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校样，昨天我已立即发出。《反蒲鲁东》 ［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一书的工作，我不能承担，我要尽快地重新着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我还要校订《发展》的英译文，这项工作是不能推脱的，因为我对在 伦敦出版的这类版本负有责任，——我 绝不能 再承担 任何事情。
假如柏林人对我文章的 某些地方持有异议，请加上 删节号。改得缓和一些是不行的：原文是法文，大家都看得懂，任何一处改得缓和的地方，都可能被说成是 我的伪造。
你如能将《贫困》的校样寄来，我将十分感激，——那篇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我总得再看一遍。
我给狄茨写了一封信（他曾要我起草一份祝贺倍倍尔参加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的贺词）[233]，要他今后把我的 全部稿酬付给阿德勒。柏林人本来就得到很大的一部分，因为我不能不让他们领取《前进报》出版社应付给我的稿酬。因此，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尤利乌斯悄悄地进行活动，于星期日 ［注：1月24日。——编者注］下午三点以四十八票对二十一票顺利地把吉勒斯撵出了协会[161]。他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星期日傍晚来到我这里。他很满意，并极其幽默地讲述了同协会会员们进行商谈的情形：这些人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又是这样一种情景：起初，这些糊涂人以为他们只有七人，情况弄清楚以后，才发现有近五十人，他们都是些好人，就是有些懒散，当他们很好地振作起来之后，吉勒斯就立刻垮台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使他在英国人中间失去立足点；现在，他只好抓住海德门，后者怎么也无法摆脱。
海德门也遭到了惨败。请你读一下上星期《工人时报》上的一篇关于在滨河路社会民主联盟[9]所在地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是因在切尔西的世界尽头举行的捍卫言论自由大会而召集的。在那里，肖伯纳、白恩士和杜西把他痛斥一顿。白恩士说，一旦发生事情，最好是无须到厕所去找演讲人（象特拉法加广场事件[234]时寻找海德门那样），等等；海德门假如不是选择世界尽头那块不方便的地方（三百人就会把那里的交通堵塞，警察便 不得不进行干涉），而是保留斯隆广场的话，他本来是可以使事情得到补救的，可是他被罚款一个先令以后，却把它放弃了。煤气工人说，如果海德门将主持大会，即使发生殴斗，他们也要去参加大会，并派出自己的演讲人。[232]简言之，他的怯懦终于被揭穿了。在星期日举行的代表会议上，他为此受到了更严厉的斥责。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个盟员说，联盟本身太弱，做不到这一点，又因为它看来是孤立的，所以应当予以解散。另一个说，可不能允许把海德门抓走，社会民主联盟完全是靠资产者，特别是靠海德门和汉特·瓦茨的资助来维持的。这头蠢驴深深陷入自己阴谋的罗网，他的日子看来会很不好过。正如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所说的，整个问题就在于：在参加世界尽头大会的权利问题上发生的纠葛如能持续到议会解散， 他在切尔西当选（他在那里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就有了 保证。
多多问候。祝贺你得了第二个儿子。但今后该放慢速度了。听说母子都健康，我们很高兴。这里还有流感。派尔希已患过，后又转成肺炎。我在急切等候彭普斯的消息。路易莎有些不适，艾威林也如此。
就写到这里吧。路易莎和我再次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将军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32]在1892年1月24日举行的捍卫言论自由委员会会议上，煤气工人工会（见注47）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正式参加在世界尽头举行的群众大会。——第252、255页。
[233]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草稿没有找到。——第254、293页。
[234]指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87年11月13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的示威游行。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的冲突而告终，有数百人受伤（三人受致命伤），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255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同意你删去倍·和李·。[235]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六个世纪》一书，无论如何比同一作者 ［注：詹·爱·撒·罗杰斯。——编者注］写的《历史的经济解说》更值得翻译。后一本书，大部分无疑是来自《资本论》，而且写得很一般，尽管个别地方闪烁着光彩。《六个世纪》一书，除一些不正确的解说外（这对一个资产者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包含有大量德国国内所不了解的实际材料。不过我认为，你会感到从事写作要比翻译别人的东西更为愉快和必要。
衷心问好。
你的 将军
[235]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19期用德文刊载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9页）这句话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删掉了。——第256、261页。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看来，我又该给你信息了，况且还有一个不大的事务问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最近一次结账时，你把弗·恩·公司付的七十九马克四十分尼的酬金记入了我的往来账；这看来是办理委托书（就是根据鲁道夫的要求由公证人和执政官签署的委托书）的手续费吧？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其次，请你告诉我：我投放在你们那里的沙福豪森联合银行股票，当前的价值，即行情和票面价格怎样。这批股票曾一度跌价，因而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还有多少钱了——因为我也可能要卸掉这个包袱。
一般说来，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的健康情况相当好；视力也大有好转，要注意的只是不要在灯下写东西，这在冬季当然是比较困难的。我对饮食还有很好的胃口，走起路来还很精神。总之，我被认为是伦敦最显年轻的老人之一。但在吸烟方面，我不得不极力节制，因为烟草正象美酒一样，遗憾的是还有比尔森啤酒，都对心脏神经有些害处，并影响睡眠。不过，只是在新年到入春之间才有这种情况。那时，我就每周服用一次索佛那，这种药我经常从爱北斐特的拜尔那里得到。这样，一年中这段最讨厌的时间，便可以安然度过。天气一好转，我就可以更多地到户外去，我的情况又会好起来。接着就是夏季，可以去海滨，那时我又返老还童了。去年夏天，我先在威特岛呆了一个月，后来又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滨度过的，——这是我被迫停止骑马以来最有益的活动。如果我冬季能在这里骑马，夏季又能去海滨，无疑会健壮如初。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好去攀登伦敦的秦波拉索峰，这个地方叫做汉普斯泰特荒阜，其海拔高度大约相当于你在巴门的住地，即一百五十米左右。幸而这对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持愉快的心情，已经足够了。
流行性感冒，我暂且得以幸免，但在这里，这种病真是一场灾难。我们的左邻右舍纷纷躺倒，不过大部分最终可以痊愈；看来，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病，人们心情十分忧郁，甚至只是由于这一点就胃口全无。
好吧，现在该你向我讲讲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闻了，你和恩玛、你们的子孙、鲁道夫、海德维希和他们兴旺的后代、布兰克一家、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人们，以及难以数计的、在这里感到似乎是漫无边际的人群，生活得怎样。自从鲁道夫·布兰克离开这里以后，我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部分的原因，看来是结婚和生育的速度放慢了；但这仍然是一定的标志，可以据以在某种程度上判断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衷心问候恩玛和你全家、鲁道夫全家、海德维希等人。
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谈到妇女时，人们常常这样说：她们从来不把自己要说的主要内容写在信文里，而总是放在附言中。但是，我们这些老头，就更别提了，——我昨天刚刚发了信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又想起一件最重要的事来。目前，尽管伦敦市场上货币充斥，我在经济上却感到有些窘迫，3月1日前，我只能有少量的收入，因此，如你日内能从我在你处结存的款项中汇来三十英镑，那是非常适时的。这个数目已经完全够用了。3月到6月，我将会重新有充裕的收入。
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附上拉布里奥拉给杜西的信。我想，发表这封信势必会使意大利的某些人恼羞成怒，而最终因此受到损失的将是德国党，因为人们会指责 它，说它赞成或者反对那些觉得这篇文章触犯了自己的人们。在意大利正笼罩着一片混乱的情况下， 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根据或者没有根据地认为自己受到触犯，——我也写信把这一点告诉了拉布里奥拉。发表这封信就意味着把他们推向可能派[30]、海德门派、费边社分子[19]和天知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妒忌者的怀抱。
我已写信告诉拉布里奥拉，我看这封信最好不发表，但我已将此事完全交给你酌情处理，你们应该直接商谈。不管怎样， 杜西是要收回这封信的。
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 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 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 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战争 之前的路德[236]和这一切 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另一方面把1848年 以前和 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无须过多地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你的《托马斯·莫尔》刚好为此做了准备。此外，斯图加特拥有再好不过的、最丰富的新教方面的图书，可供你使用。说实在的，这比翻译罗杰斯的东西更有意义，他的东西连小孩子也能翻译。
我们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36]恩格斯指的是路德最激进的最初活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奠定了自己学说的基础，广大民众把他的学说看做他们的革命情绪的反映。自1521年底至1522年初，路德领导的市民宗教改革越来越脱离平民和农民，路德本人也逐渐转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德国诸侯方面。
1521年12月，路德公开反对德国神学家安·卡尔施塔特在宗教改革中心维登堡所进行的彻底的教会改革，这是统一的宗教改革队伍发生分裂的一个征兆。
在德国的1524—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路德公然投向起义农民的最残暴的敌人方面，他反映了德国市民阶层主要部分的情绪，这些人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转到了封建反动势力方面。
再洗礼派（即改信他教派）是这次农民战争以前在人民大众革命高潮中在德国产生的平民教派，它通过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对封建压迫的社会反抗。再洗礼派否认教阶制度和教会圣礼仪式，否认法庭、服兵役和对官方的服从，要求成年时再受洗礼（由此而得名再洗礼派），宣扬世界变动的临近和财产公有。1520—1521年，一部分再洗礼派投身积极的革命活动，后来参加了农民战争。——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