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田晃一郎（当时三十四岁）

牧田君从事图像制作工作。由于学生时代搞过乐队，本来想做音乐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渐渐往视觉上面转移。八八年到九四年自己办公司独立做事，可惜经济变得不景气，如今在公司上班，负责电子游戏软件的图像部门。

我为这本书做的采访一般人只一次——不追加采访——但也有少数例外，牧田君即是其一。一是因为录音机效果不好，第一次采访未能完整录下；二是因为过一段时间后有点后悔，后悔没能问得更深入一些。收录机效果不好，也许类似一种征兆。这样，就长时间采访了两次。

牧田不是主动谈个人情况那一类型的人——倒也算不上寡言少语——如果问，自会给予回答。但多数情况下决不至于多谈。而我也不是刨根问底那一类型。若是沙林事件的具体情况倒也罢了，至于家庭的复杂内情，有的是不大容易当面直问的。但事后想来，觉得有的事还是不必过于回避的。

由于对方个人原因，采访的内容有很多不能作为文章写在这里。尽管如此，见两次也是值得的。

我上班利用日比谷线。车非常拥挤。特别是日比谷线乘客转车较多的北千住站，因为一直在施工，月台一下子狭窄了很多，非常危险。即便有人死了，可能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那种环境，有谁使劲一挤，就很容易掉下去。

到底有多拥挤呢，记得有一次，我从车门上车的时候，带的包不小心被挤进车内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本来抓得死死的，生怕被挤掉，可再不放手恐怕手臂就得折了，只好放了手。包就那样没了踪影。当时很不安，不知道它被挤到哪里去了，估计再也碰不上了（笑）。最后等车厢空了，总算又拿了回来。

现在还好，冷气基本开着。过去是那种给人心理安慰似的“地道冷气”，夏天很难熬，闷热无比，喘不过气来。

在秋叶原有小部分人下车，稍感呼吸顺畅一些。到了小传马町站，不用人挤人地站着了。到了茅场町站，如果幸运，还可能找到座位。过了银座，就可以悠闲地看杂志了。

我和妻子五年前结的婚，现在有个女儿，四岁了。

房子是出租房。我从小就和家人住在那里，当时和父母、弟弟一起生活。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相继去世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我和自己的小家庭继续生活在那里。像是继承家产吧。

那里是住宅区，所以生活上没有什么不方便，只是空间上稍微有点狭窄。房间有两个，每个六张榻榻米大小，还有一间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厨房。房子的年头挺长的，从建成到现在都快三十年了。现在房价也算便宜，但以前比现在还便宜很多。泡沫经济之后，房地产商以整修为托辞，不断地长租金，现在每两年就涨一次。

本来我想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大学时代组建过乐团，毕业后三年时间里也曾组建过一个乐团。是重技术性的小型乐团。现在虽然也还想做这方面的事，无奈房子太窄，不太可能了。家里连最起码的放乐器的地方都腾不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大学毕业当了上班族。可能是没有社会经验吧，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虽然讨厌公司生活，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也没办法。进的是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我是文科出身，不过在高中学过程序设计，在乐团时也做过电子合成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定基础吧。于是就以SE（系统软件工程师）身份进了公司。

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不是很容易。工作非常忙。几乎没有什么假期，还要加班、熬通宵，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也得上班。就像工厂里的批量生产管理一样，不能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让我感到很无奈，最终坚持了一年半，后来辞职了。

之后一段时间去过音像公司，但没几年公司就倒闭了。最后干脆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原本没有成立公司的打算，但税务上需要公司法人，于是注册了一个。人多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后来不景气了，工作量不断减少，最后一年只剩我一个人。

三月二十日是星期一吧，说实话，通常星期六星期天我会好好睡一觉，有时睡得时间完全颠倒过来。就是说，星期五晚上很晚才睡，一直睡到星期六下午四五点钟。星期天的早上再开始睡，睡到傍晚起床，之后通宵不睡觉去公司。最近工作量减少一些，但像这种情况一个月仍有两三次。

一星期睡眠时间一直是五个小时，为了补回来，星期六白天就睡觉。一直睡到傍晚。工作确实很忙。平时即便没有加班也要到六点半，之后的时间算加班时间。如果把休息日出勤的时间也算在一起的话，多的时候，加班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有人最多加到三百个小时。职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能打拼。因此，周末如果不能好好休息根本不行。

当时也是星期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直接去了公司。睡也睡不着，正好和上司也说好了，就早点去了公司。

在北千住站等车的时候，来了几列车都让过去了，大约十五分后上了一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可以错过高峰期，便于在车上找座位。不过一般即便坐着，也几乎和站着的人脸贴脸，坐着也丝毫没有舒服感。那天同样挤得不得了。星期一通常要比往常拥挤得多。

我总是从前数第四节车厢最后一个门上车。时间也是固定的，所以周围基本上都是面熟的人。不过那天坐车时间跟平常不一样，周围的人都很眼生。记得很清楚，有一种和往常不一样的感觉。

到筑地之前完全没有可坐的地方，这种情况有点少见。一般在茅场町附近就能坐下的……。

到筑地后终于找到了座位，这时车内广播响了：“有一人倒下了，需要紧急抢救，要在本站停留片刻。”我就那样坐在原处等着，没有动弹。一会儿广播又响起了，内容变成：“有三个人倒下了。”间隔也就是一两分钟。

我坐的是前数第四节车厢，透过窗口看到月台前已如人墙一般。那应该就是出现意外、被放了沙林毒气袋的车吧。发生什么事了？这样想着从门口探出头来想看个究竟，结果没弄明白。

这时从那边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边走边说“沙林！沙林！”

——有人说“沙林”，那个阶段？

是的，确实在说“沙林”。怎么说呢，听起来倒像醉汉在胡言乱语。

听了喊声，附近几个人站了起来。但好像都没感到慌张，更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不大一会儿，广播又响了：“发生了毒气事件，地下非常危险，请上到地面避难。”乘客这才都站了起来，走下电车。没有发生混乱什么的。虽然脚步稍微有点急，但还是和平常一样向外走去。人群中也没发生挤塞现象。只不过有人拿手帕捂在嘴上，有人咳嗽，如此程度而已。

下了电车，感觉站内有风从后面吹来。我心里想：事件好像发生在前面，这里正好是上风向，太好了。避难处也是在上风向，是车后方的检票口。这时间我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就像被牙医打了麻醉，麻醉效果渗入到喉咙一样。说实话很害怕，有会不会就这样被毒气毒死的恐惧感。如果真是沙林的话，问题就大了。大凡看过松本沙林毒气事件的人都知道，一旦吸入沙林就会死的。

我出了检票口，爬阶梯走到外面。到了外面想抽支烟。但还没等把烟放到嘴边，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啊？难道我也吸入毒气了！不管怎么说，得先跟公司联系一下。出了站有两个电话亭，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不得不等十五或二十分钟。终于轮到了，那会儿还没到公司上班时间，便对接电话的女同事说：“我被卷入了恐怖事件，可能要迟到一会儿。”

打完电话，环顾一下周围，看到一边有很多人蹲在地上，大概有几十个人的样子。其中有些人是被从站内抬出来的，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打电话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那儿，十来分钟工夫，周围就变得混乱起来。不过还没有达到电视上播放的混乱场面那个程度。

有个刑警模样的人不断地大声问：“有人看到放毒气的犯人没有？”之后不久救护车赶了过来。

开始的时候没有封锁地铁的入口，进去的人还相当多，让人担心。不过记忆中好像不一会儿就有站务员过来把入口封上了。

我感觉自己也吸进了毒气，特别在意。心想，就这样离开这里呢还是去检查一下好？要是就这样绕路坐别的车去公司，万一中途倒下就不好办了。

这个那个想了很多，不过与那些被抬出来的人相比，我自己还能走得很稳当，应该不要紧吧。因此当救助队的人过来让身体不舒服的人上救护车时，我也没上，觉得没问题。

步行到新富町，在那里换乘有乐町线去公司。到了公司，因为刚才与总务联系过，他就问我：“不要紧吗？”我把情况大致说明一番后，他说好像是沙林，还是早点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医院就在附近，就去那里检查吧。实际上我赶到新富町时就觉得周围暗了。但那个时候还以为是外面太亮有点晃眼的原因，后来才明白是沙林原因。嗓子的不适感倒是基本消失了，烟也能吸了，不过还是想去检查一下才放心。

到了医院，医生说这里不能做沙林检查。那个医院的医生大概没看电视上的新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间大概是十点半左右。看样子他们也没有做沙林检查方面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复向我问了很多。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最后他们跟我说：“这个嘛，好像农药中毒的样子，重要的是多喝水，排出来就好了。”总之是没有大问题。我松了口气，没事就好。然后去服务台付钱。这时，一个护士走过来，她从电视上看到了沙林毒气事件，悄悄地跟我说：“这里治不了沙林中毒。我看了电视，说圣路加医院能进行正规治疗。那里有专门的药物，也能进行正规检查。你最好去问问警察。”

我又不安起来，来到医院前面的派出所，问警察能不能告诉我可以检查沙林的医院。那个警察好像认为我是重伤，立即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大概用了二十分钟吧。

因为听说是重伤，医院早就有三位医生等在那里了。实际上我只是轻伤，感觉有点过意不去。检查完，医生对我说：“没那么严重，要是今天没什么异常，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没打点滴，也没拿药。

然后立刻返回公司。瞳孔萎缩也不怎么严重了。至于后来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痊愈的，我都不记得了。

事件发生后，警察好像怀疑过我是犯人。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或者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时间我记不大清了，两个刑警来到我家，以询问事情发生经过的形式调查取证。其中一个警察刚看到我就问：“你一直是这个发型吗？”当天问话基本结束时，警察给我看了两张画像，问我：“事发当天你见过这两个人吗？”原来，其中一张很像我。我说：“没有，没看见。”我强烈感觉自己被怀疑了。听警察说，犯人本身也很可能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过了两三个星期，还是星期六，我刚从外面回到家，电话就响了。“是牧田吗？”“嗯，是我。”“我是警察，现在到家了吧？”内容大致是因为要作记录要我去警察署一趟。我就想难道自己被监视了或者被跟踪了？那时还没断定是奥姆教的人干的。过去在松本事件中也出现过冤案例子，所以很紧张。

当时与其说对奥姆教团很愤慨，不如说感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对于那些盲目信从这种宗教的人有强烈的厌恶感。尤其是那些积极扩大这个组织的人，他们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我念大学时，刚念三年，父母和弟弟就相继去世。父亲以前经常住院，去世时倒不觉得怎么惊讶，反正平常他就不注意身体。但母亲不是这样的，说是得了肺心症，就住院了。结果两三天就去世了，也没有做手术。觉得非常不甘心。死，是谁也不能预料到的事情。我总以为母亲只不过是哮喘罢了。

之后弟弟出了事故。先不说父母，弟弟去世时我就想：唉，这下无论是谁在哪里死了都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坦率地说，觉得一个人活下去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三年内每年都有一个亲人死去，说不定下一年就轮到自己。

那个时候，是啊，天天蒙头大睡，睡十二个小时不止。睡得时间长，慢慢就睡得浅了，而且经常做梦。不过睡好了醒来，觉得特别有精神。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变得很能睡了。

我对周围人都说我是独生子，这绝不是有意隐瞒身份。因为要细说起来话就长了，而且一旦开始那样的话题，气氛大都会变得很压抑的。

在那种情况下，在我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曾有人劝我参加什么新兴宗教。来的人好像是负责招收的，说：“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不幸，难道不想来这里改变一下命运吗？让自己心灵有个寄托也好嘛”等等。听到这些话，我很不高兴。我对宗教所以怀有一种排斥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还是要让他们承担责任。如果想重新做人，让他们重新做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