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将《犹太人的枪》[325]放在封口的信封里寄上，因为按印刷品邮寄，这本小册子可能被没收。

肖莱马的情况还是那样。我看到他身体很弱，处于冷漠状态中，神智也有些模糊，不过没有疼痛的感觉。龚佩尔特来信说，他肺部的瘤在慢慢地但却是不断地扩大，同时，由于把上半身的血液送回心脏的大静脉受到压迫，大脑活动日益失调，记忆力衰退，冷漠的现象更为严重。不过他的饭量还相当大。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样的状况还能继续一个时期。

既然施勒德尔能够在 鲁尔区呆下来，那末瓦尔肯还呆在 萨尔区就不应该使你感到奇怪了。我给济格尔写了一封短信，把崩特对你说过的有关他出走的事告诉了他。 ［注：见本卷第351页。——编者注］济格尔把这封信连同他自己的一封十分真挚的信一起转寄给了施勒德尔；他在自己的信中说，有人揭发崩特盗用了公款。施勒德尔把这两封信即济格尔和我的信都给我看了。济格尔讲到的崩特的事情是否属实，我不得而知。不管怎样，你从中可以看出，施勒德尔的地位仍然很稳。当你同矿工运动这样年轻的运动打交道时，就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对于象施勒德尔和瓦尔肯这些不可靠的家伙，在一段时间内，至少是在没有积累起十分明显的能说明他们问题的那些事实之前，让他们自己去败坏自己的名声是否更好一些。而且，情况总是这样的：在运动刚刚兴起的地方，挤到最前头去的起初的那些头目往往是一些钻营之徒或者坏蛋。

巴克斯现在（到7月底为止）是《正义报》的编辑，这个报纸现在办得比较好了。昨天它以一种适当的语气报道了艾威林在阿贝丁的演说[315]，并表示反对个人之间的无谓争吵[326]（也就是间接地反对海德门）。巴克斯昨天立即到这里来谋求赞许，魔女一看到这份报纸就敏锐地预感到这一点。海德门究竟要干什么，我还不十分清楚。很可能他发现以前采取的政策已遭到失败，必须来一个转变。他办的报纸亏了本，他的社会民主联盟[9]并没有为这里的运动的普遍发展做许多事情，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进行领导，他同费边社分子[19]的竞争也没有获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他的外国同盟者布鲁斯和吉勒斯使他倒了霉，然后把他抛弃了。一句话，很可能他认为改变一下策略会有好处，因而想和我们接近。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因为正如我对谁都说过的那样 ［注：见本卷第135—136页。——编者注］，我倒宁愿海德门是敌人（这是他比较无能为力的时候），而不是朋友（这样对他就得密切注意，因而要花费许多时间）。海德门也可能由于在切尔西没有任何可能当选而走上这条路，他本想在那里取代查理·迪耳克先生，但是在当地的郡参议会选举中，他为进行试探而提出的候选人奎尔奇仅仅得了一百五十三票，从那以后，他在那里就失去了一切成功的希望。不管怎样，海德门到8月份很难重弹那种早已被巴克斯在上述报纸公开斥责过的老调了，而要同费边社分子进行卓有成效的竞争，他也做不到。看看再说吧。

我们这里的选举运动已进入了最高潮。[327]托利党和自由党人合并派[328]到处进行收买活动，企图贿赂能从自由党手里夺取选票的工人候选人。秦平——托利党在这方面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曾向艾威林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以便他在北安普顿能被提为候选人同拉布谢尔竞争，艾威林当然拒绝了。这种金钱诱饵在工人首领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波动，那些想乘机捞一把的人竭力使自己心安理得地认为，还可以用光明正大的方法领取托利党的钱，而不必脸红；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感到脸红的，因为他们担心这些钱到头来对他们自己弊多利少。要是知道在这里的整个政治生活中，议会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么严重，那末，对这些人还有起码的羞愧之感，就只会感到惊奇。

显然，霍拉赫利兹和魔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我来说，魔女毕竟更为可亲些。尽管安岑格鲁伯有时把他的奥地利农民理想化了，而衬托他那些绝妙情节的背景又极为狭小，然而读起来还是使人对这个出色的民族同德国其他部分分离一事感到痛心，从而你会认识到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不过，这种统一只有我们才能实现。

我本来很想给不领薪水的会计[329]——尤莉娅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写上几句，答谢她最近寄来的几封信，她这几封来信，很遗憾，我至今还没有答复。但是我现在很忙。我还要写两封必须慎重斟酌的长信，然后终于又要继续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这样，我就不得不把所有只会使我感到愉快的通信暂且放下，而只写一些事务性的信件。因此请代我向你夫人解释一下，请她不要太生我的气。有可能在我来柏林之前，或至迟到那里以后，我将补上这一课。同她晤识，我将十分高兴！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好吧，我们两人就此向她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老将军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25]指的是海·阿耳瓦尔特的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年德勒斯顿版（《Neue　Enthüllungen．Judenflinten》．Dresden，1892），此书揭露了一个属于犹太人资本家的公司在向德国军队提供枪支时发生的舞弊行为。根据法院的决定，小册子被没收了。——第370页。

[326]恩格斯指的是厄·巴克斯为1892年6月18日《正义报》第440号写的社论《社会主义党的内部分歧》（《Internecine　divisions　in　the　socialist　party》）。在社论中巴克斯号召英国的各社会主义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第371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2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他们主张保持与爱尔兰的合并）。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以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372、382页。

[329]“不领薪水的会计”——这是奥·倍倍尔在1892年6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妻子的称呼。奥·倍倍尔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负责出纳工作，尤·倍倍尔帮助自己丈夫做此项工作。——第373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如果你以为，在姓的问题[303]上我会把路易莎同意你的建议看作是她作出的牺牲，那你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想使你明白，在目前情况下，我看，这样的要求不应该由 你提出。因为路易莎为你所做的确实已经超出了对她所能要求的了，而且她在这里对你的接待，看来也是出乎你本人意料之外的，因此，你们两人在一起以及我们大家同你们在一起时都感到很自然，不感到拘束。为什么你要为这种小事再次提起这段往事呢？一个离了婚的妻子的社会处境本来就够困难的了，因为按现今的概念来看，为了在公众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她还须拿出证据来，以说明 她不是“有过错的一方”。难道你不懂得，对一个已离婚的妻子来说，如果她已离婚的丈夫要她在社会上不用自己合法的姓，而用他任意强加给她的什么姓，必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吗？

关于你认为的已离婚的妻子要遵从的那些习俗，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约翰娜·莫克尔，即后来的约翰娜·金克尔，曾嫁给马蒂约，后来同他离了婚，在她离了婚到和金克尔结婚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叫约·马蒂约，在她发表的歌曲及其他作品上也是这样署名的。

至于沙克，她不过是行使普鲁士邦法第2章第1节第740条赋予她的贵族特权：

“如果公认她（离了婚的妻子）不是有过错的一方，则可重新恢复婚前所属较高等级的地位。”

第741条：

“妻子，尤其是在第740条所规定的情况下，通常有权抉择她是否重新采用原先的娘家姓或前夫的姓。”

即便沙克加入瑞士国籍，或者保留该国国籍，她在普鲁士仍可享用这项权利，不在普鲁士也可以此权利为依据。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姓——凯利，如果现在她不再用威士涅威茨基这个姓，她可以这样做，因为美国以英国的习惯法为基础，按这种习惯法，正如赛姆·穆尔说的，一个人通常使用的姓，就被认为是他的姓，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姓。

可见，这一切对路易莎完全不适用，因为她要受奥地利这个警察国家的约束，这个国家不允许她用别的什么姓，只能用你的姓。

为什么路易莎现在一定要为了迎合你而不能在正式场合用自己合法的姓，而用别的姓呢？难道每一个在公开场合用考茨基这个姓的妇女都该是你的妻子吗？由于人们还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妻子 ［注：路易莎·考茨基，父姓龙施佩尔格。——编者注］的名字，为了不致使人们把你的母亲 ［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当作你的妻子，她是否也要为自己另找一个新的姓呢？人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知道你的妻子，另一部分不知道。前一部分人 知道，伦敦的路易莎·考茨基就是《工人报》和《女工报》上的路易莎·考茨基，她 不是你的妻子。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你提出的改姓的做法绝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你妻子的“娘家”姓是什么。

我已经转告路易莎说，这件事你认为算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对她来说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我担心，你提起这件事以后，恐怕会使她回忆起许多往事，再忘掉这些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你提出这个要求使路易莎非常伤心，恐怕你已经无法弥补了。这件事一直使她心情忧郁，沉默寡言，现在她想自己给你写信。

桑南夏恩打算将《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的英文本推迟到选举[327]结束后出版。那时这里正是不景气的时期，所以9月底以前怎么也不会有什么进展。因此，我这几天要写信给桑南夏恩，以便从他那里得到 确切消息，然后再将手稿[288]寄给你，到时你就可以拿去付排，不过在没有告诉你日期以前 不要发表。

关于可怜的肖莱马，我没有听到更多的情况，可见，没有任何明显的好转。

十分感谢你把有关左尔格和狄茨的事情的进展情况告诉我[324]。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左尔格没有写信告诉我，你所进行的谈判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我本人在着手办这件事之前，必须了解这个情况。狄茨把畅销看得过重了。如果他想成为 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者，他就应该开一个分部，专出非畅销书籍。否则就得另外找人出版。真正的科学文献不可能上万册地推销， 出版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的选举暂时还是一片混乱。但是，自由党人终将从工人那里得到 第一个教训。

　　你的　将军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303]卡·考茨基在1892年5月13日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前妻路·考茨基在社会活动中使用双姓施特腊塞尔-考茨基（施特腊塞尔是她的娘家姓）。——第339、373页。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27日［于伦敦］

我们优秀的肖莱马已于今晨安静地去世了。明天我就动身去那里。

[330]

悼文 ［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将在《前进报》上发表。

你的　弗·恩·

[330]1892年6月29日—7月2日，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参加了卡·肖莱马的葬礼。——第376、377、393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谅你已经先从龚佩尔特那里得到了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已于本月27日去世的消息。我是昨天到这里的[330]，并且得知已经按照医生的愿望做了解剖，结果完全证实了早些时候的诊断：右肺癌瘤。应教授们的请求，葬礼只得于星期五 ［注：7月1日。——编者注］上午十一点半举行，因为他们想和学生一道参加葬礼，但是星期四他们忙于大考。龚佩尔特已经根据你电报上的委托，订购了一个花圈。挽联带上将写上“献给我们亲爱的卡尔——母亲、兄弟和姐妹敬挽”。

我也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献一个花圈。

今天下午，我整理了一下事务性的文件，这样将可以就最必要的事项同遗嘱执行人进行商谈了。手稿我也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篇幅相当可观，不过看来许多东西已经发表过了。

我没有能再见到卡尔一面；今天上午我到这里时，已经盖棺了。

有一点你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对他的照料是再好也没有了，而比他痛楚更少的病程和更为安静的逝世，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心里和在全世界面前，崇敬地悼念他。明天我将把悼文给《前进报》寄去。龚佩尔特寄给你的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那篇写得很好的悼文，是舒斯泰尔博士写的；他是卡尔的一个学生，后来与卡尔同事，任物理学教授。

祝你一切顺利。星期五，你的心将同我们在一起，而我自然也将想到卡尔的母亲、兄弟和姐妹。我们共同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知道这个损失不可避免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可以使我们减轻一些悲痛。

衷心问候你的母亲和所有的兄弟姐妹。

　　你的　弗·恩格斯

安葬以后，我再给你写信 ［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330]1892年6月29日—7月2日，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参加了卡·肖莱马的葬礼。——第376、377、393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7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今天上午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刚安葬好，我就马上给你写这封信。送葬的行列很可观：前面是卡尔生前好友，乘坐马车，还有遗嘱执行人 ［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龚佩尔特大夫和卡尔的房主，接着是欧文斯学院[312]的教授们（他们几乎都来了）和罗斯科，也乘马车，后面是许多卡尔从前和现在的学生。遗嘱执行人请了一神论派（类似我们的“自由公理会”）[313]的传教士施泰因塔耳先生主持安葬仪式，并在灵前讲几句话，这件事他做得很好——他和卡尔很熟悉。如果他的讲话明天上午不能见报，龚佩尔特就将手稿寄给你。送来了许多很好看的花圈；除了家属的和在柏林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花圈外，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同胞——曼彻斯特的德国人敬挽”，以及卡尔从前的学生、他最后一班的学员、他的同事等人送的花圈。

我到这里以后，他们就问我对拟定的保留某些宗教仪式的出殡办法有否异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最合乎死者家属的心意。我不能说，我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但是，在曼彻斯特这里的现有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让遗嘱执行人去决定吧。既然要举行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仪式，那末，由施泰因塔耳主持当然是最合适的了；实际上，这个任务他也完成得很好。要是我提出异议的话，那末葬仪就很可能完全不按宗教仪式举行。可是，第一，我不知道，这样做你家的 所有成员是否会满意；第二，这样，全部责任就会落在我的身上，就得由 我一个人去讲话，结果突出的就不是化学家的肖莱马，而是 社会民主党人的肖莱马了；因而，要使他作为化学家得到充分的承认，最好不要着重强调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面。不然，所有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我在利用卡尔去世的机会，向那些对 我和对社会主义表示冷淡甚至抱有敌对态度的公众作毫无意义的无益的社会主义演说，而这些公众只是出于对墓穴的敬意才不得不保持沉默。我又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讲话，甚至是最必要的讲话，因此我就更不愿意把一个我所敬爱的朋友的葬仪变成挑衅性的示威。假如卡尔自己在遗嘱里对此有所嘱咐，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不管怎样，写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的鲜红的挽联带就够说明问题了，这鲜红的挽联带在其他花圈的白色的花朵和挽联带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这本身就是对英国习俗的大胆违抗。

今天，我把全部文稿拿给遗嘱执行人（他们两人都是德国人）之一菲力浦·克勒普施先生看了；我们还把一些手稿整理了一下，并商谈了最迫切的问题，因此明天我就可以回伦敦去了。

遗嘱首先要到办理遗产的法院去登记，然后交纳遗产税。在这以后才能作下一步的安排。

我已经同克勒普施先生谈妥，家信将退还给你。如果你还要保留其他什么东西作纪念，请你写信给他：

曼彻斯特施塔坦尔鲍威尔公司转

　　菲·克勒普施收

我还向他建议，把马克思和我题字送给卡尔的各种著作另外放在一起，以便你想要时拿去。 关于手稿和出版合同，下次再谈。

衷心问候你的母亲和全家。

　　你的　弗·恩格斯

[312]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的一所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一笔资金创办的。——第353、379页。

[313]1892年6月4日，《正义报》第438号登了一项通知说，在法国要办一份由盖得和拉法格编辑的社会主义日报。——第357页。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敦

1892年7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公民： 刚刚收到倍倍尔的一封信，里面附有给你的一份通知单，现在就把这封信寄给你。[332]我想，你通过德意志银行（伦敦这里可能有分行）就可领取这笔钱，想必你也能够辨认倍倍尔的笔迹。不然的话，请将信退回，我来誊写一遍，使外国人更易辨认。

我和考茨基夫人向你的夫人 ［注：玛丽亚·门德尔森。——编者注］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倍倍尔手头没有你的地址，因此他把银行通知单寄给我了。

[332]倍倍尔在1892年7月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转交斯·门德尔森一份领款证明，此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一位波兰大学生提供的一笔物质援助，该大学生在侨居德国的波兰人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第381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不让我给你写信[333]，换句话说，要我不再写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信，而去写那些使我感到厌倦的信。但是，我是不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不过，即使我是这样听话的人，我对《前进报》就这里的选举[327]所做的天大蠢事[334]还是感到很恼火。对此保持沉默，简直是可耻。《前进报》竟把南帕丁顿写成了伦敦的一个 农村地区，而南帕丁顿是位于市中心，海德公园偏北、瑞琴特公园以西的一个地方，那里可以称为农村地区的只有几个翠绿的街心公园，这些街心公园如能称为农村地区，那末登霍夫广场 ［注：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编者注］也就成为农村地区了！

《前进报》所描绘的英国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他们认为，托利党现在对待工人比自由党要好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反，1850年自由党曼彻斯特学派的一切偏见[335]，现在只是托利党的一种信条，而自由党很清楚，如果他们想要作为一个政党存在下去，就要通过某种方式从工人那里捞取选票。托利党都是一些蠢驴，有时他们能在迪斯累里这样杰出人物的影响下采取一些自由党不能采取的大胆步骤。如果没有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那里就象现在这样，占优势的都是一些蠢驴。托利党已经不象1850年以前那样仅仅是大地主的走狗；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子弟，大资产者和反对谷物法[336]的一些人的子弟——这些人在1855—1870年间都转入了托利党营垒，而自由党的力量则在那些不属于国教会的中小资产阶级身上。自1886年格莱斯顿的地方自治法案[337]提出以来，辉格党和 老自由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后残余（以自由党人非国教徒[338]或自由党人合并派[328]的身分）也转入了托利党营垒。

可见，自由党有必要向工人作些虚假的或真正的让步，主要是虚假的让步。不过他们又蠢得要命，甚至不知道应该 从哪里做起，而且他们很多人被自己的过去紧紧地束缚住了。

目前，选举正象我们设想的那样在进行。自由党获得了微弱多数，同上次选举相比，他们在很多选区甚至丢了一些选票，因此将会淹没英国的巨大的自由党浪潮暂时还感觉不到。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的结果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自由党今天取得肯定的胜利，那就会使动摇不定的庸人们（这些为数甚多的坏蛋）倒向他们一边，这样，他们就要占上风。我们需要一个不过分的自由党多数（包括爱尔兰人），这个多数将使格莱斯顿依靠爱尔兰人；假如他没有他们也行，他一定会对他们嗤之以鼻。

但非常好的是，伦敦东部西镇的工人候选人是凯尔·哈第，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的钱，因而对他们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的人中间的一个；目前，他一个人就使保守派在上次选举中的多三百余票的多数变成了反保守派的多一千二百票的多数。在其他一些地方（阿贝丁等地）， 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工人候选人得了近一千张选票，这也是很好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已为期不远了。

[339]

这里有三种工人候选人：

（1）托利党为了从自由党手里夺取选票而出钱收买的工人候选人。这些人几乎都要落选，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2）拿了自由党的钱、必须为他们效劳的工人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大半是在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地方提出来的。这些人中间有些人，比如说矿工候选人，实质上是自由党人。

（3）真正的工人候选人，他们敢于冒风险，从不考虑他们所反对的是自由党还是托利党。这些人中间，自由党只承认它 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人（凯尔·哈第和白恩士），对其他人则全都反对。在苏格兰，这样的候选人 很多。他们能否当选，还很难说。祝你健康。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你的　老弗·恩·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2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他们主张保持与爱尔兰的合并）。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以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372、382页。

[333]恩格斯1892年6月20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提到自己工作过份繁重（见本卷第373页）。看来，倍倍尔在6月29日复信中说，他的信不要求回复。——第381、390页。

[334]恩格斯指的是发表在1892年7月2日《前进报》第152号上的题为《英国的选举》（《Die　englischen　Wahlen》）的简讯。关于英国在1892年举行的选举情况，见注327。——第382页。

[335]指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了英国自由党的左翼。——第382页。

[336]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速发展。——第382页。

[337]1886年4月，格莱斯顿政府为了取得爱尔兰议员的支持和消灭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地方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变为一个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的自治殖民地，但其内阁受不列颠内阁的控制，不列颠内阁仍掌管其外交、军事和关税。该法案的提出，使格莱斯顿遭到了自由党人的右翼即所谓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328）的反对，并引起了自由党的分裂。1886年6月，由于保守党人和合并派的投票反对，议会否决了地方自治。——第382页。

[338]非国教徒（来自拉丁文dissidere——不同意者）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82、400页。

[339]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见注343）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383、395、404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是星期六 ［注：7月2日。——编者注］从曼彻斯特回来的；星期五我们安葬了肖莱马。如果你要为《新时代》弄到一篇悼文，必须先找一个能以通俗的形式对他的发明和他在科学上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化学家。能够这样做当然很好，不过这需要一个熟悉五十至六十年代有机化学史的人。

当然，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路易莎是怎样得知你准备提出的建议的。收到你5月13日的来信以后，尽管在此以前我就认为路易莎没有理由同意你的意见，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跟她谈谈这件事。你要知道，我是把下面这个想法作为 自己的想法跟她谈的：为了不致弄混，象德国西部和瑞士的夫妇通常做的那样，加上一个娘家姓，她是否觉得可能好些。她以疑问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回答说：你不必费心，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卡尔的主意，而卡尔是他母亲唆使的。劝她不要这样想，也没有用。而且，过了一些时候，她把这件事当作肯定的事实向吉娜 ［注：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讲了，当时吉娜就对她说（毫无恶意地、非常自然地，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必然是这样的），你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过爱德，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路易莎开始责备我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你5月13日来信中有关的一段话念给她听了；这样，至少使她不再继续作种种猜测和设想，因而可能使她安静一些。而且我觉得这段话好象是有意这样写的，以便我在必要时把这段话告诉路易莎。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因为，你要我去同杜西商量，同时你就此事又给爱德写了信，这样，有一点就很清楚了：既然已经有四个人知道了这件事，而这四个人可以说每天都同路易莎见面，那恐怕要不了很长时间，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在她在场的情况下泄露出这件事，这就更糟了；她就会说：啊，你们竟背着我处理起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来了，如此等等。

当然，路易莎把她写给你的信，即信的草稿，在信发走以后，念给我听了。这封信再一次向我表明，第三者任何时候都不应插手没离婚的或已离婚的夫妇之间的事，因为他们之间的事永远也弄不清。譬如我只是从这封信里才第一次了解到，早在刚刚提出离婚的时候，你们就已讨论过并且决定路易莎将来用什么姓。如果这是属实的话——我也没有理由表示怀疑——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不然的话，我也不用同任何人商量，就会立刻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这样做了。

你可以看出，这封信完全是路易莎自己写的。这无须我多说你就可以想象到，因为你很清楚，她是个有主见的人。这封信不该由我来评论，我也不认为我有这个资格，因为这是已离婚的夫妇之间的私事，我能说的只有一点：从我这方面来说，发生的事情既不会影响我同路易莎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我同你的关系。

导言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的德译文我今天将按 挂号印刷品寄给你。这本书桑南夏恩要到9月份才出，所以 9月1日以前请你 不要在《新时代》上刊登这篇东西，这个日期过了以后就无所谓了，——这个蠢家伙让我等得好苦。遗憾的是，德文本是个译本；英文本要通顺得多，你看了会更满意。

十分感谢你把左尔格的事情的进展情况告诉我。[324]一有空，我就去办这件事。

这里的选举目前进行得很好。[327]自由党在取得胜利，如果事情象今天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将以 微弱的多数获胜，就是说，他们将仍然依靠爱尔兰人，这也很好，因为不然的话，格莱斯顿又要哄骗爱尔兰人了，爱尔兰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昨天的投票表明，多数转向了自由党，但格莱斯顿的信徒们所期待的强大的鲸吞一切的自由党浪潮还毫无踪影。相反，自由党却尝到了仅仅在形成中的工人政党的厉害。 唯一的得到极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就是西镇南部选区的凯尔·哈第，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没有拿自由党一个钱，因而对他们没有承担任何义务的工人候选人中间的一个。在其他一些地区，由于同自由党进行了竞争，工人候选人从他们手里夺得了许多选票，至少使他们今后有所顾忌。可以预期，这是 仅仅两个官方政党之间进行较量的最后一次选举了；下一次，工人在这种较量中所起的作用将完全不同。

　　你的　将军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看，我又给你写信了。上次我寄出为《前进报》撰写的肖莱马的悼文 ［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时，曾附了一张便条，请他们给我寄十二份印样——只要登载这篇东西的那一页，而不是要那些五花八门的附页。我要这一页印样是为了拿给曼彻斯特的一些人和这里的大化学家们看的，因为他们应该知道，在化学领域以外，肖莱马是谁的精神产物。不用说，我 一份也没有收到。你是否可以对这些人说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张便条——这样做对党是有很大意义的。希望他们不要迟误，在这里的公众还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以前，赶快把我要的东西寄来。

今天这里的选举结果[327]使自由党很失望。到目前为止，他们赢得了九个席位，就是说，政府的多数由六十八减到五十（托利党：68－9＝59；自由党：0＋9＝9；投票结果：59－9＝50）。昨天他们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但在增加二十五票的情况下，50－25就会由于＋25而得到平衡。假如右派和左派都不能取得真正的多数，那就太好了。但微弱的多数，自由党还是会取得的，这也并不坏。

你们那里俾斯麦的丑闻闹得越来越精彩了。[340]这个家伙想必是完全发疯了；从今天的电讯来看，他是要同卡普里维大干一场的。这没有什么，说不定这会变成一件大好事。只是我们的报纸不要老是叨唠说：这本来是一件刑事案件！难道我们也要象我们的对手那样，非得采取那种官僚、警察、检察官式的做法吗？难道 我们就不能让俾斯麦这个断了腿的老蠢驴尽情地出一次丑吗？难道三天的监禁还不足以把他变成一个受难者吗？普鲁士精神竟这样深深地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前进报》简直是发疯了。[341]它今天写道：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各殖民地和印度，这些地方加在一起叫做大不列颠。而这个名称指的只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甚至爱尔兰也不包括在内（正式名称：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别的就更不用说了！难道这些人非得把他们自己和我们变成全世界的笑料吗？

魔女正在楼下欣赏我们以前一位女仆的婴儿，全神贯注地抚爱他已经有两个小时了，我都无法把她拖上来给你写上几句问候的话。因此，假如魔女在截邮前最后一分钟还不上来的话，我就只好单独一个人向你和尤莉娅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衷心问好了。

　　你的　老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将军硬说我抚爱婴儿长达两小时之久，这只能证明他自己无能，因为，要是这样的话，他这封信也就整整写了两个小时；如果他在给你写信时还感觉时间过得太慢，那对我来说就更引以为荣了。不管怎样，你看，孩子已经不在了，现在我自己可以向尤莉娅夫人表示衷心问候了，孩子有多大的吸引力，你们三人之中她当然是最清楚的。也向你问好。

　　魔女

［恩格斯的附笔］

说我这封信写了两个小时，这完全是这位魔女（这是她自己这样称呼自己的）的臆造。我就肖莱马的遗产问题替他的遗嘱执行人写了一篇内容十分复杂的法律方面的文章，而她却让孩子去吮自己的指头。她的这通胡言乱语就是这样吮出来的！

［路·考茨基的附笔］

一个孩子竟能从我的指头吮出深奥的道理，使将军能够写出一篇法律方面的文章，这真是新闻。呆子才会相信。

［恩格斯的附笔］

让她说最后一句吧。

［路·考茨基的附笔］

已经写上了。

［恩格斯的附笔］

算了吧！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40]指1892年6月俾斯麦去维也纳参加儿子婚礼时的一系列讲话。俾斯麦在自己的讲话中和对维也纳报纸《新自由报》发行人的谈话（6月24日发表）中批评了自己的继任者——卡普里维首相的“新路线”（见注266），同时吹捧了威廉一世的政策。——第388页。

[341]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1892年7月5日《前进报》第154号上的简讯《英国的选举》。——第388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看，这就是你不让我和你通信的结果。[333]我又给你写信了。今天上午送来了几份载有悼文 ［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前进报》，所以在这方面一切都解决了。

选举进行得很好。

[327]

（1）自由党的成就小得可怜，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对手的成就或其他令人信服的征兆（选票的优势日益缩小，往往几乎化为乌有，等等）所抵销，以致在下届议会里格莱斯顿最多只能取得一个 微弱的多数，也可能无论是他还是托利党都不会得到什么多数（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多数）。这就意味着，议会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解散并进行新的选举，而且将依据会使自由党的票数增加的法律来 为新的选举进行筹备；而这些选票只能是新增加的工人的选票。即使还是由托利党执政（这恐怕不大可能），他们也要设法增加新的选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他们又只能到工人那里去找这些选票。这样，今后就会：（1）消除在细小问题上进行种种刁难的情况，而这种刁难目前在每个具体场合下使工人难于行使以通常形式赋予他们的选举权[342]；（2）采取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措施。

自由党从对手那里赢得了十六个席位；上届内阁的多数是六十八个席位。如果减去丢掉的十六个席位，再减去被对手夺去的这十六个席位，一共就要减去三十二个席位。托利党就还剩下三十六个席位的多数。这样，假如自由党再赢得十八个席位，两党的票数就相等了。我想，还是会赢得几个席位的；恰恰是在所谓的各个郡里，反对农村地区大地主封建压迫的反对派最强，因而那里的小资产阶级都不投保守党的票，而伦敦这里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却由于要同参加选举的工人对立和热中于庸人习气而投保守党的票。格莱斯顿可能会得到显然包括爱尔兰人在内的多二十票的多数，但他以这样的多数势必无法驾驭政局。爱尔兰人一定会要求地方自治，而格莱斯顿又无法以多二十票的多数同上院相对抗，使这种自治得以通过。那时将会乱作一团。

（2）唯一取得辉煌胜利的是 新的工人政党。凯尔·哈第使托利党在上次选举中多三百余票的多数变成他自己的多一千二百票的多数。约翰·白恩士赢得了多一千五百六十票的多数，而他的自由党先驱上次才赢得多一百八十六票的多数。在密德尔斯布罗（约克郡的铁矿区），海员和搬运工工会书记威尔逊（钻营之徒，而他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新工联运动[343]）获得四千六百九十一票，战胜了自由党人（四千零六十二票） 和托利党人（三千三百三十三票）。与此相比，自由党人所得票数的可怜优势就显得大为逊色。

（3）在三个提出了合适的经过充分酝酿的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工人候选人尽管受挫，但 也使自由党人失利。

在索尔福，工人霍尔得了五百五十三票，但自由党人也就 仅以三十七票之差居于少数而败北。

在格拉斯哥（卡姆拉希），肯宁安-格莱安（九百零六票）受挫，但自由党人也由于差三百七十一票不够多数而失利。

在格拉斯哥（特雷德斯顿），工人候选人伯利（一般说来，他是个无用的人）得了七百八十三票，而自由党人得的票比托利党人还要少一百六十九票。

其次，在其他许多地区——阿贝丁、格拉斯哥（科利兹）、布莱得弗德——自由党人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丢了许多票，少则九百九十票，多则二千七百四十九票，这些票落到了反对 两个党的工人候选人的手里；这样，下一次工人将成为这两个党的直接威胁。

总之，工人政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下一次，两个老党都会向它提议实行联合。托利党，只要它还是由现在这些蠢驴领导，是不值一提的。自由党还是应该考虑的。对爱尔兰人也是这样。帕涅尔由于一件滑稽可笑的对妻子不忠的事遭到迫害[344]以后，一下子成了工人的朋友，议会中的爱尔兰先生们一旦发现有工人才能使他们实现地方自治时，也会这样做的。那时，将会开始出现妥协，连故意不参加这次选举的费边社分子[19]也会重新钻到前面来，但这种事在这里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毕竟象你所看到的，在向前发展，这是主要的。

世界历史的绝妙讽刺是：两个老党 都不得不求助于工人，向他们作出让步，以便继续执政或夺取政权，同时它们又都感觉到，它们这样做正好帮助了它们的继任者。不过它们又不能不这样做！同在历史的发展中初露头角的令人震惊的幽默相比，我们那一点点机智又算得了什么呢！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

你的　弗·恩·

如果你要写信给肖伯纳，你可以把康拉德·施米特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作为对他们“奥地利价值论”[345]的一个批驳材料推荐给他。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33]恩格斯1892年6月20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提到自己工作过份繁重（见本卷第373页）。看来，倍倍尔在6月29日复信中说，他的信不要求回复。——第381、390页。

[342]指1867年和1884年在英国实行的两次议会改革。

1867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次在183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少于一年、所付房租不少于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

1884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

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给了英国一部分熟练工人以选举权。但是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90、407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44]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反动派对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查·斯·帕涅尔的迫害。1889年底，在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328）的挑唆下，帕涅尔被控告对妻子不忠。法院认定帕涅尔有罪的判决（1890年11月），是英国自由党人，即格莱斯顿的拥护者向帕涅尔发动进攻的信号，——格莱斯顿要求解除帕涅尔的爱尔兰议会党团领袖的职务。这场从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立场出发向帕涅尔进行的攻击，其目的在于迫使帕涅尔退出政治舞台，引起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分裂和削弱。对帕涅尔发动的进攻，得到了爱尔兰党团的右翼和爱尔兰天主教僧侣的支持，他们害怕帕涅尔的影响，并且不同意他的要求地方自治的倾向。这场运动导致了爱尔兰议会党团的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削弱和帕涅尔的死亡（1891年）。——第392页。

[345]恩格斯指的是“边际效用”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所谓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了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传很广。这种理论的创造者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斯·杰文斯。

并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言。——第393页。