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乐府笺 - 苏轼著、朱孝臧
东坡乐府笺 ［宋］苏轼著 ［清］朱孝臧编年
序
先师龙榆生教授是举世公认的词学大师，早年所著唐宋名家词选、晚年所著词学十讲，皆广为流传，一印再印。特别是前者，自一九三四年由上海 开明书店付梓后，迄今在祖国大陆及香港不断再版，共约二十次之多。唯其东坡乐府笺，自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以线装二册排印问世以后，在大陆仅印过一次，在台湾也仅印过三次，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读者都难得一见，以致治东坡词者，一卷难求，实在令人憾怅。
可是现在好了，在出版界素负盛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龙先生东坡乐府笺的新式标点本，这无疑是当代词坛的一件盛事！
在此书付印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怀春同志约我撰写一篇序。我觉得通常是长辈为晚辈写序，很少有晚辈为长辈作序的先例；而弟子为老师作序则更少见。因此婉谢再三，迟迟不敢动笔。可是怀春同志坚执不允，并说：“你是最适合写这篇序的人选。”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勉为其难，诚惶诚恐，说说我跟龙先生学词的一些体会，借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并就教于方家。
龙先生治词，不像今天流行的那样多重“体制外的研究”。他既谈词人的风格、词史的演进、词与时代之关系，而更重“体制内的研究”。他对词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独具只眼，别有会心。由于善于倚声填词，因此论词时常言人之所不能言，不像有些人那样夸夸其谈，却只是“隔靴搔痒”。在讲授作品时，他多从音乐性入手，解剖词的艺术结构和抒情功能。如在讲授词学十讲时，他便开宗明义地说：“词不称‘作’，而称‘填’，因为它受到声律的严格约束，不像散文可以自由抒写。它的每一曲调都有固定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是经过音乐的陶冶，在句读和韵位上都和。”¹接着，先生便沿着音乐性这根主线，讲解词是怎样从唐人近体诗演化为曲子词、词中的四声阴阳、词中韵位的疏密与表情的关系以及“领格字”的安排与妙用等等，并结合具体作品，作层层深入、细致入微的分析。一九五七年东坡乐府笺重版时，先生仍以音乐性作为指导思想，在此书“序论”中说：“一般所说的词，宋人也把它叫做乐府。它是依据唐 宋以来新兴曲调从而创作的新体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这种‘倚声填词’的新形式，从唐 五代以迄北宋 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把长短句的新体诗完全音乐化了。'那么，曾被李清照讥为“长短不葺之诗'的东坡词，是否有音乐性呢？对此，先生发表了非常辩证的看法。他说：“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的东坡词，不等于说他全不讲音乐。'他既肯定东坡词中不乏音乐性很强的作品，又说东坡能自歌阳关曲，并以此曲与王维的渭城曲逐字对勘，细辨平仄，觉得连四声都不肯轻易出入。正由于掌握音乐性这把尺子，先生在笺东坡乐府时，才能明辨何者为诗，何者为词。如刚才提到的阳关曲，从形式上看，与平起格的七言绝句相似；而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这首词，则似七言八句的律诗，因此从宋代施元之开始，至清代王文诰，都把它当作诗收入东坡诗集。直到朱祖谋的东坡乐府和先生的东坡乐府笺，才确定二者为词。
然而对东坡乐府中格律不严的问题，先生也不讳言。但他认为这正是东坡对发展词体的一大贡献。他说：“东坡词既以开拓心胸为务，摆脱声律束缚，遂于一代词坛上，广开方便法门。”²至此，这被视为艳科的小词，便能“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³，词境日益拓展，冲破了倚红偎翠的局限，可以用来反映个人的政治理想，描写祖国的山川风物。而伤今、吊古、狩猎、悼亡、赠友、怀乡等等题材，在东坡乐府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苏轼：“词自晚唐 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 辛弃疾等一派。”
这一派在词史上通常称之为豪放派，如明人张诗余图谱 凡例云：“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虽然人们多称苏轼为豪放派词人，但龙师榆生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坡词虽有时清丽舒徐，有时横放杰出，而其全部风格，当以近代词家王鹏运拈出‘清雄’二字，最为恰当。”⁴在合论苏 辛风格时又指出：“辛以豪壮，苏以清雄，同源异流，亦未容相提并论。”⁵细玩“清雄”二字，盖指苏词既有清丽、清切、清婉、清华、清雅、清旷的一面，也有雄放、雄豪、雄俊、雄壮、雄奇的一面；而二者又常常交相融会，难以截然分开。以“清雄”二字定格苏词，这就避免了后世将豪放词引入粗豪叫嚣的歧途，保持了词这种文体“情韵兼胜”的艺术特色。
先生之所以以“清雄”定格苏词，盖出于刚柔相济的考虑。晚清 冯煦在为朱祖谋（一名孝臧，号彊村）东坡乐府作序时指出：“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 辛者也……词有二派，曰刚与柔。毗刚者斥温厚为妖冶，毗柔者目纵轶为粗犷，而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 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 张之大辂。”即以一向被称为豪放词的杰出代表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而言，其中既有“大江东去”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也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深沉惋叹；既有“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的绰约风姿，也有词人自己“早生华发”的对影自怜。奇思壮彩，深情苦调，相互交织，变幻无端。说它豪放，有之而不尽然；说它婉约，藏之却不外露。若以“清雄”许之，庶几得之。在我看来，所谓“清雄”，恰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就是对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个互相矛盾的风格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形象说明”⁶。其原乃在于“刚柔相济”，“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龙先生虽然在国步艰难、世事蜩螗之际，政治上走过一点弯路，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泯。即使在汪伪时期，也曾于一九四四年暑假中与张东荪、许宝骙等进步人士，密谋策动伪军郝鹏举向我军投诚⁷。他的治词，也有从爱国思想出发的。一九三七年编著唐五代宋词选时，他就曾在导言中说过：“为了时代的关系和顾及读者方面的程度，特从各家的全集里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情操，一方面对于这种声调组织，得着相当的修养训练，可以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⁸这里标举“豪放一派'，乃是为了抗日的需要，“激扬青年们的志气'，与日寇作斗争，与往日单纯的评东坡词的艺术特色并非出于同一想法。
在东坡乐府中，固然多“随物赋形”之作，“嬉笑怒骂之词”，“不自缘饰”，行文自然。但由于苏轼博览群书，淹通经史，也不免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或以文字为诗，或以议论为词。清人周济就曾说过：“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⁹所谓“事”，乃指事典。事典中既有古典，含典章文物、辞语出处等等；亦有今典，则包括当代有关的人和事。事典也称故实、典实。用事典的作品，可以丰富其信息量，启发读者的联想。因此宋人常以之作为词的一项审美标准，如李清照词论批评秦观词时就说：“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苏轼则不然，其词常多故实，如上引之念奴娇 赤壁怀古，多用三国事。而洞仙歌则就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纳凉摩诃池上故事敷衍而成。其水龙吟 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也都有本事，有待于考核。此类甚多，若不通过笺注，就难以读懂。因此为东坡乐府作笺，就很有必要了。龙师是全面笺注东坡乐府的第一人，有开创之功，值得治词者好好学习，并永远纪念。
我们说先生此举有开创之功，当然不是绝对的。准确地说，这本著作应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谓之“开创”，只是就其笺注的全面性而言。先生在此书后记中谈到它的来历：“曩从上虞 罗子经先生假得南陵徐氏旧钞傅幹注坡词残本，取校毛氏汲古阁本、王氏四印斋影元 延祐本、朱氏彊村丛书编年本，时有胜义，而所注典实，多不标出原书，因博稽群籍，更依朱本编年，作为此笺。”也就是说，先生主要是在宋人傅幹注坡词和晚清 朱祖谋彊村丛书本的基础上完成他的笺注的。既成之后，请他的好友夏承焘校证。夏氏提了一些意见，并为之作序，曰：“榆生此笺，繁征博稽，十倍旧编，东坡功臣，无俟乎扬赞。”先生前辈同乡夏敬观也为之作序，认为东坡诗前人多有编年笺注，“独其词别本单行，未有从事编注者。归安 朱沤尹侍郎（祖谋）始为之校订编年，刊之彊村丛书中。吾友万载 龙君榆生……复取沤尹所编本，考证笺注，精核详博，靡溢靡遗”。以上二序，可谓真知先生者。
现在先生遗著得以再版，予不敏，得以滥竽充数，为此赘言，非敢称序，权作生刍，以为清酌之奠。先生泉下有知，能予指正否？门人徐培均丙戌清明于海上岁寒居。
徐培均
【注释】
¹见词学十讲 第一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²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二七二页。
³清 刘熙载词概，见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三六九〇页。
⁴东坡乐府综论，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一九九七年版二五八页。
⁵同上二六三页。
⁶程千帆、莫砺锋苏轼的风格论，载成都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⁷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⁸唐五代宋词选，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版。
⁹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一六三三页。
标点整理说明
龙榆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词学专家，其所著东坡乐府笺为近代整理校释苏轼词集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近年来苏轼词集整理成绩斐然，先后出版了数种专著，其中多有引用、借鉴龙笺者。东坡乐府笺仍是当今研读苏轼词集不可或缺的文本。此书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重版以来未曾再印，学者、读者难得一见。今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排印线装本，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体例重新标点整理，各项处理条列如下。
一、原书明显排印错讹和异体字径予改正。龙笺引用前人著作多以节录；征引前人诗文，文字与今所见者或有异同；龙笺词头与正文或有不完全对应处：为保持原貌，整理时未作改动。
二、龙笺征引前人诗文，篇名或标或不标；前注复见后文者，曰见某卷某阕，然该阕之首句或出或不出。整理时为统一体例，凡未出篇名、首句者皆予补出，并加（）标示，以便读者。部分征引诗文来源不明者，未能考知确切篇名，即保留原貌。
三、龙笺征引前人诗文偶有错讹者，于必要时加按语说明。讹字加（）标示，正字、补字加［］标示。
四、龙笺卷下题“朱彊村先生编年圈点”。朱氏编年，仍按原书以“朱注”标出。原有圈点未予保留。
限于学识，标点难臻善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怀春
二〇〇九年五月
序论
我们祖国的诗歌，自诗经以来，绵历二千数百年之久，不断产生着丰富多彩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的产生，最初都是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创作，和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发展到了相当时期，它就会脱离母体而独立生存，开拓它的广大园地，在诗歌史上特放异彩。苏轼在长短句歌词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一般所说的词，宋人也把它叫作乐府。它是依附唐、宋以来新兴曲调从而创作的新体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这种“倚声填词”的新形式，从唐、五代以迄北宋 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把长短句的新体诗完全音乐化了。五、七言近体诗进一步发展以后，由于不断的音乐陶冶，不期然而然地会有“句读不葺”（李清照说）的长短句的新体格律诗的出现。苏轼看准了这个发展规律，也就不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从“曲子”中解放出来，在词坛独树一帜，打开“以诗为词”（陈师道说）的新局面。这正好表示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是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
在“横放杰出”的东坡词派尚未崛兴之前，对长短句歌词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绩的，在晚唐则有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则有柳永，为教坊乐工所得新腔创作歌曲（避暑录话卷三）。这样，把唐、宋以来新兴歌曲的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起来了。一般不懂音律的诗人，有了这个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们的固定形式，体会每一词牌的不同情调，“从心所欲”地来说作者自己所要说的话。温、柳二家的开创之功，是不容抹杀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曾说过：“飞卿南乡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金奁集）。苏轼虽与柳永立于对立地位，但读到他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还不免要赞美一声：“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卷七）苏词的作风，固然脱尽了温、柳二家的羁绊；但对创调方面，如果没有温、柳在前为词坛广辟园地，那他也就很难写出这许多“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卷四）的好词来。饮水思源，不能不在这里特提一下。
从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谓北宋时代。五代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 赵匡胤定都汴京（开封）以后，中国复归于统一。人民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渐渐繁荣了起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谈到当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都市繁华达到这样的程度，就为新声歌曲创造了发荣滋长的必要条件。柳词所以为当时广大人民所喜爱，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可是统治阶级的粉饰太平，掩盖不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宰相吕蒙正就曾说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史卷二百六十五）人民遭受到这样凄惨的境遇，有良心的诗人，是不能熟视无睹的。加上仁宗朝（一〇二三—一〇六三）对西夏用兵的累遭惨败，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就把西夏这个敌国刻刻放在心上，而有“甘心赴国忧”的雄图。不但苏词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猎词）的豪语，连黄庭坚谪贬黔中时，还把“静扫河西”（山谷词 洞仙歌 泸守王补之生日）寄希望于他的朋友。这些情况，反映到诗人们的思想感情上，是不容许再像柳永那样，把生活圈子局限在“浅斟低唱”的“偎红倚翠”中了。“关西大汉，铁绰板，铜琵琶，唱大江东去”（吹剑录），恰好是适应时代要求，发挥了苏轼的创造性，用来打开南渡诸爱国词人的新局面，这不是什么偶然的。
苏轼是一个“奋厉有当世志”（墓志铭）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见解偏向保守，和王安石立于反对地位，但他毕竟具有爱国思想，而且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他到处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连在谪贬黄州和惠州、琼州时，都和农民相处得很好，并不把个人遭遇戚戚于怀。这是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壮阔的抱负！他自己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他的散文和诗、词，风格都是一贯这样的。苏辙替他作的墓志铭，提到他的思想发展，最初是留意于贾谊、陆贽的政论；后来又爱好庄子，说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终乃深契于佛教的禅宗，“参之孔、老，博辩无碍”。他的思想无疑还有消极的一面，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关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够在颠连困苦的谪贬生活中，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敬爱。同时他的胸襟开阔，不介怀于个人的得失，不以一时挫抑动摇他的心志，一直抱着积极精神来追求现实和真理。像那最为广大读者所传诵不衰的作品，如赤壁赋及水调歌头 中秋词，都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现。他的创作方法是“随物赋形”，做到“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所谓“不自缘饰，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说他不过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贯串着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是从多方面的学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
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的东坡词，不等于说他全不讲究音律。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碧鸡漫志卷二）陆游说：“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这都只是说明苏词不肯牺牲内容来迁就形式，千万不可误解，认为学习苏词可以破坏格律。破坏格律，就不能够算作长短句歌词；死守格律而不能够充实内容，那也就会失却它的文学价值。陆游曾经听到晁以道说起：“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同上）我们再看他自己写的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把来和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逐字对勘，连四声都不肯轻易出入。他在黄州，栝陶渊明归去来辞作哨遍，明明说道：“使就声律，以遗［董］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东坡乐府卷二）这难道不是作者重视词的音律的最好证明吗？南宋以后所谓“豪杰之词”，自侪于苏、辛一派，如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虽然集子中也有些“壮颜毅色”、“可以立懦”的佳作，但是充满了生硬字面，读来格格不易上口，失掉了词的音乐性，这是不能借口学苏而自护其短的。
当柳七乐章风靡一世的时候，苏轼挺身而出，指出向上一路，和他对抗。虽然他的朋友和学生如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都不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起来拥护他的主张，而且还是抱着怀疑态度，但他自己却凭着满腔的“逸怀浩气”，只管“我自用我法”地不断写作。这也证明他是确有远见卓识，看准了长短句歌词的发展道路，才有勇气这样坚持到底的。风气一开，于是他的学生黄庭坚、晁补之跟着他走了，他的后起政敌叶梦得也仿效起他的作风来了。北宋末、南宋初期，所有诗人志士，于丧乱流离中，往往借这个长短句歌词来发抒爱国思想，以及种种悲愤激越的壮烈怀抱，有如岳飞的满江红，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张元幹的贺新郎、石州慢等，以至陈与义、朱敦儒、韩元吉、向子、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陈亮、刘过等的某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不受东坡影响的。这个“横放杰出”的词风，一方面也推向北方发展，有如金代作家吴激、蔡松年等，以及元好问中州集中所录诸作家，也很少不是苏词的流派。辛弃疾怀抱“喑呜鸷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的雄才，突骑渡江，以恢复中原自任；同时把移植金国的苏词种子，挟以俱南，于原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苏词发展到了稼轩，于是文学史上所大书特书的“苏 辛词派”才得正式建立，从而使这个特种艺术形式充实了它的内容，不妨脱离音乐而独立生存，为长短句歌词延长了七八百年的生命。宋末作家如刘克庄、文天祥、刘辰翁等，金末作家如元好问，以迄清代作家如陈维崧、吴伟业、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等，虽然因了作者的身世不同而异其造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坡词格的熏陶，在一些代表作品中，还凛然有它的生气。穷源竟委，苏轼在词学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二十二年前，我曾从南陵 徐积余先生借得旧钞傅幹注坡词残本，并依朱彊村先生编年本东坡乐府重加排比笺释，写定为东坡乐府笺三卷。初版刚出，遇到日本侵略者来犯，传本遂稀。兹因各方要求，略为订补，并增苏辙所撰墓志铭及各家对苏词的评语，仍托商务印书馆重印。试论苏词的特点和它的影响所及，以供参考。不当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龙榆生写于上海
序一
诗文集非出手定，为后人所辑录者，往往次序凌猎，读者不得寻迹相证，以窥其旨，于是乎有编年；摛藻遣词，字有来历，校正讹舛，必详其源，于是乎有笺注。东坡诗前有百家王注，毗陵 邵长蘅、海宁 查慎行、桐乡 冯应榴、仁和 王文诰踵起编年校补，可谓备矣。独其词别本单行，未有从事编注者。归安 朱沤尹侍郎，始为之校订编年，刊之彊村丛书中。吾友万载 龙君榆生，好学深思，以能诗词，先后教授于厦门、上海诸大学。暇日复取沤尹所编本，考证笺注，精核详博，靡溢靡遗。夫词于文章，先辈所视为小道也。然以古例今，街巷讴谣，轩所采，士夫润色，升歌庙堂，三百篇亦周代之词耳。古今文字嬗降，诗变为五七言，又变而为词，为南北曲，愈近则愈切于民俗国故。词莫盛于赵宋，乐章、片玉，几乎家弦户诵。东坡在当时，异军特起，孤抱幽忧，托于风人微旨，宜榆生好之笃而考订之勤也。比集朋辈为沤社，月课一词，座中榆生年最少，著述最矜慎。笺方毕，赍稿就予，殷殷求益。予不能有助于榆生也，因为序言以归之。新建 夏敬观。
序二
昔李东阳论坡诗，谓汉 魏以前，诗格简古，不得著细事长语。杜诗稍为开辟，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此说也，予以为尤合于论坡词。盖诗至玉川、逋翁，纵横奇诡，已非杜、韩所能牢笼，虽坡无以远过。若其词横放杰出，尽覆花间旧轨，以极情文之变，则洵前人所未有。撷其粗迹，凡有数创焉。杜、韩以议论为诗，宋人推波以及词，若山谷、圣求、坦庵、竹斋诸家之论禅，重阳、丹阳、磻溪、清庵诸羽流之论道，以及稼轩、中庵、方壶、西崖之论文，徐鹿卿、陆墙东之论政，枝歧蜕嬗，溯其源实出于坡之如梦令、无愁可解，仲淹、半山，未足比数。此其一也。曹公谢客，好摭经子入诗，在词则坡之醉翁操、西江月、浣溪沙为其权舆。后来龙洲、竹斋之用语、孟，稼轩、方壶之用诗、骚，清庵、虚靖之用易、老，以及方壶衣絮之取义淮南，芦川稷雪之数典诗疏，虽落言筌，无嫌质实。乐府指迷以不用经典为清真冠绝者，非可持绳诸贤不羁之驾。此其二也。汤衡序于湖词，谓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发自坡公。此殆指水调歌头之栝韩诗，定风波之裁成杜句。他如以归去来辞谐哨遍，以山海经协戚氏，合文入乐，尤坡之创制。继起如石林、阳春、遯庵、道园、后村、竹山，皆有括渊明、李、杜之诗，马迁、苏、欧之文。吾乡林正大风雅遗音且裒为专集，固近绪余，亦见创格。此其三也。荆公、子野始稍稍具词题，然寂寥短语，引意而止。坡之西江月、满江红、定风波，皆系详序，水龙吟一章，尤斐然长言，自成体制。效之者稼轩、明秀、遗山、秋涧、洲，皆二百余字，方是间之哨遍，明秀之雨中花，皆逾三百字，白石且以四百数十字序征招。诗人制题之风，浸淫及词，撢其朔亦必及坡。此其四也。要之，令词自晏、欧以降，其势渐穷，耆卿阐其变于声情，东坡肆其奇于文字，昔之以莹冰晖露、不著迹象为尚者，至是泮为江河而沛然莫御，盖自凝而散，合其道于诗文矣。四端旨要，无以逾此。虽云禁囿既开，横流亦滥，其功罪未可遽论，然此岂暖姝拘墟之徒所当容议哉？榆生此笺，繁征博稽，十倍旧编，东坡功臣，无俟乎扬赞。委为弁言，聊举碎义，祈为读坡词者之一助。若云管窥筐举，未览其全，则詹詹固无所逃难也。一九三四年十月，永嘉 夏承焘敬序。
东坡先生墓志铭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 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 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 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筏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筏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筏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
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乃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判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擿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 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
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
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確，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
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籴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从之，由是吴 越之民复免流散。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湮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 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扰之害。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崄。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从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朝廷不从。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
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视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尽许之。公曰：“汉 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故不敢何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复以赃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竁，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
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 玉局观，居从其便。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簟、符、箕、籥、筌、筹。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 郏城县 钓台乡 上瑞里。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
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当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后，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铭曰：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与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无其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弟苏辙撰
东坡词评／龙榆生辑录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
苕溪渔隐曰：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连空”快哉亭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初夏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夜登燕子楼词，“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咏笛词，“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咏梅词，“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宴流杯亭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夏夜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别参寥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秋夜词，“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重九词。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评本朝乐章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评语
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黄晚年间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黄差劣。苏在庭、石耆翁，入东坡之门矣，短气跼步，不能进也。
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龙，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宋胡寅题酒边词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诗出于离骚 楚词，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 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东坡七夕词后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
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陆游说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宋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 颂入郑 卫也。
宋张炎词源卷下杂论
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榆案：现行东坡词未见此调）、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栝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 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金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子瞻“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快语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壮语也；“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榆案：此二句为陈与义临江仙词，王氏误记），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爽语也。其词浓与淡之间也。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尽皆尔，词亦尔。
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四
苏、辛并称，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与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学而至。
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华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幨诸家，惜未诣此。
清王鹏运半塘未刊稿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水调歌头、卜算子 雁、贺新凉、水龙吟诸篇，尤为绝构。
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
近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兴化 刘氏 熙载所著艺概，于词多洞微之言，而论东坡尤为深至，如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又云：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华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东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又云：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观此可以得东坡矣。
近人沈曾植菌阁琐谈
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絛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朋，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不免局促辕下。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
近人夏敬观手批东坡词
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
东坡永遇乐词云：“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予既重校二十年前所纂东坡乐府笺，随录诸家对苏词之总评若干则，以便参考。其有未备，容俟续编。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龙榆生记于上海寓庐之葵倾室。
这是第一篇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