发挥作用的党员，学历和效率都不如宣传工作者。来自莱比锡的一项报告说，在当地一家百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挑选出来当鼓动员的大多是纸上人数，他们没有接到上级党领导的指示，因此无法有效地做同事的工作”。5鼓动员虽然担负着做同事们思想工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往往是有人无责，有责无能，做做样子而已。没有热忱的宣传成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特征。
党的宣传工作人员队伍庞大，其中有热情工作的，也有的纯粹就是端一个党宣传饭碗的，更有的是以这个职务谋取个人的实惠（升迁较快、孩子上大学有优先）。党的领导对此也有所了解，1961年8月，在布莱顿堡召开的一次宣传会议上，宣传人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是相当好的，严重的问题是，192名受邀参加会议的宣传工作者，只有52人出席了会议”。许多宣传工作者都说工作太忙，顾不过来，他们从来不买书，不读书。1961年的一份报告说，许多宣传工作者连必备的36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40卷《列宁全集》都没有买过。就是买了的人也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些人当中，一大部分都是因个人实惠、好处、功利而吃党的宣传饭的。6
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不管党多么努力地在党校里为宣传工作者提供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40多年中，宣传工作者的素质和效能仍然一直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个人素质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因素。195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的一项报告认为，宣传工作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党的干部应当比一般报纸读者对政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党的书记们一样只能从报纸上得知消息，与共和国的公民没有什么不同。”7报告建议，为党的基层书记多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结果不了了之。
基层党干部在许多事情上与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这种情况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存在的全部40多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供党员干部阅读的《什么与如何》和《新路》（Neuer Weg）发行量很大，根本不可能登载“内参消息”。东德官方最害怕的就是把自己的坏消息走漏给西德，为了防止“泄密”，许多事情连自己的基层干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再说，有的情况（如高层的意见分歧）如果泄露出来，还会在国内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也是不能让基层干部们知道的。
东德宣传沉闷单调，翻来覆去地重复同样或类似的话，高层主管想尽办法，也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例如，东德的官方报纸《德国新闻》虽然发行量高达100万份，但内容单调，1955年的一份党内报告批评道：“总的来说，这是一份无趣、沉闷、勉强可读的报纸，至少它的重要文章都是味同嚼蜡。……报纸刊载过多的长文、领导长篇讲话，就连党员干部都不爱读，不要说一般党员了。”一年以后，一份给党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德国新闻》对本国各经济部门发展的报道，还不如资产阶级报纸。”1977年，党中央认为，“民主德国的报道应当有更多的信息、更活泼、更生动有趣”。官方语言是不能用“缺乏信息”、“不活泼”、“不生动”这样的负面说法的，说要“更”如何如何，表明情况已经相当糟糕。 8
许多东德人都从西德媒体获取新闻信息。德国犹太作家海姆（Stephan Heym）对东德新闻的结论是：“用字越冠冕堂皇，说辞越空洞无物。”党的“鼓动部”的一个干部不慎对一位记者说：“海姆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样子。”这把那个记者吓了一大跳。官方新闻要么是报道领导的讲话和活动，要么是干巴巴地说教，而且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同一个腔调，要改变这种情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媒体报道要求统一口径，要求用不同的嘴巴说同样的话，就连一点点小事，出现了口径不一的情况，也可能引起当事人一阵紧张和惊慌。1980年，东柏林就出了一件“银餐具事件”。在“鼓动部”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这样说的：“百货公司只有昂贵的银餐具出售，进货员说别的货物全销到西德去换外汇了。经理不能把这个实情告知售货员，售货员也不知道到底该对顾客说什么。因此，各个商店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应该至少在每个城市有一个统一解释！”这样的小事都能把维护“统一解释”的“鼓动部”弄得这么紧张，更何况是关系到政治性的大事。9
三、一个制造焦虑和谎言的体制
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保险做法是“引述”，高层领导引述马列主义或相互引述，下面一级一级的领导就引述党领导的各种报告和党的文件。有一次，昂纳克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党内印发的文件表示不满。昂纳克说：“我发现，这份报告中一处也没有提到，中央委员会在第一书记的领导下努力贯彻第五届党代会的决议。”乌布利希在备忘录上打了两个惊叹号，强调这是重点。上自党内高层领导，下到各级官员，报告、公文、讲话、指示中引述党的文件，以示贯彻党的精神，有冠冕堂皇的官话才能证明思想正确、立场坚定。政治立场的明确和正确需要用正确的语言、说法、口号来表现，所以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领会、解释，大家牢记熟背、使用起来习惯成为自然，结果人云亦云，有口无心。在中国，这样的语言被嘲笑为假大空，在德国，这种语言被嘲笑为“党版中国话”。10
党内主管宣传的官员和媒体工作者一样，总是害怕报刊语言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用套话、官话是最安全的。评论家舒伯特（Renate Schubert）称此为“一个制造焦虑的制度”。11下面被管的怕上面怪罪下来，觉得老是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上面管事的唯恐下面出了纰漏，又有更上面的要怪罪下来，所以不得不战战兢兢。遇到模棱两可的事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由此形成了一种焦虑型的自我审查。这种歇斯底里的自我审查不但减轻不了焦虑，反而是在添加更多的焦虑。
党宣传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尤为严格。社会学家埃吕说过，一般民众对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没有太长的记性，而只是对眼下发生的事件才会有强烈的反应。12戈培尔也说过，新闻不能与民众的直接经验不符，“把在每个人眼前发生的事情加以歪曲，那是胡说八道”。13不能把人人都知道发生过的事情说成是没有发生过，但可以不准媒体报道这样的事件，就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党的宣传要求新闻从“正面报道”，所以总是尽量不让坏消息曝光。它认为，坏消息不利于稳定人心，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所以，坏消息也成为一种不能泄露的“国家机密”。即使在有坏消息不能不见诸报刊的时候，也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例如出现了大灾害，就应强调救灾的成绩。而且必须永远把不良事件地区化，当作一个不影响大好全局的地区特殊问题，当作一个已经得到解决，或至少已经在有效解决的问题。
宣传工作很多流于形式，1963年东德发起了一场联系群众、在报刊登载“人民来信”的运动。运动热过一阵就冷了下来，每份报纸都有一长串写信者的名单，但真正写信的却寥寥无几。这个长名单是为了向上级呈报用的，为了显示工作的成绩。
像“人民来信”这样可以显示亲民和教育成果的，具有“东德特色”的宣传活动还有不少，如“开会”、“讨论”、“传达文件”、“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信息发布会”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每个基层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进行的。这些活动强调深入领会和思想认识，是思想教育，这看起来是相当理性的，与纳粹德国时的情绪型群众集会、领导演说、宣誓效忠的唤发激情和立即行动有所不同。
东德的宣传和思想控制始终完全由“党”来掌控，与纳粹将此任务部分交给国家有所不同。正如研究者彼特沃克指出的，“东德宣传的权威（指挥链）直接来自党中央。中央委员会‘鼓动部’每星期二有一次记者会，在会上作出本周的指示。指示是口头的，不准做笔记”，对具体的事情都有统一的口径。例如，关于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5月10日的指示是：“我们要求你们避免作任何评论。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除非有事先许可，不得发表任何意见。不要自作主张！”又例如，同年，东德建立35周年，1984年8月13日的指示是：“人民应当把自己当成国家的建设者。充分正面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期间，任何人不得报道他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柏林东郊的建房事件。……那些有过抱怨的人们，他们对我们集体与个人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缺乏认识的。” 14许多做宣传工作的都不过是传声筒，上层权力既需要鼓励他们的士气，提供给他们一些信息和说法，但又不能真正什么都向他们交底，或者真正给他们什么权力。
四、“党宣传”为何难以成功？
东德的宣传面临一个由它自己制造，因此也就格外难以消除的悖论困境：它想要得到的，并没有得到；而它得到的，却又未必是它想要得到的。尽管党在宣传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实际的宣传效果却收效甚微，也就是说，国家并未能成功地把正统思想灌输给国民，并以此将他们“社会化”为它所要的那种“新人”。宣传得到的只是人们的表面顺从，这种顺从包括了“行动”的两个方面：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顺从地有所行动或避免行动。泰德·史密斯（T. J. Smith）指出，宣传的目的主要不是影响群众的想法，因为想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想法是否真的受到宣传影响，是无法有效测定的。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群众的公开行为，如果能够做到让群众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宣传就算收到了成效。但是，成效不等于成功。成功是指形成或改变人的想法，然后再有相应的行动。宣传的悖论是，它一开始就以行为而不是思想为影响的目标，那它注定只能是不成功的。它所改造成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人”，他们那种没有思想来源的行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15
宣传官僚其实自己早就意识到党宣传机器出了毛病，但他们看到的总是技术性的原因，例如，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对某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弦绷得还不够紧、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和人力、加强“软实力”等等。宣传官僚不可能从极权体制本身去找原因，因为这样做，便是对体制心存怀疑，缺乏坚定的信心，而这无疑会成为一种自杀行为。对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会下意识地拒绝承认。正如埃吕所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要一开始有对话，宣传便完了”。16 宣传官僚知道宣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因此，他们的宣传是以禁止社会中的自由对话为先决条件的，它必须严格控制社会中的自由言论和理性的平等讨论。它既然不可能改变这个先决条件，也就必然只能寻求宣传方法和技术的改良。
技术的问题总是可以有对策的，但如果是极权宣传体制自身的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恰恰是一些制度原因使得极权宣传的自我完善能力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不仅如此，任何的技术性改良只会加深这些内在缺陷，使得极权宣传越来越不得不依靠宣传之外的强权压制和暴力威胁。大致而言，极权宣传体制本身有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是任何技术性的改良都无法克服的，也是它注定不能成功的原因。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绝对正确，证明其领袖的绝对英明、制度的绝对优越、政策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绝对正确的宣传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独立的想法，而代之以由宣传武断规定的“正确思想”。宣传还必须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变来变去。这实际上是在为它自己制造一个逆水行舟式的困境。试想，宣传想要改变的思想是“自发”的，而它自己却是需要“灌输”的。以不自然对抗自然，这是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这就是老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说的那种“园丁困境”。赫胥黎在1894年出版的《进化和伦理》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一个意欲干预自然的园丁，园丁要以他的武断设计来重新规划自然。园丁可以成功于一时，但只要他停止经营他的花园，自然就会立即恢复原貌。17党宣传不断试图以“先进思想”去教育群众，以革命运动去动员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然而，一旦停止了这种政治运动式的干预，群众立即开始恢复到先前的“落后”状态，甚至比以前的落后更加落后。
极权宣传与别的种类的宣传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民主社会中也有宣传，但那里的宣传是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宣传者不可能以代言唯一真理、实现统一思想为己任。美国竞选总统时，参选者及其团队都会全力使出宣传招数，如果谁以60%的选票当选，那已经算是“压倒性优势”。极权政治宣传称自己绝对正确，60%的支持率不但不是绝对优势，而且是“非常失败”。宣传如果说80%的人支持现政权，可信度会比说98%的人支持要来得高，但它决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么一说，就等于承认有20%的反对者，这是对绝对真理的重大打击。而且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思想“纯洁”，处在一种“无菌”状态下，不要说有20%的反对者，就算只有5%，只要让民众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就会出大麻烦。不满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只要有人公开表示不满，就可能鼓动其他人加入反叛、到处传染异端思想。极权宣传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成功目标”，看起来非常强悍，但这却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强悍，因为它连5%的对立面都经受不起。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极权宣传深知这一点，由于无法评估它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效能和程度，它处在一种持续的不安、提防、焦虑、戒备状态之下，因此事无巨细，丝毫不敢马虎。对思想的审查和管制因此也必须延伸到所有的文化、出版、新闻、言论、文艺、娱乐领域，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对整体控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就是埃吕所说的，成功的宣传必须是无一遗漏的“整体宣传”（total propaganda）。18
但是，管制得越细致，未必就等于管制得越有效，防不胜防的状况还是会随时出现。宣传的效能只是强迫人们把自然的想法从公开转为隐蔽，强使人们的公开行为与真实想法之间不再对应，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的是一个样，公开行为又是一个样，这就形成了哈维尔所说的那种“在谎言中的生活”。人们知道在公开的场合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如此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愿意或胆敢有不同行动的人就越少，这便是假面社会的特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样的假面。不只是受宣传的群众，就连做宣传工作的干部也都是戴着假面。这些宣传干部不像那些经过出生入死的信仰考验的老干部，他们是从官场里混出来的，凭的就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的那套本领。他们自己就未必相信自己所宣传的，再加上极权官场报喜不报忧的积习，这些宣传干部对自己工作成绩的评估和报告根本就难以做到真实可靠。
宣传干部们从事没有创意的机械工作，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工作不过是端一个饭碗，既不需要他们真正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也不需要能够使他们的受众真正相信。但是，他们的工作又不能没有成果，所以就只能宣传那些无法作效率评估的空洞无物的口号。
官场上不能说真话和社会中不能说真话是共生的现象。下级向上级所作的呈报会一级级过滤掉不好的消息。研究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富尔布洛克（Mary Fulbrook）对东德的观察是：“关于民众支持政权和统治者的报告，在从地方向中央的汇报中，一层层地越来越好听。……东德的地区党委书记向柏林的报告总是陈述一连串的成绩，在提到现实问题时谨小慎微……这形成了一种党内的虚假风气”，大家都知道真话常常会有害无益，“没有人批评，也就没有真实。当领导对自己的伟大深信不疑的时候，拍马溜须的人也就自然多了起来”。19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埃吕说，宣传必须与事实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事实不符，就再难相信”。 20东德宣传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必然在历史中取代资本主义，但经不起东德人与西德的经验性比较。东德宣传总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们的经验事实是，公民并不能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东德宣传总是说东德的社会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光明道德，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看到的却是普遍的虚伪、谎言、阴谋、暴力和非正义。
用一党意识形态来解释一切现实经验，它的基本条件是将国家与外界，尤其是与外界信息彻底隔绝。这在当时的东德已经很难做到，这样做必须付出太高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在无法用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控制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借助于强权和暴力压制的手段，如国家安全秘密警察或军警对任何群众场面如临大敌，随时准备动用武力进行镇压。这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经失去了民心，承认老百姓已经成了它必须时时防范的对象。这样的政府权力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得不到民心支持的统治。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在东德存在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它一直把宣传当作一项最重点的政治工作，对宣传加强了又再加强。但是，宣传还是成了一件越做越棘手，越做越事与愿违的事情。东德的宣传既不是无效的，也不是无用的，它是四十年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主要支撑之一，没有它，这个政权也许早就垮台了。但是，尽管这个政权在宣传上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宣传的“有效性”却一直不能令它的主子满意。
就“有效性”而言，它所取得的效能未必就是它想要取得的，而它想取得的效能却一直到最后都无法取得。真正成功的宣传是塑造“新人”，形成“新思想”，让受宣传者心服口服地追随宣传，诚心诚意地接受宣传的立场和想法。东德四十年的宣传没有能取得这种有效性，就此而言，它是失败的。但是，它却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相当有效，相当成功的，那就是，它确实消除了异端的声音，维持了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由于宣传的力量，人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充分“自觉”而“积极”地配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有正确的表现和正确的行为。“党宣传”实现了那种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以条件反射代替理性思考和判断的有效控制。这种表层效用并不是宣传以前所能满足的，也许至今仍然不是它所最理想的，但是，即便是退而求其次，对维持极权统治，这样的宣传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