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德国纳粹的宣传和国民再造
政治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 S. Commager）说：“民主政体培养人们持久而积极的公民意识，其他政体则在训练消极服从。……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条件是全体公民对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极权主义则要求人们服从替代他们思考的人。”他还说：“如果我们以安全和忠诚的名义放弃自由，那么最后就会连安全一起放弃。”1德国纳粹实现了20世纪最为成功的极权宣传，它训练了无数甘愿以安全和忠诚的名义放弃自由，并接受消极服从训练的德国“新人”。它实行的是非常成功的极权主义，而这个政权的领袖和党魁更是确实非常成功地成为代替德国人思考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的呢？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它成功统治的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暴力和恐惧的统治，迫使人民成为相互隔绝的、无助无援的散沙个体，以及充分运用“组织”和“宣传”的力量。阿伦特亲身经历过她所思考的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那就是德国纳粹的极权。她对极权主义三要素的总结便是从她的直接经验中观察得出的。
一、极权统治的三大要素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国家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在于最大程度上显示了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而是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2
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作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 3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像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 4一位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牧师这样描绘极权对个人的“改造”：“他一步一步地被推着，越走越远，终于越过了底线。在不知不觉之中，他的脊梁一毫米一毫米地弯下去，弯下去。”5曾经在1954-1958年担任过东德文化部长的贝克尔（Johannes R. Becher，1891-1958）写过一首诗，直到东德共产党倒台后的2000年，也就是在他去世42年后，才有机会发表，这首诗的题目是“烫伤的孩子”，描述了极权统治下的人性创伤：
那断过脊梁的人，
用不着叫他站直，
他站不直。
就算折断脊梁的危险
已经过去，
就算那折断了的脊梁
已经愈合，
断过脊梁的记忆
仍令他恐惧。6
贝克尔是一个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并参与了这种统治的人。他的感受令人想起了人们平时说的“人弱身不直”，也想起了画家黄苗子在“文革”后所作的一幅“瓮中人”漫画，画的是一个长期被囚禁在瓮中生活的人，等有机会从敲碎的瓮中出来，他已经弯腰佝背，四肢扭曲，再也不可能恢复正常的人形。
在三步杀人的同时，极权使用的第二个统治手段是把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强行分离成为散沙型的群众。只有像一盘散沙的“人民”才能为极权主义提供它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和统治便利条件。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散沙群众”型的人民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他们不过是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人群，也就是勒庞所说的那种“乌合之众”。 7由于这个人群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按照共同的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挟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统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1933年3月，希特勒当选总理，纳粹上台。7月，纳粹政府就宣布禁止结党，与此同时，一切“社会组织”，如工会、教师联盟、青年和儿童组织等，全都被置于纳粹的直接掌控之下。纳粹要防止社会在官方组织之外形成任何无形的民众组合，其根本手段就是控制媒体。1933年3月，纳粹成立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由戈培尔任部长；起初设五个司：宣传、广播、新闻、电影和戏剧司，后增设音乐、艺术、文学等司。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雅利安血统，且配偶不是犹太人。纳粹政府同时明令编辑们“在报刊上不得刊登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可能破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能有损于德国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1934年，原大陆电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成德意志通讯社，成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属下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纳粹德国新闻协会会长马克斯·阿曼（Max Amann）曾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纳粹党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由犹太财团或与纳粹党敌对的政治、宗教财团所拥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们的报刊或资产卖给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埃耶出版社扩张成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1933年纳粹党拥有120种报刊，到1937年9月发展到231种报纸，并控制了几乎全部周刊、杂志、画报、书籍出版和广告代理中心。1944年，纳粹党掌握的报纸占德国报纸总数的82．5%。剩下的一些“自由”报纸虽然得以幸存，但独立性也同样受到纳粹的严格限制。8
纳粹极权的第三个统治手段是全方位的组织和宣传。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引见”和“介绍”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贷；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9
对极权统治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他政党那样……做出取信公众的样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和思想控制。思想灌输本身必须依靠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来维持，“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 10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这二者都是思想控制的手段。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绝对正确和战无不胜。
二、纳粹极权宣传与青年运动
纳粹仇恨共产党，因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与纳粹有魅力的，同样在解释上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纳粹把这种意识形态叫作“世界观” （Weltanschauung）。毕特沃克（R. L. Bytwerk）清楚地指出纳粹和共产党之间仇恨的根源：“纳粹鄙视英国和法国，认为这两个国家颓废没落，受制于犹太人。但这两个国家毕竟还是有它们的长处，它们仍然是西方的一部分。但是，布尔什维克不同，它是一种与纳粹（宗教）必有一搏的（异类）宗教”。11戈培尔在1943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世界观立国的国家比资产阶级国家有一个强处，那就是具有清楚的精神基础。在我们开始东线战役之前，我们之所以一直处于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有世界观。后来我们碰到了一个对手，它也有世界观，尽管是个假的世界观。”12戈培尔所说的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争夺青年最激烈的时期，它们运用的都是“世界观”的武器。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条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德国青年一代在成长，然而许多方面又被人忽视。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高收入、提升；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条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13
纳粹宣传的原则是打动人心，唤起激情和热烈情绪。纳粹宣传的原则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接受纳粹的基本观念，宣传必须灵活而不能僵化，只有当民众的情绪和感情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毫不犹豫、不加思考地接受宣传要灌输给他们的观念。戈培尔曾说，灵活的宣传要做到能在城市里这么说，而在国家里又那么说。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受勒庞群众心理学的影响，纳粹的宣传理论主要来自希特勒和戈培尔。比起“理论建设”，纳粹宣传更重视“实践艺术”。纳粹的宣传理论因此远不如苏联宣传的理论来得周密、完整。在纳粹那里，宣传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艺术。宣传的基本观念原则就那么几条，宣传是否有效，靠的不是理论家的说理，而是艺术家打动人心的技巧。因此，纳粹关于宣传工作的文献强调的不是理论，而是技艺。
无论是在1933年取得政权之前还是之后，纳粹的宣传都能够非常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理性主义的“激进”有了滋生的土壤。年轻人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限制性的团体之中。与其他特定时期中的青年一样（如“文革”时的中国），德国青年“尚缺乏对历史和社会总体的全盘理解。当时代大潮涌动时，他们易于迷乱。30年代的德国青年中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要结社，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迅速的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希特勒恰逢其时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对青年具有着一种强烈、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队员们入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军乐队的伴奏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或者乘坐敞篷汽车隆隆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青年人所向往的魅力和冒险的色彩”。14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宣传与青年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对整个社会都有宣传鼓动的效果。纳粹追求这种效果，在纳粹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宣传利用了勒庞所观察到的那种“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特征。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上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唆煽动。他们用直观形象的思维对待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热烈的政治仪式犹如赶庙会、看社戏，不同的是，政治仪式更能让群众情绪激动，如疯如狂。勒庞在讨论“群众领袖及其说服手段”时介绍了蛊惑和煽动群众的三个基本手段： “思想灌输”、“反复洗脑”和“相互感染”。政治蛊惑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完美的“催眠”效果，也就是致群众于迷狂的思想控制状态。 15像希特勒这样的政治盅惑家，正是利用这些特征来设计党国极权统治对全体德国人的洗脑、致幻和动员的。
三、纳粹的应用性宣传技艺
纳粹把宣传看成是一种应用性的艺术，他们并不认为宣传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理论。纳粹的宣传主管戈培尔在谈到自己早期活动的书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看法，学院式的宣传是没有用处的，“（学院宣传家）坐在书桌前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结果发现实际上宣传者们根本不在用他的方法，或者用了他的方法，也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16戈培尔反复强调，宣传是实际行动，不是学院讨论，他和希特勒对宣传有相同的看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有不少谈到宣传的地方，但他从来不详细解释宣传如何和为何发生效能，他只对发生效能的宣传感兴趣，而对建立宣传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或精神科学、对逻辑思维的统计分析等都不足以预先设计和估计宣传的实际效果，宣传需要靠宣传者的直觉和灵感，凭经验去掌握群众，生硬地学习宣传的理论，效果有限。
希特勒把群众的理智能力看得很低，他在《我的奋斗》中说：“所有的宣传必须大众化，应当以智力最低的对象水准来调节。因此，宣传的对象面越广，智力水准也就应当越低。……宣传的艺术在于懂得广大群众的情绪性观念，并且以适当的心理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支持。” 17纳粹所运用的宣传手法与希特勒的这种群众观是一致的。这种群众观和它背后的宣传理论使得纳粹宣传明显不同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事的苏联式宣传。苏联式宣传与纳粹宣传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只是把宣传看作是一种灌输思想的技艺，而且更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意识形态与敌对思想的战争。至少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不是希特勒心目中的那种低能群众，《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共产党宣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思想行动体系。”这种行动分为“宣传”和“鼓动”两个部分。普列汉诺夫说：“宣传家向一个人或几个人传播许多观念，而鼓动家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一个或几个观念。”宣传与鼓动必须有所分工，宣传涉及“深刻”思想，是群众领头人的党员们和鼓动家们必须知晓和精通的，而鼓动的任务则是把要宣传的思想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18
苏联式宣传强调“思想正确”，“用来鼓动（人民群众）的信息必须具有理论正确性，是知识来源可靠的科学事实”。 19宣传的思想一定不能有偏差，具体的方法则在其次，苏联第六届记者大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彻底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对党的路线充满信心，把它化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思想上稍微有所偏差，就会犯错误，造成损失，几十年都弥补不过来。”20 “思想正确”成为苏联宣传之纲，这种正确性从根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正确和绝对真理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其他绝对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这些“理论正确”都是“科学”的，也都不断地在被“科学论证”。科学理论是苏联宣传的内容，以及行为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基础。苏联宣传体制中必须有为正确科学理论把关的人，他们就是党的领袖们、党内的理论家，以及从上到下的“意识形态长官”。
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必须绝对正确，这往往会对宣传的灵活性形成限制，也形成了宣传机构臃肿、层级繁复、思想刻板、僵化单一、谨小慎微的特点。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这些特点已经成为那些东欧国家宣传的通病。相比之下，纳粹宣传则显得生动活泼、灵活多变，富有娱乐性和吸引力。
在讲究理论正确的宣传体制中，党的宣传干部都是思想最正确的，他们也是最害怕自己的思想万一被别人看成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通常是一些特别小心谨慎、圆通世故、善于察言辨色、见风使舵的官僚。他们所奉行的“正确思想”即使要有变动，也只能是从宣传机器的最高层开始，因为只有在最顶层的那些人才是掌握真理的最高权威。斯大林死后，领袖的永远正确被党的永远正确所代替，党的宣传部严格控制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没有关于错误的报道就是对永远正确的证明。党崇拜也代替了以前的领袖个人崇拜，宣传党崇拜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很少变化，如密集的政治节日、各种政治周年纪念、政治日历周期活动（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等等）、逢五逢十的大张旗鼓庆典、打造革命圣地、青少年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祭奠革命烈士，等等。
苏联宣传与纳粹一样，灌输与压制同时进行。他们管制新闻、出版的根本理由是，这些“阵地”必须由“正确思想”来占领，而只有那些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宣传官员才能代表正确思想。苏联宣传官员普罗科诺夫（Yevgeny Prokhorov）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出版自由要求给予共产主义的新闻以充分自由，也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出版的自由。”21 他们压制异己思想有更高明的理由：不是不允许思想自由，而是保证正确思想的自由；宣传是灌输正确思想，并禁止一切不正确思想；宣传必须包括思想审查、言论钳制和出版限制，还必须对错误思想不断进行打击和惩罚。
苏联宣传对“敌对宣传”的态度也有别于纳粹宣传。纳粹宣传能够“欣赏”对手的宣传手段和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只从技艺的角度来看待宣传。他们认为，无论宣传者是谁，凡是宣传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妨借鉴别人，包括敌人的宣传技巧。“二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戈培尔非常欣赏丘吉尔处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手腕，要求下属多向丘吉尔学习。22 纳粹公开承认，他们从天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一战”期间的盟军那里都学习到一些有用的宣传技艺。
但是，苏联宣传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宣传。在它看来，西方宣传是“愚弄”和“误导”人民群众的“伎俩”，西方宣传利用群众的“情绪”和“无知”，是非理性的，而苏联宣传则是理性而科学的。苏联理论家潘费诺夫（A. Panfilov）这样分析西方的广播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宣传纯粹当作一种对‘情绪处境’的机械操控，在（人民群众）身上造成一种同样机械的反应。”而苏联宣传则是为了“形成人民的世界观和政治信念，使他们能够以客观现实为原则，对知识的无限复杂性有所认识”。23苏联宣传自以为与西方宣传不仅在思想上是敌对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对立的，西方宣传根本没有什么可借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随后时代的宣传中已经有所变化，它放弃了原先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改走开放的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提升“软实力”，不仅学习了西方的一些公关或发言人的宣传技巧，而且发展出一些适应群众娱乐要求的“新”宣传方式。
四、极权宣传的内在权力逻辑
德国纳粹宣传的表面特征是精明而有创意的即兴设计，在这些特征后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极权统治内在逻辑，这种具有极权共性的权力逻辑使得纳粹统治与其他极权统治之间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关系。那些与纳粹在不同程度上似曾相识的极权统治包括成功的极权（如斯大林的苏联），以及失败的（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和更失败的极权。沃尔泽在《失败的极权》中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前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与今天这种暴政相比，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暴政，都是缺乏决心和无效的’。”而且，“现代称作为‘共和’或‘民主’的极权，与号称享有神圣权力的君主或篡权夺位的僭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完全不同”。24 沃尔泽所说的那个“完全不同”，就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新生事物——极权主义。
这个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是一个普遍类属概念，即使同样很成功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各种极权主义之间也还是存在着可以察辨的不同和区别特征。埃吕在讨论宣传时，特别把中国的宣传分开讨论，就是因为观察到了这样的差别特征。25世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非常成功的极权有的已经不再存在，有的则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极权主义的继承人和模仿者那里，极权统治似乎反而变得越来越像旧式的专制，但是，基本的极权特征仍然清晰可辨。沃尔泽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成功的极权”转变为“失败的极权”的主要特征。第一个方面是“群众政治运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成功极权都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需要不断的运动，运动能强化纪律，强化了纪律便能有效地实行强制性的统治。但是，成功极权的政治继承者们“却不想要这份遗产……他们的极权主义把政治行动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把辩论变成了口号”。26
第二个方面是“无以伦比的目的”，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建立以雅利安优秀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斯大林要实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世界。与这类“无以伦比的目的”相比，“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的全部目的都只是想保住权力”。极权主义那种“无以伦比的目的”是一种“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hism），它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世俗福音，一种单凭人的意志力和政治手段就能达到的终结性的世界未来。希特勒的极权目的已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而被消灭，斯大林的极权目的虽然在“二战”后的东欧集团中被程度不同地接受下来，但也渐渐沦为一种连极权统治者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口惠和政权招牌。27
第三个方面是“有系统地全面控制社会和思想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是对极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成功的、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所共有的特征。28纳粹的“一致化”即（Gleichschaltung），那种对经济、政治、教育、宗教、文化和家庭的自上而下的统合，曾经是极权成功实现这种极权目标的典范，也是人们至今研究极权仍不得不从纳粹入手的原因。出现于成功的极权之后的那些失败的或更失败的极权，它们对社会诸领域的宰制和操控手段都有所调整，经济领域是最明显的，但是，它们对思想领域的宰制却是一如既往，甚至超过了纳粹。纳粹对德国报纸的控制率只不过是82.5%，在极权的后辈继承人、追随者和模仿者看来，这样的控制简直是“太松懈”了。在政治思想和信息控制上，它们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绝不能留下一点点自由的空间。
极权宣传体现了沃尔泽所说的那种极权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对于无论是成功的极权，还是失败的，或是更失败的极权，他们都把宣传当作全面控制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的绝不能放弃的决定性手段。即使宣传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宣传者自己也知道这个，但他们也还是没有其他可以代替宣传的思想控制手段，所以还是不得不需要继续使用这个手段。极权宣传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宣传，乃是在于，它不仅有彻底控制所有人思想的需要，而且还有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手段，如以国力财政支持的党国统治官僚体系、压制公民自由言论和出版的行政手段、禁绝独立民间组织和扼杀公民社会的国家机器。
在人类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曾经能够达到极权主义想要达到的全面思想统治目标，而且将来也未必能够。但是，这并不会使得极权愿意放弃它的目标。恰恰相反，正因为极权要实现的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它的运作才会变得格外不择手段、格外乖戾，甚至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因而也就会继续推行一般人难以用常理想象的思想钳制。极权宣传是直接为彻底控制每一个人的头脑而服务的，当人们的头脑处于被控制的状态时，极权宣传所灌输的东西便成为充填他们头脑和心灵的思想内容、感觉方式和情绪习惯。在不同的极权国家中，那些被灌输的思想内容、感觉方式和情绪习惯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目标却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使得了解纳粹极权宣传也有助于了解其他极权宣传。对于还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们尤其是这样。任何一种曾经是相当成功的极权宣传，它的幽灵都会在其他极权社会不同时期的党宣传中闪现出“似曾相识”的身影，成为一些虽然来自域外，但却又近在身边的历史“巧合”和“重现”。
在成功的极权时代，这种“似曾相识”首先表现在极权宣传打造党国意识形态的“经典”上。这曾经是纳粹宣传用来统一所有德国人思想的根本手段。极权统治的“核心思想”都体现为它的意识形态经典。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经典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他的讲话。《我的奋斗》被称作为纳粹的圣经，但是也有人指出，《我的奋斗》的圣经作用是不能与马列著作相比的。因为“《我的奋斗》中的想法已经被仪式化了，脱离了文字形式，变成了国家和雅利安崇拜的群众仪式”。29到1945年为止，《我的奋斗》出版了无数次，印数超过了1000万。它被供奉在图书馆和家庭里，成为圣物，而非真正被阅读的书籍。
圣物“经典”是文字的，但却是一种未必真正被阅读的文字。向群众灌输圣物“经典”的神圣意识必须与“拜偶像”同时进行。希特勒的画像与他的《我的奋斗》一起成为偶像崇拜的“圣物”。在纳粹德国，出版和发行希特勒的任何照片、画像、雕塑都必须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批准。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图片集》发行了245万册。仅摄影家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一人就出版了十几种希特勒的照片集，发行量极大，例如，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照片集《不为人们知晓的希特勒》至少售出40万册。希特勒“无所不在的照片形象是纳粹展示领袖魅力的重要手段”。 30领袖照片、画像、纪念章、大大小小的雕塑当然并不是纳粹德国特有的宣传手段。
希特勒的任何讲话都是当然的最高指示，它们和《我的奋斗》一样是神圣的经典。为了确保希特勒永远正确，纳粹规定，不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出版他的讲话。纳粹宣传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运用希特勒的讲话，林茨（Linz）地方的纳粹党宣传部门的一份文件中说：“元首的一字一句都是撒在人民心中的种子，党员必须细心呵护，让它开花结果，必须一字一句反复学习……只要照元首的话去做，就能够在宣传中运用元首的强大权威，令那些最顽固的人也必须改变思想。”31希特勒的讲话、指示、著作不仅要反复学习、深入领会，充分运用在一切可能的文化、思想教育之中，而且还要用来指导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例如，1942年的生物教科书在讲述“生命法则”时就七次引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语录。
五、领袖和后领袖时期的极权宣传
不同极权之间的“似曾相识”还表现在它们的宣传以“最高意志”来统一和钳制所有人的思想，所使用的手段便是神化领袖和党。在纳粹德国，极权统治用以统一全体人民思想的最高意志来自永远正确的元首希特勒，在极权已经不如纳粹成功的前共产党东德，这个最高意志则来自于永远正确的“党”。毕特沃克在对纳粹德国和东德这两种极权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如果说无比崇高的“元首”和“领袖”类似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那么永远正确的“党”便形同于一个制度严密、墨守成规的“教会”。但是，即使像斯大林那样的绝对最高领袖，他们仍然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其思想神学的依据，而希特勒则可以用他本人的思想权威来统御纳粹的运动和意识形态。随着绝对最高领袖时代的逝去，党的“首脑”也就从“领袖”的角色转变为党的“领导”和“管家”，他虽然似乎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已经不能再拥有那种无以替代的神化权威。32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会放弃用某种变化的意识形态来营造类似的权威。
神圣的元首或领袖是从天而降的，而位高权重的“领导”，他们的地位不过是被不断幸运提拔的结果。极权领袖被歌颂成太阳般地升起，天神般地降临人间，这些都不只是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且是一种必需的领袖想象。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ustahl）在描绘1934年纽伦堡群众集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运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想象。希特勒乘坐的飞机无声地在云层中穿过，伴随着天籁般的音乐，飞机投下巨大的万字形的影子，落在一行行齐步迈进的忠诚信众身上。纪录片中的观众随着镜头仰视领袖，看着他用双手捧起光明，使他们沐浴着领袖的精神恩泽。这时候，纳粹党魁海斯（Rudolf Hess）宣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与这样的神化领袖相比，东德的共产党首脑和其他国家“后领袖”时代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形象便显得平庸多了，因此，突出他们重要性和正确领导的宣传方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最明显的便是把宣传重点从一贯英明、伟大的领袖转移到“永远没错”的党，而永远没错便是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33“后领袖”时代的党首脑为自己树立的是一种虽不神圣，但很杰出的“守成”形象，是江山传万代的捍卫者。开辟型领袖和守成型领导都是一贯正确的，但宣传他们正确的方式各有不同。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领袖，用毕特沃克的话来说，是“行走于信众人群中的开创者，戴着‘超人’的光环，他们是绝不可能出错的，因此必定永无过失”。戈林在1941年赞扬希特勒时说：“我们国社党人以充分的信心宣告，元首在政治和涉及人民国家、社会利益的所有事物上，永远不会出错”。34只有具备无条件的宗教般的信仰，才能理解元首的绝对正确。虔诚的信众不可能设想还能有任何别的伟人可以代替元首，因此必须永远是“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元首”。有此信念的德国士兵都相信：“我们的元首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我无条件地信任他和他的运动。他就是我的宗教”。35
相比之下，对守成型领导的赞誉，规格就会低一些。在东德的共产党宣传中，除了斯大林在世时的斯大林崇拜，并没有出现过像希特勒那样狂热的个人崇拜。尽管斯大林逝世后东德的共产党领袖不愿意否定斯大林（这一点与中国相似），但在东德并没有出现取斯大林而代之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不同），因此，虽然二者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对领袖形象的塑造却很不一样。东德的两任共产党首脑，乌卜里奇（Walter Ulbricht）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他们的形象更像是慈祥的祖父，而不是操掌生杀大权的独裁者。但是，树立领袖权威仍然是东德共产党宣传的首要任务。1968年，乌卜里奇75岁生日那年，东德出版了《华尔特·乌卜里奇：为德国的一生》，从题目上就令人联想到《阿道夫·希特勒：元首一生相册》。不同的是，乌卜里奇展现的是一种智慧和干练，而不是超人的形象。他是党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党之上。36希特勒相册护封上的照片是从低角度拍摄的，希特勒因此显得特别高大。而乌卜里奇一书封面上则是一位正在阅读书籍的老人，书中的介绍也是把他放置在党之下，而不是党之上：“华尔特·乌卜里奇是马克思、恩格斯，是李卜克内西、台尔曼的党教育出来的。他的老师是像列宁和季米特洛夫这样的工人领袖。他们教导他，只有与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才能领导群众……乌卜里奇为改善我们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37乌卜里奇在党的宣传中成为共产主义守成型领导的典型。
极权宣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用世俗语言来复制宗教信徒对神的崇拜和盲从。纳粹德国有数以千计的歌颂元首希特勒的诗篇，其中一首歌唱道：
有这么多人在赞美你，
即便是在心中默默地赞美——
有这么多人从来没见过你，
但你仍然是他们的救星。
你……你的德国人民，
你的话传遍了大地
镌刻在无数人的心上
你的形象长久地停驻在人们心头。
只要想起你
劳累和疲惫者就会生气勃勃
无数人崇敬你
从你的精神中汲取光明。38
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不同的极权国家往往彼此相似，例如，在斯大林时代，东德学校里的每个班上都有斯大林神龛，里面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歌颂他的儿童诗作。这是其中的一首：
合上你的小手，
低下你的小头，
静思五分钟，
心想斯大林。
而这首“儿歌”以前在纳粹德国也有一个相似的版本：
合上你的小手，
低下你的小头，
静思五分钟，
心想希特勒，
他给我们每天的食粮，
让我们幸福，无所匮缺。39
对于东德的人民，斯大林神龛是他们似曾相识的东西，因为在不久前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对希特勒神龛进行过同样的领袖崇拜。1936年，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上号召：“德国公民以在家中悬挂元首像的方式表达对第三帝国的热爱。”同一年，儿童杂志指导儿童以正确的方式来庆祝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所有的德国儿童都应当思念元首。每家每户悬挂的元首像都应当用我们亲手制作的绿色花环装饰起来。这是我们用以表达对元首热爱和感谢的方式。”“希特勒万岁”成为人们每天的相互致敬礼和用语。不同的领袖崇拜之间的似曾相识，并不一定是谁在刻意模仿谁，而是都在服从一种相同的权力统治逻辑。
六、纳粹宣传和它的政治组织机器
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曾经说过：“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基于顺从的道德，也就是说，基于自愿当奴隶的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比任何政治组织都更有毒害。政治组织利用的是暴力，而宗教利用的是人心的腐蚀。”40赫尔岑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现代极权，他当然无从知道，当极权统治用它的世俗宗教，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来全面控制人民的肉体和灵魂的时候，它所利用的不只是暴力，而且更是对人的心灵腐蚀。美国作家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1862-1933）对极权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暴力和心灵腐蚀也许同样没有太多的亲身体会，但他认识到，政治组织的邪恶更有可能超过腐败的宗教。这是因为，政治组织有可能创造最容易催生人性之恶的环境，“要消灭人的德性，把他们放进盗贼们可以利用的机器里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就是可能被盗贼们派这种用处的机器”。41纳粹宣传就是把人们放进政治组织这种足以“消灭人的德性”的机器，用它的意识形态铁模将他们塑造成为极权主义所需要的一代“新人”。
宣传离不开组织，纳粹用两种方法把宣传牢牢地安置在它所控制和利用的组织之中。第一种方法是让每个人都有从属的组织，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由官方所控制的民间组织，如工会、教师同盟、青年或妇女组织，或者干脆就是“工作单位”。这些组织中都有党信得过的积极分子。纳粹依靠许多作为“普通人”的积极分子来对其他民众进行宣传，这些群众宣传员在极权政治制度中获得不同的“好”政治身份，如党员、先进分子、模范、带头人、各级组织的头头，这些积极分子身份使他们的民众身份与其他公众不同，但相对于高层人物来说，他们仍然不过是十分渺小的“民众”。
党需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招募和组织这些“宣传员”，他们人数庞大，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党还需要提高他们的士气，让他们努力去宣传。党为他们提供适当信息，让他们能有所宣传，并宣传党需要的东西。但是，由于普通的宣传员们也是民众，与其他民众和亲朋有日常接触，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党内机密，既不能充分信任他们，也不能真正给他们什么权力。
宣传员对纳粹十分重要，他们不仅直接向民众传达党要说的话，而且是党组织在民众中的门面。党不仅需要把他们当作工具，而且还需要使他们只能身不由己地与党一起共进退。谁一旦在组织中被纳入这个体系，便只有死心塌地地参与，否则没有出路。这样，党既有了工具，又有了帮凶。他们替党说话，说党的话，就算做样子，也得做得与党同心同德，做得像是党的忠实信徒，就算心里不情愿，既然已经踏上与党有利同享、有祸同当的贼船，就不能不老老实实待在船上。
纳粹宣传所运用的第二种组织是专门从事党的喉舌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是一种由“层”和“面”结合而成的党组织结构。以1939年的划分，纳粹党的“层”组织划分成40个“地区”（Gaue），每个地区划分出若干“县”（Kreise），县以下又分为“地方组”或“片”（Ortsgruppen），全国共有18376个“片”。大的“片”又会分出4至8个“块”来。地“区”和“县”的党领导是领薪水的，而在相对基层的“片”和“块”，担任领导的人则不领取专门的薪金。但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政府工作，领的是那里的薪金。“层”的每一级都有专门负责宣传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宣讲（担任宣讲、演说和组织开会），安排放电影、组织文化活动、计划广播节目等等，实际上起的就是宣传干部的作用。1934年2月，具有官方职称身份的干部人数是1.4万人。而从事宣传，但没有职称的党员数目要远为可观，1936年，仅协助党进行电影宣传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42
在“块”里为党的基层组织服务的人员（“块”主管员）人数有好几十万，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没有任何普通民众不属于组织，没有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人。就像街委会、居委会、里弄干部那样，他们是党联系普通民众的神经末梢，有责任倾听人民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当然，还要传达党和政府的精神和指示。一旦进行全民活动，“块”干部就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举行“冬季捐赠”活动时，每个家庭都必须参加，如果有哪个家庭不参加，那么就要追究“块”干部的责任。1941年底，“块”干部到居民人家，在收音机择台旋钮上贴上“不要收听敌台”的标签，得到全体人民的“配合”。纳粹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宣传的作用，鼓励生产收音机和收听广播。当时生产两种型号的收音机，一种比较高级，75马克一台，另一种是35马克的“人民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内台，不能收听国外台。1933年，德国生产收音机达到150万台。到1937年，德国70%的家庭都有了收音机，超过了1932年3倍，家庭拥有收音机的比例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纳粹鼓励在工厂、办公室、咖啡店播放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仅可以让家里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听到党的声音，而且，民众一起收听广播的宣传效果也比一个人听更有感染力，也可防止收听敌台。43
“为国捐赠”和“不听敌台”这样的民众活动体现了极权统治下国民“参与”和“配合”的特征：不仅人人必须参加，而且要由基层组织来落实人人必须参加。基层工作往往繁重而琐碎，工作人员为党跑腿，一般表现得任劳任怨、尽忠职守，即使有在心里抱怨的，也不敢公开表示。这些人一般都是“积极分子”。44这些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党的忠实信众，但也有的是在作政治表现，虽然看上去很积极，但到底在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积极分子不仅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为党作宣传，成为群众的表率。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有人缘，乐于助人，热心他人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层积极分子，党才能把根扎到群众中间，也才能使群众觉得党员都是好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到了后极权时期，这样在社会基层为党充当门面的积极分子就越来越少了，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变得更加功利虚伪，对党也已经失去了信仰和信心。表现积极不过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手段，群众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知道群众对自己心知肚明。其实群众彼此之间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玩相同的假面游戏，心照不宣，互不干扰，各演各的角色。
七、党国的“宣传员”
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依靠大批有真信仰、真心实意跟党一条心，并愿意自我牺牲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宣传，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对他人进行宣传。他们对党和领袖（领导）的操守、道德和正确都坚信不疑，就算是被宣传洗脑所操纵，就算是愚昧盲从，也还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信仰，相信党永远正确、高尚、伟大。极权一旦不再能大批培养这样的“忠实群众”，便会成为沃尔泽所说的“失败的极权”。后极权便是这样一种失败的极权，它的民众信任机制已经全面崩溃，这使得它再也不可能产生相当数量的真心的积极分子。
即使在成功的极权制度中，也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具有极度压制性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造成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党的基层干部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会有触怒民众的地方。他们有的滥用权力，有的监视和刁难一般民众。对党国来说，基层干部手中的那部分权力，既可以为极权统治服务，又可以用来试探民众的忍耐限度，并在超过限度时，为释放民怨提供了一个渠道。因此，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能够为极权制度起到避雷针和减压器的作用。老百姓在对基层干部不满时，常常会想到“上诉”，也常常会说，“要是元首知道，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在纳粹宣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种被称作为“党的宣讲员”的人，他们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级最高的称为国家级的“帝国宣讲员”（Reichsredner），他们可以到德国的任何地方去宣讲，这些宣讲员包括党的官员、地区（Gaue）领导、政府部长、各州的首脑和大约60名其他人员（据1936年的数字）。至1940年，国家级宣讲员人数达到了500名。下一个等级的宣讲员称作“候补宣讲员”（stoβtruppredner，训练中的宣讲员），在有运动时，他们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宣讲，表现卓越者，可提拔为国家宣讲员。地区有地区宣讲员（Gauredner），县有县宣讲员（Kreisredner），就像苏联各级部门都有自己的宣传负责人一样。此外还有“专题宣讲员”（Fachredner），由党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妇女会）请去就农业、战争形势等专题作宣讲。战争开始的时候，大约有9800名这样的专题宣讲员。45
1933年以后，纳粹夺取了政权，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纳粹很重视宣讲员的素质，不光是演说能力口才，而且是政治可靠性。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有1933年以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的那些人才有资格当宣讲员。在纳粹党的一期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1933年后入党的不能加入宣讲员团：“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德国人民的世界观，它是经过斗争才得来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一斗争，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党员，才能以正确的精神予以宣讲”。46只有那些经受过考验的老党员才能真正领会党的精神，就连那些派到党的外围组织去作宣讲的，也必须是党龄长、立场坚定的。他们无论宣讲什么话题，都要联系政治，作出与党的世界观和基本路线一致的结论。
宣传员所需要的材料是由党组织提供的。由国家宣传部出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Unser Wille und Weg）刊载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章，例如，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历史、为什么德国人应该多吃鱼。有的是直接讨论宣传的，例如开会时，房间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德国人注重细节，纳粹的宣传也具有这个特点。国家宣传部还出版了一份《教育与宣讲材料》（Aufklrungs-und Redner-Informationsm-aterial），涉及的范围很广，如住房、劳工政策、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凡尔赛条约》等。这虽是公开发行的，但订阅的一般是宣讲员，刊物上的很多材料都是他们在宣讲工作中所需要的。例如，1936年7月号上有一篇是讲世界上征兵制度的文章。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强制征兵制度，这个宣传材料的目的是向德国人解释，由于强制征兵是国际通例，所以也适合于德国。它介绍说，早在1793年法国就率先实行过这一制度，俄国于1874年实行，后来苏联也在继续实行，1934年和193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又分别实行，等等，用以证明德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47纳粹宣传动员主要以群众集会的方式进行，因此宣传员常常被派往规模大小不等的公众集会中去。
纳粹的政治宣传刊物强调内外有别。例如《教育简讯》（Der Schulungsbrief）是供一般民众阅读的。此刊物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由基层宣传员动员民众订阅，发行量从1937年的150万份增加到1939年的450万份。此刊物的文章虽然各有专题，但专题讨论却必须符合并支持纳粹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正确解释”，符合政治正确的知识性，如中世纪的妇女角色和作用、1914年前的奥地利军队、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等。又例如，1937年至1943年出版的《旗手》（Der Hoheitstrager）是供党的地方以上级别干部阅读的，发行量就小得多，1941年为38000份，并要求阅者“不得外传”。《旗手》杂志并不刊登保密材料，它的有些文章同时也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刊登。党的领导可以让下属阅读《旗手》，但不得直接引用。《旗手》刊登许多政策性的指示，例如，如何鼓励民众多生子女、如何与侨民相处、如何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对不当行为的批评和书评，等等。除了专门帮助宣传的刊物外，宣传人员还收到许多其他资料。纳粹的帝国组织部长莱伊（Robert Ley），他的办公室出版许多干部训练材料。党的地区宣传办公室也每月印发新闻简报。戈培尔于1943年为党的领导人员出版了《情况》（Die Lage）杂志，目的是“为政、军、经济领导提供信息，以评估时局，尽好领导责任”。党的外围组织也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如德国劳工阵线出版《我们的口号》（Unsere Parole）。48
光靠宣传材料进行宣传是不够的，纳粹要求党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此作为宣传的重要方式。莱伊于1938年编写的《国家社会党组织手册》中列举了党员的各项责任，都是以绝对命令的口吻规定的，如：“元首永远正确，永远遵守纪律！不得闲聊浪费时间，努力工作！自豪但不骄傲！服从纲领，对运动绝对忠诚！你是党的代表，注意你的行为！忠诚无私是最高职责！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个好同志！待你的同志如待自己！坚韧、沉默地战斗！粗暴不是勇气！有利于运动的就有利于德国，这需要你帮助你的人民！”49
纳粹的党国宣传得力于能干的人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戈培尔。他执掌纳粹宣传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对极权宣传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被他的模仿者不断运用。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50希特勒本人一般不主张说谎，但他很明白说谎的用处，尤其是为了党国的宣传事业。
八、极权宣传塑造“新国民”
纳粹1933年开始执政，统治德国共12年，在1939年进入战争时期后，宣传的重点随即也转入配合战争动员的需要。在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纳粹执政期间，它的党国宣传对德国国民有多大程度的教育效果？又在什么意义上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新人”？从纳粹灭亡到今天，这些一直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
战争使得大部分德国人成为军人、秘密警察或其他军事化的杀手，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再能用一般和平时期的国民标准去理解和解释。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讨论的“平庸的邪恶”就是用纳粹军人艾希曼为例，在普通德国人的个人品格之外去发现纳粹“新人”的特征，艾希曼也因此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典型人物。艾希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的人，也是这个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不具有的“恶”的特性，或具有可以被称作为“恶”的思想和判断。恰恰相反，在邪恶当道的时侯，艾希曼为虎作伥，大胆作恶，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正是极权所造就的“新人”的普遍特征。他们因为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而盲从命令，所做的坏事不能用简单的作恶本能来解释。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51
艾希曼是一个以领袖和党的意识形态来代替个人道德思考和判断的“党民”，这使得他把积极参与纳粹行动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极权的罪恶行动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弘扬纯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内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和拔高极权之恶的深刻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拔高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绝非普通人可以理解。而正是因为艾希曼把纳粹的党国意识形态无条件地当作了他自己的世界观，他才“尽忠职守”地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高效工具。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能分辨对错，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既不需要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在极权制度中担任刽子手的艾希曼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平常”的人，“因而显得格外可怕……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52正是因为艾希曼很正常，很平常，他成为纳粹塑造的“新国民”的一名代表。
许多纳粹历史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从普通德国人心甘情愿充当希特勒刽子手这一点，来分析纳粹宣传造就“新德国人”的可怕后果。例如，历史学家布朗宁（C. R. Browning）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和戈德哈根（D.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都分析了有500名成员的纳粹101警察营。53 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警察营”是“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一部分，成员是因大龄或其他原因不符合正规军服役标准的人员，是“普通德国人”。历史学家们从“101营”的文书证明和通讯记录中发现，警察营成员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屠杀平民的行动，选择不加入并不会给本人带来不良后果（选择不参加的，有的甚至还被提升了）。他们进行的往往是超出屠杀命令的、不必要的残害，譬如虐待行刑前的犹太人。他们对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完全不感到良心和道德的不安，就像是从事普通的日常工作一样。他们实际上并非过着极端环境下的军事生活，有的人还带着妻子参加屠杀任务，屠杀期间还回家度假，等等。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只是本能地把犹太人当作一种不配人类同情的异类。有一次，德国警察为惩罚一个游击队的暗杀行为，屠杀了一个村落全体二百名波兰人，这一决定令许多警察队员感到伤心、遗憾和震动，然而第二天他们就前往刑场，屠杀更多的犹太人。
像艾希曼和“警察营”这样的刽子手固然很有代表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中直接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那些更一般，更普通，没有充当刽子手的德国人，他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纳粹所塑造的“新人”的呢？德国历史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希特勒敬礼是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日常行为，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普通”的行为，让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普遍地在纳粹统治下变成了一种绝对顺从、盲目效忠、价值扭曲、人格分裂的“新国民”。
“希特勒问候”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成为一条关于社会交往的政治性规定，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非常顺从地执行这项规定。纳粹上台之后，一句“希特勒万岁”的套话，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覆盖了社会文化的全部。1933年，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传统的和习惯的问候被从社会生活中清除掉了。即使在最亲密的交往空间里，人们也必须依照党国的规定相互打招呼。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社团同志关系教育纲要》中，对于打破原有的问候方式，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评论：“你应当觉得德意志问候是一种‘当然’的问候，应当抛弃‘你好’、‘再见’和‘您好’等陈词滥调。”它还写道：“不想被怀疑有意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就应当主动践行之。”54
改变德国人习惯的问候语，革除旧的“陈词滥调”，代之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新的“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粹极权生活细节，它包含了塑造“新国民”的所有基本要素：语言、习惯、感受、行为、人际关系，甚至身体姿势和相应的面部表情。希特勒问候语成为一种新生活秩序的象征，“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被看作一种示忠。希特勒问候的贯彻与推广，标志着人际交往的秩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又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当中”。55
离开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框架，当时“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大多数德国人习以为常的举动，若一个旁观者看在眼里，一定会觉得十分荒诞可笑，不可理解。阿勒特提到了一名年轻外国桨手看到德国人行希特勒礼时的感觉，这位桨手是这样说起自己在康斯坦茨尼普顿俱乐部的经历的：“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去俱乐部训练。我像往常一样同队友打招呼，对他们说‘你好’。就在这时，一个家伙很放肆地朝我冲过来，大声对我嚷道：‘你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德国人打招呼应该说“希特勒万岁”吗？！’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低劣的玩笑，但是周围鸦雀无声，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所有人的脸上都木无表情。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并不是玩笑。于是我什么话都没说，走到更衣柜前，把随身用品一股脑儿扔进运动包里，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再也没有回去。”56
习以为常的“希特勒问候语”甚至使得人们不再能正确判断什么是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人际礼貌。海尔加·哈特曼1938年在巴特康贝格（陶努斯山区）写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那年5岁，祖母让我到邮局去买邮票，同去的还有我7岁的堂姐。邮局在一座私人住宅里，负责人是一个女的。我们到了那里，一齐说‘早上好’。那个女负责人看上去很生气，让我们退到门外去，并对我们说：‘想清楚该怎么做再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我堂姐想，也许我们应该先敲门。于是我们敲了门，一齐大声说‘早上好’。她跑了过来，抓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领到门口，手把手地教我们在进入办公场所的时候应当怎样向元首敬礼。这就是我对希特勒问候语一直以来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57这位邮局负责人太太被纳粹宣传改造得非常成功，她把政治正确当作了礼貌行为，以至于连判断孩子在向她问好时有没有失礼，都已经做不到了。
九、极权的“新文化”和谎言秩序
新的问候语是纳粹宣传无限忠于元首的手段，这个问候语被大部分德国人接受，并随时应用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形成了一种纳粹所期待的人际关系：“在每一种问候语中，都会透露出问候者的自身利益，以及他以什么方式理解自己的行为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在‘德意志问候语’尤其明显。人们从打招呼起渐渐揭开的秘密，不可能从占支配地位的集体生活的秩序关系中被完全排除出去，相反，它更多地反映出打招呼的人对社会个体所隶属的公共行为空间的感受。一个在公共场所，例如在企业里、马路上或者家门口，看似兴高采烈地抬起右臂致敬的人，在进了家门，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之后，却可能是一个坚决反对德意志问候的人。”58强制性的公共行为和政治正确的言行标准，使所有的人保持一致，这必然会造成公共行为与个人想法的分裂，也因此造就一种生活在强迫、恐惧和不信任下的假面人。极权体制下的“新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样的假面人，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那些不愿意行希特勒礼的人们，他们在公共场合也必须这么做。
“希特勒问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极权统治下的普遍国民行为和心态，这种行为和心态在今天看来非常乖戾，甚至不可理解，这就像今天回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一样。然而，造成一国人民这样的乖戾行为和心态的既不是国民的突然道德异常也不是集体的突然神志不清。这与由所谓“民族文化”决定的国民性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民族文化非常不同的德国和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阿勒特认为，德国人接受并实行“希特勒问候”，是他们适应极权生活秩序的一种表现，“恶魔并不是选准德国人而来，德国人之所以会依附于一个神授圣人，同他们的民族气质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投向希特勒问候的含义结构，那么我们发现，恰恰是人与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对于适应社会秩序的灵活程度，抑或对于社会秩序的野蛮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9个人与普遍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文化”，文化是教化，是潜移默化，文化起到的是调节个人与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并在最大程度上使之趋于一致的作用。
“希特勒问候”成为纳粹德国“新文化”的缩影，是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新礼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它的深入人心来看，应该是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新文化”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洗脑，这是极权统治的一个普遍特征。德国社会学家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指出，在德国，“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对希特勒问候来说，这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礼仪是具有讽刺性的，就在德国“新礼仪”形成并在德国扎下了根的时候，文化不仅没有使德国人与世界联系得更紧密，反而成为“德国人企图使自己与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响亮口号”。60这种纳粹的德国新文化，它的全部作用是使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每个个人在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都必须与其他德国人，而且只是德国人，保持完全的一致。
这样的党国文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种胁迫力量。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宣传无须排斥“旧的”德国经典文化，相反，它甚至能够有效地将一些经典文化“为我所用”。德国历史学家梅内克（F. Meinecke）在他的《德国的灾难》一书中写道：“狡诈虚伪的戈培尔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将几篇内容相宜的绝好文章刊登在纳粹党报的显著之处，从而诱捕无辜的灵魂成为纳粹的拥护者。每个星期天早晨礼拜的时候，他通过在电台中播放一个名叫‘宝库’的节目——对听众播放最为经典、优秀的德国音乐和精挑细选的诗歌作品——来达到阻止人们去教堂的目的。”61勒佩尼斯指出，纳粹用操纵“什么是文化”来作为它的宣传手段：“纳粹宣传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有意地打造并上演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艺术作品，其中电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莱妮·里芬施塔尔（1934年纽伦堡群众集会的《意志的胜利》的导演）便是很好的例子，她认为她与纳粹政权毫无干系，因为她在战争期间创作的电影《低地》是一部浪漫影片，是‘与政治和战争相对立’的影片”。62
把宣传打扮成文化、将宣传文艺化、去政治化，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而在这种宣传中发挥作用的作家、导演、教授、学者，那些正式雇佣或临时投效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在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中都直接为党化宣传效力，他们平时所保持的中立学术、艺术立场或“专家”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在最关键时刻发挥最佳宣传作用。他们中有的并不意识到自己所起的这种作用，还以为自己从事的只是学术、文学、艺术等高尚而有自尊的文化事业。埃吕指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接受宣传，也特别善于参与宣传，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里有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政治野心等各方面的原因。63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普遍的假面和功利社会之中，不得不挣扎在想象的自尊与实际的自卑之间，这些应该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这种自尊的丧失和真实价值的撕裂成为一切极权统治——成功的、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给国民造成的巨大心灵腐蚀。哈维尔把这种心灵腐蚀称作为“谎言”，成为对极权的经典概括。哈维尔说，极权是对人的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而且，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哈维尔还指出，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思维和观念体系，“极权对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极权可以借用外在资源，任何外在资源都会在借用过程中被它同化，并转变为极权整体的有机部分。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那些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极权性质。对于看上去改良了的极权，一个人哪怕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它的合理性，也会就此陷入它的统治逻辑而浑然不能自觉，其后果便是“人的生命遭受它的彻底影响”，心灵被不知不觉地毒害。64
哈维尔曾经用一位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的心灵会如何遭受极权的毒害，这个事例中的极权日常生活细节与阿勒特关注的“德意志问候”一样，成为极权国民人格的极有力的细微象征。他们运用的都是“微观社会学”的观察方式。那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并不相信这个谎言，但仍然在装作相信。这是一种典型的极权统治下的谎言生活。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和他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解释道：“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65
哈维尔和阿勒特所观察的极权生活细节具有普遍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需要成为极权统治的刽子手，只要参与在它的谎言中，就已经在被它的宣传所毒害，并在协助延续这种谎言。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在讨论极权谎言的《极权主义与谎言的德性》中说：“极权制度的谎言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这种谎言的范围极广，非常频繁，而且还是因为它产生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影响。”66这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习惯于把政治正确当作真理，把遗忘历史当作创造历史，用条件反射来代替思想，用冷淡麻木来对待堕落，以致整个社会陷入思想僵化、道德麻痹、人性扭曲的异化状态。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社会状态中，“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又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67这是一种练就全体国民奴性的谎言，一种极权统治所独有的“组织的谎言”，68也是一种使得国民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变得格外困难的集体谎言。不幸的是，在一个极权国家能够像1945年的德国那样有机会改变它的政体之前，这样的谎言还会一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