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孝（当时五十八岁）

在这一系列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采访当中我想的是，受害者出身地为关东以北、以东的实在太多了。而以南、以西出身的人屈指可数。这可能同地铁路线有某种关系。尤其关西出身的人委实少而又少。所以，同大阪出身的石原先生说话时，作为同是关西长大的人，总觉得有些亲切。虽然用的不是来自关西方言，但谈话的调门基本是不折不扣的关西味儿。这使得谈话——当然是内容严肃的谈话——顺风顺水一路畅通，当然也有人格方面的原因。

由于某种原因，石原先生被住院时同病房的几人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他打呼噜的声音实在惊天动地。这点他本人也一清二楚，笑吟吟地说：“我打呼噜声大，想必给别人添了不小的麻烦。”看上去蛮有大人气度。

虽已年近六十，但看上去十分年轻，精力充沛得很。无论干什么，只要干就拼死拼活竭尽全力。兴趣也广泛，高尔夫最高打到77分。公司的工作也干得不在任何人之下——倒是没有说出口——言谈中充满这样的自负。沙林事件使得他的人生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让他思考了很多事情。

在因工作打交道的过程中，彻底成了韩国迷，近来在热心学习韩国语。一说起韩国语就眉开眼笑——想必心很年轻。

从京都一所大学毕业后，进了现在的公司（注：一家大型纤维制造企业）。我是技术人员，和总公司没什么缘分，在那里研修了一年后，紧接着去了位于德岛的工厂。大学毕业那年是昭和三十四年，当时的纤维行业非常景气，正是日本的基干产业。我在大学里专门研究化学合成，就是所谓化学纤维，正好赶上涤纶啦尼龙啦这些纤维闪亮登场的时期，就满怀憧憬地进了公司。在德岛，一直做类似研究开发这样的工作，很有意思。因为是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不便说得太具体，反正在我们研究开发的东西里面，商品化投入生产的有很多。

我在德岛度过了自己的一半人生。妻子也在那里来了个“就地录用”（笑）。我家有四口人，除了我以外，都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不会德岛话的就我一个。我们一起来到东京，不过我女儿和那儿的人结婚了，现在又回德岛了。德岛确实是个好地方啊。人们性情温和，若往坏里说，就是很悠闲，和大城市完全不一样。我在德岛的时候，有条路叫十一号国道，要是有辆车从那儿跑过去，十分钟之内不会来第二辆。人们就悠闲到了那种程度。虽说那时很年轻，但也没觉得乡下生活有多么寂寞。因为我是从城市来的，一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对路，好在我适应能力比较强，很快就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我不是很在意细节的人。我结婚那年是二十五岁，东京奥运会那年有了女儿，现在已经有两个孙子了。

——是吗，怎么看也不像是有孙子的年纪啊。

那是的。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岁左右。毕竟房贷还有好多没还完呢，总不能这么轻易就老了吧（笑）。我最近在埼玉三乡那个地方买了套公寓，经济上很吃紧呀。

回到东京来是在昭和六十年(7)。就是说调到了总公司这边工作。来这边大约三年以后，天皇陛下离世了。说起来，我在德岛一共待了二十六年。儿子住在市川，做计算机编程之类的工作，他那儿也有我一个孙子。不过，他的那个工作好像很忙，每天都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咳，到底因为年轻吧，工作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

离开德岛倒也没觉得很孤单。一来在一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二来自己研究的东西也算投入了生产，感觉上差不多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再说我的两个孩子那时都在东京。女儿当时是空姐，儿子正上大学，两人在东京租了一套公寓，一起生活。所以，离开德岛去东京，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买下公寓是在六年前，就是泡沫经济开始后没多久。房价稍微便宜些的，三千万日元一套的也有，即便我们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总算能买得起了——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吧。

我上下班的车站是千代田线的金町，就是换乘北千住的日比谷线。早上七点二十分从家里出发，八点二十分就到了在人形町的公司，工作从八点半开始。只要车一来，大家就蜂拥而上，所以根本捞不着座位坐。一年里能有一次运气好的时候坐着，那简直就是奇迹了。没座位可坐倒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不过……，是啊，那么说来，我最近变得有些想坐了呢。现在跟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是啊，可能自己觉得还年轻，其实已经上年纪了……。反正我当时没怎么想在电车上坐着。

当年在德岛，走十分钟左右就到职工宿舍了，根本用不着坐电车上下班。就是说，这回一下子被打入万分难熬的通勤地狱之中，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前面也说过，我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不管什么，一下子就能适应。而且，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天天挤城里的电车上下学，所以也不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哎呀，太烦人了”——我可从来没这样想过。怎么都行。城市感觉也好，乡下感觉也好。

事件发生当天，有这么一件事，我一直很清楚地记着。平时都是妻子开车把我从家送到车站，那条路上有一条带急转弯的小道，那里是不允许大型车辆通过的。可偏偏那天早上不知怎么回事儿，有辆大型卡车堵在了那里。费尽千辛万苦，也没从那条道上开出去。怎么搞的，还不快闪开！我很着急地等着。不一会儿，十辆、二十辆车排起了长队，都堵在那儿等着。因为这个，我坐地铁比平常晚了五分钟左右。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乱子，我差不多就会坐上被扔了沙林袋子的那班车。而我坐上的是那之后的一班，不然就是再后一班车。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虽说也受到了伤害，但因为坐的是那之后的一班，所以没有直接接触毒气。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车开到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车内广播说筑地发生了爆炸事件。之后没多久，电车在小传马町一靠站，车上的乘客全都在那里下了车。没办法，我也跟着下了车。我当时坐的是从前面数的第二节车厢，为了通过检票口，就朝月台后面那边走去。紧接着，有两个人在四五米远的地方倒下了。一个是男性，另外一个是办公室白领模样的女性。我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就上前走到那个女性身旁照看她。接着，又各有三名乘客上前帮忙照看这两个人。站务员还没有来。一个男的说“这是癫痫吧”，就往嘴里塞了像手绢那样的东西。这两个人已经没什么气力了，软绵绵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被问到是否看见过装有沙林的包裹。据说是装有沙林的袋子被踢到了那里。可没有人看到。我模糊记得有一种液体。怎么说好呢，就是水洼洼湿漉漉的那种感觉。反正很稀很薄，不注意根本觉察不出……。不不，没感觉出有什么特别的气味。

在这儿待了三四分钟，我一下子想到得赶紧叫站务员来，就朝检票口方向走去，正好有个站务员也朝这边走来。我对他说：“那儿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了。”站务员马上朝那两个人走过去，我径直往检票口的方向走。那时，我也开始觉得有点儿恶心了。不过还没什么大碍，就想赶紧离开这儿到外面去。一爬上台阶来到地面，就看见树丛里啦路面上啦倒着好几个人。我见了，走到电话亭给公司打个电话，说今天路上发生了事故，可能要晚点儿去。我心里想，不管怎样都得赶快去公司。可打电话的时候，心里越来越不好受，还冷得不得了。

那天，我刚脱下风衣。我是急性子，总是比别人早早脱下风衣。一脱下来，就会有“啊，已经是春天了”这种感觉，不是吗？所以，我当时很后悔：坏了，这么冷的天，把风衣给脱了，真是失策啊，有点脱早了啊！以为不是自己身上冷，是天气太冷了。我走出电话亭，一看道路，平时看上去泛白的景象，今天看上去竟是带些粉红色的浅褐色，或者说有点儿像浅浅的红砖色。而且，身上出奇地冷。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当时，月台倒下了两个人，周围的路上和树丛里也倒下了不少人，我上楼梯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停地咳嗽，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要是稍微静下心想一想，肯定会明白的，可那时我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被人放了毒气。满脑袋想的都是“这么冷的天，我怎么没穿风衣就出门了呢！”

浑身精疲力竭，懒洋洋的。说实话，大脑也变得不太清醒了，那以后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记得好像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记忆这个东西不可靠啊！我一直想去公司，就往人形町那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看到停在那儿的警察的小面包车，我说自己很不舒服，他们马上让我上了车。救护车全都派出去了，所以警车代替出动，把走路踉踉跄跄的人扶上车去。

上车之前，大概走了二百米左右吧，已经到了离公司很近的地方。走路左摇右晃，整条路看上去也都是褐色的，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头，可又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想好歹先走到公司再说，就一直拼命赶路。现在想起来，竟硬撑着走了那么久，自己都佩服自己。

看到警车时，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脑袋里一直盼望有人帮我一把、帮我一把。甚至想干脆坐在地上或躺倒算了。浑身上下都累散架了。不过，就算那个时候，脑袋里也还在想都是因为没穿风衣的缘故，无非就是冷点儿，怎么能倒下呢！就一直撑着。没穿风衣就冻成了这样，真是不争气！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尽管情况多么反常，可我脑子里想的尽是风衣，百分之百。

本来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很有自信的。身体一向结实，没得过什么病，也从没跟公司请过假。所以我才想没穿风衣怎么会使自己这么难受。这个对我的打击要严重得多。

——的确，在那种场合，平时对自己健康状况没什么自信的人就会当心。而有自信的人或许硬撑下去。

是啊。我当时就想自己这是怎么了呀？这个念头很强烈。所以全都把它归罪于没穿风衣。坐上警车，看到上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反应都很强烈。有一个人把头探出窗外，拼命吐个不止。还有一对情侣靠在一起，女孩子歪倒着，奄奄一息的样子。男孩子搂着在问：“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我自己还能够坐稳。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只是，我现在说的是自以为记得的事情，其实不一定。也可能是那以后听到有人说了什么而补充上去的，结果统统当成自己的记忆。因为在医院我常和周围的人说起那时的事。自己实际遇到的情况和那以后被我合成的记忆之间的区别，我已分辨不清。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总体说来，记忆已经模糊了。还能清楚记得的，是电车开进小传马町站月台时，我隔着车窗看到了一个发出怪声、手脚乱动的年轻男子。那人拼命扯着嗓子喊，还一个劲蹦高儿。只这个记得清清楚楚。在医院，我跟警察那么一说，警察告诉我那个人也是受害者。我还以为他是罪犯呢。

我在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接受了眼睛检查，得知在接受检查的人里面，自己眼睛最不好。好像瞳孔变得比一毫米还小得多，简直成了小针尖。住院头三四天，连报纸的大标题也不能看。哪怕看一秒，脑袋这个地方就“轰隆”一下痛得不得了，不得不移开视线。遇到事故的第三天，我拔掉吊瓶，能进食了。吃饭的时候，肯定要看眼前的饭吧？可我一看，眼睛就痛。这样，吃饭的时候，就得不停地转移视线。住一星期院就开始上班了，可看东西的时候只能连续看十秒左右。真是难受啊！那一个月，光干盖图章的活儿了。用了一个月左右，我的胆碱酯酶值才恢复到正常水平。一到下午三四点，我就说“不好意思，能让我早点儿走吗？”随后下班回家。而且一星期还有几天请假不去。

现在我是全勤了。不过，很容易疲劳。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动不动就去神户、四国或九州，现在不行了，都推掉了。以前主动揽下的工作，现在反要求别人，没有毅力撑下去了。连坐地铁上下班都像刚才说的那样，觉得很疲惫，真够难熬的。以前根本没有这种状况。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公司那边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很照顾我。我心里很感激。不过，没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或是症状更严重的受害者，日子就不好过了吧。像那种情况，国家应该更切实地关照一下才对。艾滋病当然要重视，同时我也希望国家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次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先不说我个人，就算为了其他人，我也要大声疾呼。

我觉得和以前比，我的右眼视力下降了一半。以前是0.8，现在降到了差不多0.4。可我心里不愿把它想成是沙林毒气害的，我不想承认。要是承认了，就等于我输给了那些家伙。所以我不让自己那样去想，一直当作上了年纪的缘故。

我打鼾打得厉害，早睡会影响其他人睡觉。因此经常跑到走廊，听韩国语会话磁带来打发时间，估计大家睡着了，才悄悄上床。天亮后起来，他们都很佩服我：“石原，你一上床就睡着了吧？”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不过也多亏这样，韩国语进步很快。眼睛不好使了，脑袋还好用，我一直都在听外语磁带。这是遇到这次事故后为数不多的一点好处吧。那时学的，现在还记得，韩国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被打的人伸着身体睡，打人的人缩着身体睡。”就是说，被打的人固然痛，但真正心痛的还是打人的人。当然，要是对遭受重症折磨的人这么说，他们肯定会生气。各有各的立场和想法。可要是不怕误解说出来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现在的实际感触。一段时间里我痛恨过“这帮混蛋”，不过，现在已经能客观地考虑各种情况了。

过去，我作为公司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做了下来。不过，在此我想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生活的步调。今后我该怎样面对我的人生呢？这一年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一番。就是说我得到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好处。

“我理解不了他们干的事。或许因为理解不了才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