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
[369]
2月7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玫瑰小报”编辑
公民：
佛罗伦萨的“自由思想”杂志不断地攻击国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好像伟大的工人协会是这家杂志所维护的受俸神甫－唯理论者协会的对头似的。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回答这些攻讦是多余的，可是这家杂志竟卑鄙地在意大利散布俾斯麦报刊上有关国际及其总委员会的无耻谰言，这时我不得不提出抗议了。因此我给“自由思想”写了如下一封信，请将该信在“玫瑰小报”上发表。
敬礼和兄弟情谊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恩格斯
致“自由思想”编辑鲁伊治·斯蒂凡诺尼先生
阁下： 1872年1月4日“自由思想”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国际和伦敦最高委员会”的文章，关于它我应当说几句话。
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很愿意知道，恩格斯先生凭什么权力充当意大利的代表？”
我绝不要求而且从未要求代表意大利。我很荣幸地在总委员会中担任专门受委托与意大利进行通讯联系的书记，在执行这项委托时，我应该代表总委员会，而不是代表意大利。
其次，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从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370]抄来的伦敦通讯，其中充满了对总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的十分卑鄙的诬蔑。对于这种诬蔑，我不打算回答。谁也不会同这种报纸进行辩论。全德国都清楚地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什么报纸：这是一家靠俾斯麦出钱维持的报纸，是普鲁士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机关报。如果你需要关于这家报纸的更确切的材料，请写封信给你的莱比锡通讯员李卜克内西，他一定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数量。我只想补充一点，要是你对于这种诬蔑国际的言论这样大感兴趣，那末在“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小报”及其他巴黎的demi-monde〔名誉可疑的〕报纸、伦敦的“旗帜报”、“日内瓦报”、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以及“莫斯科新闻”上，你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这样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权威报纸，你可以不必再去引用可怜的施奈德尔。
在编辑部的按语中说道：
“可能这是暗指1850年卡尔·马克思在科伦建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正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个团体被揭露以后，许多可怜的人落入普鲁士警察的手中，而主角却在伦敦安然无恙。”
谁要是说这种话，他就是撒谎者。我曾经属于这个团体[371]。它不是马克思创办的，不是在1850年创办的，也不是在科伦创办的。在此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十年。科伦支部由于自己不谨慎落入警察手中的时候，马克思和我因受普鲁士政府迫害，侨居英国已经一年了。要是你愿意更详细地了解，请你去问问多特蒙特的市长兼普鲁士议会和德国议会的议员贝克尔先生，科伦市参议员、医生克莱因先生，“维斯巴登日报”[372]的编辑毕尔格尔斯先生，伦敦总委员会委员、成衣匠列斯纳先生。他们在这次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判了罪[373]。
这篇辟谣声明请在贵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为荷！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2年2月20日“玫瑰小报”第5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369]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写这封信，是因为“自由思想”杂志在意大利掀起了一个诽谤国际的运动。“自由思想”从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枯宁同盟的成员鲁·斯蒂凡诺尼担任编辑。
为了破坏国际的影响，斯蒂凡诺尼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唯理论者总协会”。他煽动地说，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国际的原则，但是“没有国际的缺点”。他还宣传赎买地主地产、建立农业新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把这说成是使劳动者完全摆脱剥削的万应灵药。斯蒂凡诺尼的纲领没有被意大利工人接受，他的建立“唯理论者协会”的方案也没有实现。
恩格斯把唯理论者讽刺地称为“受俸神甫”（来自拉丁文prae-benda，意即天主教教会靠捐献得来的产业），这是影射他们想靠捐献建立土地基金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
恩格斯的这封信除了在“玫瑰小报”上刊登以外，还于1872年2月22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不带附函部分）。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526页。
[370]“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c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527页。
[37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正义者同盟（它是工人、手工业者的秘密联合，产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支部）的改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527页。
[372]“维斯巴登日报”（《Wiesbadener 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的报纸，在1872年至1881年出版。——第528页。
[373]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528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