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成人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
2011年5月初，湖北武汉一名13岁少年的“少年官样儿”成为舆论的热议话题。网上有他佩戴五条杠臂章在“阅读文件”的照片。这位少年从2岁起收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至今已发表100多篇文章，拥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全国百名优秀少年”等称号。报道还详细描述他作为“政治天才”的种种表现：上网只看时政新闻，从不打玩游戏；十分关注时政和民生，不时向学校提出改善管理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参加官方活动，发表政论；在网上开博客写文章，用词造句十分豪气，如同成熟的政治家。
同年9月，新学期开学，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课堂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18节课。贪官郑筱萸受贿案被作为反面典型选入《廉洁教育读本》初中教材。对此，有家长质疑，廉洁教育不对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开展，对小孩子搞廉洁教育是搞错了对象。一时间，“廉洁教育是否应从娃娃抓起”成为社会热议话题1，引起了人们对“成人化儿童”问题的关注。
其实，儿童的“成人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成人化的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史的研究者们担心，由于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变得模糊，儿童和成人在兴趣、语言、服装、行为或性知识等方面的区别已经或者正在消失。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由于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诸多区别消失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者们并不只是在描述客观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描述同时也包含着一种与好坏、对错有关的判断，以及一些涉及规范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相信儿童的“成人化”是一件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事情。
为儿童成人化担忧的人们，他们往往在没有被“成人化”侵扰的“童年”中，看到了某种“内在的善”（intrinsic goods）——天真、纯洁、单纯。这些“内在的善”可能只是产生于对童年的浪漫想象，但毕竟代表着某种对抗“败坏”的人性理想。如果“成人”代表的是一种自觉抵制败坏的状态，一种以美德和理性来取得的成就，一种可以称作为是“文明”的、只有大写的“人”才能到达的精神和心灵境界，那么儿童成为这样的成人，儿童的成人化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儿童成人化之所以值得我们担忧，乃是因为，儿童成为的那种成人本身有太多的不善，甚至邪恶。那种成人自己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成人”，他们是各种最原始欲望的奴隶，既缺乏道德感又没有羞耻心，他们也缺乏基本的理性思想和判断能力，他们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为实现一己的目的不惜损人利己、无所不为。成为这样的成人才是儿童成人化真正可怕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儿童与成人界限变得模糊的世界里，越来越趋同的不只是服装、游戏、语言、兴趣，而且更是赤裸裸的、不受羞耻心约束的各种欲望：性欲、利欲、物质欲、控制欲、权力欲和金钱欲。在这样的儿童成人化中，儿童变成了与“不良大人”没有太大区别的微型大人。
一、成人秘密和羞耻
“儿童成人化”是一个自然而必须的过程，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社会化”。儿童在成人化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成为成人社会的成员，这个教育过程应当循序渐进，应当符合儿童的生理、心理和认知特征。这也是儿童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原则。人们所忧虑的“儿童成人化”指的是与这个儿童教育原则不符的社会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也因此被称为“不良影响”。
性和暴力一向被公认为是对儿童最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有的国家对影像作品有等级的规定，限制儿童接触有不宜内容的作品，家长和学校也会对儿童的文字读物有所督导。而且，有涉成人消费的商店也必须远离学校或儿童游乐场所。2010年底，《成人版格林童话》在中国遭取缔，此书被称为“色情格林童话”。就《成人版格林童话》而言，对儿童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指“性”内容的影响，当然也有关于“暴力”、“恐怖”等的附带影响。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性”应当是一种成人对儿童保守的“秘密”，是这样的成人秘密维持了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应有的界限。成人的秘密除了性之外，他引用一位文化研究者的话说，“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甚至还发展出语言秘密，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社会关系”是我在下面要着重讨论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利用、操纵、讨好、谄媚、权术、阴谋等。对于波兹曼来说，在所有这些可能的不良影响中，性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连），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会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这也就是说，不仅性行为需要相当克制，而且关于性欲发泄的知识传播也应有所节制。就算儿童成人后，这样的克制和节制也是需要的，而当他们还是儿童时，只有在维持成人与儿童的界限的情况下，成人才能为儿童性启蒙提供有效教育，而不至于把他们一下子无保护地抛入成人世界。
如果把成人的性秘密一览无遗地暴露给儿童，毫不考虑儿童性启蒙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波兹曼说，后果会是相当严重的，这远不只是意味着童年“纯真”的失落，而更会因此使得儿童从童年起就“冲淡（人的）羞耻概念”，以致他们在成年后也在行为上不受羞耻观的道德约束。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说：“一切健康的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3“怒意”指的是“欲火”，它具有暴力倾向，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欲望。欲望是自然的冲动，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不加克制，一个人的欲望就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则经常是弱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羞耻是人控制自己原始欲望和纵欲行为的机制，羞耻使人能够超越自己的自然本能，从自然进入文明和道德的境界。波兹曼说：“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仍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羞耻是征服我们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他还说：“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4
现在说起羞耻，人们一般想到的是性。的确，性冲动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欲望，性冲动及其可能造成的伤害和侵犯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也不具有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成人对儿童保守性秘密，将这个秘密以逐渐的“性启蒙”透露给他们，运用的不是禁止的力量，而是羞耻感的影响，“羞耻感的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5
“羞耻感”具有比“性启蒙”更广大的道德规范作用，儿童教育的“社会化”或“成人化”就是要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波兹曼说：“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人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6
在当今的中国，成人世界本身呈现的是欲望强烈而羞耻心淡薄的景象。人们对许多可耻之事的羞耻感正在或已经消失，如一些官员的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少人笑贫不笑娼、有钱有势包二奶、为富不仁、仗势欺人、攀附权贵、趋炎附势、欺贫爱富，许多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体面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这些可耻的事情都属于波兹曼提到的那种于儿童有害的“社会关系”。成人谈论这些事情，从来也不避讳孩子，甚至在学校里公然以这些成人行为影响和教育儿童。儿童因此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些“做人”的成人秘密并不比性秘密较少地暴露在儿童的面前，也并不比性秘密较少地对儿童的“成人化”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许多儿童，早已没有多少他们不知道的“做人”秘密了。甚至连成人“厚黑”的那一套也不例外。有一篇讲“幼儿贿赂”的文章，说的是一位才4岁的女孩在教师节临近的时候，要给幼儿园老师送贺卡。她对父母说，她那个班有三位老师，“贺卡里还要夹带购物卡，那才是老师真正想要的东西”。她还说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给老师准备了礼物，班里哪个小朋友送给老师的购物卡是300元，哪个小朋友送给老师的购物卡是500元，说她一定不能“落后”。7
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用钱就能贿赂讨好那些有权控制她，能对她好或对她不好的人，还有多少成人惯于耍弄的鬼把戏秘密，是她完全不知道的呢？有一篇题为《痴迷当“官”背后的思考——低年级儿童热衷于当班干部的原因分析及引导策略》的文章显示，不少儿童小小年纪便有了“官意识”。2010年12月24日，成都12家小学举行“天府小城”公务员“虚拟”招聘笔试，1200名小学生参加，竞争“天府小城”市长、警察局长、教育局长、卫生局长、记者等“稀缺岗位”。满分100分的笔试试卷，最终被统一回收到成都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开放式问答题环节中，“举例说一说为什么节水迫在眉睫？”“你为什么要参加本次‘天府小城’公务员招聘？”有的小学生答：“现在社会上最Good的工作就是公务员，为了体验一下被人们夸赞和羨慕得眼睛发亮的职业。”有的小学生答：“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能有一个自己管理的地方，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骄傲。”还有的说：“我想过一把当官的瘾。”
儿童的“虚拟”其实就是模仿，模仿他们实际生活中周围的成人。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成人行为都是应该让儿童模仿的。对许多成人来说，功利与名誉的区别是不重要的。但对儿童不能这样，因为培养儿童的羞耻心必须是一种荣誉心而不是功利心的教育。没有羞耻心的儿童日后是不可教育的，长大后，最多也就是成为一个无耻的成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劝导家长说：“尊重和羞耻之心，一旦令幼童体味到它们的真义，比之其他种种方式，会对心灵产生最为有力的一种刺激。您一旦让幼童从心里珍惜名誉，并害怕羞耻和羞辱，您便把真正的原则注入了他们的内心，这些原则将持续发挥作用，使他们走上正轨。”8
儿童最容易自然模仿的往往是成人功利的而非荣誉的行为，所谓“学坏比学好容易”，放任这种自然模仿是教育的失败。儿童之间互相攀比、炫耀父母的财富和权势、追求虚荣时尚、欺凌弱小、说谎欺诈、势利谄媚，模仿的当然是成人。但是，那些并不是具有良好成人品格、道德、正义感或社会责任心的“成熟”之人。他们本身就是还没有真正长大的成人。儿童以这样的成人为模仿对象，也将成为这样的成人，那才是当前“儿童成人化”的真正危险。
二、“成人化的儿童”是长不大的成人
“成人化的儿童”常常被理解为早熟的儿童，由于这种“早熟”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以没有真正成人的成人来作为“成熟”的标准，“成熟”指的不外乎是人的自然欲望：性冲动、占有欲、自私、贪婪、自我中心、暴力侵犯和侵害。一句话，没有羞耻心约束的、非文明的“野蛮”欲望。波兹曼因此对“成人化的儿童”有一个不同的定义：“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9并不是所有的成人社会都把存在这种“不成熟的成人”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时候成人社会甚至是鼓励和故意制造这样的不成熟性格模式。
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从一个传媒研究者的特殊角度，波兹曼将原因归结为成年人缺乏适当书写文字教育，“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年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他所说的“我们的文化”，指的是当今大众电子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10
波兹曼认为，电视传媒传递信息具有简单化、图像化和情绪化的特征，看电视和理解电视所传递的信息，足以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成年人的文字接受方式与儿童的非文字接受方式之间的界限被泯灭了，成年人变得像儿童，他们的行为也出现了“成年萎缩化”的现象。以商业行为为例，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购买者和行销者都能够清楚地思考和判断自己的经济利益，经过理性的考虑后达成交易。因此儿童进行交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但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需要核实……不易受逻辑分析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11
波兹曼把“成年萎缩化”归结为“文字能力萎缩化”的结果，受到伤害的不止是成年人的商业判断，更是他们的政治判断。他引证道，在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建国之父就假定，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发言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波兹曼认为，“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着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说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成人能够阅读，而儿童则不能，这使得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有所不同，前者成熟，而后者不成熟。而这一区别的政治意义则在于，成人有，而儿童则没有“作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12但是，接受权力的宣传就不同了，只要上面怎么说，下面的人跟着怎么说，机械重复，鹦鹉学舌就可以了，在这个智力层次上，成人与儿童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波兹曼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他把能够读写和理解文字的能力当成了成人能够成熟，尤其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信息不仅被控制，而且用以宣传洗脑的时候，文字知识——能够读写和理解文字——是可以用来阻碍人变得成熟的。“文革”中，很多中国家庭都有不止一套的“雄文四卷”，“红宝书”更是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不仅要阅读、学习、讨论，而且还要反复领会，熟练背诵。结果是变得更能具有成人的思考，还是变得更不能具有成人的政治判断？
读“雄文”、背“语录”、读报纸学文件然后谈体会，这类阅读只能是“非成人”阅读，而且也必须是“非成人”的阅读，因为它要求成年人和儿童一样，用皮耶·巴亚德（Pierre Bayard）在《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中的话来说，夸夸其谈地谈论他们自己并没有阅读的文字。梁文道在《马列教育比马克思重要？》中称此为以“思想教育”代替思考的阅读：“马列主义教育的重点并不在于让大家亲自体会马克思和列宁原著的意义，而在于围绕着它们生出一套信仰，一套价值观，以及分析世界万事的框架。……结果是（产生）一座‘虚拟图书馆’。它的目的是要维持一个具有共识的空间，让实体的书籍被虚构的书籍所取代。在这种文化脉络下，书籍，不论是否阅读过，会形成第二种语言，透过此语言我们可以和自己对话，与他人沟通，在有冲突时捍卫自己。”13
这种阅读依赖于也贡献于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意识形态是没有办法用图像来显示的，它必须用文字来建构，它是一个由文字来构筑的概念和推理体系，在它的体系范围内，它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可证伪的。“文革”的时候它建构了像“十次路线斗争”、“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这样的“文字现实”，今天还在继续。这样的文字现实是成人和儿童共同分享的“知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知识差距”，成人和儿童的界限是模糊的，在“深刻理解”这样的“知识”上，成人像是儿童，而儿童则像是成人。
这样的成人和这样的儿童在“文革”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并没有引起过人们对“儿童成人化”或“成人儿童化”的惊慌和担忧。今天，人们对“儿童成人化”的忧虑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不过，如果不同时关注“成人儿童化”的问题，还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儿童成人化”的危险。
强迫儿童在政治上成为不成熟的成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成人化”曾经是“文革”期间对儿童最大的伤害。“文革”时，小学里的“红小兵”到处介绍学习毛选和语录的心得体会，俨然已经成为成人，有的因此从此不再长大，成了一辈子的“儿童化成人”。有一位署名谢不谦的作者在题为“红色记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的回忆文章中说，刚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就教他们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作者那时能够大段背诵“毛选”，“我虽然不懂‘最高指示’的深刻含义，但却能一字不落，横流倒背，老师就猛表扬我。年过半百，回首往事，一生中备受讽刺打击，就小学三年级受表扬最多。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最高指示’之福。我怎能不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啊？”14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成人化”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网易新闻中心曾以《重庆10岁小学生背诵马克思名篇获薄熙来称赞》为题报道，重庆市举行中小学生“读经典、讲故事”比赛，10岁女孩蒋函晋因背诵马克思名篇《青年的选择》，受到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领导的赞扬。10岁大概也就是小学三四年级，能比当年10岁的那个“不懂‘最高指示’”的谢不谦更懂马克思吗？这种显而易见是食而不化的阅读为什么会受到成人如此的公开赞扬呢？对此大加赞扬的成人，他们应有的成熟判断又到哪里去了？这是“成人儿童化”的征兆呢，还是“儿童成人化”的表现？莫非在一个鼓励这种“儿童成人化”的社会里，早已先就传染了某种不祥的“成人儿童化”？
三、“童年”的构建
儿童过早知道太多成人“可羞耻”的秘密，从太小的时候便开始失去对“可耻之事”应有的羞耻之心，并非是从今天开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一个叫派森斯的小孩，专门为党监视自己的父母，随时随地在窥视父母的反动思想秘密，以便及时向党组织打小报告。这样的儿童有成人的政治觉悟，有成人的冷酷无情，能像成人一样大义灭亲。然而，在正常人看来，这样的儿童成熟得非常可怕，他一点不可爱，也一点不好，他使人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并因此毛骨悚然。我们是以什么理由说这样的儿童“不好”呢？我们对这样的儿童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说是一种正常人的反应呢？
童年研究常常把“童年”视为一种社会产物，一种文化构建，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物性的人生阶段。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他接受法国社会学家、儿童历史研究的开创者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中，儿童的存在是中世纪以后的事情，只有不到400年的历史。波兹曼对童年历史的看法不是线性发展式的，而是从无到有，然后又从有到无，终于消失：“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印刷文字）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15
童年是被“构建”的，对这个“构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另一种则有可能被普遍接受。第一种理解是，“童年”本身是被构建的，童年如果不被构建便不存在，波兹曼引用阿里耶斯的话说，中世纪的孩子7岁后，不靠父母的照顾便能自己存活，因此也被抛入成人世界，成为微型的成人，童年是不存在的。这种构建观受到许多童年研究者的质疑。阿里耶斯是法国研究中世纪家庭和儿童的重要史学家，是儿童史研究的开拓者，其著作《古代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是儿童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并刺激了其后有关儿童与家庭的研究。他认为，在有儿童概念之前，画家笔下的儿童从服装到表情，都与大人没有区别，不是画家不会画儿童，而是根本就没有儿童可画，儿童在画家的头脑里是不存在的。辩驳者指出，文艺的例子不能充分证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全部想法，而且，中世纪的绘画本身就有局限，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出现了儿童，原因可能是因为出现了肖像的现实主义画法，而不是因为画家突然“看到”了儿童。16
第二种理解是，“童年的经验”是由社会构建的，“童年”被添加了具体的社会文化内容，如无休止的考试、领袖或政党崇拜，等等。童年离不开“童年生活”的内容，而童年生活的特征与内容则是由具体的环境（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主导的，儿童行为的价值规范（什么是“好孩子”）也是受这些外在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构建儿童就像构建“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疯子”、“残疾”一样，不是不能从生物或生理上把这些类别的人与其他的类别加以区分，而是单纯的生物或生理的区分缺乏具体和准确的社会文化意义。就像“三从四德”和“独立自主”能造就不同的“女人”一样，中国的“少先队”和美国的公立学校也能把孩子变成不同“儿童”，使他们的“童年”有所区别。
第二种构建比较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按照这种观点，“儿童”是一种由整体社会共同参与构建的观念，而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也不是一个由明确“基因指令的生命时段”，这是一种“构建”的结果。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不加限定，这样的“构建”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的有害误解。
“构建”说最常招来的便是“命定论”的有害误解，它认为，既然所有的社会中都构建儿童，只是内容不同而已，那么，对此也就只能和必须采取一种道德相对论的态度。民主社会构建儿童，与希特勒纳粹极权构建儿童，只是“产物”或“结果”不同而已，而“构建”却是一样的。所以只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价值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孰优孰劣。这样的构建论同样可以用于构建“成人”、“国民”、“人”。这种价值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构建是拥护“国情特殊”论的人们所特别乐意接受的，它反过来又可以用来支持他们所持的道德相对论和犬儒主义，变成一种在儿童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国情有别，无论怎么对待儿童都属合理。
其实，任何社会概念的构建，既不必须是命定论的，也不应该是价值虚无主义或绝对相对论的。例如，“贫”和“富”是社会概念的建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对具体社会中的贫、富或贫富差别作出有关于“社会公正”或“分配正义”的道德评判。“童年”是由儿童在童年时具体“做什么”所构建的，而这些“做什么”以及背后的“为什么这么做”（谁叫这么做、社会环境影响、儿童群体特征和同伴压力等）则是因社会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承认这个事实，不等于不能为不同社会的“童年”确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标准。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迫使儿童成为“童工”、“娃娃兵”、“童妓”是邪恶的呢？
同样道理，虽然在有些国家里确实有“希特勒少年”，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里的家长和成人却并不希望在他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儿童，那理由又是什么呢？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童年，而在于是否有与“童年之善”相一致的“童年”。“失去童年”不好，不是因为儿童从此没了童年，而是因为被迫失去了与“童善”相一致的童年。人们除了把“不善”与性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也还针对其他的不善，并保护儿童不受这些不善的伤害，如仇恨、欺骗、势利、洗脑。
在这些不善的伤害中，波兹曼特别提到了“政治生活的阴暗”，他认为，这是一种应该保护儿童不宜过早知道的成人秘密，而在出现电视之前，这个秘密曾经是比较容易保守的，“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政治人物）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17波兹曼在美国的观察放到中国难免会有所偏差。他担心，儿童过早地接触成人政治会因此变得对政治本身“愤世嫉俗”和“漠不关心”。但是，前面提到的武汉小朋友，他不仅从两岁起收看《新闻联播》，还从七岁就开始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他还上网（波兹曼的时代还没有这个），但他上网只看时政新闻，从不打玩游戏。他对政治非常热衷，一点也没有“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的迹象。
尽管现有的许多儿童研究，包括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还有不少可以补充和扩展的余地，但它们的现实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那种关注客观现实的文化人类学论述包含着一种关于童年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纯学术”的分析理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文化人类学分析，有细节能吸引人，菲利普·阿里耶斯和波兹曼的著作都有这个特点，读者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但同样可以受益于他们的材料介绍，有趣，有知识，令人寻思。有的读者会满足于这样的趣味和知识阅读。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进一步的阅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例如，确实有历史学家把“童年”客观地看成通往成年的人生阶段，但波兹曼与他们不同，他那具有批判意义的那种暗含的“规范理论”使得他在逝去的童年里找到了童年的一些“本质的善”（intrinsic goods），布莱纳（Samantha Brennan）称之为“童年的内在之善”。18正是因为童年有一些内在的善，童年才值得挽留和维护，童年的逝去才成为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在波兹曼那里，无忧无虑（不包括儿童的那些小烦恼）、不必承受成人生活的沉重责任压力（与暴力有关的死亡，与性有关的疾病）、对成年人的性天真无知、远离成人虚伪和不干净的政治，这些都是“童年之善”的构成因素，当然还包括不需要不得不为生计工作，身体不受药物或致瘾物品的控制，充裕的游戏玩耍闲暇等等。后面这些因素也被看成是“成年本质之善”的因素（不必太辛苦劳作；不抽烟；不酗酒；不吸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个社会有条件帮助儿童享受这些“童年之善”的，但却不这么做，就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标准，波兹曼才会批评“广告大量使用十一二岁的女孩做性对象”、儿童体育的职业化（“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儿童进入职业化和世界级业余体育比赛，并因此接受残酷的体育训练。19
同一个事物可以被不同的内容构建成不同的概念，而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里也会被注入不同的“优先内容”。例如，“民主”在美国的优先内容可以是选举主题的全民医保、减税、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等等；而在别的国家则是争取公民的自由选举权、维护公民言论、结社的权利、要求有独立的公共媒体等等。“儿童”和“孩子”的问题也是一样。在波兹曼关注的世界里，“孩子这个词经常用来描述那些不能阅读的成人，包括在智力上被认为孩子气的成人”。20但是，在奥威尔关注的那个世界里，有阅读能力的成人，阅读的是极权统治让他们阅读的文字，他们不仅阅读像“专制就是民主、战争就是和平”这样的宣传，而且还相信（至少装作相信）这就是真理。这时候，什么是波兹曼所说的“智力”，便成为一个令人困惑，而不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智力”本身也就成为一个被以不同方式构建的东西。
四、什么是“好的童年”
极权统治用宣传愚弄人民，是因为人民的智力低下吗？有人确实说过，极权统治下的成人言行像是儿童，而儿童的言行则又像是成人。即使这暴露成人普遍的“低智力”的表现，但却不见得就表现了儿童们不凡的“高智力”。奥威尔并不把这种反常现象视为一个“智力”问题，而是把它看成是极权统治下人们所特有的一种“双重思想”（doublethink）。智力越高的成人就越能娴熟地进行“双重思想”，而儿童则往往难以具有这种成熟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机械地模仿成人。“双重思想”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一九八四》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21
一个人要熟练地进行双重思想，就必须有相当的文化，受过相当的教育，唯有如此才能把握得恰到好处，像说真话一样地撒谎。这才是“正确思想”的精致谎言。一般的“孩子气成人”（如“大老粗群众”）是难以办到的。他们要么就是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要么就只会笨头笨脑地说谎。说谎的本领于是成为区分精英和大众的语言能力和“思想水平”。谁的谎说得越好，越能运用“双重思想”，谁就越能成为“上等人”，成为“领导”，甚至领袖，“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22
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互为镜中的影像，儿童的生活世界和成人生活世界都由同一个极权统治意志构建，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前所未有地模糊了，即使与中世纪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极权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都担负起“正确政治”的重责大任，但是，那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成熟，尤其是儿童。在波兹曼所关注的社会里，过早担负起成人责任指的不过是父母离异造成的儿童困扰、害怕和焦虑无助。但在奥维尔所关注的极权社会里，儿童过早担负的成人责任却是在心里培植和浇灌与他们年龄不符的崇拜、仇恨、暴力、猜疑、冷酷、奸诈和多疑。纳粹作家赫尔马（Ernst Hiemer）撰写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毒蘑菇》（1938），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像识别毒蘑菇一样去发现暗藏的犹太人。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中叙述的苏联“红色少年”巴甫列克，“勇于揭露敌人和奸细”，曾向警察检举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因此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巴甫列克因此成为斯大林时代苏联广为宣传的儿童学习榜样。23这样的儿童在小时候就已经具有比成人更高的“政治觉悟”，长大后又将进一步成为怎样的成人？
波兹曼所说的“成人化儿童”是一种长不大的成人，他认为，古往今来这种长不大的成人都是由于“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造成的。24奥威尔让我们看到，在人类出现了极权统治后，这个说法必须有所修正。波兹曼说，儿童之所以为儿童，是因为他们应该被成人保护着，不至于在缺乏理解力的状态下过早地接触人类的残忍、暴力、死亡和野蛮的欲望。成人不同，成人对这些儿童不宜的生活和人性内容应该有成熟的理解力。
但是，波兹曼的判断如果放到一些地方却并不正确，因为那里许多成人年龄虽大，但一辈子缺乏成熟的理解力，对残忍、暴力、死亡麻木不仁，对野蛮的欲望肆意放纵。他们可以有很好的“读写能力”，但却未必当得起“成人”的称号。比如，有一些诗人和作家的读写和文字驾驭能力是不用怀疑的，智力也不能说不成熟，思考的也往往是生与死这样的重大成人问题，儿童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们对于死亡和生命价值的认识未必就能证明他们真的已经长大成人。
奥威尔让我们看到，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智力的成熟”已经不再是衡量成年人和儿童区别的标准，因为“智力”是可以被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文革”中，最具革命智力（“觉悟”）的是“红卫兵”甚至“红小兵”，而作为他们教育者的教师则必须由他们来进行革命教育。但是，波兹曼的童年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红卫兵”甚至“红小兵”的产生并非没有意义。从他的角度来看，儿童和少年的判断力尚未充分发育，最容易接受洗脑影响，成年人理应保护他们。但是，有的成年人偏偏是利用他们的幼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给予善意保护。这也被称为教育，甚至还是对下一代最重要的，被美誉为“红色”的教育。
其实，这种“红色儿童”的种子早在革命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作家王蒙讲了一个故事。在他的大孙子14岁的时候，他对孙子进行教育说：“我14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我那时候参加了还处在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已经从事革命了。而你现在只知道玩电脑游戏。”孙子立刻就给他这么一个回答：“那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玩具，你连玩具都没有，你不去革命，你还能干什么？”25早年王蒙这个14岁的儿童是一个革命者，在其他孩子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革命，他的“革命觉悟”已经高过于无数的成年人。波兹曼把“游戏”看成是儿童的一个主要特征，儿童不仅爱游戏，而且把“游戏”当成游戏的目的。他认为，专业化的儿童游戏（如儿童的球类和体操专业比赛）是模糊成人与儿童界限的罪魁祸首，因为对这些儿童来说，“比赛并不是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专业化的儿童游戏的罪过在于，它把游戏变成了一种过于严肃的沉重负担，它“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26
“红色儿童”是一些童年消逝了的微型大人，他们在革命游戏中得到的当然不是“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他们的游戏有重要的外在目的，即使不是赤裸裸的损人利己、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亨通发达，那也是为了“接好革命的班”。波兹曼的睿见在于，当儿童和成人变得没有区别的时候，人们便把成人利用和欺骗儿童（以及青少年）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把统治权谋当成是好心的关怀和善意的教育。这种环境中的儿童被诱使去模仿成人的残忍、暴力和仇恨，被强迫去接受和模仿成人的语言、真理、趣味、喜好和人际关系。这些都加剧了其他有害的社会关系因素：蛮横而不讲理的语言、功利而虚假的真理、以粗鄙为荣的趣味、对权势的奴颜婢膝、对权位的喜好与顺从。
关心“儿童的成人化”，说到底，是关心社会对儿童的影响和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必须对波兹曼的两个主要论点作一点修正。第一，他认为“性”是使童年消逝的“成人秘密”，我们发现，还有其他“成人秘密”也在起着这种恶劣的教育作用（如成人之间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贿赂、尔虞我诈、谄媚和奴性），而虚伪的“正确政治”则又是其中特别阴暗的。这是因为，儿童长大了，性就会变得对他们无害；而那种“正确政治”则会使他们一辈子都深受其害。第二，波兹曼认为，童年消逝的主要原因是传媒形式的改变，文字被电视图像所代替，使得原本可以由文字保守的“成人秘密”被难以防守的图像泄漏给儿童。我们发现，传媒的改变也许确实让与“性”有关的成人秘密变得容易泄漏，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加可怕的“成人秘密”泄漏给了儿童，这些秘密甚至不是无意“泄漏”的，而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堂而皇之进行的洗脑宣传。
然而，波兹曼对童年消逝的担忧毕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因为他所担心的那种“泄漏”成人肮脏秘密的教育，它并不只是发生在课堂里，而更为重要的是发生在社会中。因此，关于儿童和童年建构的问题才特别的重要，特别应当引起所有的家长和教育者们的重视。这不仅关乎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教育正本慎始（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子不学，非所宜”），而且更关乎对孩子的不伤害（所谓“救救孩子”）。一个社会中最严重的伤害莫过于对儿童的伤害，而对儿童的伤害则又莫过于精神和心灵的伤害。《圣经·马太福音》就已经告诫世人这种伤害有多么严重：“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圣经》的喻说离今天的世界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因为儿童仍然是人类的未来。然而，圣经时代毕竟没有20世纪极权国家中那种政治化的残害儿童和断送童年。今天的儿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免受政治的侵犯，也更需要一种保持警惕、远离党派意识形态的儿童心灵保护和教育，为了争取和提供这种保护和教育，21世纪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必须作好准备并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