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501]
女士：
这封私人信（最初是寄给一个朋友的）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因为通过这封信多少能够说明当今法国政府的恣意胡为，法国政府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不惜以绝对虚假的借口逮捕外国人和本国国民。
我的妹夫拉法格先生、他的妻儿、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巴涅尔－德－吕雄度过了6月和7月，我们曾打算一直住到9月底。我想，在比利牛斯山区多住一些时候，每天利用吕雄著名的矿泉水，可以使我摆脱我的严重胸膜炎的后遗症。Mais dans la République Thiers l’homme propose et la police dispose．〔可是在梯也尔共和国里，谋事在人，成事在警察。〕拉法格先生的一位朋友在8月1日或2日就已经通知他，说一两天内警察会突然光临他家，万一在家里遇上了，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的借口是：在公社时期，他曾一度到过巴黎；他曾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比利牛斯山区进行活动；最后的但并非较不重要的一条，是因为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就是说，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先生知道，在目前这帮法律家的政府的统治下，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不断地把人们关入监狱而不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因此他便遵照对他的劝告，越过国境，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博索斯特住下来了。在他离开几天以后，即8月6日，拉法格夫人、她的妹妹爱琳娜和我曾在博索斯特探望过拉法格。拉法格夫人认为她的小儿子由于健康情况当天不能离开博索斯特（她十分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因为他的哥哥就是在几天以前死去的），她决定留下来和丈夫多住一两天。因此，我的妹妹爱琳娜和我就单独返回吕雄。
我们平安地穿过西班牙的那些崎岖道路，顺利地抵达福斯。在那里，法国的关税稽察员向我们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往我们车里看了几眼，看我们是否携带了违禁物品。因为我们除了大衣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我就吩咐马车夫驾车，这时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的检察官〕［注：初审法庭的检察官。——编者注］德扎加尔男爵，他说：“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我们就离开马车，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极讨厌的家伙——很不像女人的女人——在等着我们，她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粗鲁的家伙来碰我们，便提出由我们自己来脱外衣。这个长得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根本不理会这一点。她跑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一起来的有共和国的检察官，他非常粗暴地对我的妹妹说：“如果你不让这个女人搜查你，我可要亲自动手了。”我的妹妹回答说：“你没有权利触摸一个英国公民，我有英国的护照。”但是我们看出英国护照并不怎么受重视，出示这种护照并未博得男爵德扎加尔先生的特别尊敬，因为看样子他真的准备说到做到了，我们便答应听任这个女人来搜查。她甚至把我们外衣的缝边都拆开了，进而还要我们脱下袜子。至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她的蜘蛛般的手指在拨弄我的头发。她在我身上只找到一份报纸，在我的妹妹那里搜到一封已经撕碎的信，她就带着它们跑去见她的同伙男爵德扎加尔先生。我们被送上我们的四轮马车；当我们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时期一向为我们充任“向导”并对我们依依不舍的马车夫，被强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个人。在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两名官吏，这样我们就在一辆装满了税务官和警察的马车的伴随下出发了。过了不久，我们的护卫队已经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那样危险，我们并不图谋杀害我们的守卫者，于是便离开我们，我们也就由车上的两名官吏看管了。我们在这样的保卫下穿过了一村又一村，在经过圣贝阿时，这个还算大的市镇的居民成群地聚拢来，他们显然以为我们是小偷，至少也以为我们是走私犯。八点钟，我们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吕雄，穿过市立公园，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听音乐，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正是举办音乐会的旺季。我们的马车在省长凯腊特里伯爵先生的公馆前面停下来了。由于这位大人不在家，命令我们在他的门口等候，至少等了半个小时，一直有人在监视着。最后，传下了命令，把我们送回家，房子原来已经被宪兵包围了，我们立刻上楼去，打算梳洗一下（我们从清晨五点钟就上路了），但是，一名宪兵和一名便衣警察甚至跟着我们走进了卧室，所以我们没有梳洗，又回到客厅去恭候省长的光临。时钟敲了九点、十点，凯腊特里先生还没有来，这时他正在公园里听音乐，据说他决定在最后一个和声响完以前绝不离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挤满了mouchars〔侦探〕，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好像是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似的，他们就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坐在我们的椅子和沙友上。我们很快就被一群各色各样的警察包围了；从一切迹象看来，共和国的这些忠实奴仆是在帝国时期学成出师的，——他们完全掌握了自己光荣的手艺。他们采用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阴谋诡计来引我们说话，但是当他们看出他们的一切努力并不见效，便一直瞪着眼睛望我们，那种样子只有“专干这行的”才能做得出来，最后到十点半钟，省长驾到，与他同时来的还有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法院侦查员、治安法官、土鲁斯和吕雄的警官等人。他们命令我的妹妹到隔壁房间里去，土鲁斯的警官和一名宪兵也跟着她走开了。对我的审讯开始了。我拒绝说出有关我的妹夫和其他亲友的任何消息。至于我本人，我说，我在治病，到吕雄来就是为了进行矿泉治疗。凯腊特里先生对我软硬兼施，达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就威胁我，要是我再拒绝做证人，就把我当做同谋犯。他说：“明天法律会强迫你宣誓作证的，因为——允许我告诉你，——拉法格先生和他的妻子已经被捕了。”这时我很不安，因为我妹妹的孩子还在病中。
最后，轮到我的妹妹爱琳娜了。当她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叫我背向着她。在我面前站着一名军官，以防我会对她做任何手势。遗憾的是，我只听到他们一步一步地逼着妹妹对他们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向她逼供的。原来凯腊特里先生指着我的书面声明（由于背向着他，我未能看到他的姿态），说的却是与我实际上所说的正好相反的话。因此，妹妹害怕与我讲的不一致，就没有驳斥那些似乎是我做的声明。对她的审讯，直到两点半钟才结束。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少女，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在非常炎热的八月天旅行了九个小时，而且在博索斯特时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被反复审讯到深夜两点半钟！
土鲁斯的警官和几名宪兵在我们家里度过了下半夜。我们躺下了，但是不能入睡，因为我们在绞尽脑汁地想设法派一个人到博索斯特去预先通知拉法格先生，如果他尚未被捕。我们向窗外望了一下，宪兵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走出这所屋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受到严密的监禁，甚至不准我们与女仆和房东太太见面。第二天，房东太太和仆人都具了结。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和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又对我审问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吹牛英雄德扎加尔男爵先生对我念了许多大段的引文，同时指出了如果我再拒绝做证人我将受到的那种惩罚。然而这些先生们是白费唇舌。我平静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宣誓，并且仍然毫不动摇。
对我的妹妹的审讯，这次只有几分钟。她也是坚决拒绝宣誓。
在总检察官临走以前，我们要求他准许我们给母亲写几行字，因为我们担心报纸上也许会登载我们被捕的消息，这消息会使我们的父母焦灼不安的。我们提议当着德尔佩克先生的面用法文来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们平安”数语而已。这位检察官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他的借口是我们可能有暗语，在“我们平安”这种话里面可能包藏着什么秘密的涵义。
这些法官胜过了道勃雷和佛其慈。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思议：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女仆把人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许多关于出口绵羊和公牛的商业信件交给我们时，就大喊大叫：“公牛、绵羊，这是阴谋，阴谋！绵羊是指公社社员，公牛是指国际的成员。”
在白天结束以前和晚间，我们又受到好几个宪兵的照顾，有一个宪兵就坐在我们对面，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天，8日，省长和另一个人来访问我们，据我们推测，那人大概是他的秘书。“法兰西报”登载的关于我们这次谈话的报道是完全不确切的和虚构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道。现在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这位省长吧。
凯腊特里先生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以后，很诚恳地通知我们说，当局弄错了；现已查明，对拉法格先生起诉是毫无根据的，他并没有罪，因此可以随意回到法国来。“至于令妹和你本人”，——凯腊特里先生一面说，我想，他一面心中在盘算：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你们的罪证比拉法格先生的要严重多了”（这样一来，我们突然从证人变成了被告），“大概要把你们驱逐出法国。但是政府释放你们的命令，一天之内就要下来了。”然后他又用长辈的口吻说：“无论如何：我劝你们以后还是安分点，pas trop de zèle〔不要太热心〕！”接着，被我们设想为秘书的那个人突然问道：“国际在英国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吗？”我回答说：“是的，非常强大，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凯腊特里先生叫着说：“噢！国际，这是一种宗教！”凯腊特里先生临走时再一次以名誉担保，保尔·拉法格没有事了，要我们立即写信到博索斯特，把这告诉他，劝他回到法国来。但是我觉得在凯腊特里先生的钮扣孔上佩带着一条荣誉军团的红色绦带，由于我总认为荣誉军团的骑士们的名誉完全不同于一般凡人的名誉，所以我想谨慎一些没有坏处，我没有劝拉法格先生返回吕雄，相反地，我请一位朋友给他送去一些钱，使他能更走远一些，到西班牙的内地去。
宪兵们处处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白白地等待答应释放我们的命令。夜间十一点钟，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走进我们的房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送来释放令，而是要我们收拾起必要的东西，跟他前往une maison particlière〔一座特别的房屋〕。我知道这是违法的，然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在家的只有几个妇女，而检察官却由一大批宪兵护随着。为了不给这位胆小的吹牛家德扎加尔先生以使用粗暴手段的乐趣，我们吩咐哭哭啼啼的女仆准备好我们的外衣等物，我们还设法安慰房东太太的女儿，答应她我们很快就回来，然后我们才登上已坐有两名宪兵的四轮马车。在这异国他乡的深夜，真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原来把我们送到了gendarmerie〔宪兵营〕的营棚里。他们给我们指定了一间卧室，从外面牢牢地顶住我们的房门，便把我们单独留下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个第二天，直到五点半钟，我决定要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就要求见省长。凯腊特里先生来了。我问他，在他答应让我们自由以后，却把我们送到gendarmerie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由于我的干涉，才准许你们在gendarmerie过夜。政府（梯也尔先生）本来要把你们送进土鲁斯附近的圣果当监狱。”然后凯腊特里先生交给我一封附有两千法郎的信，这封信是波尔多的银行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在此以前凯腊特里先生一直扣押着这封信。他宣布说，我们自由了，不再被驱逐出法国，而且像拉法格先生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里。
这一次我们大意了，竟把凯腊特里先生所谈的有关拉法格的话通知了拉法格夫人。
10日，我们收到一张到西班牙去的laisser-passer〔通行证〕，但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英国护照交还我们。我们白白地为它奔走了十天。凯腊特里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将护照送往巴黎去了，虽然多次提示，仍未寄回给他。
这时我们才深信，他们把我们从小小的吕雄gendarmerie放出来，只是为了把我们关进大的gendarmerie——梯也尔共和国。我们成为俘虏了。没有护照，我们就不能离开法国，显然，他们准备把我们一直留在法国，以便一有机会可以再把我们逮捕起来。
土鲁斯的警察厅每天指责我们，说我们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进行活动。他们又说，“可是省长已经采取断然措施来安定（pour rassurer）上加龙的居民。”不错，是给了我们一张到西班牙去的laisser-passer，然而住在西班牙的拉法格夫人的遭遇又是如此，我们简直不愿意在西得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
拉法格夫人后来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实，使我们又回想起8月6日的那一天。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马车夫在福斯被迫离开了我们。事后，procureur de la Républque德扎加尔先生和几名警界的“绅士”假惺惺地企图说服他回到博索斯特，用编造的口实劝拉法格先生前来福斯。幸好一个诚实的人胜过半打警探。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明白这些甜言蜜语里有问题，便毅然拒绝去找拉法格先生。于是宪兵们和税务官员就在检察官的带领下向博索斯特进军了。男爵德扎加尔先生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 ［注：这句说已用作成语，摘自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他事先就宣布：要是没有足够的卫兵，他绝不到福斯去捉拉法格先生；又说，他带着一两名宪兵对付不了像拉法格先生这种也许会使用枪炮的人。德扎加尔先生弄错了——给他准备好的不是子弹，而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从博索斯特归来时，忽然想起去干预一群聚在一起庆祝农村节日的农民。那些爱好自由不下于爱好山区空气的骁勇山民，把高贵的男爵着实地揍了一顿，把他撵走了。他吃了亏可并未学到乖！但是我扯远了。
我刚才谈到德扎加尔先生及其扈从向博索斯特出发。不久他们便抵达这个市镇，找到了拉法格全家下榻的旅馆，因为博索斯特的居民只有两家旅馆，或者不如说，只有两个客栈。他们还没有文明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客栈。正当德扎加尔先生站在麦斯旅馆的大门口时，拉法格先生却在他的那些好朋友即农民的帮助下从后门走出去，爬上山头，顺着那些只有向导、山羊和英国旅行者才熟悉的羊肠小道逃走了，因为在那些大路上都有西班牙的马枪兵守卫着。西班牙的警察热心地帮助他们的法国同行。拉法格夫人真是命中注定要受到警察国际团结的全部恩赐。凌晨三点钟，四名西班牙军官闯入她的卧室，用马枪直对着拉法格夫人带着孩子睡的那张床。可怜的病儿突然惊醒，便大声哭叫，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班牙军官们搜查房间的每一个小洞和每一条裂缝，看看其中有没有拉法格先生。最后，他们确信他们追捕的人已经溜走，便宣布要带走拉法格夫人。这时旅馆老板——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出面干涉，他说西班牙政府绝不会同意引渡妇女。他说得对。拉法格夫人被允许留在博索斯特，但是从此以后便一直受到警探的监视。一队密探把他们的总司令部设在旅馆里。在一个星期天，省长本人和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甚至不辞劳苦地从吕雄到博索斯特来看看拉法格夫人。但他们由于好奇心未得到满足，便玩起rouge et noir〔红与黑〕 ［注：赌博的纸牌游戏。——编者注］聊以自慰；这种赌博同玩巴卡拉纸牌，是目前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凡尔赛petits gras〔纨袴少年〕唯一认真从事的工作。
我差一点忘记说明为什么凯腊特里先生没能看到拉法格夫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从吕雄来的法国农民把凯腊特里先生这次访问的消息通知了自己在博索斯特的几个西班牙朋友，这些人当然立刻就把它告诉了拉法格夫人。
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国居民和西班牙居民建立了攻守同盟来对付他们各自的政府。这一次他们就侦察了省长的官方密探；尽管他们在法国边境上常常遭到阻拦，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传递我们想知道的消息。最后，凯腊特里先生下令，任何人甚至向导如果没有规定的通行证，不得前往博索斯特。这项措施当然没有妨碍我们仍像过去那样得到消息；它不过是更加激怒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农民，他们对凡尔赛的“地主议会”早就抱有敌对情绪。
我后来听说，在法国其他地方，农民也是十分仇视自己的所谓代表，即当权的地主。梯也尔先生在执行一个伟大的革命任务！他在他的省长、教士、乡村的武装看守者和宪兵的帮助下，很快就要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
当我们被释放出gendarmerie以后不久，拉法格夫人就把拉法格先生逃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从博索斯特的一个居民那里知道，拉法格先生在韦斯卡被捕，有些西班牙人建议把他引渡给法国政府。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治安法官把我们的英国护照退还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拉法格夫人因孩子生病滞留在博索斯特，同时又不知道丈夫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在焦急不安，为了使她不再焦急，我们立刻决定到韦斯卡去，打算向省督了解一下西班牙政府对拉法格先生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到了圣塞瓦斯田，我们高兴地知道拉法格先生已被释放。于是我们立即返回英国。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不能不简短地谈一谈我们的房东太太C夫人和女仆于8月6日当我们不在家时受到的遭遇，因为同这件事比较一下，警察对待我们真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了。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省长、总检察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等等人冲进了我们的家。他们因为没有把拉法格先生抓到手而大发雷霆，迁怒于Ｃ夫人这样一个患心脏病多年的妇女，迁怒于我们的女仆。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非常粗暴，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主人的去向。
然而省长从一个男孩子即Ｃ夫人的园丁口中把这件事打听出来了，他便立刻打发他到福斯去，躲在篱笆后面窥伺我们，当我们一到就通知procurcur de la République这些大人先生们。
要是凯腊特里先生在与普鲁士人作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他的翼侧和后方免遭突袭，设置观察哨和派遣侦察员到前面去，使敌人的部队措手不及，那末布列塔尼的仗就会打得好些，当然，这是就凯腊特里在福斯的战术的成就而言！
他们不允许我们的房东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生火，命令她不睡床而睡地板。然而后一项命令她没有服从。省长抓着她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硬说是拉法格先生的儿子。Ｃ夫人不止一次地要他相信，他弄错了，但是徒然无效；最后，她竭力想证实孩子的身分（她怕孩子会被带走），就大声喊道：“饶了我吧！孩子只会讲本地话！”起先省长甚至对这个论据也还不太相信。可能，这位相信“国际是一种宗教”的凯腊特里先生，这时想起了上天恩赐使徒说不同语言的奇迹[502]。
Ｃ夫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原因之一就是她一生中从来没听说过国际，因此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团体在吕雄的活动。顺便说一句，对于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会员说来，这也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务——至少在凯腊特里先生为国际协会开始积极宣传以前。后来他们又说Ｃ夫人不该赞扬她的房客拉法格先生。但是主要的罪行是，她没有能指出哪里藏有炸弹和煤油。
是啊！的确是要在我们家里寻找炸弹和煤油。
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员发现了一盏为孩子热牛奶的小夜灯，就开始郑重其事地仔细检查这盏小灯，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似乎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把煤油从吕雄洒到巴黎大街的伪装爆炸物。甚至闵豪森也没有这样想入非非。法国政府是capable de tout〔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局真的相信荒诞的煤油寓言——自己病脑幻想的产物。他们真的以为巴黎的妇女“既非兽又非人，既非男又非女”，而是一些《pétroleuses》[503]——生来嗜火的火怪的变种。
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他们的先知和师傅“巴黎报”的昂利·德·佩恩逊色，听说此人真以为他以我父亲名义所写的那些声名狼籍的信件不是昂利·德·佩恩写的，而是卡尔·马克思写的。
对于已经失去理智的政府可以鄙薄地报以沉默，而对于那些由这个政府的无聊小丑扮演糊涂虫和讨厌鬼的滑稽戏，则可以付之一笑，如果这些滑稽戏不变为千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悲剧的话。请想一想在凡尔赛军事法庭前面的那些《pétroleuses》吧，想一想最近三个月在水上监牢里被慢慢折磨死的妇女吧！
燕妮·马克思1871年9月于伦敦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501]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这封信，曾由马克思寄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出版者，并与他的附函（见本卷第466页）同时在该杂志上发表。——第704页。
[502]暗指基督教的一个传说，即圣徒奇迹般地获得了用他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说话的可能。——第714页。
[503]Pétroleuses（煤油纵火犯）是反动报纸给被凡尔赛法庭诬告于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期放火焚烧巴黎建筑物的巴黎女工所起的绰号。——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