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191]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 一
↘ 二
↘ 三
↘ 四
↘ 附录
↘ （一）
↘ （二）致“泰晤士报”编辑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1871年英文第三版，并和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校对过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192]）。到1871年1月28日[193]，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capitulards [194]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195]。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196]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Société Générale[197]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198]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注：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199]。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200]。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201]。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202]，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袭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203]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mouche》〔“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204]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205]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206]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207]。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注：1891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208]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院）”。——编者注］[209]去。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210]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211]。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212]；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注：见本卷第49页脚注。——编者注］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213]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借了20亿债款。我们要问：
（1）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214]，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215]。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coup d’état〔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216]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 responsable［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监禁。”——编者注］）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217]。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218]——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canaille〔暴徒〕的la fine fleur（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219]，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petits crevés〔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220]，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注：马尔儒纳尔。——编者注］）。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221]，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222]（见附录第35页［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23]。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224]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coup 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225]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226]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227]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注：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228]。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229]。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frères 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230]，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ｂｏｈèｍｅ〔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231]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232]，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233]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45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234]，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注：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注：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23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注：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1905年俄译本注。）——编者注］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236]，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237]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注：布朗舍。——编者注］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238]、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麕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麕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注：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g [239]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麕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 [240]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 [241]，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mouchards〔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声明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 [242]，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像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 [243]也是如此。当他不担任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行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 [244]；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 [245]，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 [246]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任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 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吗？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义会声明说，就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 [247]。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6000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躅；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饭店的cabinets particuliers〔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 [248]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佻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得到Parisiens de la décadence〔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话：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
[249]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批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逃亡者〕的巴黎的居民；这 真是“堕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 [250]，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掷手榴弹一样，这种手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 ［注：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曾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译者注］，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
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64个人质啊！1848年6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 [251]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1849年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议员 [252]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 一致的！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 ［注：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译者注］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 ［注：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委员会：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凯希耳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Ｊ．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耳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Ｐ．卓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黑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伍……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像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名的那个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记述一些没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隐约传去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报”[253]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 [254]：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党举行的公开大会上”[255]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256]。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注：见本卷第3—9、285—294页。——编者注］，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你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 [257]（6月24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1871年英文第三版，并和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校对过
[191]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月18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本卷第533—662页和注375）；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篇文件。宣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8月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除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1871年6—7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的第52—61号）；1871年8—10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订正。
1891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做的理论总结的历史意义；此外，还做了一些有关加入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的补充。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宣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1871年7—9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1871年，在苏黎世第一次出了“法兰西内战”俄文第一版。后来铅版印刷的以及胶版翻印的许多版本都以这一版为依据。1905年，出版了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俄文（敖德萨“海燕”出版社版），这次是根据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列宁校订“法兰西内战”时，在译文中使用了精确的经济政治术语，除去了1905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曲和不妥之处，恢复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地方。列宁在校订“法兰西内战”第三章译文时做的改动特别大。后来，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的很多地方重新译过（根据1876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列宁对“法兰西内战”俄译文的修改以及他自己翻译的一些段落，在编辑版时都曾予以注意。——第331页。
[192] 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1871年4月25日“公报”第115号。
“公报”（《Journal Officiel》）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的简称。该报出版于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月30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Commune de Paris》）的名称出版的。——第337页。
[193] 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见注130）。——第337页。
[194] Capitulards（投降派）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围时期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337页。
[195] 宣言发表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第337页。］
[196] “旗帜报”（《L’Ete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1866年至186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第338页。
[197] 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它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338页。］
[198] “自由选民”（《L’électeur l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年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338页。
[199] 指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1832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伯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339页。
[200] 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339页。
[201] 1841年1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围墙和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别坚固的大批堡垒。——第339页。
[202] 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339页。
[203]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340页。
[204]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340页。
[205] 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340页。
[206] 见注102。——第341页。
[207] 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第341页。
[208]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颠复以后他们才形成为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343页。
[209] 《Chambre inirouvable》（“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344页。
[210] 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1871年的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630名议员中约有430名是保皇党人。——第344页。
[211] 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这项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赔款50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占领的一部分法国领土仍由德军继续占领。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见本卷第375页）。——第344页。
[212] 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是在1870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偿清。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345页。
[213]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345页。
[214]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年6月20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第345页。
[215]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第347页。
[216]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49页。
[217] 1870年10月31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349页。
[218] “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49页。
[219] 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350页。
[220] Sommations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1831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
骚扰取缔令（Riot act）于1715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351页。
[221] 10月31日事件发生时（见注217），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352页。
[222] 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22章。——第353页。
[223] 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6日“公报”第96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1871年4月5日公告。
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1871年4月5日通过的，发表于4月6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员的枪杀。——第353页。
[224] 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第355页。
[225] 授职制（investiture）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第360页。
[226]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第360页。
[227] “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61页。
[228] 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第363页。
[229] 马克思是指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con-cordatsàl’amiable》）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363页。
[230] Frères 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第364页。
[231] 外省共和联盟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第364页。
[232] 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这份文件曾于1871年4月至5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第364页。
[233] 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1825年4月27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364页。
[234] 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有所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9—100页）。——第365页。
[235] 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1871年5月16日拆除。——第366页。
[236]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Mot d’Ordre》）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Les Crimes d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368页。
[237]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掳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368页。
[238]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369页。
[239] 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的绰号。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370页。
[240] 科布伦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370页。
[241] 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召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371页。
[242]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4月30日进行的新的发动，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4月4日被炮击该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372页。
[243] 指杜弗尔在1839年5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
1849年6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注140），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373页。
[244] 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373页。
[245] 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臣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第373页。
[246] 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30％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375页。
[247]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
第一届和第二届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第一届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第二届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人。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第一届和第二届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377页。
[248]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是从1867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378页。
[249] 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表于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3篇第83章。——第378页。
[250] 1814年8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1860年10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第379页。
[251]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381页。
[252] 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议院”很相像。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第382页。
[253]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是“旗帜报”（见注40）的晚报版，1857年至1905年在伦敦发行。——第387页。
[254]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本卷第393—395页）。——第387页。
[25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13页。——第387页。
[256] 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353—355页）。——第388页。
[257]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8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