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8月17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劳拉： 我和肖莱马还在这里等待迟迟不来的好天气。偶尔遇到好天，我们就想鼓起勇气去旅行，但积极性总是由于英国法律和英国气候所固有的惊人的不稳定性而冷却下来；同时，由于阴雨天气变得过分稳定，这种积极性往往冷却，甚至返潮了。不管怎样，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我们环游这个岛屿（不是已环游过两次的威特岛，而是大不列颠）的计划夭折了，不然可就够我们受的了。于是，我们呆在这里，观赏停泊在对面的英国舰队，等候后天要到来的法国舰队。
这么说，可怜的保尔已开始在圣珀拉惹服刑了[150]——相信他会保持旺盛的精神！他要被迫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法国意外事件是层出不穷的，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担心你在勒-佩勒会象保尔在圣珀拉惹一样感到孤独。那末，你就常到伦敦我们这里来吧，这对你可能不会有什么特殊困难，想必你不会被你的鸽、鸡等等束缚住。总之，希望你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把保尔生活上的事稍加料理后很快就来。
我们的一位俄国朋友 ［注：尼·弗·丹尼尔逊。——编者注］大约三星期前来信说：“我们正处于饥荒的前夜”，这个预言确实很快就应验了。当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举行联欢、互喊“乌拉！”[151]时，这个事实抵销了他们的一切示威。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沙皇是不能打仗的。他最多只能竭力利用法国资产者目前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挥舞武器和进行威胁，但不会发动进攻；如果法国资产者走得太远，他就会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俄国政府当前的目的是要 在战时对各国舰队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首先，它试图取得法国的同意；然后，如果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里下次普选的结果是格莱斯顿上台，这位年老的大亲俄派也将被说服这样做。那时，一旦两大海上强国被这种协议束缚住手脚，沙皇就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宰，可以随时对它进行突然袭击，而苏丹将只不过是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总督而已。计划就是如此；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巴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充当沙皇的工具，而当它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沙皇就会把它一脚踢开。沙皇之所以恭顺地聆听《马赛曲》，并讨好共和国代表，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只要某些人不丧失理智，今年和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局面是有保证的。这就是俄国饥荒带来的主要结果。
而且还有其他的结果。俄国国内将要发生骚动，这种骚动 可能引起变化；甚至很可能会引起 某些变化，从而在这潭死水中引起一点波动；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它不仅将意味着结局的开始，而且意味着结局本身。
德国也要发生歉收。那时，现行的并且由于饥荒不断提高的价格将导致俾斯麦财政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破产。旧制度在德国也将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谁也不能预言这会发展到何等地步。但无论如何，这又将使我们的队伍得到很大发展，并有助于我们去争取我们正在取得惊人成绩的农村地区。在东普鲁士同俄国接壤的地方，有两个纯农村地区举行了补选。两年以前，我们在这两个地区共得到四百至五百张选票，今年则得到三千张！如果我们能把东普鲁士六个省的农村地区争取过来（那里是大地产和大庄园占优势），德国军队就 将是我们的了。
据今天《旗帜报》报道[152]，海德门和布鲁斯都没有露面，阿列曼只好担负起指挥可能派[30]的角色。那末，既然是同 这样的反对派打交道，看来我们的人不要费很大力气就可以对付。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代表大会实际上再没有什么大问题要讨论了，除非是出现恢复旧“国际”的种种想法 ［注：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我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想法，不然会导致新的分裂，使运动——至少是英国这里的运动——倒退若干年。从各方面看，恢复国际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的时候，尤其如此。如果有这样的党，而两党又同德国人一致行动，即使没有形式上的联合，目的也能达到，三个西方大国一致行动产生的精神影响就已足够了。但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任何恢复国际的企图都会使一个小国（可能是比利时人）占有不相称的显要地位，结果争吵一场了事。问题在于，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很广了，再也不能用这种对它来说已经狭窄的框框束缚它了。尽管如此，恢复国际的强烈愿望还是存在，我最近一次看到博尼埃时，他就满怀这种愿望。当然，我向他说明我的反对意见以后，他显得茫然失措，无言以对，——这是否就能阻止他和他在布鲁塞尔的朋友们呢？
我准备星期四 ［注：8月20日。——编者注］返回伦敦，阿德勒，可能还有倍倍尔，要从布鲁塞尔来住几天。一俟得到关于布鲁塞尔讨论情况的消息，便立即给保尔写信，信将寄给你。肖莱马、彭普斯一家和我向你们俩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收到了杜西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但这是在星期日开会前[77]写的。我在8月18日上午十一点发出这封信以前，不会知道那里发生的任何情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50]保·拉法格从1891年7月底至11月10日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坐牢，后因当选为众议员获释（见注201）。——第139页。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52]1891年8月17日《旗帜报》刊登了路透社关于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见注77）的报道。——第140页。
6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1年9月2日
彼得堡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阁下： 今天我再归还你六封信，就是说，1878年底以前的信已全部奉还，其余的最近寄还。
[153]
你对饥荒的预言，应验得简直太快了，在英国这里，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整个年景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大约十天以前，正是英国南方开始收割的时候，出现非常坏的天气，已收和未收的庄稼都遭到严重毁坏；据说，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庄稼，即使没有完全被毁，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这场灾害只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最近二十个月左右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而在目前普遍扩充军备和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倒是件好事。
请允许我下封信再谈你5月1日信中提供的非常有趣的材料[154]。今天是我动身的前夕，写这封短信的主要目的，是请你以后来信寄给考茨基夫人，地址：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来信将 原封转给我，因此不必用双层信封。由于我将经常离开伦敦[130]，我担心用以往的写法寄来的信可能到不了我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看我的女仆是否机灵和细心了。
总的说来，我还是很健康的。不过，每年要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休息和彻底改变一下环境。海上旅行对我是绝妙的良药。假如一个月后我的身体象预期的那样好，就立即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第三卷 必须完成。但看来以不答应期限为好。
忠实于你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3]恩格斯把马克思给丹尼尔逊的书信归还丹尼尔逊；这些书信是寄给恩格斯复制副本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13页）。——第142页。
[154]在1891年5月1日的信中，尼·弗·丹尼尔逊把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统计数字告诉了恩格斯。——第142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信中关于施留特尔妻子 ［注：安娜·施留特尔。——编者注］的事，我已告诉路易莎·考茨基了；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且对情况也了解。她认为，施留特尔的妻子这样做，不过是威胁而已；如果施留特尔不被吓住，她是会回来的。同时，路易莎不认为施留特尔的妻子非得别人劝说才会决心回来。在苏黎世的时候，她就不止一次这样闹过。施留特尔多次对她不忠，当然会使她发火，但她每次都完全宽恕了他，而那些把她的恼怒和愤言激语信以为真的人，却落得左右为难。路易莎在这件事上丝毫不想维护施留特尔，或者哪怕是为他表白，她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施留特尔在这方面究竟如何，——他总是不清不楚的。他的妻子经常以离婚相要挟，而到关键时刻还是投入他的怀抱。这样，外人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伯恩施坦夫妇从伊斯特勃恩回来了。萨尼亚尔和麦克维正在伦敦，明天要来我这里。我在赖德呆了一个月[130]，和肖莱马住在彭普斯那里；肖莱马已回曼彻斯特去了。他每次感冒，耳聋就要加重，也就不容易同他打交道；别的方面，他一切都很正常。我身体还好，为了完全恢复健康，我还得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阿德勒（来自维也纳）和倍倍尔在这里住了三天。他们心情十分愉快，对这次代表大会[77]很满意。
给你寄去一包文件和一份《每周快讯》，上面载有克罗弗德老太婆在巴黎访问李卜克内西的谈话。[155]这篇谈话将会引起吵闹。总之，李卜克内西说了不少蠢话。听说他消瘦了许多，精神也不好，似乎同所有的人都发生了争吵；在布鲁塞尔，他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根本不相往来。另一方面，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感到诧异的是，他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同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对立。《前进报》他办得很不好，自己什么也不做，却让盖泽尔为这一机关报撰写社论，他坚持着一些十分奇特的观点，——一句话，那里正酝酿着一场灾难，而这篇谈话可能会加速这场灾难的到来。
同布鲁斯派等等的旧争吵已告一段落，布鲁斯派根本没有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海德门也没有敢去那里，他派去的人相互争吵了起来，出尽了丑。目前，他正寻求不知所措的纽文胡斯的支持，但这是没有指望的。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还会有人暗地里搞阴谋，《正义报》上大概还会象过去那样，出现对我和艾威林等人的攻击，但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的公开反对派，已不复存在了。
《人民论坛》刊载了一篇关于代表大会的最详细的报道。
[156]
《家庭的起源》新版 ［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的校样，我已看了六个印张。除增加一篇新序言外，第二章（家庭）将有大量补充，后面也有些补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再一次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点，在美国的报刊上应该加以强调。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优秀的工联大概很快会加以利用。这就是两项最重要的决议。真是妙极了，英国人目前成为最反动的了，为了照顾他们，还得把问题缓和一下！但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几个月，最多一两年的事了，他们会向我们靠拢的。当然，工联下一次代表大会将试图推翻利物浦代表大会关于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91]，但即使在极力主张十小时工作日的纺织工人的支持下能够得逞，这也只能使火焰烧得更旺。运动在前进，这是阻挡不了的。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你的 弗·恩·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91]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的决定。——第73、92、145、163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5]恩格斯从劳·拉法格1891年9月3日的信中获悉，1891年8月30日载于英国激进派报纸《每周快讯》的所谓威·李卜克内西的谈话，纯系其巴黎记者克罗弗德捏造。威·李卜克内西对把这篇谈话强加于他一事进行了辟谣，他在1891年9月4日《前进报》第206号上声明，他在最近一次访问巴黎期间，没有同任何记者会面，更没有发表任何谈话。——第144页。
[156]关于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1891年8月22和2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4和35号的附刊。——第144页。
致保尔·拉法格
[157]
勒-佩勒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这样，你又被关到珀拉惹夫人 ［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编者注］神圣的、至尊的拱门内——“进入悲惨之城……走进永劫的人群” ［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首歌。——编者注］；然而，我相信这不会持续很久，在你的“一年”度完以前，我们可能就把孔斯旦置于你的地位上了。不管怎样，十分遗憾的是，你在被捕前没有能去布鲁塞尔，不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没有什么，我对代表大会[77]仍然非常满意。首先是暴露了布鲁斯—海德门反对派的彻底 瓦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个反对派从未存在过，1889年的可能派代表大会[158]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谢天谢地，这些先生可别成为我们的“朋友”，——不然又要成为我们的负担，而他们象过去那样作为我们的敌人，倒能使我们聊以消遣。 其次，开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通过的决议[159]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最后，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这一步骤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 阶级斗争和 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那些提法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让步。
可见，我们有充分理由表示满意。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成为 战斗的政党、考虑 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四百万夸特（一千一百五十万百升）， 黑麦歉收为三千至三千五百万夸特（八千七百万或一亿零一百五十万百升），黑麦大量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一机会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主动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 ［注：格·瓦·普列汉诺夫《一八九○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编者注］）。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 自给自足的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ruraux》〔“地主议员”、“乡下佬”〕 ［注：对法国反动的1871年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克。——编者注］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 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38]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自己的阵地而形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可能的”执政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资产阶级（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末，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倍倍尔认为1895年即可）。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那样直接。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在英国这里引起我们已期待二十五年之久的、尖锐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一刻钟以后，我们要去海格特公墓，把一棵常春藤栽到马克思的墓上，这是莫特勒三年前从乌尔利希·冯·胡登墓地（位于苏黎世湖乌福瑙岛）移来的，它在我的阳台上长得很茂盛。
倍倍尔和来自维也纳的阿德勒到我这里住了几天，他们对代表大会很满意。
你就消遣消遣吧，并利用给你提供的这个机会“专心致志”地写点东西，正如1841年被关进监狱的一个柏林新闻记者所说的那样。
祝好。
你的 弗·恩·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57]此信初次以《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一文的形式，发表在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上，发表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删节，1891年9月16日《前进报》第216号也把它译成德文予以转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1—283页）。——第145页。
[158]指为了对抗马克思派的巴黎代表大会（见注41）而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可能派（见注30）代表大会。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很少，而且他们多数人的代表资格完全是假的。——第146页。
[159]指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被开除出国际。——第146、150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14日于苏格兰海伦斯堡
亲爱的左尔格： 我同彭普斯和路易莎·考茨基已来这里旅行[130]；一周来，不是爬山，便是涉水，对我大有裨益。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回家去了。
对施留特尔夫妇真是毫无办法。施留特尔每遇到一个女人，就不能不追随其裙后，而他的妻子 ［注：安娜·施留特尔。——编者注］把冲突闹得似乎不可开交以后，又不能不去求得和解与宽恕。如果这次她终于留在德国（我不太相信这点），那是由于她听了那里人的劝告。
斐迪南·吉勒斯先生是个无赖文人，是从进步党[160]转到我们这边来的，但在德国时，我们就不想承认他。在伦敦，他同海德门之流串通一气，德意志共产主义协会[161]里也有人支持他。从不宜公开的可靠方面获悉，此人系警探，难怪他有钱，否则，这些钱的来路就无法解释（他每年给路易莎·米歇尔在这里创办的学校提供六英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期间，这个家伙曾企图在德国人当中散布艾威林的谣言，这些谣言是海德门、贝赞特夫人和她的情夫赫伯特·伯罗斯等暗地传开的，说什么艾威林同杜西结婚时，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使他们陷于极端窘困的境地，说什么他的岳丈要砸碎他的脑袋。（实际上，八年多以前，艾威林和他妻子经双方同意离了婚，她带走了自己那份每年可以得到五百多英镑收入的财产，他们从来没有过孩子，岳丈也早已去世。）人们不相信这种谣言，于是吉勒斯就企图把这些无稽之谈塞给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这一点，他 当然是得逞了。所有的报刊都大肆宣扬。艾威林在布鲁塞尔未能采取任何措施，以免给比利时警察当局提供破坏代表大会工作的借口。但是回伦敦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要把吉勒斯揍一顿。在德意志协会，艾威林未能如愿，上星期二，9月8日，他带了路易莎·考茨基作为见证人，——以防吉勒斯造谣说，两个 男人袭击了他——到了吉勒斯家里，朝他脸上狠狠打了两下。这想必很快就会起作用。其后果如何，我不清楚，因为我们当天就离开了，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艾威林立刻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公诸于众[162]，因此美国也会开始谈论此事。
我在这里见到了美国代表中的麦克维和阿伯拉罕·卡恩——犹太人使徒。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
总之，代表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布鲁斯派[30]根本没有出席，海德门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掩盖起来。最好的是，同海牙代表大会一样，把无政府主义者赶出了门外。[159]旧国际以此结束，而远为广泛的、宣告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恰恰以此为开端。
工联新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胜利。[163]以纺织工人为首的 旧工联以及工人中的所有反动分子曾竭尽全力想废除1890年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他们失败了，只得到暂时的、极其微小的让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尽管还有不少的混乱，但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前进，而资产阶级报纸惊恐哀鸣，战战兢兢地承认 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彻底失败。特别是苏格兰的自由党人，帝国里这些最聪明、最典型的资产者，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片喧嚣，说什么工人受到了巨大挫折，工人的行动荒唐透顶。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9]指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被开除出国际。——第146、150页。
[16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248）。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第149、2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2]爱·艾威林揭露吉勒斯是可卑的诽谤者的声明，载于1891年9月11日《前进报》第212号。——第150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今天正准备就纲领问题给你写信，——恰好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纲领草案要比正式草案 好得多，而且我高兴地得悉，倍倍尔拟建议采纳你的草案。我支持他这样做。你第一个草案的一个缺点——冗长，已经克服，而且比正式草案简明扼要。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出下列意见[164]：
第一节，《新时代》第785—786页第2段第3行：用人类劳动 产品的增长代替收益一词。马克思曾指出，“ 收益”〔Ertrag〕一词十分含糊，这个词既可以指产品本身，也可以指产品的价值或者甚至可以指偶然 实现的价格总额。
其次，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Privateigentum an den Produktionsmitteln durchweg〕。这里是指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和，还是指某个特定的生产者，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指完全特定的生产资料，因此要用定冠词。省略了这个冠词，就会含糊不清 ［注：考茨基使用“生产资料”（Produktionsmittel）一词时没有加冠词，按照德文语法，就是泛指任何生产资料。——编者注］，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二节，《新时代》第788页，第一段措词欠妥。“在现代条件下受折磨的人”——这太含糊。应该说，由于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在智力上和道德上也畸形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把这段文字修改一下。结尾的那句话也不确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阶级， 其利益等等促使……我看大致可以这样说：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其解放是不可能的，或者用类似的说法。
第二段……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 组成战斗的阶级。（为了进行经济斗争和组成战斗的阶级，它必须拥有随着它的成就而扩大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其余不动。
我只提这几点简短的意见，很遗憾，没有时间再多提了，因为我忙得不可开交。
爱德起草的那一章[164]，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读。
在你起草的第一章里，你也有些陷入“乌托邦”。哪里有这样一个国家，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你在第726页直到第730页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在这种变革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种变革”）？我看，这是为了贪图方便，把不同过程的时间和地点硬混到一起了。这也无关紧要，你的广大读者不会觉察出来，每个读者都可以取其所好。
报纸已收到，谢谢。好在党已相当强大，发表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也不致有什么危害；更重要的是，连报纸 ［注：《前进报》。——编者注］也即将发生某种变化。说实在的，我也感到奇怪，老头竟然落后到如此地步。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因而能拖着这个包袱前进，并且使李卜克内西能够聊以自慰，使他所看到的词句都称心如意，他立即就会认为一切都解决了。
尤·沃尔弗先生把他那篇瞥脚的东西 ［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也给我寄来了。我没有读，就把它放进柜子里了，并决定在写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序言以前不去动它。但顷接你转来寄自诺伊闵斯特尔的信。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苏黎世，1891年9月20日。尊敬的先生：在康拉德主办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最近一期上，布隆的犹太人沃尔弗（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教授）狂妄地指责你，说你不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因而想把第三卷隐匿起来。你不想给他一个耳光吗？一个敬仰你的人。”
当然，事情不致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过总还得把这篇奇文看一下。
至于康拉德·施米特的解答 不是马克思的解答，我当时就写信告诉他了，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书里还有如此多的出色之处，以致我认为这本书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济思想上的最大成就。[165]但是，目前我处理完日常事务，就一定立即着手整理第三卷，其它一切暂搁一边。
康拉德·施米特曾去柏林，他在假期里把《前进报》编得相当成功。目前，他可能在苏黎世担任讲师，这是他不顾教授们的反对在施特塞尔协助下得到的。
你去参加代表大会[166]，这很对。人们会激烈地批评《新时代》，这是肯定的。你什么话都要听，尽量少作答复，然后走自己的路。只要是倍倍尔主持，一切都会重新纳入正轨。
吉勒斯事件 ［注：见本卷第149—150。——编者注］，我们这里要充分加以利用。海德门及其一伙看到自己同可能派[30]广泛策划的整个国际阴谋遭到如此悲惨的失败，当然要大动肝火，于是就成了这一事件的策动者。他们把自己同吉勒斯等同起来，对我们当然十分有利；可惜，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你也知道，这些先生们中间，有的人谈不上什么勇敢，而挨耳光也绝不是那么舒服。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 Entwurf des neuen 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5]看来，恩格斯是指他1889年10月1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282—284页）。
这里所说的是施米特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hgesetzes》），该书于1889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53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发表在《前进报》上的那篇有关俄国人的文章[167]，我们都很喜欢，它将产生极好的影响。至于存在着战争威胁，而且正是来自俄国，以及战争一旦爆发，恰恰是我们应当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全力促使俄国被击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俄国人希望打仗，而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进行威胁，不一定想发动进攻。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事态仍可能发展到动干戈的地步。
我对俄国外交界现在以及过去使用的方法和惯用的手段作过多年研究，深知战争对俄国来说总是意味着外交的失败，因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俄国所不希望的事。首先，得手的外交恫吓比较便宜，也比较可靠；其次，每一场新的战争只是证明，俄国军队要实现征服性的目的，其力量还嫌不足。俄国军界把自己的战斗准备夸大到如此地步，即使外交界把他们所说的打个七折，也还会对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外交界必须考虑的诸因素中，本国军队的力量是最难估算的。只有在别的国家为俄国作战的情况下（1813—1814年），俄国外交界才愿进行战争。
如果格莱斯顿在这里上台执政，那末，俄国外交将处于近数十年中它所能期望的最有利的地位。法国作为积极的盟友，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将会剑拔弩张。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发生，那末，这是违背他们的愿望的。
毋庸置疑，发行的公债到那时将起军事公债的作用。这只不过表明，这些先生们正在准备应付 一切意外。你提到的其他种种征兆——禁止黑麦出口，黑海的登陆演习等等——，我看，也同样只是证明这一点。他们指望的是，到关键时刻，欧洲，首先是三国同盟[168]，将比难以攻占的俄国所预料的更惧怕战争；那时，俄国将在东方得到好处，而法国沙文主义者则遭受愚弄。
你认为国内的困难会 迫使俄国开战。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象你可能认为的那样。在俄国受侵害的有三个阶级：土地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革命，而土地贵族已无力进行革命，农民充其量只能举行一些地方性的起义，但这些缺乏联合的起义，若无中心城市的胜利起义使它们联合起来并给以支持，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年轻的资产阶级却比任何地方的都兴旺；它逐渐临近同官僚制度势必发生冲突的地步，不过，这可能还要经历若干年。俄国资产阶级是由酒税承包人和掠夺国家财富的军需供应商形成的；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仰仗国家：保护关税、津贴、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认可和庇护下对工人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要指望这个资产阶级——其卑劣远远超过我国的资产阶级——触犯沙皇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对 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关注会促使发动战争，那只是因为它把泛斯拉夫主义译成了唯物主义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了它的物质基础：通过兼并扩大国内市场。由此便出现了斯拉夫主义狂热、强烈的仇恨德国人的情绪，——就在二十年前，俄国的工商业还几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卑鄙、无知、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希望战争的，并且正在报刊上进行煽动。但是，由于害怕国内革命，沙皇 目前不会发动战争。在七十年代，这是有意义的，当时，日趋破产的贵族在地方自治局中意识到自己到处陷于同样的处境，开始表示不满。现在，这些贵族已极度衰落，把自己的地产卖给了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面前已经无能为力，而资产阶级又恰恰是沙皇制度在各主要城市的新支柱，危险也只能来自这里。一次宫廷政变或成功的行刺，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在今天都只可能导致资产阶级上台。当然，这个资产阶级甚至比沙皇更急于发动战争。
不过，这是次要的分歧。战争的危险，我们两人都已看到；尽管俄国发生饥荒，——你对这次饥荒的估计十分不足——执政者仍然可能放松缰绳，对此我们也应有所准备。我要看一下，在法国能否做点什么；需要提醒法国人注意一些事情，而这得由 法国人自己去做。人们应当了解，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那时，《马赛曲》里的下面一句歌词就适用于 法国人了：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德国现在的制度无论如何经受不住一场战争，因为要防御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并采取十分革命的手段。
你说得对，假如事态终于酿成战争，我们应该要求武装全体人民，但这只能作为对现有的或为应付战争做好准备的组织的补充。这样，就要 征召未受过训练的人参加后备部队或民军[169]，在武装和征集常备基干人员的同时，首先对这些人 立即进行最必需的训练。
告法国人书的写法应略加改变。[170]俄国外交官并不那么愚蠢，以致竟然在全欧洲面前挑动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将设法使法国或者三国同盟的一个参加国成为挑起战争的方面。俄国人的公文包里总是有成打的这类宣战的理由；而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如何答复，则视已提出的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定。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声明，1871年以来，我们一直准备同法国和解；我们党一旦取得政权，如不让亚尔萨斯—洛林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就不能执掌政权；但是，有人要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而且是联合 俄国，我们将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存的侵犯，就要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所拥有的一切阵地，当然也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奋起自卫。
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进行，有着决定意义的首先是下列两种情况：俄国在进攻上是软弱的，但在防御上则极强有力，要打击它的心脏是不可能的。法国在进攻上是强有力的，但遭受两三次挫败之后，就失去进攻能力，不再构成威胁。奥地利人担任军官和意大利人充当士兵的军队，我看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国军队就得既担任主攻，又承受主要打击。遏止俄国人，同时击败法国人，——战争应当这样开始。粉碎法国人的进攻之后，才能开始攻占波兰，直至德维纳河及德涅泊河，而在此以前，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占领应当通过 革命的手段实现，必要时要把普属波兰的一部和整个加里西亚交还应当恢复的波兰。如果这些都能做到，法国可能发生突变。同时，我们应当坚决主张，至少把麦茨和洛林交给法国人，作为和平的保证。
然而，可能不会这样顺利。法国人不会这样轻易让别人击败，他们的军队 优良，装备也胜过我们，而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造诣，依我看，也不能指望有多高的水平。法国人已经学会进行动员，今年夏天，他们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还证明，拥有足够的军官来配备一支比我们强大的用于 首战的军队。要到以后，随着新部队的动用，我们在军官方面的优势才会显示出来。况且，柏林和巴黎间的直接通道两侧筑有坚固的要塞。总之，在最好的情况下，战斗很可能形成胜负交替的局面，双方也都将陆续投入新的援军，直到一方精疲力竭，或者英国积极进行干预，那时，英国只要切断粮食运输线，就可以 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它的敌方——德国或者法国——媾和。在此期间，俄国边境的情况将会怎样，主要取决于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因而是难以预测的。
有一点我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被打败，沙文主义和复仇战争的思想将在欧洲大肆蔓延很多年。假如我们战胜，我们的党就会取得政权。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所以，战争一旦发生，我们不仅应当期望胜利，而且要采取一切手段去争取胜利。
爱德的文章[171]，本来可以作为对 福尔马尔的答复[135]，而且用于这种场合是非常恰当的。但是，这个老实的爱德却一拖再拖，以致他这篇文章成了对 喀琅施塔得联欢[151]的答复，而用于这个目的，显然是根本不适宜的；应当强调截然不同的观点。这里一定要说明，如果法国对德国来说 形式上代表着革命，那末，德国由于自己的工人党，就在 物质上居于领导革命的地位，这在战争期间必将鲜明地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以及革命，或者被扼杀，或者取得政权。
顺便提一下，我听说，你准备在党代表大会上赞同把卡·考茨基提出的原则性的论述部分作为党的纲领。我也认为，现在这个草案（见《新时代》第51期）比我们那个要好得多。只是对载于第788页上的一段，我曾建议他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把几个地方修改一下。显然，他对此是经过反复琢磨的，而且确有成效。爱德所起草的关于局部要求的那一章[164]，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关于莱布弗里德和库诺一事，日内另写一信给你。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10月1日
上面写的，我本想今天发出，却又收到你29日的来信。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我的那封信 ［注：弗·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希望你读到的是 原文，《前进报》上刊登的译文令人厌恶，有些地方简直无法理解。真见鬼，李卜克内西从哪里搜罗来这样一些糟糕的翻译？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 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两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
至于我对你们过分重视敌人的议论一事提出意见，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在来信中谈到爱德所作的注释[172]时说：“ 敌人已在攻击这个东西，认为这是对拉萨尔别有用心，怀有敌意。”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 称赞我们？你看，你也完全是这样。
你们无论如何要使盖泽尔离开《前进报》。要知道，圣加仑代表大会上曾对此人郑重作出不信任的决定[121]，决不能让 他留在编辑部里！布洛斯也是如此，他是个无所不怕，而又令人生厌的家伙。至于要由李卜克内西撰写的第六篇社论，这不会给你们带来过多的烦恼。我敢打赌，三个星期以后，他想写社论的念头就会烟消云散，他又会象1866年在莱比锡时那样说：如果以为现在是写社论的时候，那是不了解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
维也纳的女工报纸 ［注：《女工报》。——编者注］可能会在你们那些为妇女报刊撰稿的妇女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她们还处在沙克的强烈影响下，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维也纳的这家报纸大力传播的，正是这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的妇女象你所说的那样，毅然行动起来，那末，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如果目前的妇女领导人那时被妇女们自己抛弃，也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而维也纳的这份报纸则将享有这样一种荣誉：在所有的妇女报刊中它是第一个接受并维护这种观点的。
你们没有刊登艾威林驳斥吉勒斯的声明，这再一次证明，每个德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吉勒斯说什么他也打了艾威林，这种说法竟不加反驳地登在德国报刊上，艾威林认为这有损他的声誉。他请路易莎澄清事实真相，而且他们两人都在声明上签了字。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会说：这样的事情，当事人自己应当知道该怎么做；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你们那里恰恰相反，编辑部却承担起书报检查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进行诉讼。编辑部当然可以认为， 它已把吉勒斯的事告一段落， 从它这方面可不再提及此人，但是，如果艾威林和路易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编辑部就无权坚持 这一观点，从而剥夺自己 朋友讲话的机会。顺便说一下，我决不同意你们的其他种种疑虑，我甚至还亲自起草了路易莎的声明。
接着，吉勒斯又发表了随信附去的那张纸条。艾威林的答复，你过几天便可收到。关于布莱德洛的事，从艾威林这方面来看，是极为愚蠢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过错。当时，艾威林在财务和政治交涉方面是一个非常幼稚、很不成熟、极其笨拙的年轻诗人，布莱德洛很了解这一点，于是极其卑鄙地利用了他。他们创办了一所设有实验室的自然科学学校，布莱德洛负责事务方面，而把全部工作，最后连全部财务也都推给了艾威林。在艾威林成了社会主义者并同杜西结婚以后，布莱德洛诬蔑他在财务上值得怀疑。完全无辜的艾威林，只是由于十分糊涂，才陷入这样的困境。布莱德洛发表了通告信后，艾威林竟然如此糊涂，他不仅不予以回答，甚至陆续付给这个对他大肆诈骗的布莱德洛二百英镑！如今，这已经是往事了，布莱德洛已不在人世，但由于布莱德洛避免提出具体的指控，艾威林别无他法，只能在适当时机，公开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先再度搬出这些无稽之谈的海德门先生，只要一接受艾威林准备同他公开辩论的挑战，这一时机就会到来。——芝加哥电报事件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同样是出自海德门之手。我们的目的就是现在把 海德门紧紧揪住，因为吉勒斯不过是他的传声筒而已。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多多问好。
你的 弗·恩·
[121]1887年10月2—6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除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帝国国会中一批社会民主党议员由于畏惧迫害，拒绝签署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通告的问题。在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中，大会一致谴责了那些没有理由而采取这种行动的议员，并希望今后不让这些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盖泽尔是其中之一，涉及他的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第105、160页。
[135]指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1891年6月1日慕尼黑公开集会上发表的宣扬忠君爱国的沙文主义演说，这篇演说谈到在卡普里维政府执行所谓“新路线”情况下党的任务和策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迫使党接受机会主义策略，即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发生对俄战争时，与统治阶级合作。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称赞的福尔马尔这篇讲话，在党的会议和党的大多数报纸上，后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及其他人的发言中，受到了谴责（见注166）。——第121、130、159页。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 Entwurf des neuen 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68]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国家。——第155、226页。
[169]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157页。
[170]这里是指奥·倍倍尔关于在战时向法国人民发布特别呼吁书的建议；他在1891年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这一建议。——第157页。
[171]指8月29日发表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英国来信》（《Briefe aus England》），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2卷第50期。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着重批判了三国同盟（见注168）以及德国在同盟中的立场。——第159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同彭普斯、路易莎·考茨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度过了两个星期[130]；回来后，看了《家庭的起源》新版 ［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的校样；现正回复几封积压已久的来信，然后着手完成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
随信附上给威士涅威茨基太太的事务性便条一张，望你代为转交。除了事务上的往来，我当然不想同她有任何联系。
从你15日的来信遗憾地获悉，痛风在折磨着你。少吃氮化食物，多活动，对你确实有益。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进行得比你想象的还顺利；在德国人当中，唯独李卜克内西表现不理想，然而，这是纽文胡斯以最粗暴的、神甫般狡猾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挑动。代表维也纳女工的路易莎说，纽文胡斯的卑鄙攻击和诽谤简直令人厌恶。
工联代表大会也是一个胜利。[163]“旧”工联极力要废除利物浦代表大会[91]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而他们只得到了微小的让步，这对他们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来说，已经是一个失败。你只要读一下自由党人的，特别是苏格兰的报纸，就可看出：他们因为英国工人被社会主义腐蚀而误入歧途是多么懊丧。
《人民报》简直不屑一读。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荒唐、卑劣的报纸了。我的《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是谁译的？是约纳斯吗？
《社会主义者报》的订费即将汇去，然后立即通知你。
拉法格已在利尔被提名为候选人，这样一来，在选举活动期间，他就有权出狱五周，并进行宣传活动。他未必能在利尔当选，但是在诺尔省的普选中当选是有把握的。
吉勒斯在海德门的帮助下，仍然企图对艾威林进行污蔑，但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首先，吉勒斯是众所周知的坏蛋；其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快地揭穿海德门。
种种琐事，下封信再谈吧。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91]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的决定。——第73、92、145、163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给你和腊韦寄去《起源》[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校样七至十二印张（最后一部分），改动的地方用红笔标出。希望这也是你辛勤操劳的结束。[75]为此，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但愿它起的作用能够聊以报答你的劳动。
想来保尔已获得自由，这次暂时获释，对他个人和对事业来说，都将大为有益：“北方”已经白热化，在那里应该趁热打铁。
布朗热之所以要死，显然是因为再也活不下去了。他是作为一个靠情妇度日的人活着和死去的。失去自己的情妇崩曼夫人，他还可以忍受，但失去崩曼夫人的财产（据英国报纸报道，这份财产没有遗留给他），——啊，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件可笑的事发生以后，谁都没有罗什弗尔那样高兴；对他来说，这个威武的将军逐渐成了真正的恶魔。
而现在，亲爱的劳拉，天知道我究竟应该为这个《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如果介绍上的说明属实，它将是各种人物、原则和事件的大杂烩）写些什么？写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简直是整整一本书啊！写其他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可是，那些最令人感兴趣、最重要的题目，如果由一个 外国人来写，势必会使法国读者觉得是一种侮辱。此外，你也没有告诉我，这篇文章何时刊用，准备给它多大篇幅。况且，我的工作十分繁重，目前又都刻不容缓，因此一行也未写成。可见，我没有虚度时光。
上星期一 ［注：9月28日。——编者注］，派尔希把孩子们带来了，从那时起，就全家住在我们这里。莉莉摔了一跤，背部受伤，作为预防措施，要给她制作一付支架，还要等几天才可做好。派尔希今天就要离去。
路易莎创办的“鬣狗报”不会早于本月15日出版。[173]你的文章以及杜西和路易莎的文章，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妇女权利捍卫者中间引起哄动，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真正地象你们在自己的三篇文章中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谁也没有给以这样直截了当的回答。路易莎和杜西对我说，她们对德国（柏林）妇女权利捍卫者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但是，这些人不会控制多久了。倍倍尔热情洋溢地来信谈到，德国女工正多么热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些迂腐的半资产阶级 母驴——妇女权利捍卫者，将很快退居次要地位。
吉勒斯仍在继续印发反对爱德华的传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两天后再写信详谈。我们正设法揭露海德门的造谣中伤，他把吉勒斯当作一个工具使用，我们希望，他无法洗刷掉肮脏的吉勒斯无意地溅到这个工具的使用者身上的污点。
彭普斯、路易莎和孩子们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劳拉：衷心感谢你的来信。正如将军［注：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已经告诉你的，我们那份“划时代”的报纸，可能是由于维克多在波希米亚的诉讼事宜，10月15日才能出版。何时能再收到你写的东西呢？我知道，亲爱的劳拉，你只要说了一，总会接着说二的。任何题材的文章，我们都欢迎。
衷心问候你和利尔的M．P．[174]。
你的 路易莎
[75]这是指劳·拉法格同意校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法译文一事，译者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为了修改腊韦质量欠佳的译文，劳·拉法格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看了劳·拉法格校阅的译文，对她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该书法文版于1893年出版。——第60、110、126、164页。
[173]指维也纳的《女工报》。恩格斯称该报为“鬣狗”，这一词出自席勒的一首诗《钟之歌》。这首诗里，把参加革命的妇女比做鬣狗。
1892年1月1日《女工报》第1号刊载了下列文章：劳·拉法格的《来自法国的祝贺》（《Ein Gruß aus Frankreich》）和路·考茨基的《英国通讯》（《Aus England》）；1892年2月5日刊载了爱·马克思-艾威林的文章《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Wie sollen wir organisiren？》）。——第165、250页。
[174]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 de 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随信附上有关库诺和莱布弗里德问题的必要的材料。
我总觉得，你们不应当为拉萨尔的事[56]再接连来信烦扰可怜的爱德。这使他非常着急；一方面， 你们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那样做，因而使得他不知所措；这只能损害事业，而且终将弄得他自相矛盾起来。至于那条注释[172] 在书中保留了下来，你们 和爱德一样，也有过错，同时，由于那条糟糕的注释而把他那一整篇出色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这也是不公平的。我已告诉他，让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茫然失措，但也不要摘去自己铁拳上的丝绒手套。到头来，你们自己会因为他这样抨击了拉萨尔而感激他的。我很清楚，假如你们 现在重读一下拉萨尔的著作，也会对读到的内容以及自己对这个冒牌英雄曾经有过的信仰而感到诧异；这种信仰是你们在反社会党人法[38]实施期间，同拉萨尔派来往时，由于谦恭而强加给自己的。我相信，你们和相当一部分迄今还墨守拉萨尔传统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他说过和写过的是些什么了（而且他本人对自己所说和所写的大部分东西，也不是坚信不疑的）；因此，拉萨尔著作的新版，对你们也将产生十分有益的影响，只要你们阅读这位先知本人的著作时，也象阅读批评他的人的著作时同样努力。
拉法格尚未出狱。如政府在选举活动期间仍不释放他，他可能在利尔当选。前景是美好的：上次选举，若不是现已被击败的布朗热主义夺去了为数可观的工人选票，德洛里本来是可以当选的。
巴黎完全可能发生内阁危机。鲁维埃的名声糟到了极点，在布朗热死后，孔斯旦已无人需要，卡诺憎恨他，因为他想成为卡诺的继任者。弗雷西讷及其一伙也力图摆脱鲁维埃和孔斯旦，因此，议院于15日举行会议时，事态很容易发展到爆炸的地步。
我满意地获悉，狄茨已把我的稿费付给你们。
路易莎要我转告你，照片已收到，我们大家向你衷心致谢。路易莎留下了一张重复的，我要了那张侧面像。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需要支票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要呢？既然你知道，只要你或者她向我说一声，此事就可以避免，为什么要让劳拉受委曲呢。
看来，这个可爱的孔斯旦非让你成为利尔的议员不可，——那就更好了，但愿他能成功。既然你的对手只有一个机会主义者，那你是完全可以获胜的。如果你能进入议院，其意义将是极为重大的，——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者议员，使人感到他们并不干练，他们软弱、软弱、软弱！
毫无疑问，孔斯旦将竭尽全力阻挠你当选，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帮了你的忙，正如俾斯麦在德国也帮过我们的忙一样。须知，在我们德国，不是社会党人帮普鲁士国王的忙，而是普鲁士国王帮社会党人的忙。马赛的口哨声和怒吼声使孔斯旦暴跳如雷[175]，这很可能大大促成你的当选。“你千万别过分热心了” ［注：达来朗的话。——编者注］，孔斯旦先生！
我今天要就爱尔福特代表大会[166]的召开，给倍倍尔写一封长信 ［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讨论。这封信只好写到这里。望你保持饱满的情绪，竭力时刻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路易莎和我向你多多问好。
你的 老弗·恩·
彭普斯和她的孩子们还在这里，他们也向你问好。小女孩 ［注：莉莉。——编者注］背部需要安一付钢支架（她长得太快了），可是承做支架的工匠却一拖再拖。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5]1891年10月8日，马赛的民主力量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同其他部长一起前来参加该市市政工程开工仪式的孔斯旦。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并调用军队驱散游行队伍，但还是举行了示威游行。在部长们经过的路上，到处是嘘声和“打倒孔斯旦！”的口号声。这种敌意的接待使孔斯旦暴跳如雷，他要求市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示威群众。——第169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我只能答复你关于俄国人的问题[176]，这也的确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其他琐事都已解决。
至于明春能否爆发战争，俄国的三种势力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是外交界。关于外交界，我仍然认为它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正因为这样，它为了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俄国那极有利于防御的地位， 正在为战争准备着一切。每次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既不把事情弄到大动干戈的程度，又利用对方惧怕战争的心理（因为战争对对方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冒险）来捞取最大的好处。除了外交界，其次是军队。俄国的军队尽管遭到多次军事失利，但仍然异常自信能赢得胜利，并极能吹嘘，——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吹嘘。这支军队急于求战。第三是年轻的资产阶级，它象四十年代的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把扩大市场看作自己的天职，看作俄国解放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并统治东大陆的历史使命。这三个因素都应加以考虑，但到目前为止，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外交界总是不断获胜。如今又加上饥荒，在东部和东南部，饥荒尤为严重。从敖德萨到下新城和维亚特卡一线以东的所有地区，灾情最重；该线以西，庄稼长势渐有好转；最西部，有些地方小麦收成尚好；黑麦收成各地都不佳。马铃薯不是俄国居民的主要食物。伏尔加河流域极为严重的饥荒表明，俄国的交通还处于何等落后的状态。因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你轻信了要求拨款的我国军人的话，似乎他们肯定预计明春将发生战争，那你就会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俄国外交界的特点是，越是不打算进行战争，就越是起劲地准备战争，同样，总参谋部人员的职责也正是在帝国国会中说服你们相信，战争无疑会在1892年4月爆发。你这样密切关注所有这些报道，这很好。你如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经过核实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但这些人还另有其附带的目的。
这个问题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妙。一旦政府所要求的拨款提交帝国国会，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意义。假如我们确信春季将爆发战争，那末，我们在 原则上就很难反对此项拨款。而这将使我们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那时，所有卑躬屈膝的政党就会欣喜若狂地叫嚷，结果是他们对了，而我们现在不得不践踏我们自己二十年来的政策。这样一个毫无准备的转变也会在党内引起剧烈的摩擦，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
可是，另一方面，战争仍然可能在 春天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拨款问题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
我看，只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1）部队改装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和平局面能维持到我们采用新式火炮和口径较小的新式步枪，那末，和平看来根本不会遭到破坏。由此可见，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借口。
（2）关于常备军的新基干部队，也应该，甚至更应该是这样；我指的是关于建立新 团队的要求。现在可能要求建立的那么几个新的战斗单位，在现有的庞大军队的情况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这些新的战斗单位作为 教练团，以征召和训练更多的士兵，那末，这一任务只有在长期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付诸实现，因此，对明春的战争来说，它们是多余的。
（3）但是，另一方面，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使现有的军队接近全民武装，仅仅是为了加强 防御，是为了训练和武装未征召入伍的十七至六十岁 一切适龄人员，并在不增加监督和操练的情况下把他们编入常备基干部队，——如果是为了这些目的，我们可以同意拨款。面对着经常存在的战争危险，我们不能要求根本改革武装力量的现有组织，但是，如果现在想要把大批适于服兵役而又未经训练的人员尽可能加以训练并编入常备基干部队（为了参加实际战斗，而不是为了检阅和操练），那末，这正是接近于我们的民军，对此我们也只能表示同意。
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当德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犯时，任何防御手段都是正当的。那时，将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保持我们已经赢得的阵地和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问题。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而且，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的畏缩不前，正是 我们将成为唯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当然，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我们得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使1793年重演，以便把俄国人及其同盟者驱逐出去。
我只得就此结束，好把这封信挂号寄出（五点以后就不收挂号信了）。至于用于首战的部队将暗中大加扩充，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是确信不疑的，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来自官方的材料加以证实。至于奥地利人，他们的士兵 是出色的，下级军官是勇敢的，可是其军事素养参差不齐，而军事长官们则根本不能信赖。在那里，为弗兰茨·约瑟夫拉皮条的人就可以充当军事长官。
我正就战争问题为法国人写点东西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但是，这种事要做得弊少于利，比登天还难，——他们真是太敏感了。
孔斯旦以其纯普鲁士式的刁难为拉法格成为候选人帮了大忙。在法国，这一套是不会见效的。
但是，如果李卜克内西主持国外栏，将怎样对待这种战争政策呢？他的对外政策（帕涅尔、在尼斯为加里波第举行的纪念日等）是不值一驳的。他如此崇拜这样一个“共和国”，那里很快会出现大争吵。
我看，关于战争的问题，既然你这样确信战争要在春天爆发，应该提交党代表大会[166]讨论，哪怕是在小范围内也好。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6]恩格斯所答复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9日的信，倍倍尔在信中指出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并发表了他的看法：俄国最有可能发动战争。——第170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以便把女房东撵出你的住所。
现在谈谈你们的《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我正在给你们写一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但由于文章结尾部分将涉及实际问题，不太可能在发表以前很早就寄出或者最后定稿。因此，我 必须知道你们的《年鉴》何时出版。不然，这篇文章就可能过时，或者由于事态的发展，根本不需要了。此文不超过两三页，最多四页，因此，就是从 技术角度来看，也没有必要提前寄去。你当然知道，撰写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如不立即刊用和发表，是不行的。总之，请你通知我，而我将乐意尽全力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效劳。
报纸已收到，谢谢。这家里昂的《行动报》可以作为目前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盛行的合并和混乱的绝妙典型，在这里面，显露头角的还有那个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纠缠不休和令人厌烦的阿德里安·韦伯。他是那样的自鸣得意，这一点并不亚于他的极可尊敬的老师贝努瓦·马隆。[177]但是，由一切不协调组成的这一新的协调又是在怎样行动的呢？我发现，劳工书记处[178]中除了拥护我们的人和其他许多人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有阿派[33]和布派[30]的可能派分子，然而，他们暂时还彼此宽容，还没有打起来。我很难设想，事态将怎样发展，其结局又将如何。
保尔被罚款多少？我从《社会主义者报》上未能查到，手头又没有任何别的报纸，——你们逃避缴付罚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路易莎、彭普斯、孩子们和总是爱喝酒的我（我正打算同彭普斯一家畅饮啤酒）向你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177]1891年10月11日的《行动报》刊登了阿·韦伯的文章《统一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integral》），该文是对可能派贝·马隆一本同名著作的评介。韦伯极力称赞这本书，称该书作者是“当代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第174页。
[178]劳工书记处（Secrétariat du travail）是根据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关于在各国建立这类机构的决议，于1891年10月初在法国建立的。各劳工书记处的任务是调查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收集和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统计数字，解决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等等。
法国劳工书记处由相互对立的团体和政党的代表组成，其活动实际上没有成效，于1896年解散。——第174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刊登的你那个草案[179]中，我发现有突如其来的“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很担心已经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噪音，破坏了措词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 历史倾向当作 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 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 这样的了，已完全无力采取任何进步行动，但也不一定。然而 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象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 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 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 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既给物也给人创造了统一的交往条件，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使教育普及化，并使之达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们德国人向他们学习，——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就是在目前，这些人仍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萎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况且，例如在英国，这种倾向 永远不会彻底变成事实。当这里发生变革时，资产阶级仍然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但是，只有到那时，对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才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制度本身已在彻底消灭。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词藻， 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有理由的，虽然我们有人曾大肆滥用，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38]以来的《前进报》上。但是， 纲领中不容许这种词藻存在，它在那里是极不协调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在那里，就象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166]于10月14日这个光荣的日子开幕了。这是耶拿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 内部耶拿”[180]的开端吧！
你的 弗·恩格斯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180]显然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的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6页）。
耶拿（绍林吉亚）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溃败而告终，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失败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177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上我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请你一读，并提出你的看法。如觉得不适用，或者需作重大修改，请直率告诉我。如认为可用，那就再让其他人就文章的实质发表一下意见。倘若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异议，请你告诉我，法语——这个爱挑剔的女士还要求作哪些改动。在这类事情上，既然将认为我应对所发表的每个字负责，我就不能允许法国人事先未经我亲自过目而作任何改动。如只需作形式上的变动，请把原稿和你的修改意见一并寄回，那时一切都可商妥。
热情问候我们的囚徒 ［注：保·拉法格。——编者注］。
匆匆草此，——截邮的时间就要到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0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面前摆着你9月15日、10月2日和9日的来信。
关于巴伦德斯的潜逃（也许携有现款？），你还是应当把一些细节告诉我，以防此人突然来这里。
看上帝份上，请不要按期给我寄 任何美国月刊了。我渴望再有可能阅读一些 书籍。虽然我只能按时阅读寄来报纸的三分之一，但这已占去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当前的运动规模宏伟，对情况又总得了解！不过，请寄给我…… ［注：信中此句未完（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你们的运动又出现了低潮，这我是很相信的。你们那里的一切都是伴随着巨大的高潮或巨大的低潮而发生的。但是，每一次高潮都巩固着新的成就，这样，运动最终还是前进了。同样，“劳动骑士”[181]运动和1886—1888年罢工运动的强大浪潮，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总的说来，还是把我们推向前进了。现在，群众的积极性比过去高多了。下次，成绩会更为显著。然而，美国本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英国工人都要高得多，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处于后卫的地位。况且，还有来自移民方面的竞争以及其他情况。 一旦时机成熟，你们那里的事业就会得到异常迅猛的发展，但在此以前，可能还要经历不少时间。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奇迹。而且糟糕的是，那些傲慢的德国人想一身兼任教师和指挥者，这就使得本地美国人甚至打消了向他们学习最好的东西的念头。
《社会主义者报》的订费，一俟获悉寄给何人，便立即汇去；你知道，拉法格正在狱中，我尚未得到答复。
《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将在这里用英文出版，译者是艾威林，由我校订（收入桑南夏恩社会丛书）。这个经作者同意的译本出版后，在美国擅自翻印出版的那个译文拙劣的英文本[182]的影响将大为削弱。况且那个译本很不完整，他们觉得难译之处，便索性删略了。
当然，威士涅威茨基太太欣然同意了在桑南夏恩那里再版她翻译的《状况》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一书。可是，稿酬应付给福斯特-艾弗里女士。对我来说，这完全一样。不过，她似乎很高兴重获工作的机会，她说过，他们生活窘迫等等。
我希望得到巴枯宁传[183]，从中可以了解在今日的无政府主义传说中是怎样描绘这个救世主的。
12日来信也已收到。谢谢！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一有正式记录，便给你寄去。倍倍尔说，发言在报道中遭到严重歪曲。那些由厚颜无耻的柏林人组成的反对派，不但没有控告成，反而使自己迅速被置于被告席上，他们表现异常怯懦，而现在，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只好到党 外去活动。他们中间无疑有 警探；另一部分是 隐蔽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打算在我们的人里面暗中为自己搜罗追随者；此外便是些蠢驴、妄自尊大的大学生、落选的候选人、形形色色的风头主义者。他们总共不到二百人。福尔马尔先生也同样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此人要比那些人危险得多，他更狡猾，更能隐忍，好虚荣达到了发狂的地步，不顾一切地渴望充当某种角色。倍倍尔表现很出色，辛格尔、奥艾尔和费舍也很不错（费舍在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是一个颇为精干的人，又是一个粗犷的巴伐利亚人）。一件苦差事落到李卜克内西身上，就是介绍考茨基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倍倍尔和我都是赞同的，它已作为新纲领的 基础，即其理论部分的基础。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词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 初读以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
关于拉法格在利尔被提名为候选人一事，谅已阅悉。明天选举的结果 ［注：见本卷第188—184页。——编者注］，你在收到此信前，很早即可得知。如果他这次落选，下届普选肯定会获得诺尔省代表资格证。
虽然俄国发生了饥馑，战争的危险依然在增长。俄国人想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充分地利用俄法新联盟[151]，尽管我确信俄国外交界不希望战争，在饥荒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简直是发疯，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军国主义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占上风（现在， 极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支持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而在维也纳、柏林或者巴黎，也可能干出种种导致战争爆发的蠢事。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倍倍尔通过信，我们认为，如果俄国人向我们开战，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斗争，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倍倍尔就此问题在柏林发表了演说[184]，引起法国新闻界的一片喧哗。我正尝试用法国人本国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尽管我认为，如果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战争，并使我们提前掌握政权，这将是很大的不幸，但对这种情况仍应有所准备。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同志中最干练的倍倍尔在这个问题上和我站在一边。
下周着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1]“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宗旨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它参加过工人阶级的多次发动，特别是1886—1888年的罢工运动。“骑士团”的领导反对1886年的全国性罢工，禁止其成员参加；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骑士团”的领导人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骑士团”逐渐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178页。
[182]恩格斯指的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18）未经他同意而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1891年在《人民报》上刊载）。从左尔格1891年10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知道，译者是德·莱昂和古·福格特（看来是译自1883年德文版），并出版了单行本。——第179页。
[183]指题为《巴枯宁传》（《Zur Biographie Bakunin’s》）的一组文章，载于1891年1月3、10、17、24和31日，2月7、14、21和28日，3月7、21和28日，4月4、11和18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iheit》）第1—10号和第12—16号。左尔格在1891年10月9日的信中把这些文章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后来又根据恩格斯的请求将该报上述各号寄去。巴枯宁传刊载时的署名为**；左尔格认为，作者是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79、216页。
[184]指倍倍尔1891年10月5日在柏林第四选区大会上的报告《欧洲局势和社会主义》（《Die europäische Lage und der Sozialismus》）（关于这一报告的报道，载于1891年10月8日《前进报》第235号）。倍倍尔考察了普法战争以来欧洲各国外交政策的动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俄国政策的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他这个意见在报纸的报道中被删略了，倍倍尔在1891年10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此表示遗憾。——第181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24—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明信片和寄来的材料均已收到，十分感谢。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很难了解爱尔福特的事情[166]的进展情况。一切都进行得好极了。你们大家——你、奥艾尔、辛格尔和费舍——赢得了荣誉；唯一可使你们抱怨的是反对派的渺小：同这帮小人角斗并不是很愉快的事。不管怎样，这些先生们如今要到党外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在党外，他们就不能为害，现在是年轻的饶舌家当中那些较好的分子醒悟的时候了。如果冯·福尔马尔先生允诺在“没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放弃对卡普里维的新路线的支持[185]，这在目前也许是比较好的，虽然你们同他的事情还远未了结，而且情况越紧张，对他就越要密切注意。不过，每个大党都会有 一个首要的阴谋家，即使你们摒弃了这个，仍然会出现另一个。
获悉你们沉浸在一片欢乐中，我们十分高兴，我们也欢笑不已，——而沮丧的反对派和趾高气扬的福尔马尔却只能使人厌倦。
初读之后，纲领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有几处措词含糊，我过去已提醒卡·考茨基注意 ［注：见本卷第151—153页。——编者注］。对李卜克内西来说，这真是一丸苦药，他不得不作关于新纲领的报告，而这个新纲领中不仅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还摒弃了他所欣赏的人民党[40]的词句。他的演说，——如果相信《前进报》上那篇很可能是他本人撰写的报道，——也同样显露出他这种痛楚心情的痕迹。此外，在库奈尔特提出关于他女婿 ［注：布·盖泽尔。——编者注］的提议[186]的问题上，他也遭到挫折。我希望能找到一种途径，使李卜克内西能沿着它逐渐走到领取养老金的地步，——他在党内已经显得老朽不堪了。
10月26日星期一
今晨，又收到了你的来信[187]。费舍已为自己树敌，这一点我是很相信的，根据切身经验，我对此颇有体会；年轻时，我也同他一样，喜欢在不适当的场合和不适当的时候与人顶撞，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一般说来，很少不是我当年或多或少也曾有过的。假如时常碰碰钉子，而且自己也承认这是罪有应得，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有所克服。
我不知道，你们今后是否能做到对这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 这样做比较好，尽管会带来某些危害和个人极大的烦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你们的中央机关报 ［注：《前进报》。——编者注］不改弦更张，你们就不如把它完全交给柏林人，自己另办一个类似《国家通报》周刊的刊物，而那时你们就可以而且应当把它办好。
把四百马克用于拉法格的竞选，是个很高明的主意。在复选之际这笔钱来得 很是时候。由于工会和党在你们那里是分开的，所以，在德国 直接由工会支援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罢工，而党的经费则用于政治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还应当设法促使这些工会为支持玻璃工人采取某些行动。这里为他们做了较多的事。
形势对拉法格很有利。他获得了五千零五张选票，机会主义者、政府候选人德帕斯二千九百二十八票，另一个机会主义者贝尔（应读作：比尔或柏尔）一千二百四十六票，激进派罗什二千二百七十二票。 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这样一来，德帕斯这个复选中的劲敌，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投罗什票的人全部弃权，已弃权的保皇派中再有一千左右的人投他的票；或者三千多名未参加投票的保皇派使他的票数超过五千零五同二千二百七十二的总和。我不知道已经登记的选民有多少，因此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无论如何，情况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要好。
吉勒斯很走运。这个家伙显然是靠警察当局而生活得很阔绰。他用借钱的办法，在共产主义协会[161]里 收买了多数人，他们也就 没有勇气把他撵出去。这个家伙在这里扬言，他既然是 这个协会的会员，同时也就是 德国党的党员了，那末，不禁要问，你们是否愿意容忍这样一个“同志”呢。他用来借给别人和印发通告（在此地这笔费用也相当可观）的款项，只有使馆才能向他提供。
关于马格德堡会议[188]，不论在《前进报》，还是在《回声报》 ［注：《汉堡回声报》。——编者注］上，我迄今没有看到任何消息。至于《前进报》会只字不提反对派的柏林会议[189]，我根据该报过去的一贯做法已经料到了。不过这是非常愚蠢的。
现寄去保尔·布鲁斯这个大人物的一篇文章；你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个头号争吵者、头号饶舌者、头号贪权者，现在已被彻底打垮，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他多年来一直把你们当作自己在大陆上的主要敌人来反对，现在却向 你们鼓吹和平与联合。
随信附上几份关于俄国饥荒的剪报，这次饥荒继续向西蔓延，比我预想的还要远。这类消息在此间报刊上每天都可看到。形势的确很不好，越来越多的军队仅仅是为了就食而继续西调；门德尔森昨天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俄国人要是发动战争，那简直是发疯，但是，任何地方的主战派都是一些疯子，俄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目光短浅、愚蠢、无知、充满沙文主义情绪，而且贪婪到了极点。如果战争 一定要爆发，那还是快一些好，到那时，俄国人就会感到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坦率地说明真实情况，一旦战争发生，我们将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用法文写了一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寄给了劳拉。今天，她来信说，她和保尔读后非常高兴，并说这正是法国人所需要的，等等。如果盖得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还在利尔，正为拉法格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说，——这篇文章大概会发表。此文本来是为法国社会主义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撰写的，但是，对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它可能（我看很可能）太激烈了；这样一来，此文看来要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想必你是订阅该报的。我告诉法国人：我们几乎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十年内，我们将取得政权；但是，在没有清算我们前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孽以前，我们既不能取得，也不能保持政权，因此，必须：（1）公开为复兴波兰铺平道路，（2）使北什列斯维希的居民和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为亚尔萨斯—洛林而打仗。然而，假如法国资产阶级仍然要发动战争，并为此目的替俄国沙皇——他也是整个西欧 资产阶级的敌人——效劳，这将是背弃法国的革命使命。反之，在和平得以维持的条件下，我们德国社会党人十年内就要取得政权，因此我们必须捍卫我们赢得的这个工人运动先锋队的地位，使之不仅不受内部敌人，而且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就要遭到镇压。所以，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 不管他们是谁。那时，我们就要设法用一切革命手段来进行战争，任何拒绝采取这种手段的政府将无法支撑下去，必要时，我们自己应当起而领导。我们还没有忘记1793年法国人树立的光辉范例，如果我们不得不那样做，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将在表明1893年的德国工人并不比当年的长裤汉逊色的情况下，庆祝1793年的一百周年，而且，如果法国士兵越过我国边境，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吼声：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引自《马赛曲》）
大致的构思就是这样。一俟最后定稿（当然我预料还会提出一些不大的修改）并付印，我就把它译成德文，然后我们再考虑怎样处理。根据你们报刊的情况，在德国能否容许刊登这篇文章，我没有把握；如果你们加上某些保留意见，也许可以获准，——那时自有分晓。反正 我的文章并不约束 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值得庆幸的，尽管李卜克内西以为，我似乎会对此感到不快，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据报道，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 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恰恰相反，我们可能取得政权，这只是根据数学定律，按照或然率理论做出的计算。
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根据我们事业的进展情况，我们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作。再过十年，那时我们的准备程度就会完全不同，这是因为：
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数量很大。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直到最近，我们甚至还因为大体上摆脱了所谓“有教养的”人而感到高兴。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我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吸收和消化任何数量的有教养的渣滓，我预计，今后八至十年内，会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例如，法国革命者所遇到的情况 一向是这样（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一般管理工作中，他们都不得不把一些次要的，但与直接实践活动有关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而这帮人却百般干扰，横加阻难。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
你的 弗·恩·
[4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是由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国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2、84、182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5]恩格斯在这里是讽刺福尔马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讨论代表克尔特尔的建议时所发表的声明。克尔特尔建议在倍倍尔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中专门补充一条：党代表大会不同意福尔马尔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策略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是危险的。福尔马尔把克尔特尔的建议看作“人身攻击”，并声明：他支持决议，但不能加上述补充。——第182页。
[186]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举行期间，代表库奈尔特提议撤销圣加伦党代表大会（见注121）通过的关于布鲁诺·盖泽尔（李卜克内西的女婿）的决议。经过辩论，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182页。
[187]指倍倍尔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倍倍尔在这封信中，把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了恩格斯。同时，他还告诉恩格斯，根据他的提议，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拨出四百马克作为拉法格竞选活动费用的决定。——第183页。
[188]指1891年10月21日在马格德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多数票表示赞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议（见注166）。——第184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 die Parteigenossen 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0月25—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卡·考·： 你的纲领草案已在爱尔福特被通过，并删去了“反动的一帮” ［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这一词句，特此祝贺，我还没有时间把最后通过的纲领同你的草案详加比较。
我已向狄茨提出，《哲学的贫困》第二版的稿酬平均分给五个有关的人——如总额为四百马克，则三位继承人二百四十马克，两位译者一百六十马克；如总额不是这个数字，可作相应变动。望你同意，以便最终了结此事。继承人无权获得这一版的 全部稿酬。
另外，我已请狄茨以我的名义给你一本精装的新版《起源》 ［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极为顺利。[166]特别是当读到奥艾尔和费舍的发言时，我们都笑个不停。这两个人总算如愿以偿，倾泄了对“反对派”的愤怒。要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同一个柏林人厮打起来，柏林人会被打得片甲不留。不论是从这些先生们的行为，还是从福尔马尔的行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是多么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种退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 在这里，对海德门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他开始公开庇护吉勒斯，显然是相信了吉勒斯关于德国党已经垮台的胡言乱语；现在，如有可能，他会甘心情愿地离开这个无赖。可是，《费加罗报》却把吉勒斯捧为伟人！
如果你愿意，可在《新时代》上发表一个消息，说收入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社会丛书的下列著作即将出版：（1）我的《工人阶级状况》，译者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者艾威林；（3）爱德为拉萨尔全集撰写的序言，译者杜西。
[190]
路易莎曾提醒我，按期给《评论的评论》杂志的编辑威·托·斯特德寄一份《新时代》，这对《新时代》会有好处。其地址是：伦敦西中央区滨河路诺福克街莫布雷大厦。此评论发行一万份，甚至还要多，刊有各国杂志的摘要和所有杂志的目录（文章标题）——例如，德国杂志就不下二十三种，其中有：《德意志评论》、《海陆漫游》、《凉亭》、《北方和南方》、《普鲁士年鉴》等等。转载了刊登在《经济杂志》上的纲领草案中的各项要求。斯特德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哄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至于是些什么东西以及来自何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评论对你们也可能大有益处，每月只需六便士，材料却很多。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翻阅英国 所有其他杂志之苦。
现在，我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艾威林夫妇，爱德及其夫人 ［注：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就要来吃午饭了。
你的 弗·恩·
星期一［注：10月26日。——编者注］
给你寄去一期《评论的评论》，斯特德在该杂志上向贝赞特夫人大献殷勤，要把她拉入基督教的怀抱。斯特德显然想赢得使她重回耶稣门下的荣誉。这只有一个办法：贝赞特夫人总是皈依 征服了她的那个男人所信奉的宗教。
爱德和杜西同意我提出的稿酬分配办法。
拉法格在利尔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两个机会主义者共获得四千一百七十四票，激进派罗什获得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因此，为了让一个机会主义者通过复选，就得使原先弃权的三千个保皇派在复选时 投他的票。你看，拉法格的事情真是顺利极了！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0]关于这里所列举的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版本即将出版的通告，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9期第283页。
这里提到的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见注56）撰写的序言的英文本，是爱·马克思-艾威林翻译的，于1893年以《社会改革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为题出版。——第189、20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结果实在太完满了，保尔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真是一次“漂亮的选举” ［注：拉法格的名字保尔的原文是《Paul》，同英文“投票选举”（poll）一词同音，《poll》也有“鹦鹉”的意思，而劳拉·拉法格的绰号是“白鹦鹉”。——编者注］啊！你看，我简直是欣喜若狂，竟然用起哑剧式双关语来了。然而，当我写到“漂亮的选举”时，蓦地想起你叫白鹦鹉，顿时停了下来，——不然，我就要招致亵渎神灵，或者什么别的罪名了。当德国的基督徒想开一下玩笑的时候，柏林的犹太人就会说：哎哟，哎哟。
只要知道选民登记人数，我就可预测出结果。利尔的《保卫报》夸口说，保皇派和教权派可以获得六千张选票，我对此十分怀疑，所以我认为保尔几乎是有把握的。上星期日，我们为祝愿他成功，饮了1868年的波尔图酒。我相信，至少超过五千票的那五票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放心吧，下星期日，我们再试饮另一种作用更大的酒，那时他的所有对手想必都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法国这样的国家真好！人们抨击政府，政府使他们成为《M．P．》（珀拉惹的成员），而珀拉惹又使他们成为《M．P．》（议员）[174]。在德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被选入议会后，又可能在自己姓氏后面写上《M．P．》，意即 普勒岑泽（位于柏林附近的一座新建的大监狱）的成员。
好了，不说笑话了！你和保尔很喜欢我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我感到十分满意。但《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那些各式各样的人物是否都持这种看法呢？ 没关系 ［注：双关语：“没关系”的原文是《never mind》，也有“不予理睬”的意思。——编者注］（哑剧的又一成果，我快成为《M．P．》（哑剧演员）了），这篇文章可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
老左尔格不愿免费收阅《社会主义者报》，要我代寄十先令作为订阅该报之用。我已通过邮局汇出。路易莎告诉过我，在维也纳英国货币是通用的，在巴黎英国货币无疑也是合法的支付手段。
邮戳为：
Ⅰ．/38 525，490，10/—— 瑞琴特公园路
91年9月24日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对这帮无耻的大学生和掮客的处决，是十分必要的。这批人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另一批此类人物将不致于这般无耻。
发信的时间到了，也该吃饭了。你去珀拉惹时，请代我们向保尔致友好祝贺，请你接受路易莎和我的热烈亲吻。
你的改不了的 老将军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4]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 de 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0月29日［于伦敦］
我在10月24日（星期六）的信 ［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中，刚想请你经常给我寄些有关 妇女运动——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 报纸或杂志时，就不得不暂且辍笔。为了德国、奥地利和这里的 女工运动，路易莎也必须翻阅一下这些东西，她很想 有机会了解一下这帮女士们在那里正干些什么。
拉法格的前景很乐观：他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机会主义者德帕斯二千九百二十八票，另一个机会主义者贝尔（读作：比尔）一千二百四十六票，激进派罗什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议院的左翼激进派也支持拉法格。
[191]
在德国，一切都服从于党代表大会[166]，两个被清除出党的空谈家只能拖走为数不多的傲慢的大学生，——那就请便吧！
向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问好。
你的 弗·恩·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1]恩格斯指的是众议院中以米勒兰为首的所谓“独立社会党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是附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见注31）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独立社会党人”拥护拉法格为候选人，并要求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并见本卷第183—184和191页）。——第192、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