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野充（当时五十三岁）

生于栃木县小山市农家。出生年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那年。从学校毕业后经熟人介绍进了茅场町一家印刷公司。当时的茅场町还是牵着马车跑路的年代，上到晾衣服的天台上可以看见东京站。在公司宿舍住到二十一岁。娱乐无非是看电影，或一伙人上山闲逛。

一九六九年即大阪世博会前一年结婚，二十八岁。对方是和同学一起去海边游泳时认识的女子。“就是寅次郎体系列电影开始的那年。”他回想道。

两个孩子，长女二十四岁，儿子二十一。住在埼玉县草加市。身体结实，从未得过病。概不暴饮暴食，他说这是健康的基本。举个例子，在外面喝酒的第二天，无论如何都滴酒不沾。哪怕太太吃晚饭时不小心打开啤酒瓶盖也嘴唇都不碰一下。意志便是如此坚定。

如今每星期去一次游泳馆，一次游一个小时左右，奥姆事件后体力一落千丈，因此开始发愤图强。

爱好盆栽。讲到盆栽，脸上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但遭遇沙林事件之后，光野先生对周围什么事都厌倦起来，甚至想把八十盆宝贝盆栽也统统处理。最后总算改变主意，只把十盆大的给了朋友——事件便给了他这么大的打击。

我们公司主要是印刷票据。不是什么大公司，不过因为经营时间长，所以有很多长年固定客户。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九年。从昭和三十二年(8)一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其他可去的地方（笑）。

最近这几年不太景气啊。不光我们公司，业界同行全都生意不好。因为整个社会都电脑化了，票据类需求无论如何都要减少。

拿账单来说吧，过去是事务员一张一张手写。可现在都输入电脑，只要一按键盘，哪月哪日在哪儿卖的，就哗哗打印出来了。然后齐刷刷一撕，装进带小窗口的信封寄出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账单、入库单这样的东西已经没有需求了。今后，情况恐怕越来越糟。

现在，我们公司的职员共有八个人。过去有二十五个人。因为过去是铅字印刷，现在是胶印，不需要那么多人手了。我一直干制版工作。一开始分配的就是这个工种，一直做这个技术活儿。

我一般五点半起床。起来后先给花盆浇水。哪怕还没往自己嘴里放东西，也要先给花盆浇水。冬天三天浇一次就行，夏天得每天浇。家里一共有八十盆左右，浇水也不是件容易事，要花半个小时吧。然后吃饭，换衣服，七点从家出发。从家走到松原小区站，坐七点十五分的电车，每天都是这样。不过，偏偏那一天（三月二十日），我因为有事，坐了别的电车。

实际上，除了侍弄花盆，我还有溪流垂钓的爱好。说起来，去溪流垂钓回来的第二天，我一般都会休假，溪流垂钓晓得吧？

——不，一点儿也不晓得。

溪流垂钓需要很多很多工具。要穿差不多这么高的长靴，还要有鱼竿什么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些渔具的清洁工作也都是我自己来干，不然就不放心，我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所以，为了清洁渔具，第二天我得休假。

一般星期六晚上和朋友一起从川口开车到新潟一带，不睡觉。第二天早晨差不多能看清鱼线的时候下到峡谷。垂钓过程中，天渐渐亮了，我们从下游钓到上游，一直到偏午一点。然后，再从上游钓回到下游那儿，就那么按原路折回去。关越那里一塞车，就根本开不了，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所以，第二天星期一无论如何都要请假在家。一个月当中会去一次吧。那个时候（三月十八日、十九日），我去了长野县大门川那个地方，就是白桦湖下面那一带。回到家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左右。

但是，第二天星期一不巧工作忙，想请假也请不下来。所以，早上姑且整理了一下，大的渔具等以后有时间再说。这样，我比平时离家晚了十分钟左右。不是睡懒觉了，我从不睡懒觉。

在竹之冢换乘日比谷线始发的车。在北千住换车也可以，不过那里人太多。七八年前我打碎过眼镜，因为换车的时候被人挤来挤去的。那以后，再也不在北千住换车了。竹之冢是始发站，百分之七十的概率有座位坐。有座位坐的时候，我就读读盆栽方面的书或者月刊什么的。

那一天因为迟到了，就在竹之冢坐上了比平时晚一班的车，有座位坐。我坐在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的正中，是车前进方向右边第二个靠窗的座位。因此不知被警察问过多少遍，我一直清楚地记着，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笑）。

说起那时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和那个艾滋病药危害问题有关的。我们给一个药品公司印刷那个药品的标签贴纸。好像是两色印刷的标签，贴在药品上面。必须在二十五日星期六之前印完。这样，二十二日早上要是还不开始印刷，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二十日必须去公司制版，绝不能请假。

路上，大概是在快到秋叶原的那个地方吧，车停了一次。广播说筑地发生事故，暂时停车。不过，停车时间不长，我也没在意。那样的事经常发生。车开到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又停下了，接着响起了同样的广播，说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播放了两次吧。车厢里开始嘈杂起来。

过了五、六分钟吧，具体记不清了，我们坐的那列地铁电车不紧不慢开进了小传马町站的月台。那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呻吟。就像鹦鹉叫一样，“噢——”一声，很刺耳。我想是女人的声音，像是从车外传进来的。我心想到底是怎么了呢？不过月台上很拥挤，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车厢里面还看不出来。

“车要在这停很长时间”，车厢广播响起来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下了车。我仍坐在车里。凭过去的经验，这个时候最好待在车里别动，说不定马上就会发车的。而想赶快去坐别的车冒冒失失下车，很可能吃亏。

我在车上等了有三四分钟吧，又传来了广播：“没有恢复行驶的希望，车不再开了。”这下真没办法了，就站起身来。从小传马町到茅场町有两站路，走路要花三十到四十分钟左右。要是走得快，九点多差不多能赶到公司。我把放在货架上的纸袋拿在手里，下车到了月台。就在朝着车前进方向再往前一点儿的柱子那儿，我看见一个男人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手脚来回扑腾，感觉好像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把纸袋立在墙边，按住那个人挣扎着的双脚。可怎么按都不能完全按住，他仍然剧烈颤抖不止，眼睛一直紧闭着。六七分钟时间里，我一直按着那个人，或是给他揉搓一下。不过，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是这起事件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蒲和的田中先生，和我同岁，那年都是五十三岁。

我本来就是不会对别人的事置之不理那种人。一遇到什么事会马上插手，所以别人经常说我多管闲事（笑）。可我也不能眼看着不管。又有一个人，在那附近的一个女人也倒下了，大约有十个人左右都围在那儿。因为是女性，也不能随便上前去碰人家。要是男同胞，倒可以不用顾忌这一点。当时，大家围成一圈，探着身子窥看。我因为一直蹲在地上，从那些站着的人的腿的缝隙间看到那个人穿着一件奶油色上衣，所以判断是个女的。那个人叫岩田，三十二岁的女性，两天后也死了。

我冲着那些在月台里走动的人——也不管他是谁——大声喊：“这里有个病人，快去叫站务员来！”喊完四下一看，月台里一个站务员也没有。

没过一会儿，倒是来了个站务员，可他没到这边来，去了那个女人那边。我朝站务员喊：“喂，这里也有个病人！”站务员说：“其他人不在，这边，还有那边，我一下子照看不过来。”后来听说这个站务员也得了重症，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

我还蹲在那里，一直揉搓这个男人的腿。接着，我闻到了一股像是圆葱烂了的味道。总之是不寻常的气味。因为车内广播说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以为是一股煤气味，可能是管道煤气一类的东西。我想得马上逃出月台，站起来拿起放在地上的纸袋（连这样的细节都还记得，让人佩服），撒腿就跑。也来不及掏出月票，我跳过自动检票口，跑上狭窄的台阶。边跑边喊：“有煤气，快跑！”

大家都慢慢悠悠地走着上台阶，一点儿也没有紧迫感。反倒有很多人下台阶去坐车。哪里也找不到站务员。当然，也没有人阻止那些正在下台阶的人。我这么大声一喊，在上面的人说不要慌或者说先别着急什么的。大概因为想到一旦局面混乱就不好办了吧。

不过，我顾不了那么多，分开人群跑到外面，一直跑进前面五六米远的一条小路。因为我脑袋里想，要是宽阔的大路，一定很危险。那是一条顶多能够错车的小路。我想钻进停在那里的车中，可车门锁着。车门锁着是当然的啦，可那时的我慌张到了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地步。

我又跑起来。这回想躲进大楼，因为害怕发生煤气爆炸。我发现了一个亮着灯的楼，就想推门进去，但推不开。因为时间还早，门上着锁。我又想去路的对面。这时，眼睛突然刺痛起来。我们一盯着烟火看眼睛就会刺痛的吧？就是那种感觉。我心想，哎呀不妙。过了十秒左右，眼睛一下子看不见地面了。那天天气很好，外面一片光亮，却好像一下子有黑幕垂下来似的，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完完全全看不见了。

要是看不见东西，就不能躲也不能跑。可我想，不管怎样，得先到路的对面去，几乎条件反射性地往那边跑。因为道路很窄，没有多远的距离。可道路有的地方凹凸不平，有什么绊脚绊倒了。我想，啊，这回死定了。我可不想死啊！

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连续问了我两遍。我记得他还问我是哪个公司的。”我好像把月票夹掏了出来，因为里面夹着公司的员工证什么的。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拿出来了。我只记到这里，往下的事就记不清了。

醒来已是五、六个小时以后了，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保住性命的。感到万幸的有那么三点：一是自己首先觉出了气味，二是急忙跑了出来，三是救护车来之前有不相识的人把倒在地上的我送到了医院。我想这三点加在一起，才让我九死一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能一下子感觉到有异臭，好像是死去的田中先生暗示给我的：“我已经没救了，你快跑吧。”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想。

来到外面的人接连不断地倒下，已是我被车送到医院以后的事了。同他们相比，我早早接受了治疗。在吸入沙林的情况下，能不能及早接受吸氧治疗是很关键的。我是第三个被送进医院的沙林毒气受害者。后来听说我照看倒在月台的人的时候，沙林毒气袋好像就在离那儿十米远的地方。

过了中午，眼睛多少变得明亮起来。倒不是说能看见了，只是稍微变得明亮一些。不过，眼睛里面感觉好像有孩子“噗噗”吹肥皂泡似的。好像有肥皂泡粘在眼睛上，看起东西来都重叠成了两三层，忽闪忽闪的。家人来了，那里有人倒是知道，不过是谁就辨别不清了。一听声音，才明白原来是谁谁谁来了。

那滋味很不好受，呕吐了，吐又什么也吐不出。也许吃的东西都消化了，吐出一些像水一样的东西。腿还抽筋，就是痉挛。腿的肌肉一下子变成很僵硬的状态，就请护士和我嫂子给揉一揉……。抽筋一直持续到晚上。我想这一定和我在月台里照料过的人是同一症状。那个人当时连话也说不出来，我想他一定痛苦得不得了。

听说家人看了我那副样子，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孩子他爸快不行了吧。”可到了第二天，越过这道坎儿，情形总算不要紧了。以一开始那么严重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轻微症状了，以为说不定能早点儿出院。谁知从第四天开始突发高烧，烧了两天还不退。肝功能值也“唰”地直线下降。根本谈不上出院。我每年都在公司体检，一直全是A，哪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一听说肝功能不好，我就觉得很吃惊。

最终，在医院住了十三天。住院期间一直打吊瓶。那是为了更换体液。最无法忍受的是小便，几乎每隔五分钟就想去厕所，可去了又什么也排不出来，只排出一点点。总是有尿意，晚上睡不好觉。

从住院的第四天起，就开始有像幻觉那样的东西。每次都做同样的梦。昏昏沉沉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做那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周围全是白色的房间里，有像白布一样的东西从天花板上垂到头顶，还飘来飘去地移动。因为碍事，我就想抓住它，把它扯断。可伸手却什么也抓不住。不是因为太高了手够不到，明明就在头顶，可偏偏抓不到。天天晚上反反复复做这个梦，完完全全同一个梦。

而且，一做这个梦，就感到有一种很强的压迫力，好像全身不知被谁使劲压在下面，于是吓醒了。据说这是沙林毒气后遗症。说是梦，准确说来又不算是梦。因为恐怖仍留在大脑里才会有那样的反应。可梦见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啊！因为那个，半夜我还会跳起来三四次，活受罪。

不过渐渐地，从开始做梦到醒来的间隔变长了。由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零十分，又到两个半小时……到完全没有这个症状，花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出院的时候，医院还给我开了安眠药，不过根本就不管用。

那以后，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视力下降了不少。我一般每隔三年左右换一次眼镜，可发生这件事以后，提前了两年，度数加深了，视力变差，基本不能回复了。因为这个，接细活儿就变得吃力了。印刷原稿的嵌入啦弯度啦，必须好好看准，可现在很难做到了。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假。本来医院叫我在自己家里休养三个星期，可真要休息那么长时间，公司就倒闭了（笑）。我一直担任制版负责人，别人不能代替。要是只歇两三天还能代替得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所以，从住院第四天开始我就把工作带进医院，在大厅那些地方用电话下指示。虽说有病在身，倒还不至于精神恍惚。不过，带病工作说不定对我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呢，我想。

是的，那以后睡得不安稳，身体也很容易觉出疲劳。我是那种一休息就提不起精神的人。所以，还是乘同一班车，坐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上下班。倒也不是想看看自己原来倒下的地方和做什么现场勘察，但休息了一星期后去上班时我还是去看了看。我原以为自己当时跑了不少路，可没想到只是很短的距离，最多也就五十米吧。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我变得什么东西都想扔掉。想必是虚脱感在作怪吧。我大体算是用东西很仔细的人，连上小学时一直用的赛璐珞文具盒都还保留着，还有学生帽什么的。但那时变得都想一扔了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那种心情消失了，可那个时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就连比什么都珍惜的盆栽都想过全给人算了。

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心想要是就这么死了，可就赔了。实际上，在医院里我好像还大声喊叫过“我不想死啊！”这是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据说我的声音大得从处置室到休息室都能听见，听得休息室里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至今仍在耳边挥之不去。说实话，我六岁的时候，在河里玩水差点儿淹死。那一瞬间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这件事，那时好不容易得救了，可现在居然什么也看不见，坐以待毙！而且，那时强烈的恐怖感死死烙在脑海里。也没有想家人。脑袋里装的只是不想死，不应该死，不想在那样的地方死去。

不过，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来，足以说明我对生命的执著。虽说还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如果那么白白死掉了，实在让人觉得不甘心。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

对奥姆犯罪分子，现在没有什么憎恨心情。当初真的是火冒三丈，气得不行。不过，那种气愤也忘得比较快。已经没有把他们处以死刑、把他们杀死那种心情了。要是什么时候都心里怀着憎恨和愤怒的话，就不会从后遗症里摆脱出来。我没有留下像头痛那种折磨人的后遗症，我想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麻原和我是同代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可我反正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