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雅之（当时三十岁）

在经销法国车的贸易公司上班。主要管售后服务，在代理店负责技术指导。进这家公司一年半了，之前在德国车直销店工作。沙林事件发生后，去法国接受了一个月技术培训。不用说，喜欢摆弄汽车。因工作性质的关系，故障多时就忙，少时就轻闲。

三十岁。但仍带有青年味道。毕竟是这种面对面的特殊采访——也许这多少是个原因——他好像是不怎么主动开口的人。午休时在公司附近一家咖啡馆喝着咖啡聊了一个小时。应答绝对冷静、理性。惟独批判国家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时，表情略显僵硬。一家三口，太太、一个两岁半的小孩。住在埼玉县。

爱好是车和摇滚。组织了乐队，休息日借演播厅练习。其他成员都二十六七岁。“年过三十搞乐队的人，到底没几个啊！”喜欢的乐队是“彩虹”（Rainbow）。偶尔也去“LIFEHOUSE”演出。不赌博，不吸烟，酒也适可而止。基本上是喜欢工作的人。

早上大约七点十五分出门，从西川口站坐京滨东北线到上野，然后换乘日比谷线到广尾。家门到公司门要花一小时十五分左右。

车都很挤。上班路上几乎什么都做不成。偶尔可以听听随身听。八点半到公司，九点开始工作。我总是留出足够的通勤时间，基本没迟到过。

从上野到广尾总是坐前头的车厢，第一节或第二节。那天坐的是哪节不太记得了。警察也问过，确实忘了。后来，半路车停了下来，也不知是在哪个车站下的车了，然后打出租车去了公司。下车的站确实记不清了，茅场町或八丁堀吧。

车上广播说有爆炸物，就在那一站停了下来。我觉得暂时没有开车的可能性了，还是打车吧，马上下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当时出租车里的广播也说发现了爆炸物。

下车的时候，倒是看见附近有两三个人倒在站台上。不过只是觉得他们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没太在意。后来看到站务员把他们抱走了。我直接走过，急着去打车，没多想。后来听说迟一步就很难打车了。我很幸运，打了辆车赶在九点前到了公司。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但到了公司以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周围暗了下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近乎恶心的感觉。不一会儿大家在公司看电视，才知道是毒气，心里开始骚动起来。还报道说吸入了毒气会出现周围变暗的症状。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也那样。大家都劝我最好去医院看看，于是去了附近的广尾医院。

去的时候大概十点，已经涌去了一百多人。先检查血液，说胆碱酯酶值太低，需要立刻住院。记不太清了，六七十左右吧，正常应该在一百四十左右。先打了点滴。呃，没打针，说没药了。

归终在医院住了三天，是四人间病房，专门接收重度患者，除了我还有一位也是沙林受害者，其余两位与沙林无关。给妻子打电话让她过来。不安什么的倒是没有，“总之已经这样了”。因为突然说起什么沙林，谁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症状只有眼前发黑。躺着倒也没什么不适感。食欲还不错，饭量和平常差不多。出院的时候，胆碱酯酶值已经恢复到一百二三十了。只是瞳孔好像比正常人小点。自己也分不出是明是暗，即便暗点也没感觉，习惯了。痛苦、难受什么的倒是没有，只是走路快了呼吸比平常困难些。

事发那个星期一直休息来着，第二个星期一开始上班。瞳孔还是有点小，但不影响日常生活。后遗症什么的到现在还没发现。事后对坐地铁也没什么抵触感。不过就算问起后遗症，也是不清不楚的。说不安也确实有些不安吧。

判死刑没错，但如果死了就算完事，我倒更想让他们承担责任。对国家也可以这样说。当然对犯人很愤怒，不过不管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奥姆教徒确实有错，但我觉得国家也有很大的责任。国家对发生的问题放任不管，才使事情闹到如此地步。说得不好听点，发疯的人哪儿都有。但管理他、维护社会治安正是国家应负的职责。我们积极纳税，不也正是为了这个吗？不仅仅是警察。如果没有东京知事的许可，宗教法人也不会存在吧，不是吗？

坂本也好，松本沙林毒气事件也好，都报道说“实际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看了禁不住想问警察到底干什么去了？比起奥姆教，他们更让人恼火。

“旁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吐血了，记忆中。好像看见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