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正（当时五十二岁）

伊藤正先生生于东京都中央区的入船，是在凑长大的。和前面的仲田君同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东京人。父亲经营铜铁贸易。但他家的老房子由于泡沫时期地价飞涨，现在也已没有了。

地价飞涨前，凑是印刷和装订集中的地方，小街道工厂一家挨一家。但现在已经荒凉，到处是空地。停车场触目皆是，却没有车。说是“城中荒地”也不为过。

但朋友和熟人仍有不少留在这里，铁炮州神社举办庙会当天伊藤正也去抬花车。跑去外面的人那天也都赶回重温旧情。那种同乡关系至今仍保留下来。

伊藤先生在位于门前仲町的印刷公司工作。小公司，七名职员。头衔是营业部长。他从松原住宅小区站赶到竹之冢，在那里转乘始发地铁去茅场町。再从那里乘东西线坐到门前仲町前一站。通勤时间相当长，那时间里一直看书。二十年前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读书家”。提包里总装有两三本书。

一个周日的午后在草加站附近的咖啡馆里采访了他。那天正好有英国埃普索姆四龄马大赛，他要去买票。“怎么样，能买到吗？”我问。他笑笑答道：“基本没希望。”赌赛马赌了很长时间，可他说光懂赛马是不行的。

本来是喜欢喝酒的，但沙林事件之后有一个多月滴酒不沾了，“觉得不太好似的”。

我在埼玉县已经住二十年了，说实话不大喜欢那个地方。虽然我已经成为埼玉县市民，但我总是思念生我养我的老家那个地方。

来埼玉前，我住在月岛，婚后还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有了孩子以后，想住得宽敞些，就搬到这儿来了。申请“公团”住宅也是可以的，我提交的申请也被批准过，可房子并不卖，只能租。我的工资很低，房租又很高，负担不起。离开月岛之后起初有些不习惯。不能坐电车上下班，很辛苦。但是过了半年后，也就渐渐适应了。

两个孩子，大的上大学二年级，小的上高中三年级。四口之家，花销很大。现在正是花销最多的时候。儿子上的是私立大学，明年女儿要上大专。接下来的三四年，我可就不轻松了。幸运的是，我是在小企业里工作，不会退休。我想，只要我不辞职，就能一直干下去。这样说来，反倒觉得在小公司工作也不错。

那天，我七点三十九分从竹之冢站出发，坐的是开往中目黑的地铁电车。和往常一样，站在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的后门那里。站在那儿靠着扶手看书。普通开本的书重，看的都是便携本。我喜欢看历史小说，天天看。比如已故的丰田穰、水上勉等人的作品。

事件发生那天是三月二十号。我也记不清楚当时我看的是什么书了。好像在重看吉川英治的《太阁记》。那本小说我以前看了几遍，因为有电视连续剧播放，就想再看一遍。同一本书看好多遍，可能职业关系吧。我很在意印刷错误，边看边校（笑）。

那天车停在了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车厢广播说，因筑地站有爆炸事故，将稍停片刻。估计电车在那里停了十几分钟。

电车到达小传马町车站的时候，我看见靠车门左边那里一位女士倒下了。向右边看，那里又有一个男人倒下了。我往那个男人方向走去，也就是往右边走。不料看到那里有个包裹，事后我才明白那个包裹是用来包沙林的。

我看见的是一个报纸包着的湿淋淋的包裹，放在立柱后面。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包裹看上去有饭盒的两倍大，包得很规整，不像是随随便便包起来的。我一直记着当时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感觉。觉得很奇怪，不对头。

我想帮一把那个倒下的男子。“没有事吧？”我向那个男子打招呼。他痉挛得很厉害，看上去像癫痫。他周围有两个车站工作人员，还有四五个像我这样的过路乘客。“把头垫高！”“躺着会舒服些。”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男人向上仰着，眼睛是半闭状态，脸色发青，身体一个劲儿抖动。

什么也不管就这样走过去，那也是很正常的。但出生于普通人家的我，说喜欢亲近人也好，自来熟也好，不会漠不关心地把人丢在一边不管。

大家一起把那个人抱起来送到检票口。半路上，我们中的两三个人看到一个奇怪的人，他蹲在那里，表情显得很痛苦。太奇怪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时车站里好多人也都处于那种状态，让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接着，我周围的人也开始表现异常。一个和我们一起送那男子的车站工作人员晃晃悠悠地倒下了。大概是由于长时间吸入站台气体的原因吧。在检票口那里，我也蹲了下去。抱着脑袋……，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了。

我想这不正常。接下去我也呛住了。到处是某种气体的味，开始咳嗽。至今我都无法形容那种气体到底是什么味。

总之要尽快出去才行。大家都往外走。越往外走情况越差。人们都蹲在了那一带，情况真的很糟糕。有个年轻人情况更糟，已经流鼻血了。

救护车来了，我们把抬出的男人放到担架上。但是那时候那个人似乎已经死了。我听见有人说“心脏不跳了”。那个人是最早被救护车救走的，但还是晚了。当时，我一边护送他，一边心想可能不行了吧。

那时我的腿也开始发抖了。眼睛也不舒服，周围完全变暗了，就像傍晚一样。但天空是晴朗的，不是阴天，连一片云也没有。

我在地铁站出口附近的花坛那里摇晃着坐下来。心跳得厉害，心慌得不得了。只能等救护车送去医院，但救护车根本不够用。警察也来了，四周混乱不堪，无计可施。本该指挥疏散的车站工作人员也出现了不适，站内混乱到了极点。附近有的人倒着，有的人蹲着，很多人大喊“快叫救护车”。

正好那一带有人施工，在施工现场的人朝这边打招呼。头戴安全帽一定是施工人员。那个人一辆一辆拦住过路的车，有普通轿车，有商用车。受害者们被逐个安排到拦住的车里，送往医院。客货两用车来的时候，感觉车里已挤得满满的了。事件发生时小传马町周围的过路车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我坐上了过路的出租车。坐上后又相继有三个人上了车。不知是谁拦的出租车，大家都挤着坐了上来。我坐在前排，四人中我的症状最轻。

出租车司机有一些不安。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谁付钱，不知去哪儿。附近有巡警，他便问“去哪好啊？”巡警用无线电询问后回答他“去圣路加医院”。事后想来，位置就是三井纪念医院近。那里是小传马町，退回一点点就是。但警察说应去圣路加医院，就去圣路加了。

虽然司机知道了目的地，但还没有弄清楚由谁付钱。坐在后排的人状况严重，一口一口吐得厉害。我从钱包里掏出两千日元。“用这个去医院，情况刻不容缓。”

圣路加医院在明石町，正好在我以前就读的学校附近，因此我比司机更熟悉那附近的路。塞车塞得厉害，于是我给司机指出了一条近路：“不要走新大桥，横向穿过新川！”

司机也明白情况紧急，慌慌张张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排的人吐，司机也什么也都没说。虽然顶多两千米的路程，车却无法前进。计程器显示金额早已超过两千日元，我想再掏钱。司机说“不，可以了。”说着关上了计程器。

后排的人很可怜。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情况特别严重。刚开始还能应答两声，但这时已经浑身无力地瘫坐不动。途中，在新川叫高桥的地方，司机恳求一个警察，说“这些人很难受，能帮我引路去圣路加医院吗？”但这时那附近也陷入恐慌状态，警察已没时间帮我们了，让我们就这样去圣路加医院。

好不容易到了圣路加医院。后座两个人根本就走不了路，护士用轮椅推他们。另一个人靠着我进了医院。我虽然踉踉跄跄，但情况比他好一些。

我在医院住了一天，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去上班了。我没有头痛症状，但天一黑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不能开车。我在公司做一些接电话的工作。因为公司离医院近，在公司反而比在家里更放心，有什么不适可以立即去医院。一星期时间我是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什么大碍。让我意外的是，有客户得知我遭遇了沙林事件，担心地打电话问候我。

不愉快的是警察对我的反复盘问。他们怀疑我是那个放沙林袋的人。甚至带我去公司总经理那里刨根问底。询问我的宗教信仰，那时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等等，甚至不许我说话。总经理发怒了，痛斥那些警察“我们公司的伊藤君帮助照顾别人，甚至出租车费都是他掏的，他不可能做那种事！”作为一名受害者，却必须配合这样那样的调查询问，我当然生气了。

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去医院的人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不了解。直到现在我还惦记他们后来如何。

“但没走几步，往人形町去的路上又有两个人倒下了，两个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