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喜欢这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我感到很高兴。那两个名字第二次出现时，你删去了[235]，我完全同意。对法国来说，这样重复一下是必要的，但在德国则可能有害，至少是多余的。
为什么俄国人还在耀武扬威并陈兵西部呢？很简单。在我断定饥荒将使俄国的好战气焰冷下来的第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154—159页。——编者注］里，我就曾对你说，挥舞武器决不会因此而停止，甚至将变本加厉。这是他们的惯技。但是，这一切都是做给国内外公众看的；并不要求外国外交界 相信，只是要求他们 不进行干扰。俄国的退却应当在舆论界的眼中被看作其他国家在俄国面前的退却。不过，这次还遇到一个情况：东南和东部地区由于饥馑而民生凋敝，无力供给军队粮秣。歉收地区大致分布在敖德萨——莫斯科——维亚特卡——皮尔姆到乌拉尔山脉一线，接着沿乌拉尔到里海北岸，再从那里至阿速夫海东岸，再到敖德萨。这说明，只有敖德萨——莫斯科一线以西地区可以供养军队；在这以北的地区，本身还经常需要调进粮食。此外，俄国人目前正在散布向西部调兵这种显然是 虚假的消息。
《前进报》星期六刊登了一则简讯，这则简讯同你在谈到你就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法国人的通信[237]时所讲的完全不符。看来，他们在发表这则简讯前，没有同你商量。不过你对《费加罗报》最好是要多加小心，这是一家极其卑鄙下流的报纸。
你同克勒尔的谈话[238]，使我们很开心。他是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赫克纳 ［注：亨·赫克纳《上亚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及其工人》。——编者注］已十分清楚地向这些人证明，讨好法国化的名流——这些狂热的亲法派，使那些连法语都不懂，就语言和整个气质来说是地道的德国人的工人们反对自己，以及把他们向亲法派的怀抱里推，是多么不聪明。这为卓有成效地从上面进行蛊惑宣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哪怕只是赏赐一个德国工厂法、工会法等等，并对工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就足以在大约十年内把他们笼络到自己方面来，那时，他们就能和新教徒、酿造葡萄酒农民和烟草种植者一起，绰绰有余地同法国化的资产者、市侩和贵族相抗衡。但是，那些曾在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法[38]并千方百计地迫害工人的人们，能够这样做吗？你知道，德国资产者总是落在后面，就是同他们相比依然保持着这样多的行动自由的普鲁士政府，也未能冒着风险采取 这类波拿巴主义的政策。你说的对，普鲁士的官僚、军人和容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会自动放弃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权的，即使这种形式的政权对他们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卑劣的敲骨吸髓的政策受到损害，而这种政策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终于出色地把吉勒斯赶出了门外，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前进报》在 这篇报道中恰恰愚蠢地把他的名字删掉了。[239]没有必要从报道中删去最主要的东西，缩小自己的成就。协会[161]和为协会赢得这一成就的人们的有利于党的活动，至少应当在党的正式刊物上得到如实报道。当然，我知道你们暂时是无能为力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人在蓄意挑起冲突。
我要尤利乌斯压缩自己的演说的建议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同你们要李卜克内西别写不客气的信件的建议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除非 迫不得已，我不想干预尤利乌斯的事。由于这两个人有意回避我们大家，我别无他法。大婶 ［注：艾·莫特勒。——译者注］要我以回访报答来访（只重形式的庸人礼节），而我们不拘小节的共产主义者对这类事情，首先是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其次是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这种庸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即社会应酬，只适合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而愿意工作的人是不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的。即使在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中间，我也没有这样做过，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如果有事要找某某人，那就去找他，如此而已。这也正是雨果路 ［注：莫特勒夫妇住过的伦敦一条街。——编者注］一切伤感的根源。
至于盖泽尔又为《前进报》撰稿，我从一些文章的无比枯燥和乏味就已猜到了，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一般说来，《前进报》在德勒斯顿议会开会期间，要好得多。
噢，还有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最可爱的狄茨已经不知多少次烦扰我了，而他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就是象我书面通知他的一样：一俟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我将欣然从命，在此以前，什么都根本无法承担。你建议委托他同维干德谈判，对此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我早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发生不必要的而且往往是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首先我应当知道，在同维干德的关系上，我在法律方面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假如你能根据随信附上的便条（上面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象有一次你做过的那样，给我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结论，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谈判。看了你寄来的那份过去的结论[240]，我已完全弄明白，由于那个保护出版商而牺牲作者利益的光荣的萨克森法令，我仍然在维干德的手掌之中；但是，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维干德可能拒绝按原来的条件再版此书，而这一点是当时无法预计的。如果到 那时，我仍处于他的掌握中，那无论如何应当弄清，可以采取哪些办法。
排字工人正在自食其果。[221]假如这个情况现在能够促使他们参加党的行列，那倒是不坏。
昨天看了萨克森亲王格奥尔格给军团的指令[241]，我高兴得几乎要跳到桌子上去。但是上层人士对此将暴跳如雷！这样的东西居然在无法无天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发表，——难道我们的伙伴们在“我的英勇军队”中真的有这样的联系吗？《每日新闻》今天用整整一栏登了有关此事的电讯，这在全世界将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们以为这个办法可以使士兵们愿意“向所有的人开枪”，尤其是向自己的父母、兄弟开枪吗？这些普鲁士人是何等的愚蠢啊！
至于说路易莎是一位很好的主妇，正如说她是一位出色的厨师一样，无论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仍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过我猜想，她这样喜欢家务，是否因为我们不是夫妇；如果确实如此，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由于年龄的差别，是不可能发生婚姻的或非婚姻的关系的，所以，除了家务，就再没有别的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路易莎给你去了几次信，你却给我复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她因此非常生气。我对她说，她应该自己写信给你，谈一谈这件事，但她回答说，她十分气恼，没有这个心情。
附上吉勒斯最近的一篇杰作，这篇东西在此地协会里散发了数百份。正因为如此，他就使自己身败名裂了。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21]德国排字工人罢工开始于1891年11月7日。约有一千名柏林的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罢工，汉诺威的排字工人也起而响应。罢工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虽然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和一些国家的工人对罢工进行支援，但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第242、264页。
[235]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19期用德文刊载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9页）这句话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删掉了。——第256、261页。
[237]1892年1月下半月，倍倍尔收到几家法国报纸（其中包括《费加罗报》）的建议，要他就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法德协定可能签订的条件发表意见。倍倍尔答复如下：社会民主党一贯致力于建立德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即谴责对这两个地区的兼并）是众所周知的，而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德国是不当权的，在这类事情上没有影响。倍倍尔最后说，但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调整法德关系。1892年1月27日，倍倍尔把自己对《费加罗报》的答复的内容告诉了恩格斯。
《前进报》在载于1892年1月30日该报第25号附刊的一篇简讯《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赎回》（《Ueber den Rückkauf Elsaß-Lothringens》）中写道，倍倍尔似乎已宣布社会民主党同意在任何条件下就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法国缔约。——第262页。
[238]指倍倍尔于1892年1月底就亚尔萨斯—洛林局势同德国高级官员恩·马·克勒尔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倍倍尔猛烈抨击了德国政府在这个地区所采取的警察镇压政策。
倍倍尔在1892年1月27日的信中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恩格斯。——第262页。
[239]1892年1月30日《前进报》第25号发表了一篇简讯《伦敦通讯》（《Aus London》），其内容是关于把吉勒斯开除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详见本卷第252和254页）。但是，这一报道略去了吉勒斯和反对他的尤·莫特勒两人的姓名，只是说，协会开除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敌对态度的分子。——第263页。
[240]指有关再版奥·维干德出版社1845年出版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可能性的法律结论。根据倍倍尔于1885年2月7日寄给恩格斯的结论，只有在同德国没有订立有关专约的国家里，才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版。
但是，维干德自己拒绝再版恩格斯的这本书，把权利让给了狄茨出版社（见本卷第330—332和337页以及注294、295、300）。——第264页。
[241]这一指令发表在1892年1月31日《前进报》第26号上，它谴责了对士兵的虐待。——第264、267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能从《不妥协派报》给我找到 罗什弗尔在伦敦的地址吗？符卢勃列夫斯基突然把一封写给这位外国名人的信寄给了我，以为我知道他的地址，但我真不知道这里有谁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大家都劝我往巴黎写信，因为这是得到地址的最可靠的捷径。所以，我认为必须采纳他们的建议，请你协助，况且，我怀疑这个可怜的符卢勃列夫斯基是向罗什弗尔要钱，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说，因为我而使那无疑将是否定的答复耽搁哪怕是一小时，从这个浪荡的有钱人那里得到的一定是这样的答复（如果说有什么答复的话）。
我们周围的人都得了流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传染上，但路易莎和我的女仆都有些不适。派尔希病得很厉害，接着又患了肺炎，至今还卧床不起。伯恩施坦病倒了，爱·艾威林也不大舒服。我们这条街和附近一带情况很严重，周围都是病人。
最近有一条丑闻。整个伦敦都在传说，克拉伦斯公爵临死前把他母亲 ［注：亚历山得拉王后。——编者注］叫到病塌前说，“梅” ［注：维多利亚-玛丽·冯·特克公主。——编者注］是因他而怀孕的。如果属实，这是使得我尊重这个年轻人的唯一的行动。据说，他追求了她很长时间，但老女王 ［注：维多利亚。——编者注］最初没有同意这门婚事。既然他们不经任何人同意而自行其是，那就超出了我对这种上流人物的意料，并证明他毕竟还有可取之处。
保尔的漫游很有意思[228]，但他会不会很快就感到厌倦呢？这是一项很有益、很好的工作，可是，他如果这样生活到5月1日，体重会大减，当他返回议院履行职责时，可能是一副“消瘦而饥饿的”样子，象卡西乌斯[242]一样，在食品店主看来这对他很合适。总之，他已使那些布鲁斯派[30]和其他妒忌者哑口无言，这些人曾抓住他第一次演说[219]中的一两处失言，对他大肆攻击。关于我们的工厂太太等等的统计，就是一个最好的答复。
我在《年鉴》上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已用意大利文在米兰的《社会评论》上发表，并将在下一期《新时代》上用德文发表，内容有所补充。倍倍尔给我寄来了几种亚尔萨斯的报纸，上面载有他在牟尔豪森的演说[243]的报道，有一份是法文的。如能找到，我想给你寄去（路易莎说，她已寄给你了） ［注：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后来加到信里的。——编者注］，让你看看《亚尔萨斯工业家》的这些“爱国者们”写的法文是多么糟糕。
萨克森亲王格奥尔格给德国第十二（萨克森）军团的指令，昨天已在《前进报》发表[241]，这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这说明，我们在军队中建立了多么广泛的联系。威廉将大为恼火。这在法国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如果你能把刊载有关此事的评论的巴黎报纸寄来，转给倍倍尔，供他在帝国国会使用，将是十分有益的。
匆匆草此。路易莎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228]1891年12月至1892年2月初，保·拉法格在法国作了几次宣传旅行，在利尔、里昂、布伦、波尔多、南特、土鲁斯和其他城市的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劳·拉法格在1891年12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几次旅行，幽默地称她的丈夫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典出一个人因亵渎基督被惩罚终生在大地上漂泊的神话。恩格斯在复信中是指拉法格的黑人血统。——第248、266、403页。
[241]这一指令发表在1892年1月31日《前进报》第26号上，它谴责了对士兵的虐待。——第264、267页。
[242]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借用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的情节。卡西乌斯“消瘦而饥饿的”样子引起了凯撒的猜疑。——第266页。
[243]1892年1月6日，倍倍尔在亚尔萨斯的牟尔豪森市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主要是谈了亚尔萨斯的经济状况。他曾试图转入政治问题，但由于到会的警官以中止大会相威胁而未能实现。——第267页。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2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根据你12月12日的来信，我们于同月19日为你和你年轻的妻子的健康干了杯，并于次日（星期天）午饭后，同艾威林夫妇共饮了名贵的1868年波尔图酒，再次郑重地表示祝贺。想来，你已在苏黎世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家庭，并会感到两个人一起生活要比一个人好。
你那篇批判沃尔弗的文章[244]已收到，十分感谢。看了你的文章以后，我只好也读一遍沃尔弗那篇劣作 ［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我本来已把它放在一边，准备到非看不可的时候再看。在此人看来，德语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掩盖他思想的贫乏，因此这篇奇文读起来也就相当吃力，不过很快即可发现通篇都是空话。你把问题的实质阐述得极其正确和清楚，你做得很对，把所有的次要东西放在一边；本来这些东西就完全是为了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发现不了主要的错误。至于这个人是经济学方面的蠢材，我从他在《新自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领教过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极力把维也纳资产者本来已经糊涂的头脑弄得更加糊涂。而这一次，他却超出了我的一切预料。
我们把他的论点列成下述数学公式：C 1、C 2——两个总资本，各自的可变部分＝v 1、v 2，各自的剩余价值 量＝m 1和m 2。这样，在两个资本的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暂且假定利润和剩余价值相等），就得到：C 1∶C 2＝m 1∶m 2，因而C 1/m 1＝C 2/m 2。
现在，我们应该确定从这个假定中必然产生的剩余价值率。为此，把上述等式的一端乘以v 1/v 1＝1，而另一端乘以v 2/v 2＝1，就得到：
C1v1/m1v1＝C2v2/m2v2＝C1/v1×v1/m1＝C2/v2×v2/m2。
如果把其各自的乘数移到等式的另一端，这样，分数就要倒置过来，我们可以得到：
C1/v1×m2/v2＝C2/v2×m1/v1或者C1/v1∶C2/v2＝m1/v1∶m2/v2
或者，换言之，要得出沃尔弗那种相等的利润率，两个剩余价值率之间的比例，应该等于各自的总资本除以各自的可变部分之间的比例。如果不是这样，沃尔弗那种相等的利润率就立刻不能成立了。而至于剩余价值率之间（1） 能够有这样的比例，（2） 永远应该有这样的比例，——这是沃尔弗先生本应予以证明的经济事实。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向我们提出演绎法， 其中把正是应该予以证明的东西 当作前提了。因为，正如以上证明的，剩余价值率的等式，只是相等的利润率的等式的另一种形式。
例如：
C1＝100；v1＝40；m1＝10C2＝100；v2＝10；m2＝10
C1/v1∶C2/v2＝m1/v1∶m2/v2
100/40∶100/10＝10/40∶10/10。
这是正确的。
我仍然认为，你断言总体的大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必定相等，这未免走得太远了。我看，那些促使利润率相等的经济杠杆，比促使剩余价值率相等的那些杠杆要有力得多，其效力要快得多。但是，这种 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差别实际上只是很小的，归根结底，一切经济规律只是那些逐渐为本身开拓道路而且相互交错的趋势的表现。 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序言发表后，尤·沃尔弗先生将对有些东西感到高兴。
你这样顺利地开始了讲师的生涯，我很高兴。希望今后仍然是这样。这会使沃尔弗先生特别愉快，——他这是理所应得。
某些对党的事务的发展表示不满的大学生先生们又开始学习了，这当然很好。他们学习得越多，对那些担任负责工作并勤勤恳恳履行自己职责的人们就越会采取宽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看到，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他们还应当发现，他们在工人面前所极力炫耀的“学识”，还是差得很远的，而工人们本能地、“直接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掌握了的东西，他们这些大学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青年派”在爱尔福特陷入十分可悲的境地，[166]而他们的报纸 ［注：《社会党人报》。——编者注］，根据我读到的几号来看，只不过是这里那种无政府主义自治调子的蹩脚的重复而已。
假如你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陷入了“沼泽地”，可不要因而止步，半年后，你会在这个沼泽里发现一些支撑点，沿着这些支撑点将会顺利走上大道。概念发展各阶段的完整的连贯性，在黑格尔那里归结为 体系，归结为暂时的东西，而我认为这种连贯性是最弱的方面，尽管是最巧妙的，因为黑格尔企图借助巧妙的双关语突破一切难关：肯定和否定 灭亡了，因而导致 根据 ［注：“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哲学全书》）[245]。如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表述，当然就得采取另外的说法了。若是把《本质论》中一连串的概念译成其他文字，那末，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转换将是不可能的。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244]恩格斯指康·施米特的一篇文章《再论平均利润率的谜》（《Noch einmal das Rätse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载于1891年耶拿出版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第3辑第2卷；施米特随1891年12月12日的信将此文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批判了尤·沃尔弗的文章。——第268页。
[245]恩格斯引用的是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缩写本。第1部。逻辑》第120节。——第271页。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普费尔德门格斯公司于2月1—2日立刻把我要的 三十英镑汇来了，十分感谢。当然，这笔款子来得正是时候，——由于圣诞节的费用，1月和2月通常是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我不得不节省开支。关于汇款已收到的事，大概不必正式通知公司了吧？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股票的行情也已获悉 ［注：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不胜感激。这批股票，我目前还不想脱手，可是，这里的其他商行有可能建议我按票面价格出售，这对我将更加有利，如果这样，我很想知道，该怎样办。
从家里得到那样多的消息，并获悉你们生活得大体上都很好，十分高兴。海德维希 ［注：海德维希·博林。——编者注］又在准备给我写信，我很高兴，如你最近能见到她，请代为转告，我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并叫她一定要言而有信。
最后，寄来的照片收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看上去都还很年轻，特别是恩玛 ［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你的样子也不象往常那样忧虑。天晓得，为什么你和我照的像总是那么严肃。现把我的两张照片附上，作为交换，这还是一年前（1891年2月）拍的，不过我看一年来没有很大变化。假如还有谁想要我的照片，我也乐意交换。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递交所得税报税单（瞧，一个词就有十三个音节！ ［注：原文是《Einkommensteuerdeklarationsverfahren》。——编者注］）的规定同这里有多大区别，而这里的人，四十多年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还有一点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说的：我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公司如实上报自己的收入，大都要少报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甚至更多。这一切都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因为只要当局对某个 公司少报收入的行为进行追究，并让它交出账本（当局是有权这样做的），整个商界都会大喊大叫，称之为残暴不仁的行动，整个报界也会拚命地喧嚷。政府 实际上只能对所报收入酌情确定较高的估算数字。如果纳税人不同意该估算数字，他本人就得交出账本。这个办法往往可以奏效，但是，只要当局采用这种做法哪怕有一次不恰当，就是说，这个纳税人该年的收入例外地确实并不多于他历年上报的数字，就又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见，公司的老板们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而我们这些靠利息过活的不幸者，却只好倒霉了：（1）我们钱还没到手，就得交纳股息税和抵押借款的利息等，（2）假如我们另外还有什么收入来源，又不主动报告税务局，而且不正式向税务局声明，那我们就要大吃苦头。那笔十八或二十四英镑的附加收入，我每年都要专门报一次，在纳税方面给我带来的麻烦，比所有其他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你如能尽快把我的往来账抄录一份寄来，我将十分感激；5月1日，我们收到税单，20日就得填好交回。如果要故意为难，我就把它拿出来作证明，因此这些都得准备妥当。
衷心问候你们所有在上巴门和下巴门的人们。
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致菲力浦·屠拉梯
[246]
米兰
1892年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阁下： 我认识这个大名鼎鼎的博维奥吗？许多年前，还是在旧国际时期，我就在意大利的各种社会主义书籍上看到过他的文章。我当时读了这些文章，但是读得越多，看懂的就越少，——根本就看不懂。总之，用他的话来说，我“不记得有比这更糊涂的时期”，不过，不幸的是，我最后已经闹不清楚，我们两个人究竟是谁糊涂——是他还是我。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可爱的人，虽然是个学究，但他的学究气却有着高尚的、吸引人的色彩（这是我们德国的学究们根本没有的），而且你说得很对，他是一个维克多·雨果式的人，胸怀开阔，目光远大，甚至能同不赞成他所坚持的意见的人和睦相处。他成为贵国青年崇拜的偶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要是个青年人，也会发狂似地崇拜他，把他奉若神明。遗憾的是，我已经不是十七岁，而是七十一岁了。
这就是我的答复，里面显然充满轻微的讽刺，——我对他也不能不这样，——但是我希望这样的答复是恰当的。你是否能费神把它译成意大利文呢？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246]1892年2月2日，菲·屠拉梯把意大利哲学家卓·博维奥的一篇文章寄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载于资产阶级报纸《论坛报》，它批评了发表在屠拉梯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1892年1月16日第2期上的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分。恩格斯的答复《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即恩格斯在1892年2月13日的信中表示赞同的那篇译文（见本卷第275页），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上，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第273、275页。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敦
1892年2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公民： 序言 ［注：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编者注］附上，它的篇幅不长，但是，很遗憾，这就是目前我所能给你的一切。《宣言》出下一版时，希望我已掌握了贵国的语言，可以毫不费力地观察波兰的工人运动；到那时，我就能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谈论它了。
随这次邮班给你寄去两份美国报纸 ［注：《纽约人民报》和《太阳报》。——编者注］，上面载有斯·帕德列夫斯基自杀的消息。
请代我和考茨基夫人向你的夫人 ［注：玛丽亚·门德尔森。——编者注］问好。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2年2月13日于伦敦
好极了！十分感谢。
[246]
祝好。
弗·恩·
[246]1892年2月2日，菲·屠拉梯把意大利哲学家卓·博维奥的一篇文章寄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载于资产阶级报纸《论坛报》，它批评了发表在屠拉梯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1892年1月16日第2期上的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分。恩格斯的答复《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即恩格斯在1892年2月13日的信中表示赞同的那篇译文（见本卷第275页），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上，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第273、275页。
致爱德华·艾威林
伦敦
［草稿］
［1892年2月上半月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华： 我们曾经十分明确地商定，我将在手稿上校订你的译文 ［注：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译本。——编者注］，然后写一篇新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使它成为作者审定的译本。
然而，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先生们不同我们中间任何人商量，采取了一些直接违背上述协定的步骤，这就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此事的态度。
因为你在翻译时就知道译文将由我校订，所以你的译文必然只能是个初稿。此外，你作为译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一字不差地按原文译出，而我作为作者就可以多少脱离开原文，使这本书读起来觉得不是译文而是原著。这样的校订不在手稿上而在版样上进行，那相当一部分就必然要重排。
据我看，现在我只有两个办法可供选择：
要么完全象校订你的手稿那样，我可以放手地在校样上修改，而不管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多大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初的合同仍然完全有效，译文是我审定的，我也将写一篇序言。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还需要四份校样，然后还要二校样。
要么我必须考虑，既然已是校样，我只能在每一页的范围之内作些文字改动，因为这牵涉到页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尽力在可以做到的地方对译文做一些改善，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读者的心目中把译文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且我保留在要我为这个译本承担责任的时候公开予以拒绝的权利。
不言而喻，在任何情况下，费用都要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先生们来负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我必须得到他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书面决定。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假如你能在4月30日 以前把我的往来账的抄本寄来，我将十分满意。这样的话，就请你写个 明信片通知我，提到的股息是否已收到，有多少。这就再好也没有了。
从昨天起，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入冬以来最好的，有雪，很冷，简直象在德国一样。我今天到里士满去看了一个年老多病的朋友 ［注：乔·朱·哈尼。——编者注］，然后到城里去了一趟。天气使我精神大为振奋，我后来喝的啤酒也好象特别好喝。向恩玛 ［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和所有其他的人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前些天，当我终于要回复你发自萨洛的信时，一件要紧的事打扰了我。艾威林译的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我本想在手稿上进行校订，但由于出版者的恶意或者愚蠢（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译稿已经排好版，寄给我校订的已是拼好版、编好页码的校样了。按照这里的法律规定，出版者可以任意摆布被束缚住手脚的作者，因而我担心这本书将照这个样子同读者见面，使我永世蒙受耻辱，因为手稿只是个初稿。因此，在我没有校完这个译本，并通过迂回的办法迫使出版者承担他自己造成的额外费用以前，只好把别的事情暂且搁一搁。现在这件事基本上已经了结，我第一个要回信的就是你。
获悉你夫人 ［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身体已有好转，并且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使我们非常高兴。的确，你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奥地利的运动又这么需要你付出全部精力，所以当我们得知你至少是卸下了这个最沉重的精神负担时，都不禁松了一口气。让我们不仅作为党员，而且作为你个人的朋友，为你的夫人很快就要十分健康地回到你的身旁，为你的恩玛这样一个好妇女得以避免看来一度威胁过她的可怕遭遇而感到高兴。
假如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有过你自己称之为很坏的心情，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情况帮助你们奥地利人摆脱了使你不无根据地忧虑过的停滞状态。大维也纳的改建草案为你们提供了机会，你以你素有的敏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并象瓦扬和我们的同志向巴黎市参议会提出建议那样正确地加以利用。[247]（可能派[30]只不过是使这个草案在市参议会里更快地通过，同时，他们为了感激资产阶级激进派[31]的帮助而在其他问题上 卖身投靠，他们这种愚蠢的狡猾行径却帮了 我们的忙，而且他们 自己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因此，我就不清楚，在哪一方面我应该象你给路易莎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数落”你一番，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法国人具有一种特殊才能，他们能赋予这种要求以正确的政治形式，这一次也是这样。在这里，法国式的要求一部分已为伦敦郡参议会所接受，一部分已写入所有工人候选人的选举宣言。你可以看看最近三个星期的《工人时报》。郡参议会选举将于3月5日在这里举行，所以这些宣言在目前有很大意义，你想必能按时收到《工人时报》，它将为你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动材料。这件事值得彻底加以利用，首先是用来进行一般的鼓动工作和赢得总是可能取得的个别成绩，其次，尤其是用来消除否则必然要产生的维也纳工人和为压低工资而招来的外来饥饿苦力之间的相互仇视。这一点你抓得很准。
你们那里会有自己的日报，不过这份报纸基本上要 自己办。从你们国家实行的出版法来看，从周报转为日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步。要做到这一步，就要牢牢站稳脚跟，因为这一步骤将使你们在更大的程度上受政府控制，政府将极力通过种种罚款和缴纳各种费用的办法使你们在财政上破产。这里又暴露出你们的政府 在小事情上一贯老奸巨猾；普鲁士人在这方面却极端愚蠢，只会硬干。你们的国家活动家只是在要做什么大事情时才表现愚蠢。你们的日报在应付各种罚款的情况下能否维持哪怕六个月的时间，我看都是个问题。假如它不得不停刊，那将是个重大失败。
不过，我还是想为奥地利人做点什么，所以我决定，既然我在《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全部稿酬反正要进入 德国党的钱柜，那末由狄茨出版的著作的 全部稿酬就应由你们来领取，我 已给上面提到的狄茨发了相应的通知。
我很为鲁道夫·迈耶尔惋惜。从你的来信和从那时起得到的消息看，他现在在莫拉维亚，而不是在巴勒摩，就是说，他的多尿症很严重。尽管他有令人吃惊的，而且往往是可笑的夸大狂，他却是唯一的一个为了实现其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对社会党人的同情而冒某种风险的保守党人，他甚至因此而流亡国外。在国外，他懂得了，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贵族在待人方面要比可恶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有礼貌些，但他们在搜刮地租和图谋升官等等方面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他现在甚至想以唯一的残存下来的真正保守党人的身分，徒然地物色一些能够同他一起创建真正保守党的人。
在其他方面，事态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德意志帝国国会里，正在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威廉看来是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君主意志，他甚至把民族自由党中的一些渺小人物都推到反对派那一边去了。[248]已经可以嗅到冲突的气味了。同时，法国正在发生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孔斯旦是对工人的仇恨的化身，他的垮台将使内政发生很大变化。此外，法国内阁再次出现的不稳定对于同俄国结盟也极为不利，这个联盟本来就在瓦解之中。
附上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编者注］已在《社会评论》上发表。
路易莎的信附上。她整天都在提取氧气——在纸上。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化学——用的是英国课本，不能进行试验…… ［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247]由于根据大维也纳计划拟进行庞大建筑工程，《工人报》于1892年1—2月间呼吁在建设中考虑城市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揭露了企业主和当局蛊惑人心的言论和伎俩。维·阿德勒在他载于1892年1月8日《工人报》第2号的《大维也纳街道的敷设与维也纳工人》（《Die Verkehrsanlagen von Groß-Wien und die Wiener Arbeiter》）一文中，建议成立建筑工人工会联合会，以便有组织地捍卫工人的利益。
1888年11月，爱·瓦扬向巴黎市参议会提出了一项改善工人住宅的修建方案。——第278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 voluntas—suprema 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首先，衷心祝贺你的生日，正如这里所说，祝你长命百岁，同时祝贺你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你同议会制的银婚纪念，因为这个日子也快到了。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你使这伙人懂得，他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为此，我们在这里感到十分高兴。
德国的形势确实日益紧张。看来，事态已经很严重了，连民族自由党人[248]都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反对的情绪，而李希特尔也可以幻想成立一个德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了。[249]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它不得不让世袭的君主官僚容克地主阶级实际上进行统治，而满足于总的说来还是自己的利益最终起决定作用，——德国现在这样的社会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所有官方的和有产的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倾向最终将导致“反动的一帮”的形成[179]，在 平静发展的情况下，它终将占上风。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把由于怯懦而尚未解决的旧冲突一再提上日程，这种冲突是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自以为超越一切政党之上的官僚同与所有这一切相对立的、其物质利益每日每时都受到这些没落因素损害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目前在德国，似乎是后一倾向正在取胜，不过象施杜姆这样的工业巨头和工业公司的股东当然多半都站在腐朽的反动势力一边。但是，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的1848年旧冲突的重演，只有当政府和土地贵族陶醉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干出极大的蠢事时，才会变得十分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人士中已经达到可笑程度的个人欲望得到了支持，这就是容克地主日益确信，工业 无法长期 负担原料和食品的关税。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采取了打口袋赶驴（或者确切些说，两者都打）的老办法。打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但同时资产阶级也受到很大打击：首先是在政治上打击它，使它六十年来一直引以自豪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原则和它 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那一点点权益受到损害；然后，如果进行得顺利，在经济上也打击它，牺牲它的利益以满足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总之，看来正在酝酿着急剧的向右转，而且是以必须扑灭 我们的兴起为借口。这对 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
（1）实行反社会党人法[38]？过去，我们顶住了这个法令，而现在，与1890年10月1日 ［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到1890年10月1日。——编者注］相比，我们在精神上要强大百分之百，物质上至少要强大百分之五十，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它了。况且为此要拼凑一个多数也并不那么容易。
（2）对禁止出版、结社和集会法进行反动的修改？中央党[250]可能不同意这样做，而没有中央党的同意是不行的。保守党两个党团[251]有九十三名议员，民族自由党有四十二名议员，必须要有中央党的六十六名议员才能凑成多数。假如中央党议员这样做，中央党就要瓦解，而这也是有某些价值的。中央党的瓦解和这些反动措施在人民中间可能引起的极大愤怒，会使我们遭受的这些压制得到充分的补偿。
（3）对选举权和秘密投票进行限制？中央党决不会同意这样做，僧侣也不会愚蠢到自己去割自己的咽喉。没有中央党的同意，还是缺六十至七十票。
（4）发动政变？它将由于各邦君主的缘故而失败。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会使帝国面临瓦解的威胁，使每个君主各自摆脱掉对帝国承担的任何义务。即使能够说服他们全都赞同这种做法（这是 永远做不到的），如果要保持帝国的稳定，也还要征得他们王位继承人的同意，而其中大部分都还未成年。因而这是不可能的。
（5）剩下的唯一可能是，在行政、警察和审判方面采取更严厉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对彼乌斯案件[252]的骇人听闻的判决中已经表现了出来。我们也将顶住这种做法，并将很快学会对付它。为了渲染气氛起见，可能还将实行通常的戒严，但戒严只是在头几个星期是危险的，以后就会自行失效，而且戒严也只能在帝国的个别地区实行。况且，这种戒严也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恶，可能会进一步把它推到反对派方面去。
总之，假如普鲁士先生们没有什么崭新的天才发明，比如智力的和精神的多管炮和马克西姆机枪之类，他们就只能用刁难的办法来找我们的麻烦，但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总是利多于弊。有一点真正容克地主的统治是根本不能造成危害的。不过，我担心这些先生们要做到这一点，力量还嫌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糟就糟在我国的两方面（不管是容克地主还是资产阶级）都是这样一群可怜虫。
你2月12日星期五发表的批驳施杜姆的演说[253]，昨晚我以十分钦佩的心情读完了。这是一首多么精彩的即兴诗啊！可以想见，它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今天收到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254]，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你答应4月10日或11日到这里来，我们很高兴。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如果肖莱马来，我们也可以安置，已经做了安排。龙虾沙拉，按照你今天给路易莎的来信，也将为你准备。我本来想为你此行拟个小计划，看来已经用不着了。买牡蛎和挑选酒由我负责。幸好路易莎对这两种享受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们两人，在这个基础上总是好商量的。至于她是一个魔女，她自己也知道，而且相当引以自豪，因为据她说，维也纳的魔女都是很可爱的。说实话，我想，她如不是一个魔女，我们两人同她就不会相处得很好。
至于奥托·维干德的事，我只能重申：在《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前，我不能让 任何要我花费精力的事来束缚自己。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其他日常事务本来就够使我分散精力的了，因此还是让我最后把压在我肩上这座山卸掉，然后我才可以重新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现在我正好进行到这样一篇，需要安静地没有干扰 地工作两个月才能完成。假如狄茨愿意就此事同维干德面谈 ［注：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那就让他试一试，如果他相信可以取得某种结果的话， 但决不能使我受到约束。他可以说，他有根据推测，我认为他比维干德更有办法推销新版本，因而只要他能同维干德谈妥，我就倾向于把这个版本交给他出版。我只是不能：（1）事先声明，狄茨对维干德谈的一切对我有约束力；（2）派他作我的代表去同维干德商谈。是半官方的，而不是官方的！让他去试探一下，假如条件对 他适合（要为我，即为党的需要提供适当的稿酬），那就让他去出版，而我当然不会使他为难。我只是不想两头落空，就是说，维干德 不愿意出，狄茨又 没有权利出。
现在，周围又都动起来了，这太好了。谁知道，在情绪激愤的情况下，你们的帝国国会和法国的议院是否会解散呢。对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我无法理解，现在，当帝国国会内部正在展开真正的决战时，李卜克内西却呆在德勒斯顿蛤蟆坑 ［注：萨克森邦议会。——编者注］里。我倒宁愿用十份萨克森代表资格证换取目前在帝国国会发言的权利。
此外，谁知道在党内会不会也有人悄悄地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合时宜地大肆喧嚷，使得反动措施迫在眉睫呢！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打中了要害；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府报刊执意沉默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报刊一般对这种事总是不会放过的。而且，此文已译成意大利文、波兰文和罗马尼亚文发表，在意大利它使我同好心肠的老蠢驴博维奥发生了争论 ［注：见本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很遗憾，我今天已来不及回复尤莉娅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的盛情来信，因为整个上午我都在同艾威林一起商议他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稿的校订问题，而为了使你星期一能收到这封信，今天星期六必须把这封信发出去。不过，最近一有时间，我就补上这一课，暂且我只能再一次表示，不能在这里同时也看到她，我们是多么难过。但愿我们总有一天能见面！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 voluntas—suprema 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249]指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同瑞士的贸易条约问题时的一个情节。1892年1月22日，民族自由党（见注248）领袖卞尼格先表示了把德国所有的自由党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党的愿望。1月23日，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的领袖李希特尔在自己的演说中支持卞尼格先的呼吁。社会民主党议员席佩尔1月23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以及1892年1月24日的《前进报》，嘲笑了这种愿望，并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第281页。
[250]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两个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5—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尽的评价。——第282、527页。
[251]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282页。
[252]社会民主党人威·彼乌斯于1892年2月15日因“侮辱陛下”罪被判处两年零两个月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受审的起因是彼乌斯1891年10月26日在马格德堡发表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说，君主制无益，消灭君主制无罪。——第283、289页。
[253]1892年2月12日，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施杜姆在帝国国会会议上激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控它准备用暴力推翻君主制，违反誓约，宣扬自由恋爱等等。倍倍尔在答辩中指出施杜姆的演说是个挑衅，目的是要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284、291页。
[254]1892年2月15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讨论军事预算有关军法部门开支问题时发表了演说。他这篇演说主要是揭露德国军队虐待士兵的情形。——第28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只能履行对保尔许下的诺言，随信给你附上一张十五英镑的支票以供支付房租。支票上开的是你的名字，这样，保尔不在也不致误事。你的信我已收到，过几天给你回信。现在我忙得很，由于某种差错，桑南夏恩把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爱德华的初译稿送去 排字了，现在这份初译稿的全部校订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当然还要尽快搞完。此外，派尔希在这里整整呆了一个星期，昨天才走。另外，工作中还有些别的干扰。今天杜西为 工会[47]的事到普利茅斯去了，而爱德华要在我们这里呆一整天，所以我要在他来之前把这封信写完并发走。
关于日报的消息使我很高兴。这一次，假如我们的朋友们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不致在报纸刚刚开始赚钱时再次被人赶走的话，事情就可以办成功。不过，现在形势比较有利，他们有强大的后盾，这就完全不同了——只是他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巩固自己在这份报纸中的地位。
我很希望保尔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议院里各种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派别——布朗基派、可能派[30]、米勒兰派[191]和前布朗热派——的情况。我在昨天的《不妥协派报》上看到，保尔和费鲁耳出席了与会者大部分是 布朗热主义的布朗基派的会议。假如保尔要同他们合作，十之八九，海德门要在《正义报》上对他们进行攻击。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在这里一定会展开讨论。各种说法将会传到我这里来，对此我要有所准备。
在收到我下一封信的同时，你可能会收到路易莎的信，她将恳切要你为《女工报》撰稿。
向你的一大家子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91]恩格斯指的是众议院中以米勒兰为首的所谓“独立社会党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是附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见注31）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独立社会党人”拥护拉法格为候选人，并要求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并见本卷第183—184和191页）。——第192、287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的手稿[220]今天将 挂号寄出。我只读了开头十六页。我看这篇前言的大部分都可删去。关于为什么纲领需要加以说明等等的一些原因，一句话，你对 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所做的一切解释，冲淡了读者的印象，使读者不愿意再看下去。你一开头就应该谈实质问题，这是最好的解释。关于其余部分即主要部分的安排，我不能加以评论。各种各样的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以致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些琐事，却占去了那么多的时间，使人简直感到羞愧。我必须有时间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但我每天的时间硬是被占去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争得时间。
载有我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新时代》共十份已收到，谢谢。
霍吉斯金的名字和“1824年”的年份，我在新版中改过来就是了，并在注释里说明在原文中是怎么搞的—— 显然是笔误或排字的错误。
[255]
门格尔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头蠢驴。他对民法所做的全部评论 ［注：安·门格尔《民法与无产阶级》。——编者注］无非是维护“警察国家”反对“法治国家”而已。法，尤其是民法，当然比警察专横更严格、更严厉，因为警察专横正因为是专横，有时还可能表现出一些仁慈来。如有时间，我会很快地制止这种只有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落后的国家才会出现的胡言乱语。
你同意写一篇关于路德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我很高兴。不过不必着急。
库诺夫的信现退还给你，谢谢。我倒很想看看他是如何探讨阶级问题的。在秘鲁人的氏族制度方面，他有一些重大的发现。他把他的作品寄给我了，我已回信对他表示感谢。
《秘鲁人的公社制度》[96]一文你也将收到；这篇文章我刚刚找到。
我并不认为，你最近会有什么危险。柏林的欲望变化无常而又多种多样，以致任何一个欲望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现在自由资产者突然也成了吓唬人的东西。说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源在自由主义，因而要是采取 激进的行动，就必须消灭自由主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自行衰亡了。对这种十分狡猾的手法，我们暂且可以看看，并悄悄地发笑。当自由派的庸人被弄得发狂（与他的意愿相反，看来他的确要被弄得狂怒起来）时，对我们也就不再放空枪了。更不用说这种柏林的思潮可能会使某些德国统治者高兴。他们同这种思潮相对立，就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声誉，并为分立主义和保留权利[256]捞取资本。当柏林街头开始出现骚动时[257]，我有些担心，怕这些骚动变成某些人如此盼望的开枪射击。但当骚动者只不过是攻击年轻的威廉，而威廉自己也放心了时，一切就都正常了。一旦《科伦日报》同彼乌斯一起去坐了牢[252]，那才妙呢。
总之，我看即使有什么危险，暂时也只是在普鲁士，而且那里的危险越大，你们小邦的事情就越好办。
现在，我还要给左尔格写信（今天有去美国的邮班），再见。刚才艾威林来了，他向你深切致意。我们向你们一家问好。
你的 弗·恩·
[96]指亨·库诺夫的《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Die altperuanischen Dorf-und Markgenossenschaften》）一文，载于1890年10月20日和27日、11月3日《外国》杂志第42—44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中利用了这篇文章。——第79、107、288页。
[220]指189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heil erläutert》）的手稿。——第241、287、312页。
[252]社会民主党人威·彼乌斯于1892年2月15日因“侮辱陛下”罪被判处两年零两个月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受审的起因是彼乌斯1891年10月26日在马格德堡发表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说，君主制无益，消灭君主制无罪。——第283、289页。
[255]恩格斯指的是修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第一版中出现的、后来又在1885年德文版中再次出现的两处疏忽。恩格斯1892年在《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页）中对这个修改作了说明。这两处疏忽曾被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在他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1886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诋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实。《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64—565页）这篇论战性著作揭露了门格尔的这些诋毁。——第288页。
[256]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独立管理邮电和铁路，军事方面的某些自治，等等），这些权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中被确定了下来。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第289页。
[257]1892年2月25—27日，在柏林市的中心区，在皇宫前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骚动，参加者大部分是游民。在这些示威和集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抢劫和各种破坏行为。这些示威和集会后被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了这些行动，号召柏林工人不要参加这些活动。——第28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