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孝典（当时三十九岁）

市场先生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我虽然对服装行业不太熟悉，但他所在工厂的直销店（有露天咖啡馆）就在青山我的工作间附近，因此得知。回想起来，还在其另一家直销店买过领带。那条领带至今仍相当中意。采访完后，以折扣价买了一条红褐色粗布休闲裤。我都能买，卖的自然不是设计最前卫的服装。总的说来，算是比较正统、柔和的那种。

不知什么缘故，在服装行业工作的人看上去意外年轻。市场先生也已年近四十，而脸上仍带有青年人的面影，根本没有“老伯”意味。大概是心情——包括外观——不年轻干不了的职业吧。说话语气温和稳重，总是面带令人惬意的微笑（当然不是说一直面带，而是总体印象如此）。

但是，不仅仅神态温和，还有直觉异常敏锐的一面——在筑地站刚一听到车内广播，就一下子想到“这说不定是松本的……”。帮忙把倒在涩谷站前的同事送往医院的过程中也够灵活机警。在类似此次事件的非常情况下当机立断绝非易事。

“哎呀，听我这样的轻患者说也不顶用的，重患者有那么多，我算不得什么。”他羞赧似的推辞道。我解释说不是轻重问题，这才得以采访。

我出生在埼玉县熊本市，毕业后进了服装公司，不久转到现在这家公司，就是当时所说的“公寓制造商”。公司只有十个职员，是个名副其实的个体户。跟那时相比，现在大多了。

做这种生意，几乎不需要本钱，想建个公司很快就能建成。迅速发展成大公司的也不在少数。完全靠个人能力，或者说靠设计师和老板的策划力。相反，策划力稍一下降，公司马上就垮。做精密机械之类的生意，需要技术上的积累，只要不错得太离谱，公司就不会那么轻易垮掉。但策划力或创造力是无法积累的，终归有变化莫测之处。做得很大了又垮掉销声匿迹的公司也很多。

我在这家公司干十三年了，公司不知不觉间就壮大起来了，现在算上直营店，有职工350人左右。总公司大概100人……其中我供职的部门在广尾，做的主要是营业策划，算是制东西的，也就是生产部门。

我家在江户川区，车站在西葛西。十年前，就是我结婚第四年，在那儿买了套公寓。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小的是儿子，上三年级。我喜欢那种可以说是平民区的地方。而我的同伙一开始独立生活往往就想去东横线沿线那样的地方住。我不太喜欢山手线那边，怎么说我都是个乡下人啊（笑），在这里住着比较安心。

三月二十日左右是春季产品的销售高峰，很忙。因为过了春分，真正的春天就要到了。这时候很多人都考虑把前后休息日连起来搞个连休，但我想我们公司没有那么轻松的人。而且为了把各部门负责人聚集起来互相交流，每周一早晨都要开会。会议总是从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就是说比平时早四十五分钟。因此我才碰上了这次事故。

那天我在茅场町转日比谷线到广尾，坐上电车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我坐在正中间，可能是第六节车厢吧，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但过了八丁崛时，车内广播说：“因车内有病人，电车要在下一站筑地站稍做停留。”

应该是到了筑地站停车以后，车内广播又说：“有一个病人晕倒了，所以……，啊，不，是两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接着马上改口说是三个人了。列车员这时也开始恐慌起来，刚开始时说的那些话好像是要告诉乘客相关信息，但后来他自己也慌乱起来，不明所以了，只管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喊，感觉像在说：“什么啊，这是！”

听了这些，我想这还真有点麻烦。不过周围人好像没有那么慌张。当然，如果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无疑会陷入恐慌。而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就我来说，头脑中还是有一瞬闪过了松本沙林事件的。但当时不可能也不至于想到沙林，松本事件只是让我想起了“施洒有毒物质”这种事。以为脑袋不正常的人洒农药什么的来着，脑海一晃闪过这样的念头。当时还不了解奥姆真理教，把沙林跟奥姆教联系起来，那是往后的事了。

后来车站说前面出现异常情况，让乘客从后面出去，我们就被领到了车站后方的出口。大家都老老实实陆续向八丁崛出口走去。我比较注意，一直用手帕捂着嘴，其他人连嘴也没捂。多少抱有危机感的人无论怎么看好像都只有我一个。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检票口混乱拥挤的时候去看了一下站内监控电视，就是站台最后面那个。我看到有人晕倒了，电视上只显示了一个人。正盯着电视看时，被站务员训了一顿：“别看了，赶紧出去吧！”好像我在那里碍事似的。

上到外面以后，我周围有些人陆续蹲了下去。也有人晕倒，有人随便躺着，人数相当多。我想事情严重了。好像大家的眼睛都受了伤，不能看东西，或看不清东西……我决定亲眼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所以没有马上走掉。后来我上了天桥，从上面看现场。这一来，会是开不成了。

救护车很快来了，前面的路也封了。大型救护车支好帐篷，用担架把伤员一个接一个运了出来。这时间看热闹的人不断增加，天桥上连站的地方都没了，已经没法再待在那里了，我就离开了那里。

之后我坐银座线到了涩谷，想从那儿坐新桥方向的公交车到公司所在地广尾。我偶尔会坐一次，对这趟车还是比较了解的。可是大概日比谷线停了的关系，汽车总站比平时拥挤。我正好看到一个年轻同事在那儿倚着栅栏蹲着，是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同事，一个女的——也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在照顾他。但她当时不知道日比谷线的事，还以为这个同事是贫血什么的——这种情况早上常有——拍着他的背说：“没关系吧，没关系吧？”我一看，那个男的果然是跟我一样坐经由东西线的日比谷线上班的那个同事，记得他应该住在浦安。

我问他：“怎么了？”他痛苦地说：“在地铁……”我知道筑地有很多人晕倒了，马上意识到这可不得了，可不是贫血那么简单的事，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所以我马上用公用电话打了119。但他们说：“现在救护车全出去了，我们没办法去那里，请先在那里等一下。”所有的车都去了筑地和霞关等地方了。

于是我去了站前的派出所，希望他们帮忙想想办法。但派出所好像不知道这事，我就冲进去对警察说：“实际上是因为地铁事件……”即使这么说，对方也根本不搭理，好像在说：“什么？那是……”我想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自己打车把他送到了医院。我和那个女同事一起叫了辆车，把他抱上车请司机开去广尾的日赤医院。那是离车站最近的大医院。

他好像伤得很重，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样子非常痛苦，话也说不清楚了。以他当时的状态在现场讲出具体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当时我正好经过，可能就得不到适当处理了。出了什么事，事情有多严重，不明白情况的人会摸不着头脑的。如果只那个女同事一人，可能连把他抱上出租车都有困难。

我们是第一个进日赤医院的沙林受害者。所以当时院方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第一个，我们医院也有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虽然不停地流鼻涕很讨厌，但我想可能是着凉感冒了吧。除此之外，自己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症状。把他交给医生后我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想跟他父母说明情况。可总是联系不上，他父母来医院时已经两点多了。那时医院已被沙林受害者挤得满满的了。连走廊都是人，都在打点滴。

我从早晨就一直在那儿，跟护士什么的都很熟了。她们说：“正好在这儿，你也做个检查吧。怎么样？”我也觉得应该检查看看，就稍检查了一下。是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心想虽然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晚上若突然出事可就没那么好玩了。在医院待了半天，如果连检查也不做的话……后来检查结果显示我也有缩瞳现象。虽说是缩瞳，但程度很轻，并没感觉昏暗。不过为防万一还是打了点滴。

想起来就觉得挺可怜的，当时有一个木匠断了手指，浑身是血地跑到医院，但医院很长时间也没给他看，感觉像是说这里到处是沙林受害者，已经顾不上你了。我很同情那个身上到处是血的人，觉得跟我这种人相比，他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打完点滴我就去公司上班了，鼻水还是流个不停，不过没影响工作，工作完后也和平时一样回了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的车厢离（有沙林的车厢）很远，只是受了点轻伤。我由于偶然送伤重的同事去医院顺便做了检查，名字才上了报纸的。所以，采访我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那个受重伤的年轻同事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大约一年前辞的职。不过他辞职应该跟沙林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他辞职的时候已经好了，不大清楚他后来怎么样了。

这次事故的确很严重，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受到多大伤害。所以我对于这件事的印象只能同社会上一般人差不多。我当然认为是不可饶恕的，但除此之外并没……后来地铁还送来了地铁乘用卡，地铁也够受的啊，本来并非地铁的错……

“上高中时和井上嘉浩是同学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