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短评（三十）

11月29日，巴黎第二军团从巴黎南面向勒埃和舒瓦济-勒-卢瓦方向出击，以此开始了它的进攻行动。据普方消息，杜克罗军团的第一军在维努亚指挥下在这里攻击了图姆普林格指挥的普军第六军。这次攻击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扰乱普军并迫使他们加强这一段战线（因为攻击一旦成功，被围法军就可以通过这一段战线取捷径去同卢瓦尔军团会合）的一种佯动。否则，维努亚无疑就会得到别的军的支援，并且他的损失不会仅仅是几百人伤亡和一百人被俘。真正的进攻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这一次，杜克罗沿塞纳河右岸在靠近塞纳河和马尔纳河的汇合处进攻，同时，在左岸对图姆普林格进行了第二次出击，在圣丹尼以西对第四军和近卫军进行了佯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部队担任佯攻，但据法军公报称，对图姆普林格的出击是由海军将领拉隆西耶尔·勒·努里指挥的。这位军官指挥特罗胥直接统率的巴黎第三军团7个师中的1个师，因此，可能是巴黎第三军团担任了全部助攻，这样，杜克罗的8个师就全部用来在马尔纳河实行真正的进攻。

这次进攻也必须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部分军队必须沿马尔纳河右岸向东，即向谢耳前进，以便扼阻从东面包围巴黎的第十二军即萨克森军。这是另一个助攻；关于这个助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到萨克森军说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杜克罗军队的主力以勒诺指挥的第二军为前导，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攻击了扼守马尔纳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地段的3个维尔腾堡旅。我们曾指出，马尔纳河在注入塞纳河以前，形成一个大Ｓ形，Ｓ形的上弯曲部即北面的弯曲部离巴黎近，下弯曲部离巴黎远。这两个弯曲部都在堡垒火力的控制下；但是上弯曲部即靠近巴黎的弯曲部由于它的形状而有利于出击，而下弯曲部即离巴黎远的弯曲部则不仅完全受到一系列堡垒的控制，而且受到马尔纳河整个左岸的瞰制；此外，这条河由于它的这种流向以及由于它有许多支流，不便于在炮火下架桥。因此，这个弯曲部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好像是一个中立地带，真正的战斗则在它的两侧进行。

在这个地区西面进攻的军队，在沙兰顿堡垒和格腊韦耳多面堡的火力掩护下，向梅利和崩讷伊方向前进。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一个叫做蒙梅利的独立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地整整100英尺，因而必然是法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据指挥维尔腾堡师的奥伯尼茨将军的电报称，法军为此派出了1个“师”；但考虑到法军首先驱逐了同他们对峙的维尔腾堡第二旅和第三旅，而后者在援军到来以前并没有把他们击退，此外，握有足够兵力的杜克罗将军显然不会仅仅派2个旅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进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里又发生了那种常见的差缩，即把泛指一般军队单位的《Abtei-lung》一词误译为专指由2个或至多3个旅组成的专门的军队单位的“师”。但是，不管怎样，法军夺取了蒙梅利以及这个高地下面的村庄，并且如果他们能够扼守并巩固这个高地，他们就会取得那种值得在这一天进行战斗的结果。但是，普军从第二军调来的增援部队，即第七旅到达了；他们收复了失去的阵地，而法军则被击退到沙兰顿堡垒的火力掩护之下。

法军又在左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费藏德里多面堡和诺让堡垒的火力掩护下，在Ｓ形的上弯曲部渡过了马尔纳河，占领了分别位于这个弯曲部的张开的两端的布里村和尚皮尼村。实际上，扼守这个地区的维尔腾堡第一旅的阵地在稍后一些的地方，即在从维耳埃到凯伊的那个高地的边缘。维耳埃是否被法军占领过，还是个疑问；普王威廉说“是”，奥伯尼茨将军则说“否”。我们只知道，法军没有守住维耳埃，进攻一越出堡垒火力范围就被击退了。

关于“背马尔纳河”作战、亦即在该河以南作战的杜克罗军团在这一天的战果，在法军公报中概述如下：

“以后，军团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守住了占领的阵地，缴获2门火炮。”

这就是说，杜克罗军团重新退到了马尔纳河右岸（北岸），在那里“守住了”某些阵地，这些阵地当然是被他们“占领的”，但只不过不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显然，给甘必大的正式报告仍然是由那些曾给拿破仑干这种事的人编造的。

12月1日，法军又一次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出击是失败的。虽然“通报”[108]宣称，这一天法军应当在维努亚将军指挥下从南面发起进攻，但我们从12月1日（未注明时刻）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中得知，法军这一天没有进行任何调动；相反，他们曾请求停战，以便他们有可能运走两军阵地之间的战场上的伤亡人员。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有能力再次夺回这一战场的话，那末他们无疑会立刻重新发起战斗。因此，无庸置疑，特罗胥的这一首次出击被击退了，而且是被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击退的。我们可以推测，他不久就会作出再次的努力。关于首次出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大一些；但是如果他再度被击退，这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巴黎的居民势必在精神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出我们所料 ［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卢瓦尔军团又表现出积极行动的征候。由图尔发来的消息所说的卢瓦尼和帕特附近的冲突[109]，显然就是慕尼黑发来的电讯所提到的那些战斗；根据后一个电讯判断，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以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都断言自己取得了胜利。大概一两天以后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得到更多的消息，而因为我们对双方的相对位置还一无所知，所以作出预言是无益的。

载于1870年12月3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2号

[108]“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第206页。

[109]在卢瓦尼—普普里（在奥尔良西北大约40公里）会战中，1870年12月2日，梅克伦堡公爵指挥集团军中的德国部队击败了法军卢瓦尔军团所属的、分别由尚济将军和索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军和第十七军。——第207页。

战争的前途

法军卢瓦尔军团最近的失败以及杜克罗向马尔纳河北岸的退却（假定这次退却是像星期六所报道的那种决定性的退却的话） ［注：见本卷第204—207页。——编者注］，最终决定了为解救巴黎而第一次采取的协同作战的命运。这次协同作战遭到了完全失败，于是人们又开始提出问题：这一连串新的失败是不是证明法军不能作进一步的有效的抵抗了呢？马上停止这场赌博，交出巴黎，签订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是不是更好呢？

问题在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没有关于真正的战争的概念。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好几代以来，我们在欧洲中部没有见到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战争。我们倒听说在高加索、阿尔及利亚有过这种战争，那里的斗争差不多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如果土耳其的盟国曾经允许它用自己传统的方法进行自卫的话，那末我们在土耳其也许看到了这种战争。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习俗只承认野蛮人有权进行真正的自卫；据我们推测，各文明国家将按照礼节去作战，并且真正的民族将不采取那种在官方的民族被迫投降后仍然继续战斗的无礼行动。

但现在法国人的确在采取这种无礼的行动。自以为最懂得军事礼节的普军感到烦恼的是，在法国正规军被逐出战场以后，3个月以来法国人仍然继续坚决地战斗；他们甚至做到了他们的正规军在这次战争中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他们的一些单独的行动在许多场合也是成功的；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火炮和辎重，抓到了俘虏。固然，他们刚刚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但这些失败同他们以往的正规军在对同一个敌人作战时所遭到的失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固然，他们用内外同时夹攻的方法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巴黎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难道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就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尝试了吗？

德军自己承认，法军的两个军团，即巴黎军团和卢瓦尔军团都是善战的。固然，他们被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敌军打败了，但是对于同老兵作战的刚编成的年轻部队来说，这也是意料中的。据“每日新闻”一位明了自己描写的事物的记者报道，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火力下的动作敏捷而沉着；如果说他们的动作不够精确，那末这个缺点也是许多曾经取得胜利的法军所固有的。有一点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这两个军团已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军队，而他们的敌人将被迫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敬。无疑，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有包括不同数量的老兵的基干营；有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流动自卫军，其中既包括经过训练、武器充足和军官齐全的营，也包括连基本的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也没有学过的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有各类自由射手：好的，差的，中等的（大部分可能属于中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良好的、有战斗力的营作为核心，这些营能使其他的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们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独立的小战斗和对射，而避免重大的失败，那末他们都将锻炼成为优秀的兵士。如果有较好的战略，他们也许现在就能取得胜利，而目前要求采取的全部战略在于推迟任何决战的时间，据我们看来，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勒芒和在卢瓦尔河附近集中的军队，还远不是法国武装力量的全部。在后方边远的地区，至少还有20—30万人正在组织中。他们日益接近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水平。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每天派往前线的新兵的数量必定在增多。并且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多人来接替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运来；只要有现代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担心缺乏武器弹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兵士的战斗力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假如他们得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末他们就会成为能够严重地破坏毛奇的安宁的军队。

在这些或多或少的具有正规性质的军队背后，还有人数众多的民军，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被普军逼上了自卫的道路，而根据普王威廉的父亲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的说法，自卫是容许采取任何手段的。当弗里茨 ［注：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由麦茨向兰斯、由兰斯向色当以及由色当向巴黎进军时，人民起义还根本谈不上。法皇军队的败北所遇到的是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帝国政体的20年已经使人民群众习惯于呆板和消极地听凭官厅的摆布。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泽耳，也有农民参加了真正的战斗，但这是一种例外。然而，一旦普军包围了巴黎并在周围地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一旦普军开始枪杀自由射手并焚烧援助过自由射手的村庄，一旦普鲁士拒绝了法国的媾和建议并声称他们要进行掠夺战争，这一切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的周围到处爆发了被他们的暴行激起的游击战，而现在，只要他们一踏入新的地区，那里就到处出现民军。凡是在德国报纸上读过关于梅克伦堡大公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的消息的人，立刻就会发现，这种不可捉摸的、时而停止时而复发的、但经常给敌人造成阻碍的人民起义，对这些军队的运动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甚至连法军都几乎无法抵御的这些军队的庞大骑兵部队，也由于全体居民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敌对行为而大为削弱。

现在让我们看看普军的状况。只要特罗胥能够在任何一天重新进行en　masse〔大规模〕出击，那末普军在巴黎附近的17个师当然一个也抽调不出来。在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曼托伊费尔的4个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事情将比他们所能做的要多；况且他们还可能从那里调走。韦德尔的两个半师只有进行突然的袭击才能越过第戎，而且这种情况将要继续到伯尔福投降时为止。警卫南锡—巴黎铁路这条狭长的交通线的部队，也不可能抽出一兵一卒。第七军由于分兵把守洛林的各要塞，围攻隆维和蒙梅迪，事情也是够多的。因此，普军能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进行野战的兵力，就只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梅克伦堡大公的11个步兵师，连骑兵在内无疑不超过15万人。

由此可见，普军用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保证通往巴黎和第戎的两条长交通线以及包围巴黎的，大约26个师，然而他们直接占领的地区看来还不及法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而间接占领的地区无疑不超过法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他们可用于法国其余地区的兵力只有15个师，其中4个师归曼托伊费尔指挥。这些军队深入法国领土的远近，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遇到的人民抵抗的力量。但是，他们所有的交通线都经过凡尔赛（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并未开辟通过特鲁瓦的新路线），并且都穿过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法国正中央，因此这些军队势必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并且在后方留下一部分兵力警卫道路和镇压居民；结果，他们将很快地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兵力被削弱得同法军不相上下，而那时，局势就将重新有利于法军；不然这些德军就得编成大的机动部队沿不同的方向在法国运动，而不能固定地占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正规军可以在德军面前暂时退却，这样他们会有许多方便的机会以袭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如果法军派几支游动队（像1813年布吕歇尔为迂回法军的翼侧所派出的游动队那样）去破坏德军的交通线，那就会很有成效。从巴黎到南锡的交通线几乎全线都容易受到攻击。各由一两个骑兵连和一些优秀射手组成的几支游动队，如果能袭击这条交通线，破坏路轨、隧道和桥梁，袭击列车等，就会迫使德军从前线调回他们的骑兵，而后者在前线对法军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当然，法军并不具有真正的“骠骑兵的悍勇”。

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都以巴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前提。直到现在，只有饥饿能迫使巴黎投降。但是，昨天“每日新闻”登载的一篇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消除了许多疑虑。在巴黎，除了巴黎军团的军马外，还有25000匹马，如果每匹以500公斤计算，每个居民就可得到6 1/ 4公斤（即14英磅）马肉，也就是说，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可得到1/4英磅马肉。此外，巴黎还有ad　libitum〔充足的〕面包和酒、大量的咸肉以及其他食品，因此，巴黎完全可以支持到2月初。这就给了法国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对法国来说，比和平时期的两年还宝贵。如果中央和地方都有比较明智而坚强的领导，法国就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解救巴黎并恢复元气。

而如果巴黎陷落了呢？等这种可能性更大的时候，我们也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无论如何，法国不靠巴黎就已支持了两个多月，今后没有巴黎它也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当然，巴黎的陷落可能损害法国人的抵抗精神，但是，最近7天的失败消息在目前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必然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如果法军巩固几个像卢瓦尔河和阿利埃河汇合处附近的涅维尔那样的便于机动的阵地，如果法军在里昂四周构筑前进工事，使里昂像巴黎一样坚固，那末即使在巴黎陷落以后，战争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

因此，我们敢说，如果人民的抵抗精神不减弱，法国的地位甚至在最近几次失败以后，仍然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海洋可以运来武器，拥有大量人员可以成为兵士，已进行了3个月（最初的最困难的3个月）的组织工作，并且有再得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喘息时间的不坏的希望，加上这个时候普军已露出衰竭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就是公开卖国。然而谁又知道在这个时期内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欧洲的形势将怎样进一步复杂化呢？无论如何，法国人应当继续斗争下去。

载于1870年12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6号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报纸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军焚烧法国村庄的消息。我们原以为普鲁士当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了它自己的军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想错了。报纸上又大量出现了枪杀俘虏和烧毁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报”[110]刊登的凡尔赛11月20日的消息说：

“17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员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间。对自由射手的处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们排成一列，逐一飨以弹丸。曾经通令全军，严禁把自由射手视同战俘，并且规定不论他们在哪里，一律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贱的强盗和暴徒（Lumpengesindel），这种做法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维也纳“每日新闻报”[111]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维耳讷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们的枪骑兵而被绞死的4名自由射手。”

11月26日凡尔赛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鲁主教的命令宣传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军展开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军的骑兵侦察队，打死德军的传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均将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77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军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继续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醒他们注意普鲁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许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溃退，几乎全部普军的相继投降，残军向维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崩溃。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创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骑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手（法文为francs-tireurs）部队。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下袭击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武器和军用物资，俘掳了法国将军维克多，在法军的后方和交通线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现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的一切，而普军现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盗和暴徒，对于被解除武装的俘虏“飨以弹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鲁士国王的父亲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1809年，当普鲁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带领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仑作战；结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阵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鲁士的作战规则，拿破仑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只枪杀了11名军官。当今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在军队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这11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

当普鲁士实际上刚刚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807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克；当时席尔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克的战斗中，他得到过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的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新的例证，因而他在1813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1811年8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法文为képi），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说，这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罚的犯罪行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换句话说，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经宣传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己教士宣传的圣战，而现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谁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泽瑙的生平”[112]一书的第二卷，谁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泽瑙亲笔写的上述引语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别相信他的僧侣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泽瑙的计划；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军的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113]的时候，这也没有妨碍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缉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知名的作者，说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侣！

直到1813年为止，格奈泽瑙始终不倦地既训练正规军，又准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起义、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4月间，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马格德堡附近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泽瑙还亲自给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们在敌人的交通线经过的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1813年4月21日制定了“民军条例”（到7月才颁布）；按照这个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争。民军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袭击敌人运输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袭击他们的传令兵、新兵和医院，进行夜袭，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军必须协助普军押送钱款、粮食、弹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适用于德国一样，现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仑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鲁士执行得极差。国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没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军的事就被搁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军时再说，而国王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格奈泽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没有民军的情况下对付下去了。如果格奈泽瑙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鲁士的全部经验，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beau　ideal〔美好理想〕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格奈泽瑙曾经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载于1870年12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7号

[110]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它是一家日报，柏林交易所的报纸，1868年至1933年出版。——第214页。

[111]“每日新闻报”（《Die　Tages-Presse）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214页。

[112]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5年柏林版第2卷（G．H．Pertz．《Das　Leben　des　Feldmarschalls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Band．Berlin，1865）。——第217页。

[113]指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识界的反对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期间就已经成立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许多成员，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统一德国。1819年8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谓“煽动者”的镇压措施。——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