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仓启一（当时六十五岁）

石仓先生五十五岁在毛巾制造公司退休后，一直在人形町一家做橡胶带的公司工作。

这天是为采访去东武伊势崎线谷冢站附近他的府上拜访的。从房间清扫到院里的花草栽培，全都做得无微不至井井有条，令人钦佩之至。大凡眼睛所见，无不光闪闪一尘不染。屋内屋外所有物件全都这么熠熠生辉这点也实在少见。石仓先生说他早上三点起来彻底里外清扫，洗澡，然后才出门上班。真是难能可贵。

倒也不是对清扫情有独钟，只是有一次下了个决心：起码要做一件不次于任何人的事！那件事正好是清扫。所以，至少清扫可以在人前拍胸脯。“我这人的性格，想到就马上做，决不思前想后。”他本人这样说道。但作为印象，想必他本来就做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

石仓先生并没有在月台上或车厢里直接遭遇沙林，而是偏巧在小传马町站附近走路时碰见倒在地上的事件受害者，就想探个究竟，从车站入口往里窥看，结果出现中毒症状，是这一系列采访中罕见的例子。现在仍为几种后遗症所苦恼。

另外，石仓先生乘坐的地铁是在秋叶原站停止运行的，但列车编号无法确定。

我是三月二十日出生的，沙林事件那天正是我的生日，第六十五个生日。

我出生在福井县大野市，永平寺附近。从那儿坐车进山要花二十分钟才能到我家。家里是做牛奶的。专门挤牛奶，名叫“石仓牧场”。家里有七八头奶牛，天天早上挤牛奶，处理之后装瓶送出。七八头奶牛数量虽然少，但足够配送町部和山里约八百户人家。一头奶牛每天挤一次，能得十升奶。挤奶是在早晨和傍晚，能挤很多。

家里七个孩子，我排行老三。哥哥十六岁时进入陆军工科学校，之后我就要在家里帮忙了。毕业后我一直在牛奶店里干活。虽然我一直在牛奶店帮忙，但因为不会挤奶，所以只负责送奶。挤奶是父亲母亲的工作，这可是个体力活儿。他们早上四点起来挤奶，再处理。我五点左右起床送奶。

奶牛如果一天不挤两次奶，乳房就胀得厉害。因此我哪儿也不能去，不能离开家。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要干活。连正月过年也没有一天休息。我家牛奶真的很好。即使现在我也不喝这边卖的牛奶，这边的牛奶全是水，不能喝，喝了坏肚子。刚挤出的新鲜牛奶是怎么喝都不会坏肚子的。

不请人帮忙，活儿都是家里人做，很辛苦。白天我睡一会儿午觉，两点钟起来割草，傍晚七点钟回家。那时母亲已挤好牛奶了。割草很累。为了应付冬天，夏天要事先割草晒干。就连我们自己住的屋子上面都要晒草。

我一边给家里帮忙一边上学。虽然很累，但我从来没有向学校请过假。毕业时我拿了学校全勤奖。哥哥更优秀，获得优等生奖。父母太忙，根本不管孩子们的事，对我们说“去学校玩吧”。我年纪小，在家帮不上忙的时候，就去学校玩。在家里不能学习，学习得去学校。

父母很唠叨，吃饭时怎么拿筷子都要数落我。特别是父亲，他早年在骑兵部队当过辎重兵。想必他本人给人训过。我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我所以想离家去东京，是因为父亲什么都不肯听我的。但因为哥哥征兵去了满洲，我想离家也离不成。他说：“你哥不在家，你离开家，家里的活怎么办？总之要在家里干活儿，直到明白你哥的生死为止。”

战后哥哥被从满洲送到乌克兰的塔什干，在那里强制劳动。因为他有技术，会开车和拖拉机什么的，很受重视，被留在了那里，一直没回来。和西伯利亚的收容所不同，那里的待遇似乎好些。战后过了八年的昭和二十八年(12)，哥哥终于回到敦贺。我们直至昭和二十五年才收到哥哥一封信。在那之前他究竟是生是死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我必须留在家里，不能离开。我对送牛奶的活儿讨厌得不得了。那时我正值青春期，脸上长了粉刺，送牛奶的时候遇见女学生，总是羞得捂脸躲开。

昭和二十五年，得知哥哥平安活着，父亲放心了。对我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明白，你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知道哥哥回来后，父亲就不需要我了，我立刻去了东京，那年是昭和二十六年，我二十一岁。

我不是因为有什么门路才来东京的。我这人的性格，做事从不多想，不计前因后果，以致经常碰壁。总是后悔如果不这样做就好了，不这样说就好了。一个念头上来就得赶快做。如果不赶快做，我就坐立不安。那时忽生一念去了东京。在那里认识一个当毛巾店老板的同乡，他对我说“来我这儿吧”。就这样找到了工作，当了一个小学徒。

刚来东京时，我私吞了三千日元牛奶款。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笑），事到如今我敢说了。那时的三千日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从福井到上野的火车票才八百日元。大约是十二三户人家的牛奶款。我把钱装入自己腰包离开了家。

归终我在位于日本桥的毛巾店里干了很长时间。昭和五十九年三月我退休了。干了整整三十三年。在那里我干的一直是外销活儿，要到外面争取定单。

结婚嘛，结婚那年是昭和三十四年吧？因为那年卖淫嫖娼已被取缔了……

——你这么说，我可是有点听不明白（笑）。

大概是昭和三十四年吧，市川房枝在国会上强硬通过（卖春防治法，昭和三十一年五月颁布，第二年四月施行）……我大约是昭和三十三年三月十日陆军纪念日那天结婚的。回福井老家时附近大婶问我“找个伴结婚怎么样啊？”我简单回答“好啊”——我也想和别人一样成家，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去见面。

听了我的话，父亲勃然大怒。父亲知道我不思前想后草率行事的个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跟没有见过面的人草率结婚。这不仅是你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脸面的问题。”结果又吵了一架。如今想来，父亲说的话是对的。现在我已为人父，让女儿结婚时自然会考虑这个。

第二天倒是见面了。她只出来一次，没有看清长相，也没跟她说上话，我一直和她父母说话。我家就我一个人去了。现在的媳妇出来打声招呼就完事了。因为总被敬酒，我只能一个劲喝，说不上是中意还是不中意。那时她看上去比现在瘦得多，在我看来还是很漂亮的。就这样我决定结婚了。但父亲跟我争吵不休，半年后才举行婚礼。

买这块地是在昭和三十七年。是父亲去世那年，肯定是昭和三十七年。婚后在千叶中山跑马场附近租房住了一段时间，是六张和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火柴盒房子。和我一起做生意的同行跟我说“这里的地便宜，不买吗？”正好孩子大了要上学，媳妇正怀第二胎，我也想住个像样的房子，就买了这里的地。那时这里的地还很便宜。我家周围零零星星住着一些农户，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谷冢站前没有商店，让人扫兴。周围邻居对我们都很友好，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土地有七十五坪(13)，每坪两万日元，这个价格在当时算是极便宜的了。买地一共花了四百万，钱不够问福井老家借了一百万。盖了三十八坪的两层楼。那时盖的可不是现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后来重建的。母亲说那一百万日元等我手头方便时再还，“什么时候还都行，不用利息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四万八千日元，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才把钱还清。

说一下沙林事件。

那天从竹之冢到北千住，比平日多花了些时间。电车一直缓慢行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前面的电车相撞了吗？我很纳闷。到了北千住，车内广播说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无法估计电车是否运行。“电车正在调度，有急事的乘客请换乘其他电车。”我考虑到没有什么急事，换乘其他车也很麻烦，就这样坐着吧。我九点才上班，时间还很充裕。

电车在北千住车站足足停了十几二十几分钟，之后缓缓开动。但开一会停一会，如此反复。开也开得很慢。在南千住站和三之轮站，就那么开着车门停了好一会儿。途中广播还说霞关站出现了受害者……不是车出了故障，是人出了故障。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毒气，即使说有“受害者”，我也反应不过来。

是的，在上野站停了很长时间。广播说无法估计电车是否运行，有急事的乘客请在本站换乘其他车次，电车正在调度。因此，大家都中途下车了，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了。电车勉强开到秋叶原，在那里完全停止运行。广播明确通知电车停驶。那时是八点三十分或四十分吧。

这样，我只好考虑步行。从秋叶原到偶人町站的路程不是很远。但步行到小传马町站前时看见有救护车，人们相继倒在人行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从地铁站的入口向里面看。下了两级台阶，就见有人枕着台阶躺着，有人痛苦地挣扎，有人靠墙坐着。还有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扔开帽子，手搓喉咙喊道“痛啊，痛啊！”上班的乘客大叫“眼睛好难受啊，眼睛好难受啊，快想办法啊！”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后，我上到地面。只见三和银行和附近大型银行建筑物洼一些的地方有人倒下，旁边有个女孩子照顾着。虽然来了两三辆救护车，但怎么也不够用。我觉得人们与其说是坐在那里，还不如说是倒在那里。有的人非常痛苦，一把抓开领带。还有人吐了。一个女孩吐了，难为情似的想掏出手帕捂嘴，却掏不出来，不好意思地捂住脸。

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思忖着。大家都在痛苦地挣扎，我不能打听发生了什么。消防厅的人抬着担架左来右往，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马路上一个女孩很痛苦，求人帮她。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明白，只是说“请找人来！”

我没看见警察，消防厅的人抬着担架忙碌着。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想打听发生什么事，可大家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就想反正先去公司吧。

我穿过偶人町走去公司。那天天气很好，但我总觉得眼前一片昏暗。那天是晴天，几乎热得我边走边擦汗。但快到公司时，看见太阳黑乎乎的。

一到公司我就吐了。进入公司我觉得太暗了。打开电视后又想吐，就去厕所吐了起来。吐得很厉害，肚子都吐空了。

电视新闻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事件。公司的同事也说：“石仓先生，你有点不对劲儿，最好去看医生吧。”我就去了附近的医院，医生问：“你大概是感冒吧？”我回答：“别开玩笑，电视新闻都播放了。”我让医生打开电视，但当时NHK没播放这个新闻。医生就说：“新闻也没什么，你没有问题，只是感冒了。如果头痛的话，白天吃一片这种药。”他给我开了两片治头痛的药。

——头也痛吗？

头也痛。因为经常头痛，我已不把它放在心上了。从医院回到公司，我吃了医生开的药，立刻就吐了。吐得很厉害。没有东西可以吐了，吐出的只是水。吃的药也原封不动吐了出来。

吐完看了新闻，对事件知道多了一些。小传马町站死了两个人，有八十几个人被送往圣路加医院。我给警察打电话询问去哪个医院好，叫我去两国的田岛医院。

那时候眼睛不舒服，到现在也没有治好。用左眼看太阳完全是模糊的。模糊不清，就好像看到了日食或月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症状了。从去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就这样。现在我戴着防紫外线的老花镜，不戴就不能到外面去。看电视根本看不出名堂。

容易疲劳的情况的确有。膝盖用不上力，关节发软，站半天就没有力气了。怕是膝盖“张嘴”了吧，总之浑身无力。我把这种情况说给医生听，医生说不是沙林的缘故，是年纪大的关系。我想不可能一下子上了年纪，觉得不对头。却又无法证明身体变化和沙林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只能贴一种叫万金膏的中草膏药勉强撑着。贴一次好歹支撑一天。

——健忘方面怎么样呢？

等等，我还真不知道，问问媳妇。（问后折回）她说我相当健忘，常丢东西。想做什么却想不起来，这是常有的事。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具体放在哪儿却想不起来，这种情形经常出现。

自那次事件以来，他们说我说话絮叨。我想说点什么，家人都一下子走光了，嫌我啰嗦。以前虽然也这样，但最近尤其厉害。酒量也增加了。以前只喝日本酒，但事件之后只喝威士忌。自斟自饮，一瓶两升的酒一星期就喝光了。总是睡不着。因为睡不着，我就喝威士忌。

喝过酒就睡着了。两点左右起床小解，睡到八点左右自然醒来。之后到了三点半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经常做梦，做同一个梦。走到某处，有人撞我。本以为被人撞就够可怜的，想不到马上自行栽倒了。于是直接被送到医院。撞我的人对我说对不起。我反反复复就是做这一个梦。醒来浑身冷汗。

虽然我没有在大家面前提及过，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麻原该判死刑，希望不容分说地处死他。听说审判时间很长，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被处决。要是我先上了年纪死去，就太吃亏了。这就是我对审判的想法。

“‘别管怎么逃，赶快逃就是，快逃！’那个站务员反复大声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