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六 陈祐（思谦 天祥）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祖忠，字公茂，有学行，乡党尊而师之，称为茂行先生。父子安，早卒。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穆哥王府署祐为尚书，王分土于河南，又表祐为河南府总管。下车之日，礼聘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元等，咨以治道，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椒竹诸税、粮料等钱，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
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真除祐为总管。时州县官未给俸，多贪暴，祐独以清慎见称，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改南京路治中。适大蝗，徐、邳尤甚，责捕急，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令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今早刈之。”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祐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使刈谷，两州之民皆赖焉。
三年，朝廷以祐降官无名，乃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冲要，号为难治，祐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干墓，请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祐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曰：
臣闻殷、周、汉、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创业之君，必生守文之主，盖创业之君，天所以定祸乱；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圣朝之兴，太祖皇帝龙飞朔方，雷震云合，天下响应，统一四海，虽汤、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圣朝，实生陛下，陛下神武圣文，经天纬地，能尽守文之美，兼隆创业之基，典章文物，灿然可观。暨遐陬绝域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虽高宗之兴殷，成康、宣王之兴周，文景、光武之兴汉，太宗、宪宗之兴唐，无以过也。是以海内豪杰之士，翕然向风，咸谓天命陛下启太平之运者有四，民望陛下树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请条列而言之。
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辞伐罪，西举大理，势若摧枯，南渡长江，易于反掌，此天命陛下扬万里之威，定四方之乱，将降大任于陛下。即位之后，内难方殷，藩王之构乱者在北，逆贼之连祸者在东，然天戈一指，俱从荡平，此天命陛下削藩镇有衅之权，新唐虞无为之化，将以跻斯民于仁寿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启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臣闻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传子，非不欲法尧、舜禅让之美也，顾其势有不能尔。何则？俗有厚薄，时有变迁，苟或传非其人，祸源一启，则后世争夺之乱，未易息也。以是见圣人公天下之忧深矣。故孟轲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夫所谓天与子者，非谓天有谆谆之言，告谕人主以传子之计也，政谓时运推移，无非天理圣人能与时消，息动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长久，至有逾六七百年者，以其传子之心公于为天下，不私于己故也。伏见圣代隆兴，不崇储贰，故授受之际，天下忧危。曩者，建藩屏之国，授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卫社稷，实祖宗创业之宏规也。迨乎中统之初，颇异于是，恃其国之大也，谋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强也，图危社稷者有之。当是之时，赖陛下断自圣衷，算无遗策，故总揽权纲，则藩镇之祸消，深固根本，则朝廷之计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经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观之，国本之议，昭然甚明，不可缓也。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夫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民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基于圣代，俾入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壹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陛下蕴谦光之德，纵不欲以天下传子孙，独不念宗庙之灵，社稷之重，生民之涂炭乎！愿陛下熟计而为之，则天下臣民之幸甚矣。
其二曰中书政本，责成之任宜专。臣伏见陛下励精为治，频年以来，建官分职，纲理众务，可谓备矣，曰中书，曰御史，曰枢密，曰制国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书，铨叙流品，编齐户口，均赋役，平狱讼，此左右部之责也；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廪，百姓富饶，国用丰备，此制国用之职也；修军政，严武备，辟疆埸，肃号令，谨先事之防，销未形之患，士马精强，敌人畏服，此枢密之任也。若夫屏贵近，退奸邪，绝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门，纠劾非违，肃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气，运行四时，条举纲维，著明纪律，总百揆，平万机，求贤审官，献可替否，内亲同姓，外抚四夷，绥之以和，镇之以静，涵养人材，变化风俗，立经国之远图，建长世之大议，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书不可也。皇天以亿兆之命，悬之于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爱下民，其道无他，要在慎择宰相，委任责成而已。陛下元首之尊也，中书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书则无以尊上，非御史则无以肃下，下不肃则内慢，上不尊则外侮，内慢外侮，乱之始也，上尊下肃，治之基也。故虞书载明良之歌，贾生设堂陛之喻，其旨岂不深且远哉！凡今之所以未臻于至治者，良由法无定体，人无定分，政出多门，不相统一故也。臣谓诸外路军民钱谷之官，宜悉委中书通行迁转，其赏罚黜陟，一听于中书，其善恶能否，一审于御史。如此，则官有定名之实，法有画一之规矣。又大臣贵和不贵同，和于义，则公道昭明，有揖让之治，同于利，则私怨萌生，起忿争之乱，此必然之效也。诚能中外戮力，将相同心，和若盐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夹辅王室，协赞圣猷，陛下临之以日月之明，怀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权，执文武之柄，俾知法有定体，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运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职，各尽乃心。夫如是，天下何忧不理，国势何忧不振乎！虽西北诸王未觐天颜，东南一隅未沾圣化，其来庭之议，称藩之奏，可克日而待，不足为陛下忧也。所可忧者，大臣未和，公道未昭，群小流言，荧惑圣听，干挠庶政，亏损国威，摧壮士之心，钳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以尽节为愚，以告讦为忠，以直言为讳，是皆奸人敌国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习以成风，将见私门万启于下，公道孤立于上，虽有夔、皋为臣，伊、周作辅，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窃弄威柄者，御史自当劾之，乃其职也；百官自当论之，乃其分也。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惟陛下远之，则天下幸甚。
其三曰人材治本，选举之方宜审。臣闻君天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其来尚矣。盖天地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以待时君之用。是以圣王遭时定制，不借材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臣愚以为，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犹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犹古之人材也，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伏见取人之法，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是皆一己之偏见，非古今之通论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唐以上，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后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辅，盖亦多矣。其丰功盛烈。章章然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迹其从来亦可考也。或起于耕耘，或来于版筑，或猎于屠钓，或因献言而入侍，或由荐进而登朝，至于贤良方正，孝廉贡举之途，遭际万殊，不可胜纪，岂一出于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数百年间代不乏人，名臣伟器，例皆以科第进，岂皆一出于选举乎？及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论道佐时，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夫士之处世，亦犹鱼之处水，其取之之术，固有筌罾罟钓之不同，期于得鲂得鲤则一也。臣愚谓方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进，士历显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咨询典故，一也。内则将相公卿大夫，各举所知，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进贤良则受赏，进不肖则受罚，二也。颁降诏书，布告天下，限以某年开设科举，三也。三科之外，继以门荫，劳阀参之，可谓才德兼收，勋贤并进，如此则人人自励，多士盈朝，将相得人于上，守令称职于下，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犹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基宗社于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为急务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其斯之谓欤抑！臣又闻，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自古为难。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诸侯强大，将不利于社稷，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安上全下之计，莫若众建诸侯，而分其力，可谓切中时病矣。然举朝皆以谊言为过，故帝虽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国连兵，几危汉室，谊之言始验于此矣。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黩武之时，重敛繁刑之际，一踵亡秦之覆辙，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为宜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调，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鼓。又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谓深识治体矣。然当时皆以其言为迂，故帝虽纳之，而不果行。逮至季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于是发仁圣之言，下哀痛之诏，仲舒之言始验于此矣。向若文帝早从贾谊，武帝早用仲舒，其祸乱之极，必不至此，汉之为汉，又岂止如是而已哉！洎乎有唐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纳谏为心，而魏徵之伦，耻其君不及尧、舜，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听无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较德，优迈前主矣。
臣诚才识驽钝，不足以比拟前贤，如霄壤泾渭，固自有间。然于遭逢圣明，诚诚恳恳志在纳忠，其义一也。臣请以人身之计言之。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时变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应之，故祁寒则衣裘，甚暑则服葛，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盖亦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国计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谓三本之策，若施之于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于陛下守文之时，诚得其宜，此天下之公论，非臣一人之私意也。
书上，事虽未能尽行，时论韪之。
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使，迁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议之。祐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欲奏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祐有异同，许以祐为尚书参知政事。及入议，祐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虚位，不须设。阿合马怒其忤己，除祐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构，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辩其冤。王怒甚，祐执议弥固，王亦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伐宋，遣祐佥山东民军。民闻祐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于是逃匿者皆出，应期而办。十三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属吏闻祐至，多震慑失措，祐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法。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温、台民数千口，祐悉夺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遗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祐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起，仓猝不及为备，中流矢而卒，年五十六。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颍川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诗文，有《节斋集》。
三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在扬州闻祐遇盗死，泣请行省，愿复父仇，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累迁朝列大夫、庆元路治中；皋、奭，皆侍仪司通事舍入。孙思鲁、思谦。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祐弟天祥。
思谦少孤，警敏好学。天历初，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谦，时年四十矣，召见兴圣宫。明年，授典宝监经历，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选。其官属不当与群臣并列，朝会宜置百官之后、大乐之前。”诏从之，而二司隶礼部如故。
至顺元年，拜西台监察御史，条上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结人心，三曰崇礼让，四曰正纲纪，五曰审铨衡，六曰励孝行，七曰纾民力，八曰修军政。先是，关陕大饥，民多鬻产，及归，皆无地可耕，思谦请听民倍直赎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贫者获已弃之业，从之。监察御史李扩行部甘肃，金州民刘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称流民王延禄，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财，扩听之，以酷刑考其父，思谦劾扩逆父子之伦，坏朝廷之法，遂抵扩罪。
明年，迁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监察御史。首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增数十倍。至顺元年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又言：“军站消乏，佥补则无殷实之户，接济则无羡余之财，倘有征行，必括民间之马，苟能修马政，亦其一助也。今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宜设群牧使司，统领十监，专治马政，并畜牛羊。”又言：“铨衡之弊，入仕之门太多，黜陟之法太简，州郡之任太淹，京朝之职太速，设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衙门，冗滥不急者，从实减并，其外有选法者，并入中书。二曰，参酌古制，设辟举之科，令三品以下各举所知，得才则受赏，失实则受罚。三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盖使外职识朝廷治体，内官知民间利病。今后历县尹有能声善政者，授郎官御史，历郡守有奇才异绩者，任宪使尚书，其余各验资品通迁，在内者，不得三考连任京官，在外者，须历两任乃迁内职。凡朝缺官员，须二十月之上，方许迁除。”帝俞其奏，命中书议行之。时有官居丧者，往往夺情起复，思谦言：“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遂著于令。诏起报严寺，思谦曰：“兵荒之余，当罢土木，以纾民力。”帝悦曰：“此正得祖宗立台宪之意，继此事有当言者，无隐。”赐缣帛旌之。未几，迁右司都事。
元统二年五月，转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台都事。后至元元年，出为淮西道廉访副使。期月，引疾归。六月，召为中书省员外郎。上言：“强盗但伤事主者，得死罪，故杀从而加功者，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与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因奸杀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与律不合。”事下刑部议，皆为改定。
至正元年，转兵部侍郎。丁内艰，服除，召为右司郎中。岁凶盗贼蜂起，剽掠州县，思谦白于执政，当竭府库以赈贫民，分兵镇抚中夏，以防后患，不从。后卒如思谦言。五年，参议中书省事。转刑部尚书，改湖广廉访使。八年，迁淮东宣慰司都元帅。九年，迁浙西廉访使、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辞。
十一年，改淮西廉访使。寻召入为集贤侍讲学士，修定刑律。十二年，拜治书侍御史。明年，擢御史中丞，思谦以年近七十，上章告老，不允，特旨进荣禄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谢感疾，明日卒。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通敏。
天祥，字吉甫，少隶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李璮叛，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授天祥千户，屯三汊口，以遏宋兵。事平罢归。初，天祥未知学，祐不之奇也，别数岁，献所为诗于祐，祐疑假手它人，及与语，出入经史，大为嗟异。至元十年，起为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大兵渡江，论军事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重。
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倡乱，行省命天祥权知军事。父老上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而收之，操持过急，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白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此地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少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便宜处置。凡天祥所施设，皆合众意，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分宁盗起，谍者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告其徒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变更旧政，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乱，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多乘势杀守将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为宣慰使，鼎帅兵讨之，至樊口溺死，贼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出精兵击之，必获全胜。”居贞深然之，乃引兵伏于青山，贼至，果为官军所败。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人。乱民闻官军至，皆依险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遣人谕以祸福，使各归田里，惟擒其渠魁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物，召而还之。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亦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百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右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炽。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百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论世荣奸恶，曰：
卢世荣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
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成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捐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及！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腴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以赋轻而后足，国以民足而后安，《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足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视民如仇，为国敛怨。果欲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百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有不可胜言者。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今取其所行与所言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愈虚耗；始言令百物自贱，物愈腾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今所措置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奏上，世祖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比至，即日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未及言者，帝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擢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要束木姻党，诬天祥以罪，欲杀之，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东西道廉访使。山东盗起，诏求弭盗方略，天祥奏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执政颁行诸路，由是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惑众，所至官为建神堂，愚民奔走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怪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所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之，杖于市，自此妖妄屏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宣慰使贪暴骫治诸事，不听，遂以任满辞职。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六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疏论征西南夷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日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弃众奔逃，仅以身免。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兵，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返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官军数万，止仰今次运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又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阻要害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
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地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不可胜言。又闻八番罗国，向为征西官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仍谕自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招之，使官民上下皆知，不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民格，充国缓战而诸羌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使其水路经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宝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米船必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之，畜威以制之，期之以久，服之以渐，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后用兵。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必无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俟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仍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
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天祥还都且一岁，未尝得见帝言事，常郁郁不自释。八年正月，移疾归。至通州，中书遣使追之，不肯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驿传，官护送至其家。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以年老固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年八十七。累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史臣曰：陈祐建言三本，皆当世之要务。天祥抨击奸臣，尤为侃直，方之轼辙，庶几嫓美。思谦议论可观，出为方面，未著名迹，殆非治事之才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